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5日　乡村都市——小冀镇东街第五村民组

清晨，淅淅沥沥地下起雨来，昨日专程拜谒英灵，今日降雨留客欤？抑或为我驱烟洗尘？上午9时，尚不见雨停，只得购伞赶路。到汤阴东站搭乘开往新乡市的班车。到达新乡市，已是中午，与永成在车站小店吃了碗烩面，再转车赶到新乡县小冀镇，已是下午2点15分。

河南省新乡县，乃是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七里营人民公社——的诞生地。据说，1958年8月6日，毛泽东亲临新乡县七里营，在大门前悬挂着的“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大牌前，驻足端视5分钟之久，然后对随从人员发出谕旨：“还是人民公社好。”于是“人民公社好”便从这里响彻全国，人民公社组织制度便从这里推向全国。从此掀起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为奇特壮阔的一页。如今，就在这里又生长起“两朵金花”：一朵是七里营乡的刘庄村，一朵是小冀镇的东街村第五村民组。据说，这一村一组的领导人，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利用市场经济与乡村企业带领村、组集体成员共同致富，实现了毛泽东用“计划经济”与“公社体制”未能实现的目标。

天又下起雨来，我俩提着行李，撑着雨伞，冒雨赶到小冀镇东街第五村民组所在地。这个中国农村最小的行政单位，如今有个名闻遐迩的名称：“河南京华实业公司”与“乡村都市”。接待站就设在京华实业公司办公楼底层，六面褐色尖顶的办公楼共三幢，左右两幢两层，中间一幢三层，据说是加拿大建筑式样。办公楼东西两侧是村民文化宫，每排二层各十余间，据说是仿制雅典廊柱式建筑。当我们进入接待室时，40岁开外的接待站女主任正在接待河北来的一个参观团。按接待程序，先在登记簿上登记。我注意到，我们是今天冒雨前来参观的第六批人员：三批是来自河南省的，一批是来自河北的，一批是来自陕西的，共百余人。高大宽敞的六边形接待室南墙上，悬挂着数幅照片，其中一幅是江泽民1991年初视察该组时与刘志华夫妇的合照，一幅是1994年胡锦涛前来参观时的情景。橱窗内陈列着各种奖状、奖杯，默默地将这里的功绩与辉煌告知每一位前来参观的人。

河北省参观团一行十数人听完了接待办主任的情况介绍后，便进入以后的参观程序，轮到我们来听取这位热情的主任背书般的介绍：小冀镇现有四五万人口，其中农业人口一万多，分属在三个行政村。京华实业公司属东街村第五村民组，85户，380余人，外来劳动力500余人。京华实业公司发展到今天这样的规模，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发展的起点是1972年刘志华就任第五生产队的队长。第一步以农为主，兼搞副业（打草绳），解决群众温饱问题，并积累一定的集体发展资金。第二步，大力发展农副产品加工业，以1980年创办腐竹厂为起点，围绕食品加工办起十几个小型集体企业。第三步，始于1991年的产业结构大调整，转向旅游业，全村已无农田与农业。随着全组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全组村民的衣食住行全部实现都市化。1990年，河南省委书记、省长来此考察，充分肯定京华实业公司的经验，号召全省向京华学习。1991年2月与1996年6月，江总书记先后两次视察京华实业总公司，这是他们的最大的光荣。这一切成绩的取得，全靠集体致富的带头人——刘志华及其丈夫黄岩。

这一个“集体共同致富”的故事与临颍南街村、巩义县竹林村听到的故事，大同小异，且之所以能集体致富的原因则到处一样：要出一个人，一个德才兼备的带头人。

或因我是上海远道来访的“教授”，又是研究农村问题的“专家”，加之时近下午4点，接待办主任估计今天不会再来参观团，便亲自陪同我们进入下几个参观程序：一是购书，共二部，一部是作家侯钰鑫写的长篇报告文学《中国女杰刘志华》，一部是刘志华丈夫黄岩主编的《乡村都市》，分上下两集，副标题是“刘志华和她的河南省京华实业公司”。“关于志华与京华公司的情况，里面有详细记载，”接待主任如是说。二是陪同我们参观两家村民的“都市公寓”：每家有一小庭院，栽种花草，公寓分上下两层，每层三室一厅，煤卫齐全，有彩电、组合家具、书房，全由公司负责统一布置。全体村民享有住、行、医疗、就学等22项集体福利。据说，住房每单元造价四五万元（不计地价）。全组85户人家全已搬入由公司统一设计建造的公寓之内。每幢长排两层公寓，建设风格各异：有西班牙式的，有英、法式的。我对欧洲建筑风格一无所知，只觉得确有股洋味。三是参观京华的大宾馆，五六层的宾馆饭店设计得像个俄国教堂。四是参观京华公司旅游业的重点投资项目：京华园。据主任说是占地200余亩（差不多是第五村民组的全部耕地），投资2 000余万元，围墙仿制中国版图，内设56个民族的特色建筑。（我们只在门中稍事停留，没有入门参观。）最后陪我们到京华园旅游业另一重点项目：矿泉度假村。外来参观团一般安排在这里住宿。我问接待办主任每年到京华实业公司来参观的人数有多少，她说：“去年达到十来万人。这是我们根据接待站登记簿统计的数字。差不多每天都有接待任务，少则五六批，高峰期，我们一天接待过45批，3 000余人。前几年更多，我们京华公司1990年在全省出了名，1991年江总书记来视察，更是在全国出了名，前来参观、访问的人就一下子多了起来。”

接待办主任的接待任务到此结束。临别前，我再次向她提出一个请求：拜会刘志华。主任说：“志华一般不出来接见参观团，但对你的情况和要求，我一定向志华汇报，她明天的日程已排好了，请你明晚或后天上午听候回音。尽可能满足你的要求，我们志华是很愿意与学者讨论问题的。”

矿泉疗养度假村是一座仿泰王宫的五层建筑物。集豪华客房、餐饮、桑拿浴、按摩、卡拉OK舞厅于一体。外有一大型矿泉水游泳池。池中温泉与客房内温泉皆由一眼1 100米深井所提供。客房每铺位价格最低52元，最高200元。我们登记住宿时，每铺68元价位的双人客房尚余两间，于是我们租了其中一间。服务小姐说，度假村共有200来个床位。名为度假村，其实前来住宿的人大多是参观访问团。

在旅舍稍事休息，已是晚饭时分，我提议到街上小店就餐，兴许能与店主聊上几句，借用他们的眼来看看这个“乡村都市”及其创建者。我们在一家小店要了三盘炒菜，一瓶啤酒，一斤水饺，并请闲着无事的店主一起入席聊天。

店主说，这沿街一排30来间平房就是京华公司的产业，每间年租4 000元，光这项房租，就给京华公司带来10余万元的年收入。店主现年50余岁，与刘志华同属一村，但分属两个村民组，他是第七组。由于土地被征用，如今全组人均耕地只有0.4亩，不做工经商是无法维持一家生计的。

我问店主：“你们小冀镇有三个行政村，四五十个村民组，为什么只有刘志华的这个组能发展到今天这样的规模呢？”店主喝了口啤酒后说：“俺实话实说吧，第一是刘志华这个女人确实很能干，办事也比较公道。她1972年任生产队长，带领群众办草绳厂，赚了点钱，后来又办起腐竹厂等等好几个豆制品加工厂，确实是踏踏实实干出点名堂来的。第二是刘志华的丈夫是个大学生，能说会道，在上头也有些关系，他老婆在队里干出点成绩，他就写文章宣传，这样，名气就弄大了。市里、省里的大官都来考察、表扬，后来江总书记也来视察，全省、全国都出了名。第三，有了名，有了政治资本，那以后的事就更好办了，要贷款就有贷款，否则去靠他们那几个食品加工厂的积累，怎么能在前几年一下盖起京华宾馆、京华园与度假村？再说，一旦出了大名，全省全国各地慕名来参观的人就多了，这些参观者不都给他们送钱来了吗？”说到这里，这位店主突然警觉起来，问我们是干什么的。

我只得临时给他编个说法：“我俩是开封教书的，到新乡出差，便道来看看。”听此解释，店主似乎放下心来。于是继续聊天，反正没有新客入店就餐，这一排沿路小店，晚上生意十分清淡。

我问：“这样说起来，京华公司的旅游业，主要建立在它的出名与慕名前来参观者的基础之上了？”他说：“差不多是这样吧。另外，他们还把县里的、市里的甚至省里的一些中型、大型会议摆到京华来开，这笔生意也很赚钱。京华公司，在出名前，主要靠实干；出名后，主要靠名气。出名前，丈夫帮老婆搞宣传，出名后，省里的大官与记者帮他们搞宣传。出了名，有了大官的保护，他们办什么事都顺手了。立项目，搞资金，还不是一路给他们开绿灯。再说，他们搞旅游业，小官们便不敢来打他们的主意，占他们的便宜。否则，今天这批贪官污吏来住几天，白吃白玩，临走还拿一点，明天那批贪官污吏来住几天，也白住、白吃、白拿，这个旅游业还不垮掉吗？”我故意问道：“如今中央反腐败抓得很紧，哪里还有那么多贪官污吏呢？”这一问，激起这位小店主的满腹牢骚。

店主说：“老百姓不怕大官，只怕小官。大官高高在上，哪里会管到老百姓的事。小官就不同了，他们就在你的头上，天天管着你。就拿我这爿小店来说吧，开张已十来个月，实在赚不了什么钱。我们夫妇俩加一个儿子，三人开这爿小店，每月赚来的钱，除了交房租，差不多都给镇上各部门拿去了。今天这个税，明天那个费，搅得你头昏脑涨。卫生部门说要收卫生检查费，每月三五十元；派出所说要收治安费，每月三四十元；城建部门来收城建费，每月也是三四十元；环卫部门又来收街道清洁费，每月也得二三十元。收了费，给办事倒也算了，但他们只向你要钱，并不替你服务。门前卫生，还得各店自己包管。店里出了什么事，找他们派出所人员来解决，你还得上门送礼，说好话。这些小官，我们可一个也得罪不起啊！有时，这帮大爷们一高兴，就邀一帮人到店里来吃喝，好一点的，还掉几个钱给你，差一点的，不给钱，还说给你面子。我认识的一位镇税务员，算他的月工资，每月不过三四百元。你看他抽的烟，都是名牌货，看他花钱很是阔绰。前不久，还盖起一栋小洋房，起码得五六万元吧，这些钱他是从哪里搞来的？还不是从我们这些老百姓头上搜刮去的。”这位店主对小官小吏的抱怨，反映了我国社会基层行政管理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再拿我们第七村民组来说吧，这些年我们镇上建房、修路、征地，我组共得到征地费80万元。当时村、组干部们规定，一是给每户一笔一次性补偿耕地损失费。二是以后村民的提留统筹款全部由村、组负责，村民不再缴纳。但只过了三四年，他们说80万元全部用完了。从今年起我们得重新缴纳村提留、乡统筹款。我们的承包地差不多给占完了，还要我们缴什么农民负担，这不是见鬼吗？我们估算过，最多用掉30万元，其余50万元到哪里去了，还不是让村组干部们私吞私分掉了。”我插话说：“你们既知他们私分公款，为什么不去查账，告他们去。”店主说：“查账怎么查得出来！我寻个例子给你听听就明白了。譬如，你们到我这里来吃饭，明明只吃掉30元，但你们要我开150元的发票，我还不是照样开，从发票上怎么查得出这120元钱。如今发票、查账，顶个屁用！”话说到此，店主不禁感叹起来：“如今这个世道，人人都钻到钱眼里去了。有权的使权，有职的用职，谁都想变着法子从老百姓头上捞一把。这个贪污腐败，怎么反得掉！”这席话，充分表达了中原百姓对地方吏治状况的怨愤与无奈。千百年来，人们几乎一直在抱怨地方吏治的败坏状况，但从未创新一种制度来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自辛亥革命以来，一种能够解决这一问题的新制度从西方政治文化中引入我国，这一新制度便是民主与法治。民主是法治的基础。法治是民主的保障。民主是群众直接参与管理自己的公共事务，法治是按共同制定的章程处理公共事务。这意味着中国最广大的农民群众将经历一场观念与行为方式上的彻底革命，而这场革命的基础是中国广大小农生产方式的彻底变革。没有这场革命与变革，民主与法制只不过是悬浮之物，只作为知识分子的清谈之资。在绝大部分第三世界国家，政治形式差不多都是民主法制化了，但社会基层的广大民众依然是政治上冷漠而消极的一群。他们的政治态度只是怨愤与无奈，要不然通过上访上告来请求“大官”来治理“小官”，或用拳头与扁担来驱赶贪官污吏，而决不可能用民主与法制的新制度来解决重压在他们头上的腐败贪污问题。

辞别店主，与永成沿街转悠。小冀镇规模很大，永成说：“小冀镇原是新乡县治所在地，后迁往新乡市，但这里依然是全县经济与文化中心。全镇人口约5万，其中农业人口约占五分之一，分东街村、西街村、中街村三个行政村。小冀镇历来是黄河以北地区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在小冀镇之东南，黄河古道依稀可辨。”河南的“四朵金花”，有两朵生长在集镇之旁，看来并非偶然。临颍之南街，小冀镇之京华公司，原来不是纯粹的农民。在解放前，生活在城镇边缘的“村民”就是亦农亦商（工）的兼业户，解放初的“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完成后，有土地者划为农民，无土地者划为居民。前者被剥夺了兼营工商的权利，单靠土地为生。对这些特殊农民来说，生活水平或有下降之趋势，因为他们的人均耕地较少，又失去工商之利。人口对土地的巨大压力迫使城郊农民在集体化时代便去重新谋求工商方面的出路。一旦改革开放，他们首先抓住机遇，从农业转向工商业。至于以家庭个体形式或以村、组集体组织形式实现这一转移，各地各不相同。村、组工商集体经济发展到南街、京华这样的规模，关键的因素，一在于有王洪彬、刘志华这样的“带头人”，一在于政治上的支持。小冀镇共有三村，四五十个组，只有刘志华的第五村民组一枝独秀，或说明南街、京华的经验，无法得到广泛的推广。当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集体经济组织，其存在与发展的条件，仍需我们作出深入的研究。

回到旅舍，已是晚上9点。洗澡上床，浏览《乡村都市》与《中国女杰刘志华》，凌晨1时，方矇眬入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