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5日 如何确定“人均年纯收入”
又是一个阴雨天气，随身携带的两件绒衣似乎已难御北方初冬的寒气。
上午9时，D副县长委派他的秘书小张陪同我走访县志办。年近60岁的县志办主任原是位中学教员，博学且好客。当我说明来访目的之后，他便兴致勃勃地谈论起来。
——M县城东靠山，西临洛河。该城最早建于北魏年间，至今已有1 500多年历史。发源于秦岭的洛河自西向东横贯县境。全县有川地、丘陵与山区三种地形。川地常遭山洪之害，而丘陵、山区常受旱灾之苦。据统计，从1950年到1990年的40年间，全县旱灾39次，山洪33次，几乎年年遭灾，往往旱、洪并发。两害相比，山洪危害较小，旱灾危害甚大。近三年来差不多全是旱灾。由于自然灾害十分频繁，M至今仍是国家级贫困县。处于伊洛两河的各县情况差不多都是如此。一遇稍严重一点的旱灾，丘陵山区的人、畜饮水都发生困难。1991年我到某乡搞社教，恰逢大旱，我带领村民到十数里外的水库去运水，定量分配人、畜用水。不久连水库的水都用完，只得到更远的地方去取水。丘陵山区，几无植被，无论沟地坡地巴掌大的平地、台地全部开垦为耕地。遇雨即成山洪，水土流失十分严重，遇旱即成灾。生态环境的恶化，天旱缺水，是制约伊洛流域数县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要解决这个问题，一是要搞大型水利设施，但巨量的投入从何处而来？二是丘陵山区的许多土地要退耕还林，但大量人口往哪儿迁移？
——关于M县人的来源，据村民传说，是明初时从山西省洪洞县迁移而来。我们为了编撰县志，曾到各乡收集族谱家谱。共收集到十余部，大体证实这一传说。我还到山西洪洞县作过考察，传闻中的那棵大槐树，如今已是第三代了。据查询，明初在山西洪洞县设人口迁移总办事处，迁移范围涉及3州、5府、52个县。迁入范围波及河南全境。由于年代久远，如今村民只知其祖上从洪洞县大槐树下迁出。
查清代M县志，所载人口一直维持在十六七万或十七八万间，直到民国才突破20万。古代人口统计是否可信，实在说不清楚。修志嘛，只得凭借旧志资料，如今M县人口，已超过50万。
——宜阳县共划分19个乡镇，350余个行政村，约有一千七八百个自然村。由于全县有河谷川地、丘陵与山区三种地形，故而村落规模大小十分悬殊。小到所谓‘三家村’，大到6 000人口的大村落。一般来说，山区村落规模最小，丘陵次之，川地最大。
关于各村落的姓氏结构，全村落只有一姓一族的所谓“单姓村”并不多，且主要分布在山区、丘陵的小村落内；“杂姓村”，也不多见。绝大部分是“主姓村”：全村落有一二大姓，加上其他小姓杂姓。村里的大姓或主姓通常是该村最古老的姓氏，迁祖可以追溯到明初，但也有不少例外。子孙繁衍，有昌与不昌。小姓升为大姓，大姓降为小姓的情况也是有的。至于主姓村内各杂姓来源，大体有四种情况：一是投亲靠友，落户于此，二是上门女婿，后复归本姓。三是外面来的手艺人（理发师、缝纫师、铁木匠等）与小买卖者定居村内，四是解放前地主家的长工、雇工，解放后土改分得田地，定居下来。还有一种情况是，解放后大搞水利建设，库区移民分散于各村，成为村内异姓一大来源（计划经济时代建成的水利设施，如今大多老化，利用效率逐年降低）。
——关于M县村民吃、住状况，县志办主任说，M县（包括伊、洛流域各县）是全国重点贫困县。对于吃，有吃得饱与吃得好两个层次问题。对于我县绝大多数村民来说，只是一个吃得饱还是吃不饱的问题，也就是一个粮食问题。他有三句话：一、绝大多数农户，全年所产，够吃一年，少数略有余粮，另有少数农户口粮不足。二、风调雨顺之年，夏秋两熟丰稔，则口粮充足，一遇水旱之灾，一熟歉收，则粮食紧缺。如一熟基本绝收，一熟歉收，则非由政府救济不可。三、川地村民基本解决口粮问题，山区丘陵村民并未解决。另外，川地村民的全年主粮是小麦，而丘陵山区村民的全年主粮是红薯。基本上是“一熟红薯半年粮”。
关于住房条件，川地村民与山地村民也有很大差别。他说：“在洛河川地，你所说的第一代住房（砖瓦结构的平房）起于70年代末，到80年代进入建设高潮。如今，这一过程基本结束。当然，在川地各村，还能看到一些土坯房，但除少数老人居住外，一般移作他用：或作畜厩，或作柴草杂物间。自90年代初，开始出现少量楼房，即你所说的二代房。在川地，楼房通常沿公路而建，兼作商店或其他经营场所。在山区丘陵地带，平房建造要晚一些。如今，近半数村民住进了砖瓦平房，另有半数依然住老式土坯瓦房，还有一些村民住在窑洞里。光靠农业这块收入，要改善居住条件是极其困难的，或说几乎是不可能的。要盖砖瓦房，得有外出打工收入。至于盖楼房，通常是办厂经商者。普通二层楼房，造价起码三四万元。”
——关于M县种植结构情况，他说，夏收是小麦，秋收是红薯与玉米。这种种植结构相传或有数百年之久。直到1986年，某县委书记入主M县，方开始大力推行烟草与苹果，尤其是烟草，乡乡推广，村村种植。由县党政规定的种植面积落实到乡村，分摊到农户。动机或许是不错的，因为一般想来，烟草与苹果的经济效益远高于传统作物，县、乡政府可以从中得到农林特产税，增加财政收入，于民于政府皆有利。问题是，大家都种植苹果，苹果的价格就下跌。今年最好的苹果只卖到0.4～0.5元一斤，差一点的还没有人要。农民无利可图，又占着有限的承包地，听说有许多农民忍痛砍掉果树当柴烧。烟草的种植与烟叶的焙烤既费劳力又需一定的技术，缺乏劳力与技术的农户，烟叶质量达不到收购标准，卖不出价，赔累不少。另一方面，烟草的播种面积与税收指标同时下达到各乡、各村，无论农户种与不种、种多种少，卖得起价或卖不起价，一律按摊派的面积与税额征收钱款，村民叫苦不迭。富农的政策成了害农，这些年农民上访上告，相当一部分根源于此。
此次初访M县，就能遇上这么一位有杜甫、白居易心肠的长老，实令我感动不已。他对本县状况的熟悉与坦诚，使我确信他的全部陈述都是真实的，从中我可以推知伊洛流域生态环境、村民生活与地方政府的大体状态。这块中华文明的发祥地曾经哺育出伟大的都市洛阳，如今经过数千年的开发利用，整个自然生态环境处于严重的退化之中。此类地区如何脱贫致富？这是一个十分严峻的问题。
中饭时，W副书记在招待所餐厅找到了我。刚一见面，即连声道歉，说是这几天忙于应付市计生办检查团，实在无法脱身。我向他简述了此行目的及调查计划，并重点强调我的调查只供学术研究之用，对M县及其本人绝无不利影响。他笑道：“你是老孟介绍来的朋友，他在电话里多次称赞你的为人与学问。老孟的朋友也就是我的朋友，我哪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在调查期间，他把他的专车交给我使用，并委派他的秘书C科长陪同我全程采访。并说：“遇到什么困难，随时找我联系。”年近50岁的W副书记，看上去十分朴实。
下午1时，由C科长、司机陪同我访L镇。C科长，年30岁，文科大专生，豪爽健谈。司机，40来岁，复员军人，为人也十分爽快。L镇位于县城西三四十华里的洛河川地内，河川之南北为丘陵台地。雨后川地小麦，长势良好。下午2时半，车到L镇。镇委书记下村检查计划生育工作去了，分管农业的镇长接待了我。谈话之初，如同下级对上级的工作汇报。然而，我很快将“官场汇报”转入推心置腹的讨论。
一、L镇概况。
全镇管辖29个行政村，126个自然村，人口共计52 819人，12 020户。从人口上讲是全县第二大镇。现有耕地68 470亩，其中水浇地15 600亩，其余为“靠天吃饭”的山坡台地（每个村落平均95户，约400人，全镇人均耕地1.3亩，户均人口4.4人）。镇长强调，川地与山地，亩产相差很多。在正常年景，一亩川地（即水浇地）小麦700斤左右，山地一亩只有300来斤；一亩川地的玉米可达800斤，而山地只有400来斤。这就是说，一亩水浇地相当于两亩山地。
二、关于村民人均纯年收入。
他说：“全镇村民人均年收入，今年我乡上报到县的数目是792元。”我插话问：“我在河南各乡村采访，据他们说，各村上报到乡、各乡上报到县的人均纯收入数，通常都有一定的水分。你们乡镇有无这种情况呢？”镇长沉默一会，说：“水分嘛，总是难免的。”我又问：“你是分管农业的镇长，对农业情况一定是很熟悉的，那么在你看来，全镇村民实际人均年纯收入是多少呢？”他说：“要准确统计全镇村民的人均年纯收入是十分困难的。分田到户后，各家分散经营。种植结构也有些许差异。打工、经商收入史难估计。据我的粗略估计，就农业这一块而言，全镇村民人均年纯收入在400～500元之间。我镇近三年来，连遭旱灾。三年六熟，有五熟不同程度地歉收，其中二熟歉收严重。全镇村民的人均年纯收入，恐怕在400元左右。这是实话实说。外出打工这块收入，各农户之间差异很大，山地村民与川地村民的情况也很不一样。山地村民，交通相对闭塞，世代守着土地，只知向土地上投放劳力，外界可以利用的亲友关系甚少，故外出打工者的比例远比交通比较便利的川地村民低。至于办小厂与经商的村民，全镇毕竟是极少数。这一块收入极难估算。所以，人均年纯收入是个随意性很大的数字。”我追问道：“那么你们今年上报的792元是依据什么来确定的呢？”镇长说：“主要的依据是去年上报的数目，再增加一个百分比，便是今年的上报数。”听闻此言，我着实吃惊。于是又问：“地不增产，且不加宽，而上报数年年递增，为什么要这样弄虚作假呢？”他苦笑一下说：“问题很简单，我镇五六年来，镇党委书记换了三位，如今已是第四位。差不多一两年换一任。每任调离时，上报的人均年纯收入数总不见得与接任时完全一样啊！再说，辛辛苦苦干了一两年，总有点成绩吧。这个成绩表现在哪里呢？主要就是这个人均年纯收入增长量。五六年前，我镇上报的人均年纯收入大概是500元多一点。每年增长8%或10%，五六年下来，不是增加到800来元了吗？实际情况是，由于连续三年的旱情，人均年纯收入还有所下降。这二年，仅有400元左右。”
我继续问道：“人为地提高人均年纯收入的数量，是否还与增加村提留、乡统筹这块乡村收入有关呢？”镇长说：“主要原因还是在于显示政绩。你所说的原因也确实存在。因为国务院文件规定，正常农负率不得超过上年人均年纯收入的5%。人均年纯收入估计得高一点，自然可以多征收一点。全镇人口以5万计，如人均年纯收入500元，全年只能征收125万元；若按800元计，则能征收200万元。多增收75万元，这对我们这个穷乡镇来说，确是一笔很大的款项。”
镇长还谈了他对农负征收方法的看法：“按全镇人均年纯收入的5%来提取各农户的农负，看似合理，其实很不合理。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如今农村已出现贫富分化。粗略划分起来，有三类农户：一是纯农户，二是亦农亦工，或亦工亦农户，三是少数工商户。这三类农户之间的年纯收入相差很大，如一、三类相比就更突出了。即使我们能较准确地统计出全镇人均年纯收入，这个数目必然高于第一类农户而远低于第三类农户。相对而言，穷人负担就重，富人负担反轻。这当然不合理。”我说：“若按各农户的实际年纯收入分别征收，前提条件是每年要到各农户去统计他们各自的年纯收入，且估产员、征收员必须公正无私，这实际上很难做到。合理的未必可行，可行的不一定合理。社会生活就是那样复杂。”镇长点头同意我的看法。
关于宜阳山地村民的饮食情况。
镇长说：“丘陵山地村民，一日三餐的饮食状况大体如此：
早餐：玉米糊加红薯片，或玉米糊加小米，或有萝卜咸菜。
中餐：糊涂面条，掺萝卜丝或其他蔬菜，一般不再吃炒菜。
晚餐：白面糊糊，或玉米糊糊，加馍馍，很少吃炒菜。
宜阳山地也种植油菜，油菜籽大多出售，只留一小部分用来换食油。因平时节俭，不吃炒菜，故食油消费量很低。逢年过节，或招待来客，买点猪肉，平时一般不吃猪肉。四口之家，全年猪肉消费10斤～15斤之间。农户通常养鸡下蛋，蛋或售或待客，平时不吃。总之，山地村民只求填饱肚子，谈不上吃好的问题。自分田到户以来，山地村民的饮食结构无明显改善。如有改善的话，农户全年小麦消费量有所增加，晚上一餐，多数有白馍吃。宜阳有句老话，叫做“穷要穷得有志气”。意思是说，宁可在家吃得差一点，但要穿得整洁一点，住得好一点。农民终年辛劳，全年积蓄差不多都花在住房与结婚之中。”
关于村民住房情况。镇长说：“如今三间砖瓦平房的造价在12 000至15 000之间，婚仪（包括聘礼与酒席）在10 000到15 000之间，两项相加需2～3万元。农民间也相互攀比，比什么？比房子，比婚仪排场。这给许多村民造成无形压力。在丘陵山区，只有少数村民盖得起土砖瓦平房，大部分村民居住的依然是窑洞或土坯房。相比之下，川地村民要好得多，沿川各村，至少有三分之一农户住进了砖瓦房，有不少村庄的砖瓦房比例或超过二分之一。有少数先富起来的人，沿川地公路盖起了小楼房，楼房造价起码25 000元，或30 000元以上，造价高的80 000、10万也有。”
他补充说：“单靠农业这一块收入，是很难盖得起砖瓦房的。盖砖瓦房，得有农业外收入，如外出打工。但山地村民，外出打工的人数很少，虽然近年有所增加，但比起川地村民要少得多。其原因，一是丘陵山地村民土地较多，全镇人均耕地1.3亩，这只是一个统计上报数。在山区，人均耕地有二三亩，且十分分散，劳力主要集中在土地上。二是外面社会关系少，信息不灵通。守着常遭旱灾的土地，只求填饱肚，年有余粮，已很满足了。”
三、谁先富裕起来。
镇长说：“单靠农业，图个温饱已算不错了，外出打工，也富裕不起来，这是明摆着的。川地自然条件好些，但人均耕地不足1亩。山地人均耕地多些，但2亩山地不及川地1亩，一遇旱灾，就歉收，甚至绝收。真正能富裕起来的是私营工商业主。我镇没有乡、村集体企业，只有一些个体、私营企业。据今年的统计，全镇有砖瓦厂27家，水泥预制板厂29家，生产硫酸的小化工厂10来家，面粉加工厂20余家，纸箱厂2家，骨粉厂2家，搞建筑承包的有数十家，另有若干小商店，小饭馆。我镇近十年来私营企业发展较快，但规模小，设备简陋，资金少，效益低，绝大多数没有会计制度，亏盈情况很难估计。有的明明亏损，硬说赢利；有的明明发了财，又说亏了钱。他们是不会老老实实告诉你亏盈情况的。粗略估计起来，年盈利在5万以上的或有三五十家吧。我镇最大一家私营企业，已拥有500万资产。该业主现年56岁，只有初小文化程度。因起步早，善经营，是闻名全县的大能人。十年前，从生产硫酸起家，规模不断扩大，且得到县上的扶持。去年上缴利税高达100万，今年投资600万（自筹300万，贷款300万），准备在本县盖一发电厂，得到县市政府与银行的积极支持。他还是乡、县、市的人大代表，市先进工作者，农民企业家。”
我问：“村民对这批先富起来的人怎么评价？”他说：“老百姓对发财致富的私人业主还是服气的。人家有本事，能挣钱，有什么不服气的呢？老百姓痛恨的是那些以权谋私而发财的人。”
四、关于乡镇财政与教育经费。
“去年，我镇财政收入只有114万元，财政支出147万元，有33万元的财政赤字。在114万元的财政收入中，给教育经费用去三分之二以上。这些年来，上面一直强调教育，一是中小学教师的工资逐年提高。二是不少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每转一个公办教师，乡镇财政就得每年多支付几千元。全镇中小学公办教师约160人，每人年薪以4 500元计，全年在这一块支出就是72万元。我镇党政机关共156人，如全由镇财政供养的话，工资也得花70余万元。镇财政收入光支付干部、教师的工资都不够。为了确保教师工资，只得大力削减镇党政干部这一块。如今镇党政吃镇财政饭的只有49人，其余107人只得让他们自筹资金，自己找饭吃。再说教育经费，不仅仅是工资，还得盖校舍，增设备，省市县教育部门一直要求各乡镇按统一的标准化要求盖教学楼，还要配备体育室、实验室与图书馆等等，把经济发达地区的一套做法，硬是搬到贫困县乡来。上头定指标，层层落实，层层检查，我们有什么办法。财政拿不出钱，只得搞摊派集资。今年，县里规定，凡国家机关干部，每人集资教育经费150元，非国家干部人均上缴10元。我与我的儿子算是国家干部，共上缴300元，我一家6口，户口全在农村，每人10元，又是60元。我与儿子交了双份，因为有双重身份。今年全家就教育经费摊派360元，等于我一月的工资。扩建乡县公路，也是搞摊派、集资。贫困地区办教育修公路及其他各种公共建设，也得因地制宜量力而行。如今一切向富裕地区、发达地区看齐，向高标准看齐，没有钱就搞各种名目的集资、摊派，实在不堪重负。”
五、关于形式主义、浮夸风。
镇长说：“关于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应该搞。水旱之灾频繁，是制约我县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要提高抗水旱灾的能力，必须加强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这是一个简单而重要的道理。这些年来，每到冬季农闲，县乡党政便组织村民，不是下河滩，就是上山。但形式主义十分严重，这里挖渠，那里开沟，往往劳民伤财，没有效益，村民对此颇多怨言。上报时，说今年出了多少劳动力，完成多少土石方，以此作为各乡镇的干部政绩，然而很少有什么经济实效。这种形式主义、浮夸风流弊无穷。”
“造成形式主义泛滥的原因何在呢？”我问，镇长说：“原因很复杂。一是与干部的考核方法有关。二是与上面制定的高指标有关，三是与县、乡镇主要负责干部的频繁调动有关。我们的党政干部，只对上负责，整年跟着上面的指标、任务与检查转，落实时层层向下摊派任务。完不成任务，只得向上虚报。干部调动频繁，一是各人有各人的主张，无法保持计划的持续性，二是根本不可能根据各乡镇具体情况制定中长期发展目标。私下里说起来，谁都知道搞形式主义不对，但陷在官场之内，谁都得这样做。”
六、关于农村中的不满情绪。
马镇长动情地说：“我从来没有碰到过来农村基层搞社会调查的学者。你肯对我们讲实话，也能耐心地听我们基层干部的实话，我把心里的担忧都告诉你吧。如今农村中，存在着普遍的不满怨恨情绪，其中有两类人的不满情绪应特别加以注意与重视：一是历年来的服退军人，二是历年来落榜的初高中生。”接着他告诉我这么一件事：前不久他去参加一个服退军人自发组织的“服退军人联谊会”。有二三十人，都是近年来从部队服退回乡的。镇长本人参过军，又与联谊会发起人关系不错，所以也应邀参加会议。与会者情绪激动，言辞十分激烈，各种牢骚怨愤的言论都有。我问：“有哪些言论呢？”他说：“不好说出来。”于是我转而用我的分析来替代直接的追问。
我分析说，由于服退军人是从部队重返农村的人，他们在部队接受的教育、所形成的观念与目前农村变化着的现实情况形成过大的反差。另一方面，由于县乡机关已人满为患，县国有企业普遍不景气，乡镇集体企业不发展，阻塞了他们希望通过参军而脱离农业与农民身份的通路。农民，一是农业比较效益最低，多劳而少获，二是直接承担各种苛捐杂税，因此，农家子弟通过参军与读书来改变自己的社会身份与脱离农业的冲动一直是十分强烈的。越是贫困地区，这种欲望越是强烈。然而，也正因为经济落后，能满足这些要求的机会也越少。再说，这两部分人，有较多的知识与分析能力，有较广泛的社会联系与组织能力他们能自发地组织起来表达自己的不满，提出自己的要求。在其中，或潜藏着令人忧虑的政治倾向。我从镇长的倾听与赞同中，似乎觉察到了他“不好说出来”的内容。
两人谈到晚6时，在外等候的秘书与司机一再催促我返回县城。我建议今晚就住在镇长处与他长谈一宵，明天请镇长邀集几位服退军人与高考落榜生开一个座谈会，下午再访问两个村落。镇长应诺，但秘书说：“W书记几次来电，要我们赶回去吃饭。你有兴趣，明天再来。”于是只得向镇长告辞。临行，镇长握住我的手说：“你是一位深入农村基层并能听取实话的学者”，并希望与我保持经常性的联系。
我想，在中国农村基层政权之内，经常可以遇到头脑清醒的干部，但处在整个行政体制内的他，却不得不按照他所不满的规律办事。一方面，他们清醒地意识到这样行为不对，另一方面，又无条件地按着不对的方式行事，这种思与行的分裂说明了什么问题呢？这是否表明我们现行的行政管理体制本身必须作一番重大的改革呢？我想是的。
我们三人赶回县委招待所时，W副书记已陪市交通局长一行吃完了饭，我们在餐厅吃完便饭后，便回旅舍休息。送走市交通局长后，W副书记来宿舍看我，说：“时近年末，整天忙于应付各种检查、评比，实在抽不出空来陪你下乡调查。按理说，调查并非仅是你们学者的事，更是我们这些人的事，然而我们整天被这些例行公事搅得昏头转向。”
我趁便向W副书记询问了一些市、县情况，他说：“洛阳市所辖九县，共有人口610万。洛阳南部数县，都是贫困县。宜阳县去年人均收入790元，但山区人均只有400元左右。宜阳向有‘三山六丘一分川’之说，这些年又连遭旱灾，许多乡村连温饱问题都没有解决。贫困县大多自然生态环境险恶，脱贫不易，即使脱了贫，稍遇水旱，立即返贫。这些年来，县乡党政工作重点是解决全县村民的温饱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关键在于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这几年，我们年年兴修水利，但效果很差。分田到户后，如何搞农田水利建设，至今没有找到一个有效办法。如今稍大一点的水利工程，还是集体化时代留下来的。农业集体化，有人说束缚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但对集中力量搞跨乡、跨县的大型水利工程，我看还是很有效的。如今土地都分掉了，劳动力都分散了。各农户、各村、各乡都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再要组织起来搞中大型农田水利，确实十分困难。这不仅我县如此，其他各县皆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