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5日　村支书的五大好处

上午8时半，再到县委大楼去找杨书记，说有重要会议，无暇接待。我暗自思忖：他是否有意回避？他从主动的邀请到勉强的允诺，如今是否悔其允诺？是留是走，我不禁犹豫起来。商之于永成，永成说：“杨书记或许真的很忙，我们下午再来看看。上午，就在县城走访几个局委办，各局委办的头头，听过我的课，算起来也是师生，再说他们也知道我是县委的顾问，由我陪同，问题不大，何况我们只是了解一般情况，又不是刺探国家机密。”于是随永成走访县编制办与县志办。

上午9时，当我们来到县政府大楼编制办公室时，年约三四十岁的编制办刘主任正忙着合并机构、精简人员的统计工作。永成向他道明来意，刘主任笑道：“我正为此事搅得晕头转向呢。”编制办原属县政府人事局内的一个科室机构，80年代从人事局内独立出来单列一个局级机构，但编制办刘主任至今仍兼着人事副局长之职。下面是访谈纪要。

——刘主任说，县级党、政、群（群众团体）三大块，机构多、人员多。所谓“庙多菩萨众”。我县如此，各县皆然。其实上至省市，下至乡镇，概莫能外。现行的党、政、群各机构，大部分是原来适应计划经济体制而建立起来的，如今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不少老机构的行政职能或大为削弱，或基本丧失，但机构全都保留着。为了适应新环境，解决新问题，又不断增设一些机构，或从老机构中的一个科室分化出来升格为委局，也有些原来编制不多的机构，随着任务的增加而人员不断扩充。就一县而言，如今党、政、群三块所属机构总共六七十个，人员接近一千。这还仅指县一级而言的，若加上全县19个乡镇的党、政、群人员，那就更多了。每个乡镇就算120人，19个乡镇就是2 280人。他们大致算过，如今县乡两级党、政、群人员比1983年前（公社制改乡镇制在1983年）增加了3倍多。真是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从1983年到1996年，才只有13年啊！

——刘主任说，按照省、市编委办的要求，县党、政、群三者之间的人员比例是15:78:7。这就是说县级党、政、群总在编数为100的话，党委系统占15%，政府系统占78%，群众团体系统占7%。按此比例，该县党委系统的八大部门（所谓“八大部门”是指：县委办，组织部，宣传部，纪检委，统战部，政法委，综合治理办，老干部局）的定额编制总共是97人，如今实有人数是183人。群众团体共九大部门（县人大、县政协、县工会、县团委、县妇联、县文联、县工商联、县科协、县残联），按定额编制只有45人，如今实有人数108人。政府系统共有47个机构与部门，按定额编制只允许有503人，但现在实有人数700余人。总之，按省市编制办给的额定编制指标，最多不得超过645人，这富余出来的人安排到什么地方去呢？这可是一个最难办、最头痛的大问题。

“我们现在所能走的只有两条路：一是在职干部提前退休，男女都提前5年退休。这样能精简掉130余人。二是将政府有些部门转为纯事业单位，从行政这一块切除出去，并与县财政脱钩。如广电局、商业局、二轻局、农业局、林业局、畜牧局等，这样可以精简行政编制140余人。但这两项加起来还不到300人，另外还有150来人怎样安排，至今还没有想出妥善的办法。”

精简机构，其实是将若干职能相近的机构合并成一个机构。刘主任说他们计划将县委办、政研室、机要局、保密局合并在县委办之内；将知工办、老干局、机关党委并入组织部；将文物办并入宣传部；将宗教司、侨务办、对台办并入统战部；将综合治理办并入政法委；将体改办、目标办、信访司、档案局、法制科、减轻办并入政府办公室；将人事局、劳动局、编制办合为人事劳动局；将体委并入教委；将区划办并入农委；将物资局并入计建委；将技术监督局并入工商局；将土地局与房管局合为土地管理局；将环保局与城管会合为建设环保局；将爱委会并入卫生局；将招商办并入计委。如此等等。

（说实在的，作为一个大学教员，对中国的实际政治是极其隔膜的。中国知识分子向来喜好谈政治，但他们对中国的实际政治，充其量是隔雾观花，模糊一片；中国知识分子好谈政治改革，但对改革对象的实际运作状况毫无所知。中国的全国性“群众团体”，如工会、妇联、团委是标准的党政机构，这是我所知道的，但把“人大”“政协”也列入“群众团体”，实是前所未闻。“文革”时期，各级政府内有个“知青工作办公室”，这我是知道的，但在“文革”结束后的20余年，还有一个“知青工作办”，这也是首次所闻，我实在不知道早已没有工作对象的“知工办”如今还干些什么，为什么不早就撤销这一机构？县级党、政、群内的每一机构，全部有它们各自所属的上级机构，有些机构直接延伸到乡镇。这种从中央到地方的条条建制，其前提条件是：各省、市、县、乡所面临的问题与任务是一样的。这一前提取消了各地情况差异性。在沿海省、市、县设立“台湾事务办公室”有它的实际需要，内地省、市、县也同样设立一个“对台办”，有这个必要吗？看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要有大思路，要动大手术，这既不能囿于我们传统的政治经验，也不能盲目照搬西方的政体，这第三条路怎么走，确实是对我们民族政治智慧的一大挑战。）

——刘主任说，地方各级党政机构，合而分，分而合，各机构人员增而减，减而增。这种精简机构与人员的办法只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老办法。关键的问题在于，地方政府尤其县乡两级政府承担着就业安排的重任。我们开封县，每年需要县乡安置的就业人员有六七百多人，其中从部队复员退伍的人员有三四百人，从大专院校毕业的也有三四百人。尤其是复员军人的安置工作，一向作为关系到社会稳定的政治任务。我们是个农业县，工商业不发达。县国有企业都在裁员下岗，你能往那里安插吗？乡镇企业、私营工商业规模小，工资低，且劳动用工权操在老板们手里，政府不能直接给他们压任务。所以，只能尽量在县党政、事业部门安排。县党政机构爆满，只得向乡镇政府压指标。这是县乡党政机构从业人员减而复增的根本原因。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老同志的子女需要照顾。这些老同志为党和政府工作了一辈子，如今要替自己子女找个位子，也是情理中的事。关于干部子女的就业问题，省里有文件说：“自己的孩子，自己抱。”这就是说，各党政部门的干部子女，由各部门自己解决。这样一来，有许多部门，尤其是报酬相对优厚的部门几乎成了“父子兵”“子弟兵”部门。公安、电力、银行、工商、税务等部门就是如此。这给党政部门的内部管理带来很多麻烦，流弊甚多。

刘主任还说，这三部分人（干部子弟、复退军人、大专以上毕业生）的就业安排问题，既是县乡各部门人员超编，又是县属国有企业人员过剩的根本原因。这三部分人多，且年年不断，县、乡政府能够安排的，无非是各党政机构与企事业单位。所以，你前面减，他后面增，实在想不出一个彻底解决的良策。开封皮鞋厂原是一家县属国有企业，在80年代中期，发展势头很好，职工的工资、奖金比其他企业高。这样，人们就通过各种权力关系或其他各种关系网挤入皮鞋厂，致使该企业的就业人数在三四年内，从二三百人猛增到八百余人，既极大地增加了企业负担，又增加了企业的管理难度，结果将这家好端端的企业压垮了。

（依然以传统农业为主的内地乡村社会，农家子弟通常通过参军与升学两个途径，希冀升迁到地方党政部门或县国有企业，以获一官半职。既为吃皇粮，更为社会身份、地位与名誉。正是这种强烈的传统冲动，一方面维系的乡村社会的教育制度与部队的兵源，另一方面，给地方政府与国有企业的就业安排带来巨大的压力。改变这一状况的根本出路，当然是发展工商业，然而，以农为主，以官为本的内地乡村社会，工商业的发展特别的艰难与缓慢。）

从县编制办出来，转到县志办采访。从家里特地赶来的杨老先生（县志办副主任，原中学教员）已在县志办公室等候我们多时了。

我曾查阅过县志办编写的《开封县志》，其内没有宗族或民俗志（如今新编县志，大部分没有氏族志），我向杨老先生请教的主要问题是开封县宗族与族谱情况。杨老先生说，他们曾考虑过编写这方面的内容，也曾派人收集过本县的家谱或族谱情况。如今对外开放，招商引资，也需要有这方面的资料，但一本也没有收集到。开封县最大的集居宗族要数段氏。段氏在晚清还出过一个县令，但他们也没有族谱。八九十年代，也从未听说起有人重修家谱，因为只有保存旧族谱的才能续修。在解放前，开封县也未听说哪个大族有祠堂、祠田。至于开封县居民的来历，据各乡村农民传说，都是来自山西洪洞。

县志办在开封县境内未曾发现一部家谱或族谱，这一事实本身或表明这一著名黄泛区内近百年来（或说近数百年来）人口的高度流动状态。据《开封县志》载，从金章宗明昌五年（1194年）黄河第四次改道流经开封县境，再于清咸丰五年（1855年）在兰考县境改道北上（即黄河第五次大改道），再到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的750年间，黄河在开封县境内决溢多达371次，平均每两年决溢一次。每次决溢，毁村落，淹耕地，民众流离失所，而后重建村落。洪水虽冲不断新建村落内的血缘联系以及自古相传的生存方式，但确实可以冲淡村民关于世系传承的历史记忆。村落与家庭集居经常处于变动状态，致使这一带的族谱荡然无存。

县志办的正副主任问我调查宗族与族谱有何作用，我说，我主要关心的是推行土地家庭承包制以来的重续族谱现象。土地家庭承包制下的农民，一方面，越来越多地参与市场交换，另一方面，各地乡村都发现重修族谱、重建祠堂的现象。按照西方社会发展理论，这两种现象是不相容的。因为市场交换，本质上是两个独立主体之间的平等交换，凡在市场经济中建立起来的各种经济关系与经济组织，本质上是一种契约关系与契约组织。血缘关系，虽说是人本身的自然关系，但在传统的农耕社会内，世代繁衍而形成的村落，村民间的血缘关系差不多就是他们之间的社会关系。或说村落社会关系主要是建立在血缘关系之上的。其内讲的是亲疏远近，是人情，是礼尚往来，这套我们所熟悉的交往关系与市场关系是很不一样，甚至是相对立的。按西方社会学理论，市场契约关系的发展与村落宗族血缘关系的淡化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此长彼消。然而，在中国乡村社会，这两种现象却同时发展，故而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研究土地家庭承包制下的农民，一方面更多地参与市场交换，另一方面重新起用血缘人情关系问题。开封县境未发现重修族谱现象，并不足以证明这一带血缘关系的淡化。因为黄河的经常泛滥，村落的毁而复建，宗族的散而复聚，使他们失去了祖传的家谱与墓碑，因而无所凭借以重修族谱。另外，宗族集居的村落社会与建立在其上或其内的行政村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行政村干部与有着各自宗族背景的承包制农民到底有什么关系？处于乡镇地方政府与村民之间的村委与前两者各是什么关系？当地方政府的政策与村民利益处于冲突状态时，中国农村最基层一级政权会发生何种变化？对这些问题，我们也应当作出详尽深入的研究。我只是提出问题，对于如何定性定量地研究这些问题，我依然没有把握。

我不知道这一老一少是否听懂了我的这番言论。“研究农村宗族与族谱原来还有那么深的学问呀！这真太有意思了。我们就生活在村庄里，怎么就没有想到这些呢？”从他（她）们的惊叹声中，我觉得他们听懂了一点。

在杨老先生的办公桌上有一本河南《党建月刊》的创刊号，我随手取来翻阅，其中河南息县组织部长撰写的一篇题为“警惕宗族、行帮势力对农村基层政权的挑战”的短文引起了我的兴趣。其中云：“有些宗族势力长期把握村务政务，甚至出现以‘族规代替法规’，以‘教权代替政权’的现象。有的称王称霸，横行乡里；有的与政府对抗，拒缴定购粮，抵制计划生育政策；有的不承认党委乡政府任命的干部，使得党的政治主张得不到执行。有一乡干部到所辖村宣布支部班子成员，该村家族头目率领20多人，围堵乡干部，公开说乡里宣布的领导班子无效。还有的培植亲信，排斥异己，搞宗族组阁，使一些村出现清一色的‘家族干部’，‘家族党员’。这些问题，对党的基层政权已构成严重威胁……”这当然只是县组织部长眼里的“宗族势力”，可惜文章中没有具体材料。那么在“宗族势力”眼里的“地方政府与官员”呢？这位组织部长自然不会去研究这一更为深层的问题。

承包制下分散经营的农民退到宗族共同体以形成一种“组织”或“势力”，是否出于一种寻找相互保护与安全的紧迫需要呢？面对着陌生且充满风险的“市场经济社会”，他们需要有一个“关系网”，面对地方政府的名目繁多的杂税，他们需要有一种自我保护。但他们无法通过民主协商的方式创立一种新的组织形式，故而依习惯与传统退回到宗族“组织”，这是否是农村宗族势力复生的两大基本原因呢？看来，中国的“市场经济”的发展，不可能在中国出现类似于西方式的“市民社会”。具体点说，不可能出现有类似于西方的，以私人产权、个人主义与社会关系普遍化、契约化为中心的“市民社会”，因而也很难产生西方意义上的民主与法制。小农的生产方式，世代繁衍而形成的村落集居方式，使得血缘地缘关系及建立其上的村民行为方式将长期发挥作用。当然，这套传统的行为方式将会改变其形式以适应变化了的社会外部环境，但其内容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变革。中国的市场经济活动，中国的地方政治过程，中国的法律过程，甚至中国的消费方式，都将受其影响。作为一个关切中国民主化、法治化、现代化进程的知识分子，对此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中午，与永成在县委内部招待食堂吃“工作午餐”：一盘乳面，四碟小菜。分管组织、工业、计划生育的县委王副书记（与永成相熟）恰与我们同桌，于是边吃边聊。因副书记分管计划生育，故以此“破题”。

一、关于计划生育。

我说：“我在贵县跑了四个乡镇，看来经过几年的努力，本县的计划外超生问题基本上得到控制。”我用肯定句替代疑问句，用“基本得到控制”取代“初步得到控制”，完全是出于谨慎。然而，W副书记的回答却惊人地坦率，“还是这样说吧：基本上控制在二胎之内。超生一胎还是很普遍。超生二胎确实逐年减少，但也不能说得到完全控制。只生一胎的农户，也不是很多。农民嘛，传宗接代、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依然十分强烈。前些年的那种搞法，拆屋牵牛，搬粮抓人，弄得党群、干群关系十分紧张，这实在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近两年来正规化、制度化一些了。我曾与各乡镇分管计划生育的同志讨论过这一问题，最普遍的看法是，要农民只生一胎，不太现实，工作难度极大。结果有权的凭关系超生，有钱的买个指标来生。没权、没钱、没关系的就逃着生。弄得鸡飞狗跳，问题不少。说实在的，如果中央规定‘提倡一胎，只允许二胎，超生重罚’，那我们的工作要好做得多。因为如今绝大多数农民会接受这一政策。你想想看，如有百对年轻夫妇，头一胎各生50名男婴，50名女婴。生男婴的50对夫妇中，有不愿再生的那很好，要再生一胎的，也允许，这样他们就很高兴了。生女婴的50对夫妇，肯定想再生一胎，其中25对生了男孩，他们就不愿再生了。其中25对夫妇又生了女孩，给她结扎掉，他（她）们也没有话好说。再加上各种防范检查措施到位与重罚，控制二胎外超生是容易做到的。只准许生一胎，搞得干部们很苦，农民们很怨，难度太大了。”我听副书记的谈话如此坦诚，便将问题引向一个敏感问题：农民上诉、上告现象。

二、关于农民上访、上告事件。

我问：“今年开封县农民的上诉、上告何以接连不断？”副书记说：“去年是县乡政府高压着，不让农民上访、上告。今年控制不住了，一乡带了个头，其他乡的农民跟着上。你白天堵，他们深夜出发；你堵这条路，他们绕着道走。如今农民有的是拖拉机，他们开起来就走，等你得到情报，追也来不及。今年全县共发生7起上访事件，有到市政府的，也有到省里的。少则十余人，多则百余人。7月份最热闹，到9月份，算是平息下去了。农民上访上告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农民负担确实过重，二是一些不切实际的任务指标，如县里向农户推广温室塑料大棚，要农民种这种那的。县里的出发点不错，但方式方法确有问题，引起农民的反感。县里为落实富民工程计划，我们压乡镇政府，乡镇政府压各村委，村委搞摊派压农户。市里压我们，我们有什么办法，只能往下压，定指标，派任务，搞检查。从道理上，人人都会说，这样的做法不对，但做起来又是另一回事了。全市各县要搞评比，排名次，名列前者受表彰，落后者挨批评，亮黄牌。乌纱帽拎在上头，谁不怕丢官去职？！高指标，高压力，评比，排名，亮黄牌，一票否决，其结果往往是‘逼良为娼’，这种领导方法，考核干部方法，问题实在不少。以看得见的所谓‘政绩’定优势，这种办法有问题。选拔任用干部应该看德才兼备、群众拥护与否。”副书记沉吟片刻，又说：“在经济落后的内地，地方政府如何才能加快经济发展步伐，这确实是个大问题。省委书记曾说过：‘不给你们压力，你们就不做事，给你们压力吧，你们又给我作出事来。’（我记得陈留镇委书记也给我引述此语，表述上略有差异，但意思差不多。）情况确实如此。”

饭后，副书记还有一会等着要开，故先行告辞，未能继续深谈。邂逅相遇，即能开诚布公，客观地评价自身的工作，这给我留下极深刻的印象。

下午1时半，再访县委杨书记，仍未遇，我与永成商议，是否就此结束开封县的调查，打道回府，永成说：“再去走访几个局委办吧。开封县各局委办的头头，大多听过我的课，找上门去，接待是不成问题的，至于与你打官腔，还是说实话，就没有什么把握了。”我建议“最好找几个当官的朋友来聊聊，这样可以谈得深入些”。于是决定打电话把小G找来旅舍一叙。小G，4l岁，现任县某部副部长。曾在乡镇长、书记任上干过十多年，十分熟悉农村基层情况。

下午3时，小G来旅舍，说是中午的一场应酬，尚未散席，他是接到电话后中途退席的。因听他说曾在刘店乡干过一二年，故谈话便从刘店乡开始。

小G说：“刘店乡从1974年到1996年的22年间，共换了12任乡党委书记。现任段书记是1974年以来的第12任书记，刚上任不久就碰上了60年未遇的特大洪灾，算他最倒霉。我是第10任。刘店乡分上滩与下滩：上滩其实是古黄河岸边，下滩是黄河的河床。由于此段黄河河床南北宽10来公里且河道偏北，所以河道之南有一大片滩涂地。刘店乡有五分之四以上的耕地集中在下滩。在下滩的稍高地带，有3个行政村，辖7个自然村，3 000余人口。对生活在下滩地的村民来说，差不多年年有水灾，故抗洪救灾成为刘店乡历届政府的一项经常性任务。每临黄河汛期，乡、村干部都得亲临现场，身先士卒。所以，其他各乡干群关系紧张，唯独刘店乡的干群关系比较密切。”我问小G：“既然下滩村民经常遭受水患，为什么不把他们迁到上滩来居住，或在下滩各村之北修筑一条防洪长堤呢？”他说：“上滩只是狭窄的一条，空间有限，且已集中全乡十分之九以上的村民，哪有空地给下滩村民居住？至于修长堤，事实上曾修过一段石砌堤坝，但代价实在太大。黄河滩内取土筑堤，全是松散泥沙，大水一冲即垮，非得用石块水泥。话说回来，整个下滩，本来全是黄河河床，汛期是它的道，枯水期让你耕种，谁叫你住在它的河床里？！”说得我们都笑了起来。

问及黄河河道两边新增滩地的所有权问题，小G说：“黄河现在河道还是比较稳定的。在汛期，水位上涨，淹没河道两边的滩涂地；汛期过后，黄河回到原河道。但每年也有所变化，有时往河之北摆动，有时向河之南摆动；有时这一段滩地被冲掉，有时那一段又新增出一片滩地。关于新增滩地归谁所有，归谁耕种，从来没有明确的规定。反正乡政府对此类土地从来不计亩征粮。村民中流传着一种说法，叫做‘隔河不种地’。这就是说。如今年在黄河河道之北冲刷掉一片土地而在河之南冲积出一片土地，河之北的村民不能过河来耕种河之南的新滩地。不过，这也是说说而已。事实上，下滩村的村民，祖籍全部来自河之北；他们不是‘隔河种地’吗？事实上是‘谁先占，谁先有；谁耕种，谁收割’。不过所谓耕种，其实只是撒点种子而已，既不耕，又不施肥，到时去收割。然而，谁种谁收却往往没有什么保障。一到收割季节，谁先下手，就是谁的，偷割庄稼之风，相沿成习，至今依然如此。或正因为收获没有保障，所以，耕种十分原始粗放，平时也不管理。事实上，新增滩地通常离村庄较远，平时也管理不到。”（据我所知，古罗马的《查士丁尼法》与近代的《拿破仑法》，都对此类土地的所有权作出明确精细的规定，用以解决由此而引起的纠纷。对此类民事习惯的调查，可提供一个比较研究。）

我问：“黄河滩地村民间为争夺滩地是否发生过较大规模的冲突呢？”小G说：“有啊！怎么没有！1988年6月发生过一次，1993年4月又发生过一次。1988年的那一次冲突发生在下滩村的张王两村之间（关于那次械斗情况，参见本月24日访谈纪要），1993年的那一次冲突发生在黄河河道两边的村庄之间。刘店乡下滩3个行政村的村民，祖上是从黄河河道北面迁徙过来的，河道以北的黄河滩地属新乡市封丘县所有。刘店下滩村民听老人们说，在河道以北有数百亩土地是他们祖上的，于是有数十家村民集了些钱，组织一些人到黄河北滩去考察认地，并认定某片土地是属于他们祖上耕种的。1993年4月，下滩各村有数十名村民过河去耕种那片土地，被当地数百村民团团围住。他们手持猎枪与木棍还备着担架，是有组织、有指挥的围攻。当场有10余名村民被打成重伤。事后，下滩村民群情激愤，也组织起来，准备过河报复，幸而被乡政府及时发现，劝说阻止。几天后，河道北面的几个村的村支书带队来我们这里谈判。结果，还未谈判，就被闻讯赶来的下滩村民痛打了一顿。于是他们联名上告到省里，由省里直接派人来调解。”（我昨日上午到下滩村采访，那位前任村长只告诉我其一而隐去其二！我实在想不出其中的缘由。）我问小G：“共和国成立将近50年了，刘店下滩村民从黄河北滩迁到南滩也有近百年历史，他们怎么还会对祖上的土地提出归还耕种的要求呢？”小G摇摇头说：“谁知道这些农民是怎么想的。”

时近晚6点，小G一定要请我们吃饭，恭敬不如从命。于是小G在祥符宾馆的小包房设席，劝酒之际，小G说了一段顺口溜：

能喝四两喝半斤，这样的干部最放心。

能喝一斤喝八两，这样的干部不理想。

能喝辣酒（即高度白酒）喝啤酒，这样的干部最保守。

能喝啤酒喝饮料，这样的干部不能要。

而后，一边劝酒，一边逐句解释说：“当官不论大小，都少不了应酬。小官小应酬，大官大应酬。要应酬，怎能不喝酒？喝酒，怎能没有辣酒。酒量大小不论，要紧的是喝酒的态度。能喝四两而喝半斤，表明此人以朋友的情谊为重，且能顾全大局，干起事来，也能超常发挥。这样的干部，领导自然放心。明明能喝一斤，却喝八两，此人酒德如此，干起工作，执行任务，必有所保留。这样的干部，在领导心目中必不理想。能喝白酒的去喝啤酒，一怕伤身体，二怕酒后吐真言，这样的人对人对事必留有一手，思想也必然保守，没有拼搏冲杀精神。能喝啤酒的去喝饮料，作女人态，哪有一点男子汉的血气，领导怎能会提拔这样的干部呢？我们河南人交朋友，第一是看他的酒德。”经他这么一说，我只得把摊在我面前的四盅白酒一干而尽了。我原以为，这段顺口溜内含讽谕，谁知小G全作正面解释，理直气壮，令我不胜惊讶。据说发明酒的杜康是河南人。直到今天，无论村落农舍，还是官场、学界，皆大喝白酒，谈酒文化，劝酒的技艺，可谓出神入化。整个中原大地，仿佛处于一种半醉状态，其杜康之遗风欤！

酒过数巡，已有几分醉意。借着酒意，我开门见山，向这位在乡镇任上工作过多年的基层官员提出四个问题，他的答复坦率而简洁：

1. “当村支书、村长，除微薄月薪收入外，还有哪些好处呢？”

“概括起来，大概有五大好处：一是在村里的政治、社会地位高于一般村民。二是能交结乡镇官员，替其子女安排一个工作。三是陪来村检查工作的乡镇干部吃喝。四是在分配宅基地承包地时，为自己与亲友谋一点好处。在计划生育上也是如此。五是在经济上搞点搭车收费。在承办公共工程，如修路、打井、修建小学时，收受一定的回扣。我是说，当村支书、村长，尤其是当村支书的有此五大好处，并不是说，所有村干部都是为了这些私人好处才当村干部的。但如果说当村干部的除合法的月薪收入外，不谋任何其他私利，那也是十分少见的。或说，当村支书的可能有此五大好处。至于捞多捞少，那看具体人而定。总之，是有好处的，否则不会有人争着当村支书、村长了。”

2. “什么样的人，才能当上村支书、村长呢？”

“第一，是村里家族势力大的能当。如今有许多政策，如征粮派款、刮宫流产与罚款等等都要他们去具体执行。这些政策直接引起村民不满，没有大家族势力的支持是当不成村支书的。第二，德才兼备，能为本村群众谋福利的人，虽独门孤姓，只要乡镇府看中，也能当上村支书、村长。第三，县党政机关中有亲戚关系的，也能当村支书。其实，第一、第三类往往能归为一类。除此之外，很难当上村支书，即使当上，也很难推动工作，这个位置也是坐不稳的。”

3. “既不想增加农民负担以激怒村民，又想替自己谋最大好处，这个乡党委书记将怎样行为？”

“创办乡镇集体企业。办乡镇企业，于国、于乡、于自己都有利，问题是，建厂容易，真正出效益很难。”

4. “既不想搜刮村民，又想在短期内出政绩，这个乡党委书记如何行为？”

“向银行搞贷款，用以修路、盖房、建厂。政绩归己，还贷款嘛，推给后任。”“那么如何才能搞到银行贷款？”“通过关系，搞回扣。”

饭后已是晚9点。我提议去参观几家歌舞厅，想了解一下内地县城的夜生活情况。

小G先陪我们来到县文化局主办的歌舞厅。歌舞厅房产也是县文化局的，有内外两个大厅。外厅除三四名服务员外，空无一人。内厅装潢较好，只有七八位顾客，三四名服务员，既无坐台小姐，也无伴舞女郎。问歌舞厅经理的经营情况，说开封县有大小数十家歌舞厅，竞争激烈。这里生意十分冷淡，每月收入光维持十几名职工的月薪已十分困难。路上，小G说：“这是官办的，也很正经。没有多少人愿到这里来消遣。”

一路来到温泉游泳馆，是县财政局与开封市某单位联合投资兴建的，总投资1 300万元。这是一家集温水池、旅馆、餐饮、按摩、舞厅于一体的综合性娱乐场所。或时值秋冬，又是夜晚，长100米宽50米的大型温水池内空无一人，客房、餐厅、按摩室皆处关闭状态，只有二楼的舞厅飘出卡拉0K声。信步走入舞厅，只有三四位服务员，七八名年轻顾客，似乎没有伴舞小姐，生意也十分清淡。据看门的服务员说，该娱乐场所在夏季生意好些，入秋后便趋清淡。小G说，温泉游泳馆在开张之后曾热闹过一阵子，生意很好，后传出该娱乐场所提供异性按摩与性服务消息，舆论大哗。今年初严打期间，市公安局来人查禁，从此冷落。

小G又带我们到其“小兄弟”开办的卡拉OK舞厅。此处规模较小，但室内装潢、灯光、音响优于上述两个舞厅。老板是位30余岁的年轻人，见小G带我们进来，很客气地邀请我们入座，并请小姐替我们泡一壶茶水，说是免费的。坐定，我数了数顾客人数，厅内有二三十人，伴舞小姐七八人，对面还有二三间包房：其中两间似有不少人。小G向老板介绍了我们来此的目的，并特地关照：“曹老师是我的好朋友，你尽管放心说，不必顾虑。”

从谈话中得知，该舞厅老板原是某乡党委副书记，因仕途不顺，暂时退而经商。如今经商赚钱，莫如办娱乐业。该营业场地是从县房产开发公司租借的，租赁期为3年，自己投资22万元，用于室内装潢和音响灯光，刚开张两三个月，经营状况良好，估计一年内能收回投资。他说：“经营舞厅，也很艰难，一是主管部门太多。工商、税务、卫生、电力、物价、公安等七八个部门都可以来管你。凡这些部门的大小官员来此消遣一般不能向他们收费。这样，每月得少收5 000元左右。二是闲话太多，压力很大。若办得不好，别人说你无能；办得好，又说你肯定搞色情服务。内地县城，闭塞保守，总认为这样赚来的钱，不干不净。”

问及各类服务的收费标准时，他说：“最低消费每位10元。请小姐伴舞，每小时40元，这40元全归小姐。包房，每小时30元，请小姐服务，也是每小时40元，同样归小姐所有。点歌，每首4元，茶水每壶5元，一杯咖啡10元，其他饮料，价格不一。我们的收费标准，比其他舞厅略低一些。”

问及来舞厅消遣的是些什么人时，老板说：“因前一阶段全省开展严打、扫黄，县党政官员很少涉及此类场所，但部门的人还是有的。我开张才两三个月，就这两三个月的情况来看，多数是两类人：一是私人业主，他们有钱，交往也多，二是公私企业的厂长经理，来此招待外地客商。一般工薪阶层，每月才二三百元，是消费不起的。”

当问及“小姐”们的情况时，他说：“小姐们的来历很杂，有驻马店的，信阳地区的，甚至来自四川、东北的。就我所接触的小姐来看，大多数来自贫困山区。她们都住在开封市各宾馆内。开封本地的小姐一个都没有，怕被熟人碰见，丢面子。至于小姐们的月收入嘛，低者四五千元，多则万元以上。别看她们月收入很高，花费也是很大的。住旅馆、吃饭、买衣服、化妆品、乘小车，一月没有几千元打不下来。她们所积攒的钱，多数按月寄回家乡，因为她们中很多人来自贫困山区。每天到这里来的小姐，少则五六名，多则十来名，随叫随到，有几个比较固定，有些并不固定。关于从事此类服务的小姐今后打算，我也曾向她们问过同样的问题，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凡来自农村，尤其来自贫困山区的，再也不愿回到农村老家了。她们的观念与生活方式全部改变了，怎能再忍受农村的贫困生活？或说，正因为她们忍受不了农村的贫困，又没有其他生财之道，凭着年轻，又有几分姿色，才走上这条路的。据她们说，她们一方面赚钱，寄回家去，解决家庭经济困难，另一方面，在物色有钱的老板结婚。问题是，这条路也不容易走。如今有钱的老板，年龄一般都在35岁以上，都有妻室儿女。他们在外面临时找个小姐，跳跳舞，逢场作戏，未必肯离婚再娶她们。所以，要找到有钱且离婚的老板，并不容易。当然成功的也有。我就碰到三对夫妇是这样结合的。至于他们婚后生活是否好，是否稳定，那就说不清了。一个是以钱取人，一个是以貌取人，这是双方心照不宣的。从前，我总以为三陪小姐是淫荡堕落的人，如今自己办舞厅，与这些人有了较多的接触，说实在的，有时还是挺同情她们的。”他叹了一口气说：“如今搞市场经济，一切以金钱为中心，把所有人心都搅得乱乱的，一心想搞钱。譬如我吧，原来想从政做官，如今也涉足这一行当，无非想赚点钱。但赚了钱又干什么呢，自己也说不清楚。”

因谈得坦率，故我向他提一个更坦率的问题：“这些伴舞小姐，是否提供性服务呢？”老板说：“外界一般认为，这类场所，往往是淫窝与赌场，是社会最隐秘阴暗之地。这不能说没有根据。去年，我县温泉游泳池娱乐场所提供异性按摩与性服务，被市公安局查禁。说实在的，提供异性按摩，他们的生意火爆，一旦取消了此类服务，他们的生意一落千丈。既然经商，不管是公家办的，还是私人办的，都是为了赚钱。这些高消费场所，赚什么人的钱呢？一是当官有权的，他们有公款消费，一是发了财的私人老板，他们有钱消费。消费到最后，不是赌，便是嫖。你办了一个娱乐场所，不允许他们赌与嫖，而别人允许，那是赚不了钱的。这是每个娱乐业老板都那么想的。今年四五月间，全国开展严打、扫黄活动，色情服务暂时查禁了。我这家歌舞厅是严打后才开办的。我可以保证，我这里决不提供性服务。我这里只有一个舞厅，二三间包厢，也没有性服务场地。为了赚钱，我招徕伴舞小姐。至于顾客与小姐相熟后，是否在外头有花样，我就不管了，也管不了那么多。这是实话实说。再说办舞厅，我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下策，是临时性的，我不想长期干下去。”

于是问及他今后的打算。他说：“我虽开了这家舞厅，但一直犹豫未决。搞这行业，经营得好确实能赚钱，但声誉不好。内地县城，保守闭塞，不像沿海城市那么开放。乡里人总把歌舞厅视同妓院，赚这样的钱，不明不白，不干不净。若重返官场，暂无机会。如有机会的话，还是想脱离商场，重入官场。在县、乡做官，虽然收入比我现在低得多，但有政治地位、社会地位，受人尊重。说得好听一点，做官能真正替老百姓办点实事，出点政绩，心里也是挺受用、挺踏实的。”

辞别这位身处商场而心恋官场的老板，已是深夜11点30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