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3日 刘店乡的排涝工程
清晨5时许，不知被冻醒的，还是被此起彼伏的鸡鸣声唤醒，不复入睡。于是披衣而起，步入政府大院。昨夜的雨，早已停息，真是谢天谢地。否则一边下雨，一边排涝，真够刘店人受的。整个大院空旷而寂静，我站在黄河滩上，想看黄河、黄土以及在这片广袤的黄土地上世代耕耘的农民，从古代的小农经济，到人民公社集体化，再到土地家庭承包责任制，根据意识形态话语，这是伟大的历史进步。他们都与自然直接相交换为主，与市场相交换为辅。他们农业剩余的相当一部分作为“皇粮”上交政府，一小部分作为礼尚往来的亲友馈赠。终岁勤劳，以温饱为目的，盖房娶亲，绵延后代。然而，古代小农，集体化之社员与今之农民到底有多大变化？诚然，技术提高，因而单位亩产增加了数倍。一旦面临水旱之灾，在古代轻则逃荒，重则转死沟壑，如今能以政府集体力量抗洪救灾，这或许是一种最真实的进步吧！
折回卧室，又闻一片鸡鸣声。我突然想起鸡鸣声时息时起，一夜未停，不独刘店如此，在河南其他村落、集镇夜宿期间，似乎也有此现象。俗语云：“鸡鸣晨”又云“公鸡报晓”，为什么如今的鸡彻夜乱啼呢？百思不得其解。
上午8时许，刘店乡乡长、乡人大主任、乡武装部长三人要到排涝工地去督察且勘测下一段的排涝工程，于是随他们一起前往排涝工地。小谭有事，今天不能陪我专访。
车出乡政府东行数公里，折西北行数百米，便是排涝工地。一条宽约3米，高约2米的土筑堤坝从上滩一直向北延伸到下滩，全长约四五公里。这是下滩村民出入的主要通道。在上滩高地建有一个临时指挥所，里面堆放各种排涝器械，另租借一民房，作为工地食堂。还有两个“国家民政部救灾帐篷”，作为排涝人员的休息处。这条建于50年代的南北路坝，将围积在内的黄河水分割成两个“大湖”。曾经是混浊的黄河水经过沉淀而成为碧绿的湖水，一望无际。极目北望，若干村落，犹如万顷波涛之中的孤岛。近处，40余台抽水机排在南北大堤的南端，机声轰鸣，震耳欲聋，日夜不息地将“西湖”之水如同巨大的瀑布注入“东湖”。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东西“两湖”的水位落差将近1米。
乡长对我说，洪汛高峰期间，洪水高出南北堤坝将近1米，洪水退却之后，大量洪水围积在黄河故道低洼处，无法自流排泄。“西湖”水面2.6万余亩，“东湖”水面5 000余亩，全乡大部分耕地被淹在湖面之下。整个排涝工程分两步走：第一步是将“西湖”之水抽排到“东湖”。第二步是再将“东湖”水排入黄河。第二步工程有两个方案。第一方案是在兰考县三义寨乡（“东湖”之东与三义寨乡接壤）开挖一条河渠，直接将“东湖”水自流入黄河；第二方案是在“东湖”之北开沟，先将水引至北边的南北堤坝，再将水抽排到黄河河道。乡长说，第一方案省时省力省钱，但在早已分到各农户的承包地上开沟，协商起来相当困难，即使两县、两乡政府间能够协商成功，又奈农民何？！所以，还是采用第二方案，今天便是来勘察地形，制定下一步排涝计划。又说，再用20来天的时间，“西湖”之水将被排干，争取11月中下旬让农民种上小麦，虽然按农历说，过了节气但迟种总比不种好。东边的五六千亩耕地，看来只能种春小麦了。总之，要尽最大努力，将这次洪涝灾害减小到最低程度。
我们随乡长一行沿南北长堤北行三四公里，才真正看清刘店乡下滩地的真实地势：这方长约十数公里、宽约五六公里的下滩地，中间偏北之处地势较高，南北皆较低，刘店乡的3个行政村，9个自然村（并非8个行政村、16个自然村），依次坐落在这一东西狭长的高地上。据我推测，在村落高地与上滩地之间的低洼地带，在数百年前便是黄河河道，此后，黄河河道摆到村落高地带以北，于是南部滩地逐渐垦为耕地。但黄河故道的海拔高度比现黄河河道高不了多少，一旦河水漫过内堤，黄河故道成为湖泽，非人工无法排干积水。经过一月的排水，村落高地带以北的大片土地已露出水面，乡长说，再过一周，农民便可在这片地上播种小麦了。事实上，在临近村边的土地上，不少农户已在忙于下一季麦种。所见情景，与昨日一样。
再往北行一二公里，便是南北长堤的北端。北端长堤西侧，便是一个村落。村落内农房的布局甚无规则，但都建在1米多高的土筑平台上。村内的道路，仿佛是纵横交错的河道、沟渠，虽然没有积水，但有淤泥，非高统雨鞋难以入内。房屋下端近1米处，有一条明显的水浸痕迹，可以想见当时洪水泛滥时的情景。村内间或能看到几座用巨幅油布搭建的临时住房，他们的原住房必定已遭洪水冲毁。我对乡长说：“能否考虑把下滩地的村民全部搬迁到上滩去呢？”乡长说：“要搬一家，已很困难，何况这里有3个行政村，9个自然村，千余户村民呢？！再说，上滩既没有空闲地，下滩村民也未必愿意搬迁。”我决定明日请小谭陪同我们走访这里的村庄与农户。
离南北长堤北端，东行数百米（这是一条高2米，路面宽1余米的土坝），折而北上，进入一片黄河新滩地。尚有几处清浅的积水，稀落低矮的芦苇在北风中摇曳。东边的新滩地势较高，有数十位农民正在播种小麦。沿滩地北行千余米，方到黄河边。此段黄河，宽只有一二百米，浑浊的河水十分平静地西来东去，这与汛期时的喧嚣暴戾形成鲜明的对比，且“东西湖水”的清澈，竟然是如此浑浊河水的化身。黄河北岸，也是一大片滩涂地，极目之处，村落与黄河北大坝依稀可辨。
我问乡长：“黄河边上的这片滩地怎么没有淤泥呢？”乡长说：“黄河有‘紧沙慢淤’之说，洪水泛滥期间，浸过内堤的河水被围在黄河故道，泥沙沉淀，便是厚厚一层淤泥。内堤外的这片滩地，水涨时淹没，水退时露出，只有粗沙能沉积下来，淤泥随河水冲走。”说罢，用脚踩踏滩地，不久就显出一片水渍。说：“瞧，下面就是水。”又说：“内堤外的数千亩土地，不列入耕地范围，农民耕种，不缴纳农业税。”我问道：“《开封县志》上说刘店乡在1988年有耕地4.48万亩，昨天我听段书记说现有耕地5万余亩，这新增的5 000余亩耕地是从哪里来的呢？”他说：“这不太清楚。我与段书记都是今年初才调到刘店乡来的。”
顺原路回到排水工地，步行往返10余公里，再乘车回到乡政府，已是下午2时30分，真是又饿又累。每人一碗米饭，一碗青椒炒肉丝，其味鲜美无比。饥饿确实是最好的调味品。
饭后，我回办公室稍事休息。乡长一行又到排水工地上去了，永成赶回开封党校上课，小谭一早外出未归，段书记与办公室主任小张也不知到何处去？空荡荡的政府大院，找不到一个可以谈话的人，没人陪同，也无法走访邻近的村落。办公室墙角堆着近半米高的杂志，于是取来翻阅。这堆杂志，约有二十余种，绝大部分是地方杂志与部门杂志。近十余年来，人大、政协、组织人事、计划生育、工商、税务、公安、政法、乡镇企业管理等“部门”都创办各种的“部门”刊物，并通过本系统的行政力量向下摊派订阅，乡镇村委办公室的墙角往往是此类刊物的“终端”。整日忙于各种具体事务的乡、村干部恐怕很少阅读这一大堆刊物的余暇与习惯。变相摊派，公款订阅，一是徒耗资源与精力；二是增加农民负担。不过，对于从来不知，更不读此类刊物的我来说，却有浓厚的翻阅兴趣。兹录几侧：
《党的生活》（96.3）《贿赂——社会发展的毒瘤》文引河南四大贿赂案：一是平顶山副市长王乃斌案，二是郑州市委常委、巩义市委书记杨振海案，三是商丘县委书记刘炜东案，四是桐柏县长王保珍案。其中引王保珍与同案的“攻守同盟”词：“送礼不要紧，不要往外说就是了，头砍出来的是血，不是供词！”这一“豪言壮语”实令我感慨多多。先烈夏明瀚有言：“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如今一切“主义”都成了“假、大、空”，唯有权力与金钱最为真实，故而“砍头不要紧，只缘金钱真”了。
《河南省情与统计》（96.8）《乡镇企业在发展中的误区》一文，罗列乡镇集体企业中的五大问题，一是一家二制，公私不分，二是“伪装三资，哗众取宠”，三是“讲究排场，挥霍浪费”，四是“红色开路，黑色公关”，五是“重名轻实，统计渗水”。内引一段“顺口溜”：“酒杯勤端，门路拓宽；怀端红包，不愁供销”。有人说：“市场经济是一种法制经济。”这只说出了市场经济的“应然”状态，而非“实然”状态。世守村落的农民进入市场，必然将习惯的“人情关系”与“礼尚往来”的村落行为方式带进市场，要使“有差别对待”的村民按“无差别的一般准则”办事，或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发展过程。
《人大建设》（96.3）《正确评价选民的觉悟》，中心论点是“经济市场化，必然导致村民意识的民主化，这是由经济基础决走上层建筑这一规律所决定的”。用长时段内可能发生作用的“规律”，直接用来分析短时段内的问题，极其轻率地推导结论，这是国内许多食洋不化者的通病。土地家庭承包制下的小农，主要与土地相交换，其次与政府（国家）相交换，就此而言，古代小农与当代小农并无多大差别。再次是与市场相交换，最后是与亲友的劳务、财物的馈赠交换。诚然，市场经济的发展，小农经济活动过程（从农用物资的供应，产中的服务，到部分产品的销售）更多地依赖市场，并逐渐缩小村民间原属非市场的人情交换范围，但从小农的现存生产方式中，不可能通过什么“经济市场化”而自发产生“民主”意识。孙中山说过，“政”是民众之事，“治”是管理，管理民众之事，即为政治。问题在于“谁来管理”。小农作为具有相似生存方式的社会阶层，自然具有相似的利益。但他们的生存方式恰恰使他们无法在“相似”的利益基础之上，形成“共同”的利益，虽然“共同利益”是客观存在的，但缺乏对“共同利益的认知”。因而不可能通过各种自发的联合与一定的制度程序去管理并实现他们的“公共事务”。这就是说，他们无法自发地产生民主意识。他们的“共同利益”一直由“别人”来代行管理，至于真代替，还是假代替，那是另外一回事。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们一方面看到“现金交换”逐步侵占了原先属于“人情往还”的范围，另一方面，我们又看到“人情往还的非市场原则大量侵入到经济活动，甚至政治与法律活动过程，从而导致经济低效与政治腐败的重要文化根源”。所谓“礼、贿界线不清”或“明礼暗贿”，根源盖出于此。
晚饭后，乡党政主要干部依然奋战在排涝工地，此时此刻，向他们提出座谈要求，于心有所不安，只得继续翻阅旧杂志。
《党的生活》（96.2）《农村基层干部的腐败问题》，列举了存在于农村基层干部中的8类腐败现象：一是“以权谋私，贪污贿赂”，二是“大吃大喝，挥霍浪费”，三是“腐败堕落，道德败坏”，四是“家长作风，独断专行”，五是“任人唯亲，拉帮结派”，六是“弄虚作假，欺上瞒下”，七是“政策皆空，财务混乱”，八是“作风粗暴，滥用职权”。每类之下，各罗列一些例证，但没有具体的调查，更没有量的分析，对内地乡村基层政权实际状况没有提供较准确的说明。其中“家长作风”、“任人唯亲”与“大吃大喝”或源于村落文化，而“以权谋私”、“作风粗暴”、“弄虚作假”或与村政权的实际授权方式与承担职能有关。
《河南工商界》（96.2）《“民告官”被撤率越来越高》一文，对我国自颁布“行政诉讼法”以来，“民告官”案被撤回率越来越高的现象进行分析，结论很是尖锐：“司法不能独立，法院如何能行使独立的审判权？！”问题恰恰在于，在现行行政体之内，司法何以能够独立？！80年代曾提出“党、政分开”，在现行整体之内，党政何以能够分开？！这些提法本身说明我们的政治观念与政治实践已经发生脱节。出路有三条：一是根据政治理念，改革我们的现行政治实践，二是根据我们的政治实际运作过程，创造与之相适应的政治理念，三是让言与行，理论与实践继续维持脱节状态。
《党的建设》（96.4）《居官为何被人当狗使？》一文引四川省简阳市大款张某酒后对人打赌的话：“在简阳，王善武官最大，可我张某叫他什么时候到，他就像狗一样什么时候到，不信，当场试试！”果然，张一个电话，王即刻赶到。（王善武，简阳市市长，1995年以受贿罪被起诉）。社会主义的“官”与市场经济中冒出来的“商”，确有一个谁利用谁、谁改造谁的大问题。面对市场经济的众多诱惑。如何使居官者不以权谋利，并被张某一类新生“资产阶级”分子所利用？靠道德说教行吗？如道德说教不足靠，那么靠监察纪检机关行吗？确保绝大多数官员秉公执法廉洁从政的制度安排亟待创新。
《河南日报》（96.2）内有一篇借古喻今的杂文，内录南阳内乡县县衙楹联：
左联：“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勿说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
右联：“吃百姓之饭，穿百姓之衣，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
横联：“清、勤、慎”。
《河南工商界》（96.2）有一篇短文，引郑板桥的一首小诗：
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
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
在中央集权专制主义的古代中国，官吏的勤政廉洁既符合帝王之私利，也符合民众的利益，故作为官吏意识形态的儒家学说的最高目标是要培养出一大批“忠君爱民”的儒官，然而真正符合儒家理想的清官，如包公、海瑞、板桥者毕竟甚少，若用“屈指可数”、“凤毛麟角”来形容也不为过。为了整治吏治，中国古代还发展出一整套监察制度，在明代甚至发展出一套特务监察系统，然而，官吏的以权谋私，贪赃枉法，徇私舞弊，一直是古代专制集权政体的常态。一方面，小农经济与疆土辽阔，加之通讯技术的落后，使得专制集权成为古代中国唯一可能的政体选择。另一方面，这种政体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吏治的腐败问题。那么在当代中国，是否具备推行民主制的基本条件呢？即使在政治层面采用西方式的民主制，能否有效地维持社会秩序并防止官吏的腐败问题呢？早已实行民主制的印度，为什么官吏腐败成为他们政治生活中的沉重痼疾呢？我无法回答这一问题。所能肯定的只是：在官吏腐败问题上，犬儒主义的冷漠与愤世嫉俗的怨恨都是无济于事的。
是夜，12时方睡，时起时伏的鸡鸣声搅得我心神不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