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8日　农民的“三害”之苦

上午，徐、孟来访。谈舞阳、洛宁、宜阳三县的调查计划。

孟说：“舞阳、洛宁、宜阳三县已联系好了。暑期，我们河大历史系78届老同学聚会，我与老阎（舞阳组织部长）、老李（洛宁县委书记）谈起你的河南乡村调查，一是这类纯学术性的乡村研究对他们的县决无妨碍，二是我给他们引见一位诚恳博学且对农村深有研究的朋友与学者。他俩当场表示欢迎你到他们县去调查。昨天我往舞阳县挂了长途，告知你已到开封，老阎说明天亲自开车来接你。宜阳方面也联系好了。他们欢迎你随时去调查，住、吃、车一并由他们提供。”接着向我介绍了这几位朋友的简况及舞阳、洛宁、宜阳三县的概况。就经济状况而言，在河南百余县中，舞阳中等偏上，洛宁、宜阳地处豫西山区、洛河流域，是两个贫困县。在全省百余县中，列入中央、省级的二十余个贫困县，主要集中在豫南、豫西山区。

老孟就是这样一位古道热肠的人：只要他认为你是一位真诚可靠的朋友，只要他认为你的工作具有意义，他就会真心实意地为你提供无私的帮助。在“只计其利而不识其义”的市场大潮冲击下，依然还有“明其谊（义）不计其利”的朋友，实在令人感动。我想，在传统文化积淀深厚的六朝古都找到类似孟、徐、李、汤此种人格的人物，或非偶然。于是我向自己提出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此类传统交往关系的现代意义是什么呢？我在情感上是如此熟悉并珍爱它，然在理智上又如此地怀疑它。我所反对的东西，恰恰是我珍爱的东西。作为一个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的观察者、研究者，我认定，正是这种来源于村落的“私人关系”阻碍着当代政治、经济、伦理等三种“普遍关系”的发育与成熟，从而使“社会个体”与“公民意识”难以产生。但作为一个人，我又是希望生活在直接的、真诚的朋友关系中间。

下午1时，永成来访，提议我到开封党校拜会正副校长。说他们十分关注并支持我的调查研究工作，并且，有一位教政治经济学的老师，很想找我谈谈话。于是随永成去党校。

在校长办公室只见到负责教学科研的程校长。这位《开封城市史》的作者一直很关心我的乡村调查。我向他简要汇报了河南二期调查计划。程校长说：“你从上海跑到河南乡村来搞社会调查，真令我既感动又羞愧。对改革开放过程中的农村与地方政权状况作实证研究，按理说是我们党校的重要任务。如今，谁都感到理论严重脱离实际，县、乡干部在学习班中提出的许多尖锐的现实问题，我们都回答不了。理论应该解释现实并指导实践，这可以说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常识。然而，我们对变化中的农村社会与地方政权的实际状况只有朦胧的认识，老师们的困惑和牢骚与学员们一样多。我们所教的管理学、经济学在实际中派不上用场。虽然我们成立了一个科研处，也搞了点调查，但大多就事论事，缺乏深入的理论分析。你到开封党校来，与其说是我们帮助你，倒不如说是你来帮助我们。上次我们就商量决定，派李、汤、田三位老师跟你一起调查。一是向你学习，二是作你的向导。这一学期，汤老师被张校长派去搞创收，但李老师全部脱出来陪同你调查。”他还提议在我方便的时候，再给全校学员与老师作一两场学术报告。对此，我当场允诺。

回到三楼休息室，想找我谈谈话的胡老师已在室内等候。现年41岁的胡老师毕业于郑州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即分到开封党校教政治经济学。这位政治经济学教员要与我讨论一个一向为中国政治经济学所忽略，但确实属于政治经济学的尖锐问题：改革的成本与收益问题。他说：“改革是需要支付成本的，谁来支付这一成本呢？改革也产生了红利，谁得到改革的红利呢？”我知道他一定思考过这个问题，于是请他先回答。他说：“据我看来，改革的成本，主要落到广大农民头上，其次是由国有企业的工人来承担。就我所熟悉的豫东地区而言，自1985年以来，相当一部分农民的生活水平不但没有提高，相反，在不断加重的农民负担的重压下，有所降低。开封市、县的国有企业工人，有三分之二以上待岗、下岗。对于失去饭碗的工人来说，生活变得十分艰辛与不安定。谁是改革的受益者呢？第一是各级地方政府的官员，主要是握有大小实权的党政官员。第二是各承包厂长、经理们。第三是私营工商企业主们。”接着，他要我谈谈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我说：“这一问题既尖锐又复杂。如果国有企业职工与广大农民只是改革成本的承担者，而改革的红利都落到党政官吏与公私企业主的手中，这说明中国的改革正朝着一条既非社会主义又非西方意义上的资本主义而是中国特色的官僚资本主义的道路发展。这条道路的可能性确实是存在的。这条道路，既违背了改革设计者们的主观意愿，也不符合激进自由知识分子的主观意识。但从你所指的内地现象来看，改革的实际进程很可能沿着第三条道路行进。如果正是这样，那么用邓小平的话来说，改革走到邪路上去了。

“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使广大农民获得了土地经营权与人身自由。据此，他们提高了产量，并有了进入工商经济领域的各种可能。因而我们可以说，农民是这场改革的直接受益者。至于日益加重的农民负担，这与各级地方机构的膨胀与官僚化倾向有关。这里涉及到中国地方政治改革问题。当然，与沿海村民相比，内地农民进入非农经济的机会少、成本大，纯农户还占有相当比例。而农民负担是按亩计征，对农户来说，自1985年来生活水平确实没有什么提高。大量下岗失业的原国有企业工人，连同失去了附于固定职业上的社会福利，他们确实成为改革成本的承担者。但对具体工人而言，却不能一概而论，因为不少职工通过转岗而获得较以前更为优厚的报酬。至于地方党政官吏中的部分人员，以权谋利，恰恰是党和国家在推进改革过程中所支付的最大成本：因为地方官吏的腐败对市场、信仰、忠诚、公共道德和原则都是破坏性的，在一切沉渣泛起的消极现象中，党政腐败是最有害的。因此，消除官吏与承包厂长经理们的既非道德也非法的收益，是确保改革社会主义方向的基本前提。”

胡老师的老家在太康县某村，村里还有一位60余岁的老母亲及弟弟一家。他对农村、农业与农民生活状况十分熟悉，他坚持认为，内地绝大多数农民只是改革成本的承担者而非改革红利的分享者。概括起来说，处于中国社会最底层的农民深受三害之苦：一是自然灾害，二是地方政府之害，三是市场价格波动之害。他列举两例说明农民受后两种灾害的情况：

一、前几天，他回太康老家去，那里有不少农户正在砍伐刚刚挂果的苹果树，腾出土地改种冬小麦。农民兄弟为什么要砍掉三四年方能挂果的苹果树呢？那是因为三四年前，苹果的市场价格较高，县、乡政府实施“富民工程”，搞高效农业，指令农民种植苹果。倘农民不愿种植，乡里派人到农户的承包地里来挖洞，还要收取挖洞费。希望农民增加收入，这是件好事，但一成为县、乡政府的“工程”，确定指标、层层落实，也就侵犯了农民的经营自由权。由于邻近各县普遍指令栽种苹果，供求关系发生变化，致使苹果价格逐年下跌。今年的苹果，好的只有四五毛一斤，差一点的只有一两毛一斤，农民血本无归。有限的承包地被苹果树占领，不能种植小麦。小麦种不上，苹果又卖不上钱，农户只得忍痛砍树，改种小麦，弄得怨声载道。富民工程成了害民工程。

二、去年河南棉花的市场价格高于国家的定购价格，于是县、乡政府出动警力到各交通路口围追堵截，甚至到农户家强行征购。今年棉花的市价又低于定购价。于是政府收购部门压级收购，甚至拒收棉花。倘若拒收棉花，农民便无钱购买农药与化肥，直接影响小麦的播种。

（看来，承包之下的农民、地方政府与市场三者之间的关系，应加以深入的研究。一、在人均耕地一亩左右，甚至不足一亩的乡村，能否缩减粮食播种面积，扩大经济作物，尤其是多年生经济作物的面积？二、地方政府用行政命令扩大某类经济作物的播种面积，往往成为促成该类作物价格下降的直接作用。三、规模窄小且极类似的小农经济如何与大市场相联系？据我所知，各县都有一个政策研究部门，但他们似乎从不研究这一大问题。）

胡老师接着说，在自然之灾、政府之灾、市场之灾的三害之中，农民最感无奈，也最痛恨的是政府之害。每到春秋二熟，广播里就整日响起征粮催款的声音，农民一听广播响起，便头皮发麻，脚底发软。地方政府各部门耍着各种花招搜刮农民。去年，他弟弟一家五口，累计上缴近千元，人均近200元。他与弟弟细算过一笔账，在正常年景，一亩二熟，一熟小麦、一熟玉米，除去农用成本，纯收入只有500元左右。他夫妇两人，辛苦一年，劳动所得，三分之一以上给地方政府征缴去了。按国务院文件规定，农负率不得超过全年纯收入的5%。其实，农负率高达百分之三四十，是个极普遍的现象。如今，你随便到农村去走走，到处都能感受到农民与地方官吏的严重对立情绪。前几天我回乡，与一村民谈起贪官污吏、苛捐杂税等事，这位年约40岁的农民愤恨地说：“总有一天要官逼民反的。到时我就第一个冲击县、乡政府，将这批贪官污吏杀光。”这当然是气头上的话。

胡老师的一席话，促使我决定到他老家去一趟。一是看看农民砍伐苹果树的情况，二是找这位牢骚之盛的农民谈谈话。胡老师立即允诺陪同我去，具体时间由我来定。

在下午的谈话中，得民谣一则，记录于下：

“法律没有政策大，政策没有‘红头’大，‘红头’没有嘴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