10月8日 几个令人困惑的问题
今天准备在开封党校招待所整理访谈资料。
上午8时，程校长来访，请我给党校全体学员与教师分别作一场学术报告，题目由我自定，我当即允诺。受人恩惠，理当报答。党校学员，大多是县、乡党政官员，给他们讲“廉政与‘过五关’”问题。对全体教员谈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若干理论与实践问题”。
上午10时，李永成陪其女友小兰前来辞行。这位受过中等教育的农村姑娘已在汝州、郑州、洛阳、开封一带闯荡多年，在家乡，还留着她的那份承包地，但两眼望着城市，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打开一条通往城市生活的道路，在现代城市找到一个属于她的生活位置。如今在汝州市一家电子吸尘器厂找到一份推销吸尘器的合同工，月薪三百，另据推销额提成一个百分点。此次与我北上邯郸，是她首次推销活动，然而客户们感兴趣的并不是她所推销的产品，而是她本人。颇有几分姿色的她，差一点成为别人的猎物。一个心志颇高的农村姑娘想在城市中谋生，一个女孩要在男人世界中周旋，实非易事。小兰的妹妹曾对永成说：“如果在城里找不到一份像样的职业独立谋生，她将使用女人的最后一个武器——嫁人。”“只要这个人有权，或有钱，就是六十岁的老头，我也愿嫁给他。”这是她为脱离农村进入城市所愿支付的高昂代价。然而小兰依然希望通过自己的奋斗，在城里找到一份体面的职业与爱情。说起来，这一要求并不过分，但对农民子弟来说，却近乎美好的梦想。我衷心祝愿这位姑娘的梦想成真。
我送小兰至校门口，握手话别，她说：“这次有缘，得与教授相遇，聆听你的一番言教，受益匪浅，我一定铭记在心。此次告别，或难再见，心中别有一番惆怅之情。”出语不俗，令人感动。在中国广大乡村，像小兰姐妹那样处于乡村与城市边缘的人物，构成了一个十分特殊而庞大的社会阶层。这一阶层的社会身份依然是“农民”，在家乡还有他（她）们的承包地。但他（她）们的生活价值取向已“城市化”了。他（她）们再也不愿过父辈们那种厮守着土地的贫困生活，准备不惜任何代价进入城市。这一方面给中国社会的转型注入了强大的活力，另一方面也给中国社会的转型过程带来难以预测的诸多变数。因为这一社会阶层的人数毕竟太庞大了，而城市经济增长所能提供的新职业毕竟有限。即使在城市中所争得的职业，大多是低薪且高度流动的，这使他（她）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无法在城市内安家立业。这一流动于城乡之间而找不到生活位置的青年男女内心所逐渐积压的失望与怨恨将给中国社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实在应引起我们特别的关注与研究。
中午，程校长请前来讲学的省党校张教授吃饭，我也应邀入席。席间，这位经济学老教授谈及“国有企业改革成本由谁支付”的问题。
老教授说，中国的改革始于农村，农村改革之顺利，超出了人们的预料。其实，从经济学角度来说，也不难理解，因为从集体耕作制向家庭土地承包制的改革过程，无须谁支付成本。相反，从农业生产效益的提高中，农民、国家与社会都受益，真可谓皆大欢喜。农村改革的成效曾一度鼓舞起城市改革的盲目乐观主义情绪，以为用农村改革的办法来解决城市经济问题是同样有效的，然而情况恰恰相反。城市国有企业改革搞了十多年，然而国有企业的经营状况每况愈下。人们终于认识到，国有企业的改革是需要支付高昂的成本的，它不能像农业经济那样，只要改变一下经营机制就能收到实际效果。国有企业改革的成本包括：拖欠银行的巨额债务，技术设备更新的投入，退休职工的养老金与医疗费用，大量下岗职工的失业救济与培训转岗费用，还有，从一位端惯铁饭碗的国有企业职工成为随时有失业可能的雇工而带来的精神压力，等等。这些成本与费用到底由谁来承担与支付？由国有企业本身吗？如果通过“政企分开”、“转变经营机制”就能使国有企业取得如农村家庭承包制那样的效益，那由它们来承担改革费用是可行的，但问题没有那么简单。因为这些沉重的改革成本正是国有企业日益衰败的重要原因。由工人来承受改革成本吗？这不仅在道义上讲不过去，在经济上也不可行。然而在事实上，大量下岗失业的工人正在承受改革的成本。长此以往，恐怕会激发起大规模的抗议与骚乱。
他说，国有企业改革的成本只能由国家来支付。这样，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必须控制与缩小雄心勃勃的投资计划。这确实是一个矛盾：要维持中国经济高速稳定的增长，国家必须集中大量财力投资于能源、交通、水利、通讯方面的建设，从而无力支付国有企业改革的巨额成本；如不能支付国有企业改革成本，则国有企业日益陷入绝境，大量工人的失业更会酿成社会的动乱。他说，改革从来有两种思路：一种是宁可慢一点，但要稳一点；一种是跳跃式发展，每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就从中国经济与社会情势来看，还是第一种思路比较可取。在当前，国家应集中精力解决国有企业及习惯于端铁饭碗的国有企业职工问题了。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在谈及竹林村、京华公司这类河南农村集体经济的典型时，这位经济学老教授说，河南人就喜欢搞这种花瓶，供人参观，其实没有什么推广价值。虽说，他们在出名前曾有过一段艰苦创业的经历，但迅速地发展到这样的经济规模，主要靠银行贷款与政府支持。接着他说了一则李鹏来河南考察时的掌故：有人建议李鹏到竹林村去看看，他开始答应了，但随后找人询问竹林村向银行贷款情况，回答是“5个亿”。李鹏说：“5个亿，投到哪儿都行，何必竹林？”于是拒绝前往参观。（我无法核实这则掌故的真实情况，录以备考。）老教授又说：“京华公司靠银行贷款搞什么豪华宾馆、度假村、京华园，有谁去住去玩？”我说“靠慕名而来的大批参观访问者啊”，老教授笑而不语。
晚7时，永成帮我请来几名学员开座谈会。一名县政法委主任，三名乡镇党委书记，年龄都在三四十岁之间，皆大专文凭。河南县乡两级官员，差不多年轻化、知识化了。我主要请他们谈谈农村基层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谈谈他们在多年的农村工作中所遇到的困难与忧虑。
一、关于现行的土地家庭承包责任制问题。
他们说，中国的改革始于农村，农村的改革始于土地家庭承包制。如今全国上下都说集体化搞糟了，都说分田单干好。其实，这种说法既不客观也不公正。应该说，集体化与分田单干各有利弊。河南省直到1983年才全面推行分田单干，行政指令，一级一级压下来，非分不可，而且分得越彻底越好。多年来的集体积累，一夜之间化为乌有。还美其名曰“分光吃光，不留后遗症”。其实，最大的后遗症就在于，村集体一旦没有自己的经济来源，村委就形不成一个健全的组织，有许多公共事务就办不成。村委组织的健全与否，关系十分重大，因为村委组织乃是党和政府与千百万农户的直接接触点，是中国农村社会基层政权的一块基石。
他们说，如果当时不采取强硬的行政命令，不搞一刀切，而是充分尊重各公社、各大队、各小队的实际情况与村、组农民的多数意愿，那就好了。如果干部与群众愿意继续走集体化道路，就让他们继续搞下去；如果干部与群众愿意分田单干，那么就分田单干。总之不必用行政指令强求一律，让两种体制有个竞争、有个比较那该多好。就河南农业来说，在集体化时代各地发展很不平衡。有些公社与大队，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小麦亩产已近千斤，耕地基本上实行机械化，集体积累也比较多。像这样的大队，多数农民对分田单干的要求并不迫切，甚至没有这个要求。就从开封数县情况来看，如按原来的道路走下来，小麦亩产普遍达到目前的水平（平均亩产600～700斤），似乎并没有什么大问题。更为重要的是，那时农村没有贫富分化，干部比较廉洁，社会治安状况良好，当时几个公社合用一个派出所，每个公社只有一名公安干警，公社党政机构少则一二十人，多则二三十人，哪有现在这样庞大？！
他们说，推行土地家庭承包责任制，从1983年算起十几年过去了。客观地讲，农民群众是接受这个制度的，但从农村与农业管理的角度来说，分田单干也暴露出来不少问题：一是村集体没有独立的经济来源，因此，这一级基层政权组织的基础不牢靠。二是大型农田水利建设的规划与投入十分困难。三是对土地本身的投入与耕地的有效使用问题。中央一会儿提出搞双层管理，一会儿提出推行两田制，前几年又提出稳定土地家庭承包制一定30年不变。中央似乎想用上述政策来解决土地家庭承包制所带来的诸多问题，但执行起来困难重重，套句时髦话来说，难以操作。如硬性推行，又会产生新的更严重的问题。例如，土地承包，一定三十年不变，但在这三十年内，家庭的人口却不断发生变化。女嫁它村，难道不得回老家耕种自己的那份承包地？有些农户全家经济重心转移到城镇，听任耕地荒芜是不是一种耕地资源的浪费？转包取租，是不是一种变相剥削？人口增加的农户强烈要求重新调整耕地，而人口减少的农户拿着中央一定三十年不变的文件拒绝分出耕地。那些该分而未能分到土地的农民往往暗中破坏别人的庄稼果树，或借口拒交公粮。我们乡镇这几年发生好几起这样的案件。又如村与农户的双层管理，管理是要成本要钱的，没有独立经济来源的村，只能在耕地上打主意。在人均耕地较多的村，这倒不失为一个办法，但在人均耕地只有一亩左右的村，能把多少耕地收归村集体所有？
他们说，中国农民，发家致富的积极性历来很高。如今的社会风气是人人只知道抓钱，尚未富裕起来的人，看到已富裕起来的人盖楼房、摆阔气，于是心怀不满；已经小富起来的人看到大富起来的人，同样心怀不满。人们为自己谋利的积极性确实是充分调动起来了，经济比从前确实发展了一些，绝大多数农户的生活水平也有所提高，但社会秩序混乱了，信仰没有了。就地方基层干部来说，整天忙于落实上面来的各项任务，头脑里却是茫然得很，没有一个方向，不知道整天忙碌的意义到底在哪里，总觉得这样下去，说不定哪天会出大问题。我们到党校来学习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但与农村社会生活一对照，似乎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理论上讲的是一套，现实生活的实际情况又是另一套，完全对不上号。
二、关于地方党政机构与人员的日趋膨胀问题。
某镇委书记说，该镇共有5万余人口，吃镇财政饭的人数就近600人：其中镇党政机关各部门人员250人，中小学教员（尚不计民办教师）250余人，离退休的干部与教师80余人。每人年薪以3 500元计，光这一项支出每年高达210万元。我问乡镇党政机构为什么那么庞大？他说原因有两个：一是公社时期所建立的机构没有取消，为解决农村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又增设了不少新机构。例如，为管理城乡用地，增设了土地管理站。为管理村提留乡统筹款，增设了农经站。原来计划生育工作只是公社妇联主任的一项兼职，如今增加到三十余人，计划生育部门成为镇政府最庞大的机构。原来每个公社只有一名司法员与公安干警，如今各乡镇成立司法所与派出所。二是县里的劳动就业部门每年要该镇安排十几名复退军人与大中专毕业生。党政机关成了就业场所。上级党政机关领导私人介绍过来的人员，也不能不给他安排一个位置。由于上述两大原因，尽管天天在喊精兵简政，实际上机构与人员年年在扩大，乡镇一级是如此，县、市级何尝不是如此呢？各级党政机构增设人员不断增多，政府开支自然逐年增加，这在工商业不发达的地区，这笔支出必然直接或间接地落到农业与农民头上，在他看来，这是导致农民负担有增无减的重要原因。“各级官僚机构如此地扩张下去，依我看，河南农村与农民不出五年、十年就有可能被压垮。我们这些在基层政府工作的八品芝麻官，对此都忧心忡忡。如今还有我们乡、村两级替上面顶着，但已弄得焦头烂额，喘不过气来，且动不动受上面的批评与下面的指责，一旦连我们也顶不住的话，那整个上层建筑不是有倒塌的危险吗？”
三、关于农民负担问题。
他们说，农负问题，近几年来被上级领导的讲话与新闻媒体炒得火热。仿佛农民负担的加重只是乡村两级干部横征暴敛的结果，又仿佛横征暴敛得来的民脂民膏，全被乡村两级干部中饱私囊，大吃大喝掉了。这种舆论既不公平，又很危险。在乡村两级搞出几个贪官污吏，并不能证明全国大部分乡村干部都是贪官污吏。贪官污吏各级都有，毛主席身边还出个林彪、“四人帮”呢。确实，直接向农民要钱要粮、刮宫罚款的是乡村两级干部，但计划生育执行的是中央政策啊，要上来的钱粮，相当一部分还不是给上面各部门拿走了。再说，要养活那么多吃皇粮的人，还要发展农村经济搞基本建设，都得大把花钱，光维持乡镇中小学教育经费，就得用去全乡镇60%左右的财政收入。
他们说：“我们来自农村，来自农民，我们的父老乡亲就生活在农村，对过重的农民负担，我们怎么会不知道？！谁愿意带着人到村里去挨家挨户征粮索款？！这还不是上面压下来的硬性任务迫使我们这样做的。这个税、那个费，哪一项是我们发明的，还不是出于上级政府与部门。老实说乡镇名为一级政府，其实只是市、县党政的执行机构而已。我们替上级政府执行下达的各项指令，限定时间，必须完成，出了问题，又指责我们作风粗暴。农民负担那么重，他们会自觉自愿地把钱粮罚款送到乡镇政府来吗？他们不缴，我们去要，能做到心平气和吗？碰到一些大胆的钉子户，能不闹起来吗？因此，要真正改善干群关系，改善农民群众与基层地方政府关系，关键是切切实实地减轻农民负担，而要真正做到将农民负担降低到他们乐于承受的限度之内，一是要精简日益庞大的上层建筑机构，二是上面少拿一点。但这有可能吗？”看看历史吧！统治阶级的既得利益只会扩张，那会自动自愿地缩减的？！
他们说：“官方核定的电价，每度农用电只有四五角，但电力所实际向农户收的电价，每度电少则七八角，多则一元多。这个差价部分被谁收去了，是我们乡镇政府吗？不是！是被电力部门拿去了。再说指派我们订购的各种报刊杂志吧，各个镇每年至少得花十几万元，这笔钱还不是被上面有关部门以漂亮的名义榨取了吗？这笔钱最终不是转化为农民负担分摊到农户头上吗？！报刊杂志不是不要订阅，而是说应该让我们根据实际需要有选择地订阅。如今，各部门几乎都有自己的机关报，都强调自己刊物的重要性，都强迫指令各部门的下属机构订阅，实际上成了一种变相的摊派。事实上，这些内容重复、信息量低的报刊杂志，利用率极低。报刊杂志作为一种商品，多少也得遵守市场经济原则呀！利用行政力量强行摊派，名为宣传教育，实出于部门利益，这不是滥用行政权力吗？中国农村推行土地家庭承包制，经济改革似乎走到了尽头，而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日益突出。如果听任各级党政机构的扩张，部门利益的扩张，农民负担只会加重而难以减轻。若不把农负减到合理的范围之内，总有一天会出问题的。”
座谈会持续了三四个小时，临别之际，我对这几位八品官说：“农业这一块，效益比较低，且人均耕地只有一二亩，单靠农业，在正常年景维持一家温饱，略有积余已属不错了。每亩全年所产，除去居高不下的农用成本，收益不过五六百元。一家四口，加上家庭副业收入，全年收入三四千元，已属中等偏上。日常衣食、造房、婚嫁、养生送死、教育、治病、人情往还皆出其中，单凭农业尚难应付，能够缴给地方政府的粮钱，必然十分有限。农业这块小蛋糕原则上讲，只能留给农户自食。地方政府，尤其是乡镇政府应倾全力发展工商经济，且最好与各农户的农业与饲养业结合起来。发展工商业，关键在于市场，在于效益。市场与效益是第一位的，有了市场与效益，资金自然会有，因为社会资金的本性是流向效益的，恰如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一样。乡镇政府只有将自己的财政收入的重心，从农业转到工商业，从农户转到企业，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负担问题，并有余力帮助农业与农民。也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改善干群关系，改善农民群众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以前使你们焦头烂额的事，便迎刃而解了。”四位官员听此一言，皆争相邀我到他们乡镇去考察，并请我给乡村干部作一场报告。我欣然允诺，因为他们发给我一张进入他们领地调查的入场券。
回到宿舍，已是深夜11时，却无倦意。方才出自河南乡镇官员的若干观点，搅得我心神不宁；“信仰没有了……没有一个方向。不知道整天忙碌的意义在哪里？！总觉得这样下去，说不定哪天会出大问题。”“一旦我们也顶不住的话，那整个上层建筑不是有倒塌的危险吗？”“统治阶级的既得利益，只会扩张，哪会自动缩减的呢？！”……这是在稍有头脑的地方官员中普遍感受到的社会危机意识吗？还仅是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迷惘与不适感？这与流行于上层社会与舆论中的自信，乐观言论，为什么形成如此巨大的反差？哪一种意识更接近中国经济社会未来发展的实际趋势呢？不管怎样，居安思危乃是中国的古训。而危言警告往往切中时弊。对中国现代化的实际过程，我们最好持一种谨慎的乐观态度。因为悲观是没有出路的，盲目乐观又会酿成大祸。在偌大一个古老东方大国，采取不平衡发展战略，确能在较短时间内形成若干“现代化之飞地”。但无法将数亿小农拖进现代化。落后不只是一个经济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政治、文化问题。采取让一部分先富起来的发展战略，确能在较短时期内造成一个直接模仿西方人消费的社会阶层。在广大中西部地区，“经济基础”依然是规模狭小，效益低下，且分散的小农经济，而“上层建筑”却日趋庞大。各级官吏一方面强烈要求按照先富者设定的消费标准进行消费，另一方面他们要进行“政绩投资”以求升迁。各级地方政府，部门与官吏的消费扩大，确实有压垮小农经济之可能。这决非危言耸听！至于在推行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能否给各谋其利的人们以一种共同信奉的“信仰”？我历经多年思索仍无法提供一个能令自己信服的结果。然而，一个转型中的庞大社会，没有基本的“信仰共识”，又何以能建立起新的社会秩序？没有共同信仰的富裕，比有信仰的贫困更为可怕，这是我敢断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