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8日　“南霸天”

原打算再走访三个村（一个川地村，一个丘陵村，一个山区村），商之于赵秘书，似有为难之意。他说：“前些时一直下雨，乡村道路泥泞，小车开不进去。”要求陪同人员弃车徒步，跟着我一路滑进村落，这或有些苛求了。不过，他提出了一个替代办法：叫村支书、村长到旅舍来，接受采访。他说：“各村大同小异，只要调查一个村就够了。你是W副书记请来的朋友，我是W副书记的秘书，只要一个电话，保管叫他们准时到达，你问什么问题，他们答什么问题，一定会老老实实地答复的。”不得已，只能求其次了。

上午我在旅舍整理调查笔记。下午2时，秘书、司机带来了4个人。他们是L乡某村的村支书、村长与村会计，还有一个乡电站人员。采访概要如下：

一、关于农民负担问题。

村长说：“农民负担，老百姓都称之为‘皇粮。皇粮分夏秋两季缴纳。今年我村的夏粮人均上缴小麦100多斤；秋粮缴玉米，人均也是100多斤。”我问：“农民上缴粮食，粮站给不给钱？”村长答：“这是皇粮，怎么给钱？从不给钱的。”又问：“在上缴的夏秋粮中，各包括哪几项农民负担，各项目各缴付多少？”村长、村支书与村会计议论了将近10分钟，还是没有说清楚。作为村支书、村长与村会计，对农业税、三项村提留、五项乡统筹似乎没有明确的概念。

我问：“除了上缴皇粮外，村民还要缴钱吗？”他们想了一会，说：“还要缴纳‘不种烟’的钱，每人20元。”原来，该村人口2 500人，耕地2 000余亩，另有1 500亩旱坡地，1 500亩河滩地（河滩地只能栽种柳树，不能种庄稼）。全村人均耕地（川地）只有0.8亩，只能种粮，没有余地种植烟草。但乡政府分摊给该村的烟草种植面积400亩，每亩缴纳烟税120元。绝大多数农户不种烟，但必须承担烟税：全村烟税共5万元，分摊到个人每人20元。村长说，其他各村情况也是这样。我问：“村民对此有无意见？”村会计说：“怎么会没有意见？！老百姓骂我们，我们骂谁去？！真是‘哑巴吃饺子’肚里有数。”

谈到农村电价。他们说：“市里核定电价是0.49元，但通常每度实收1元左右，有时收到1.5元以上，最高时达到1.8元一度电。”我问电站管理员：“为什么实收价比市核定价高出一二倍，甚至二三倍？”村电员支吾其词，说不清楚。司机对我说：“你问问他一月工资有多少？”他答：“300多一点。”司机朝他冷笑道：“听他说鬼话，工资加奖金，月收入起码六七百元。还有到各村去白吃白喝呢！”秘书说：“县电力部门是全县油水最足的一个部门。全局三四百人，工资、奖金、吃喝及各项福利全都出在这个差价里。”

二、关于乡村宗族、家族势力与村政权问题。

村支书说：“村委的工作，主要是执行乡政府派下来的任务。光有职位是没有用的，还得有权有势。这就是说，得有家族势力的支持。我这个村支书，可以说是有职无权的，做什么事，还得看别人的脸色。”我问：“你是村支书，在村里还要看谁的脸色行事呢？”司机替他作了回答：“他们村有个‘南霸天’，他得看‘南霸天’的脸色。他虽然当了村支书，可还是怕‘南霸天’。”

所谓“南霸天”，即该村前任村支书，姓Z，有兄弟四人。一人有权，三人有“拳”，“权拳”结合，形成一股势力，横行村里达10余年。两年前，方被新上任的乡党委书记罢免。人虽下台，但村里依然没有人敢惹他，因为他兄弟四人抱成一团，“拳势”依旧，再说，乡里、县里还有他们的亲信故旧。

我问现任村支书，Z氏家族怎么个霸道法？他们议论了一会，罗列四条罪状：一是贪污2万余元“耕地占用费”。1996年，卢郑公路扩建，占用村里10余亩耕地。国家给村里一笔“耕地占用费”，其中2.4万元被“南霸天”占用。二是他们兄弟四人占宅基地近4亩，共超标2.5亩，且是全村最好的地段。三是欺男霸女。在其任村支书的10余年内，全村有10余名妇女被他奸污过，夫妇们至今不敢吭声。四是作风粗暴，征粮派款，稍有怠慢，即挥拳打人。

我对村支书说：“在村委中，主要是村支书、村长、村会计三人。如今，村支书、村会计同姓，村长虽是Z姓，但很配合你的工作。加上平时受‘南霸天’欺负的那么多村民，你们联合起来，难道对付不了一个‘南霸天’？”（该村有500余户、2 500人，既是一个自然村，也是一个行政村。该村有C、Z两大姓，余为五六小姓。前任村委，村支书、村会计由Z姓担任，村长C姓。现任村委，村长由Z姓担任，村支书、村会计由C姓担任）C支书叹了口气说：“村里人的毛病，就是人心不齐啊！不要说各姓各肚皮，就是同宗同姓也没有用。除非自家兄弟，有问题才肯出来相助。不信，你问问他们两个（指村会计与村长），能不能联合起来对付‘南霸天’？”村长、村会计面面相觑，没有说话。

谈到晚6时，秘书请我们去吃饭。他在县委招待所的雅间设下一席，上菜、喝酒、猜拳，7人一直喝到晚9时，村支书四人已是酩酊大醉。秘书只得把他们打发到我隔壁的房间去睡觉，然后独自回到我的宿舍继续聊天。他说：“这些村干部，水平实在太低，只会吃喝，不动脑筋。与他们这些人，讨论不出个名堂来。我在县委办公室工作了七八年，对乡村两级情况比较熟悉，还是由我来回答你的问题吧！”显然，三天来的朝夕相处，他已把我当成他的朋友与师长了。是晚一直聊到凌晨3点。

三、关于村民的“自治”还是“被治”。

秘书说：“村委在名义上是自治的，但在实际上是被治的。谁要求在乡政府以下建立村委？是村民群众吗？不是。对于农民群众来说，最好是上面少管他们的事，越少越好。我们在乡政府之下设立村委，是要求村委贯彻落实乡政府下达的各项任务。其中最主要的是计划生育与征粮派款。对于农民来说，孩子最好多生几个，粮款最好少缴纳一点；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孩子只能生一胎，钱粮最好多出一点。所以，不是村民群众要求设立村委替他们办事，而是政府设立村委贯彻自己的行政意图。故组建村委，选择村支书与村长时，总要求选拔那些听话且能替自己办事的。即使举行村民民主选举，那也只是一种形式。再说，即使真的让村民民主选举，他们选出的人未必肯干，因为这份差使劳而少酬，且得罪人。”

四、关于乡村干部与村民百姓的对立情绪。

秘书说：“在农村，群众与乡村干部互不信任，情绪十分对立。我在县里工作，经常看到村民来告发他们的村或乡干部。今年截止9月，我县村民到县到市集体上访上告的事件，已累计29起，远远超过上访指标（上访次数也有指标，这是我第一次听说。全年指标是5起）。所告的问题，最集中的是村财务，其次是宅基地分配不公，其次是计划生育中的问题。还有一些其他问题，如乡、村干部强迫农民改变种植结构等等。

“这些年来，农民群众普遍感到不满的是两件事：一是农民负担太重，二是社会治安太坏。至于计划生育嘛，这倒比较复杂。人均只有那么一点耕地，多增一人，就得多一份口粮田与宅基地。人口若不严加控制，要不了几年，准得全村挨饿。这个道理农民知道得比我们还清楚。超生罚款，他们也认为合情合理。农民对计划生育的不满，主要针对乡村干部在执行计划生育过程中的问题而言的。一是有权的，凭关系超生的可不罚款。二是罚款太重，征款太急，作风粗暴。对计划生育本身，农民知道是项国策，没有谁反对的。只是临到自己头上，头胎生了个女孩，总希望再生个男孩。这里既有传统观念上的问题，也有切实的需要，这与城里人是不相同的。

“再回过头来说社会治安与农民负担问题。农村社会治安，总的趋势是越来越坏，而不是越来越好。今年年初，中央组织了一次全国性的严打。我县也抓了一批，判了十几个，情况确实有所好转，但近一两个月，偷窃、抢劫案件又开始上升。严打，只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办法。什么是治本？加强教育宣传吗？现在谁来听你这一套空论。如今，一头是贫困，一头是花花世界，各种享乐、诱惑多得很，连许多党政干部都抵御不住，有权的以权谋私，无权有胆的想不劳而获，快速致富，往往走向偷抢一路。

“农民负担，中央年年下文件，要求减轻农民负担，实际情况是年年在增。我县是个贫困县，是国家重点贫困县之一。农民温饱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风调雨顺，可以图个温饱，一遇稍大一点的旱洪之灾，连温饱都达不到。县里的几家国有企业，大多亏损，各乡村基本上没有集体企业，私营工商业也极不发达。所以，县、乡两级财政主要落到农业这一块。农民本来就穷，问他们要一点钱粮，他们都会叫起来，何况要得越来越多？至于县、乡财政，开支又越来越大，光是教育这一块，就占去各乡镇财政收入的60%至70%，甚至更多。县财政收入的30%以上也是用于教育。教育已成了贫困乡县最为沉重的财政包袱。县乡行政这一块，机构庞大，人员过多。且办公条件与发达地区攀比，纷纷追求现代化。再穷的乡，总得配备二三辆小车，主要干部，还得配备手机、BP机什么的。这些设备的购置费且不说，每年的使用费就得增加8万10万的。一乡如此，全县19个镇，加上县党政各部门的这一笔费用就很惊人。还有县、乡、村三级每年应付各种检查的请客、招待费用呢，县、乡新官上任，总得办点实事、搞点政绩吧，这又得花钱。如前所说，如按正常的财政收入，不足以维持县、乡两级的教师与行政人员的工资，这个巨大的财政缺口，如何弥补呢？只能到财政预算外去动脑筋了。于是强令农民种植烟草，各种集资、摊派，各种罚款都冒出来了。单靠中央文件就能禁止得了吗？”

我插话说：“财政无非是两件事，一是收钱；二是花钱。这里有两种截然对立的财政原则：一是量出为入，即根据花掉多少钱去征收多少钱，二是量入为出，即根据能征收多少钱来确定办多少事，养多少人。从理论上说，一切财政必须执行第二种原则，但在实际上，我们却在执行第一种原则。若长此以往，很有可能导致‘官逼民反’。贫困县乡的当务之急，是要从根本上扭转这种局面，坚决采取第二种正确的财政原则。”秘书笑道：“这是关起门来书生议政。如按有多少钱、办多少事、养多少人的原则办事，首先得精兵简政，其次得廉政勤政。关于精兵简政，我们叫了多少年，也精简过几次，政越简越多，光是每年的各项达标检查就忙得不亦乐乎。兵呢，越精越多。每年派给我县的大中专生就有500余人，服退军人三四百人，都得安排。再说，精简一兵，摔掉一人饭碗；精简一个部门，摔掉一批人饭碗。他们一定会跟你拼老命的。如今，哪个当官的肯干这种虽于政有益，但于己绝对有害的事情呢？！再说，那些现代交通、通讯设备及各种招待应酬费能节省得了吗？俗话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啊。”一席话，说得我无言以对。其实，我又何尝不知其中的难处呢？这个完全有可能导致中国政治与社会危机的大难题，看来必须由中央来下决心，下大决心来加以解决。这就是说，经历若干年的经济改革之后，政治改革的任务已迫在眉睫，刻不容缓了。

五、县、乡主要官员调动过于频繁及买官之风。

“县、乡党政主要官员，从理论上说有规定的任期，其实，说调就调。无规则的频繁调动，造成许多短期行为，无法制定一县、一乡的长期发展计划，制定了也无法延续。一个将军一个令，一朝天子一朝臣，下面跟着变过来、变过去瞎折腾。干部频繁调动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其中有一个原因在近几年内变得突出起来，那就是跑官、买官现象。有句顺口溜如今很是流行：‘要想富，调干部。’还有一句是：‘光研究，不宣布。’官职有大小之分，肥瘦之别，在官场里混的人总想得到大一点、肥一点的官职。这也是人之常情，问题是凭什么获得这些肥缺。从前是凭学历，凭政绩，凭关系，凭运气，如今开始凭交易了。为什么‘光研究不宣布’呢？火到猪头烂嘛。钱送到，就宣布了。至于利用婚丧或春节拜访之际送重礼的，更是一种普遍现象。少则三五千，多则万把元。一是联络情谊，二是到时有肥缺收获。”我请他举些实例，他却顾左右而言他。

谈到凌晨3时方睡，早上8时起床。秘书起床后的第一句话是：“昨晚所谈，出于我口，入于你耳，到此为止。千万不要向领导汇报。这几天相处，我是把你当成我的可信赖的朋友与可尊敬的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