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6日　经济重镇——陈留

上午8时许，陈留镇党办派车来接。8时半，到达陈留镇。该镇位于开封县城东南26华里处，北临惠济河。墨黑的河水上漂浮着造纸厂排放的灰色泡沫，恶臭难闻。据云，惠济河的源头是开封市排放的城市污水。这条北方的“苏州河”经涡河而注入淮河。陈留镇规模与朱仙镇相仿，工商业比后者发达得多，镇党政办公楼却相当简朴。

镇田书记恰外出开会，由镇党办主任小佩——一位音乐系专科毕业生，1992年调到镇党办工作——接待并安排我们的调查事宜。听取我们的此行目的与调查计划后，由他陪同我们下村调查。

上午9时，小佩陪同我们先骑车到镇东三五里处的范庄村调查。乡镇干部下村办事，先找村支书，概无例外。村支书一早便下地播种小麦去了，恰在家喂猪的妻子唤来儿子，到田头去找父亲，我一边参观她家的庭院房舍，一边与她闲聊起来。

村支书的家坐落在公路南侧，进出甚是方便。围墙虽然低矮简陋，但庭院甚宽，宅地或有七八分。正屋是三间平房，看样子是70年代末的建筑物，客厅内有一台黑白电视与一架吊扇，正房左侧有两间平房，一是孩子的卧室，一是贮藏室，另有一间厨房，一间猪牛厩。厩内养着两头牛，一头母猪五头小猪。在庭院内，有一台手压式水井，一辆小四轮拖拉机（有拖斗）。三业（农业、饲养业、运输业）兼备，这三口之家的劳动力得到充分利用了。

半小时后，村支书才背着小半袋麦种回来。村支书姓阎，现年46岁，初中毕业（妻子46岁，初中文化程度）。1970到1976年参军，复员回村，任生产队长，1980年任大队民兵连长，1988年任村支书（在全镇29个行政村中，复员军人任村支书、村长约近半数）。下面是访谈纪要。

——范庄村现有1 147人，270余户，耕地1 330亩，人均耕地不足1.2亩。1983年刚开始推行土地家庭承包制时，人均耕地尚有1.4亩。人均耕地减少的原因，主要是农户数量的增加，引起宅基地与村落规模的扩大。虽然按规定，每个农户的宅基地0.25亩，实际上约占半亩或半亩以上。据说，杞县将村民的宅基地与承包地合并在一起（即将宅基地计入承包地），目的是让村民自动地约束宅基地的扩大，这种做法问题更多。因为不少经济收入已转到工商业的农户，据此尽量扩大宅基地面积。如今在农村，宅基地与耕地的矛盾很是突出。扩大宅基地，耕地势必减少，这个道理人人都懂。但农民总有一种心理，以为盖上了房子，围起了围墙，这块宅基地就永久性地属于自己的了。承包地总还是属于集体的，每隔几年总得重分一次。

——关于土地家庭承包制，村里的干部与群众都是一致欢迎的。范庄村1983年实行分田到户，1988年全村耕地调整过一次，1993年又调整过一次。前一次是小调整，后一次是大调整。土地调整，各组独立进行，村委无权干涉。前几年，中央有精神，说是土地承包到户，一定三十年不变。这个政策在农村很难具体落实。在三十年内，各农户的人口变化实在太大了，五六年调整一次，村民是有这个要求的。

——在谈及小麦单产及种植结构时，村支书说，在70年代末，小麦亩产平均达到400来斤，高产田能达到500～600斤，低产田只有100～200斤。1983年推行土地家庭承包制后，小麦平均亩产逐年上升。近几年来，稳定在700～800斤之间。高产田能达到900～1 000斤，低产田也有500来斤。小麦亩产的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更重要的是近十余年来种子、水利、农药、化肥诸条件的改善。陈留地区水利条件比较好，一熟小麦能浇上三四遍水。惠济河流经陈留，河水虽然发黑、发臭，但用于灌溉似乎还是不错的。凡用不到惠济河水的地块，就打井。打井由乡里组织，村民自己出钱。村支书说，小麦单产与土地条件关系很密切，惠济河南、北就很不一样。范庄村在惠济河以北，地势较好。惠济河以南，同样的年成，同样的物资投入，平均亩产要低100～200斤。总的说来，一季小麦，除去上缴，供全家一年食用还有余。秋季作物，有玉米、棉花、大豆、花生、红薯、蔬菜。其中大豆、红薯、蔬菜主要用于自食，大豆用来交换豆制品。

——在谈到村民的经济收入时，村支书说，吃饭靠土地，花钱还得想其他办法。人均就那么点耕地，无论怎么花力气，也搞不出几个钱来。范庄村的农业剩余劳力，不是搞运输，便是外出打工。全村270来户，拥有小三轮、小四轮拖拉机的近百户。农忙时用于耕地，农闲时搞运输。如今城镇与乡村建房很热，对建筑小工与运输的需求很大。前些年，一辆8 000元的拖拉机，跑一年就能挣回本钱，如今要跑一年半到两年，因为拖拉机增加得很快。就范庄村而言，运输与打工已成为多数农户货币收入的主要来源。其次是家庭饲养业。主要是养牛、养猪、养羊，但各农户间很不平衡。

——当问及市场经济对村落传统风俗习惯带来的影响时，村支书及其妻子、小佩及前来找支书商谈工作的镇武装部长一起议论开了。议论的结果由我概括为一句话：原先亲邻间的义务性劳务交换，如今差不多全用货币一次性结算清楚。他们对我的这一概括似乎很是满意。其一，原先在农忙时节的耕地、收割、打场，差不多由亲邻相互帮助，除招待吃饭外，并不计货币报酬。其二，以前由亲友帮忙的建房活动，如今一律由工程队承包，“从前请人帮忙，请吃饭，还欠人情，算下来还不如交给包工队，这样既省钱，又省事。”其三，该村婚丧之事，亲友前来贺、吊，如今只封个红纸包，10元的、20元的，视关系而定。既不送礼物，又不吃饭，婚丧酒席大为简化。“如今村民比较富裕了，不在乎趁婚丧之际大吃大喝一顿”。不过，这一旧习俗的破除，新风俗的建立，归功于前任镇委杨书记的号召，村干部的带头。当时村民还有不少意见，如今皆以为方便。

我想，传统农业与工商业是两种很不相同的谋生方式。村里运输业的发展与外出打工，使原来农闲时的劳动力具有了新的价值。工时与工值的观念普遍确立起来了。这使得原先村内亲邻间的义务性劳务交换，大部分由货币来结算了。由此而带来的一个可能后果，便是原先村内亲邻间的血缘人情关系渐趋淡化。

时近中午，阎支书说他还没有吃过早饭，并说下午还将下地播麦种，于是起身告辞。农忙时节，不便占用他的过多时间。原先打算在此村住一宿，并走访若干农户的计划，只得取消。

下午，小佩陪同我们访五里寨村。五里寨处镇东5华里，故名。

在我的印象中，作为一村之主的村支书，在分田到户后的“发家致富”的竞比中通常跑在前面，然而五里寨村的吴支书家却并非如此：近半亩宅院，围墙低矮，三间平房与一间灶间十分简陋。商谈工作的客厅放着两张破旧的沙发，一台黑白电视机，是他家唯一的“现代化”设备。庭院猪厩内养着三头猪，这便是他家的副业。满面愁容的吴支书之妻见乡里来人，一边请我们入厅就坐，一边到地里去找正在播种小麦的丈夫。小佩向我们简要介绍吴支书的家庭情况：吴支书现年40余岁，也是复员军人，生有一女一男。现年22岁的闺女是个痴呆，20岁的儿子不幸遭车祸，瘫痪在床，已有两年。虽到郑州、北京多方求治，花费二三万元，但无疗效。这对中年夫妇，所生二子，一痴一残，实属人间之大不幸。吴支书家境贫寒，实由此因。

我怕影响吴支书的播种工作，提议到地里去找支书。小佩向吴支书说明来意，吴支书说：“请人机播，我只是来看看，帮帮忙，没啥事。”我还是请他下完种后回家再谈，顺便问起全村小麦播种情况。村支书说：“如今农民种地，可省力啦。近二三年来，全村小麦的耕地，播种，收割，打场，差不多全部机械化了。秋忙时间，也比以前大大缩短了。”我问：“其他各村呢？”他答：“差不多都如此。”又问：“请人机耕，机播，虽然省时、省力，但开支不是增加了吗？”于是村支书给我算了一笔账：“从前种麦用镂，前面需四人拉镂，后面一人扶镂，五人一天只能播种6亩小麦，人均一亩多一点，且干得很累。请人机播一亩，只有6～7元，算下来还是很划得来的。”如此看来，推动农业耕作方式实行机械化（也可以说是革命化）的原动力，纯然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从前，我们把集体化视作农业机械化的前提，如今只要存在一个劳动力市场及由劳动力市场标出的平均劳动价格，且这个工值高于机械操作，就有可能在分田到户的条件下实行机械化。这在便于机械操作的北方平原尤其如此。

半小时后，播种结束，我们随村支书返家座谈。访谈纪要如下：

——五里寨行政村，下辖4个自然村：五里寨、吴庄、阎呈府、毛庄。共有耕地1 960亩，1 436人口，334户。村支书说，实际参与分地的人口是1 417人。我问：“为什么户籍人口与分地人口间存在19人的差数呢？”村支书解释说：“这4户19人在1993年重新调整承包地以前，已将全家迁往郑州、开封或新密了，他们的户籍还在村里，但已将各自的承包地退还给组，与本村已没有任何经济联系了。”为了深入了解土地承包制下的村民从农村、从农业向城市、向工商业转移的详细过程，于是我将此次访谈重点，转到这方面来。

——村支书说，在这四户中，有两户本是兄弟俩，已在村各娶妻生子。1972年其父当兵回村，恰值新密县国营煤矿到陈留镇招工，本村有10余人应聘，但多数人忍受不了煤矿的劳动强度，干了一二年后便又回生产队了。但其父却一直留在矿上，还当上了小头头。1987年到1988年间，兄弟俩通过其父亲在新密的关系，承包了一家饭店，经营状况不错。前几年，他们把村里妻小都搬到新密去了，承包地退还给组里。据说，这兄弟两家都在新密买了城市户口。“如今有了钱，真是什么都能买到了”。

一户迁往开封。村支书说，该户主现年30岁，很能干。初中毕业后自费到开封学习烹调技术。后来不知通过什么关系在开封租了房子，蒸馍做包子出售。慢慢发展，积了钱，如今租了三四间店面，开起饭馆来了。三四年前，将其母亲（其父已死）、妻子、儿子全都迁往开封。全家一起经营小饭馆，不雇外工。另一户的姨父在郑州铁路局工作，其姨母做服装生意，需要帮手，现年27岁的户主初中毕业后即往郑州，随其姨母做生意，发了财后，在郑州买了房子与户口，将其母亲以及姐姐全家都迁往郑州。

上述4户在城里站稳脚跟之后，便与土地完全割断了联系。在本村334户农户中，另有10余户的经济重心、生活重心也已从农业转入工商业，从乡村转入城镇，但依然不肯放弃村里的承包土地。村支书给我们举了其中的两例：

其一，户主张氏，现年60余岁，原是该村泥水木工。生有三子。张氏有一堂兄，在上街区任某银行行长。80年代初、中期，张氏即往上街寻找机会，在其堂兄帮助下，做起了包工头。搞建筑包工头的，无一不发财。据说，张氏现有固定资产近百万，存款也有百万之多，但从不露富。他在上街有其堂兄的关系，自己又有钱，什么事情都好办了。他先将30余岁的长子安排到郑州上街区委开车，次又将其小儿子安排到上街区税务局所办的印刷厂当厂长，二子在陈留镇给乡政府开车。村里还留着七八个人的承包地，全部交给二儿子经营，因为陈留镇离他的村子很近。

其二，户主毛氏。全家四口，毛氏不知通过什么关系，在开封县城管所谋得一职，其妻原是裁缝，后在县城开办裁剪学习班。几年下来，在县城买了房子，定居下来。农忙时节，回村务农。开封县城离陈留镇，只有十几公里，往返很是方便。

村支书说，这十几户农户，家庭经济收入的重心与家庭生活的中心早已转移到城镇，但因离村较近，并不肯放弃他们的承包地。他们只管种和收，平时并不来照管庄稼，产量自然比一般农户低。由于陈留镇的农民负担比其他各乡低得多，他们算下来还是有利可图，他们不肯放弃承包地，村里也没有权力将这些耕地收回来分给其他村民耕种。

村支书说，本村还有四五个姑娘嫁到开封市。她们长相较好，又有点文化，不愿在村里守着土地过苦日子。但她们的户口很难迁进开封市，且其子女的户口也是随母亲的，村里还得替她们母子分承包地。要是户口问题得到解决，她们就脱离农村，我们也有理由不再给她们承包地了。

如此看来，现行的土地承包制与城市户籍制，既不利于农村土地的集中，也不利于正在发生的乡村居民的城市化过程。只要我们给在城镇拥有固定住所且较有稳定职业（或有稳定收入来源）的村民自由加入城市户籍的权利，上述问题便能得到妥善的解决。

——在谈到村民生活与贫富分化时，村支书说，近十几年来，全村330余户人家的温饱问题全部解决了。如今论贫富，主要看有没有钱，能不能盖新屋。就吃的方面而言，中午吃面条，加点青菜或白菜，早晚两餐吃馍馍，加咸菜或豆酱。青菜、白菜都是自种的，咸菜、豆酱是自制的，有时也吃点豆制品，是用黄豆交换的。只有吃肉才上街购买，普通农户，每月最多一次，每次割一二斤或二三斤肉。逢年过节，吃得好点。村支书说，在吃的方面，全村无论贫富，都差不多。村民很少在吃的方面多花钱。在穿的方面，直到80年代初，不少村民还自己纺纱织布，近三五年来，只有少数几家还有织布机，但也不常用。如今化纤衣服，既结实又便宜。农闲时，男劳力差不多都外出打工或搞运输；妇女在家，忙里忙外的，也没有那个闲工夫去纺纱织布了。

村支书说，在农村，吃穿看不出贫富。贫富要看存款、看住房、看家具。农村最花钱的就是建房。前些年，新造的住房一般一排四间，每间造价4 000元左右。近三四年来，四间房已不时兴了，左右二间再加出二间，呈“”形。质量也提高了，每间造价5 000元左右，六间就是3万元。本村330余户人家，新建六间住房的约有三四十户。本村自分田单干以来，近一半的农户盖了新房。

本村没有村办集体企业，农村的剩余劳力，主要从事运输与建筑业。全村有68台拖拉机，其中小三轮13台，四轮55台。这是今年年初的统计。小四轮拖拉机，差不多都是近三四年来购置的，因为搞运输，很来钱。小四轮的价格倒不便宜：拖拉机约1万元，加上拖斗8 000元左右，再加上办个牌照，这个费，那个费，共需两万左右。用于耕地是次要的，主要是跑运输，运沙石块、预制板或帮造纸厂运麦秆。一年下来，挣个7 000～8 000元并没有大问题。一般而言，两年，最多三年，便能拿回成本。前几年，拖拉机少的时候，一年就能挣回成本，那时拖拉机也比较便宜。

运输业是由城乡建筑业带动起来的。这些年来，城里、乡里都在盖房子，真不知道哪里来的钱。城乡盖房，有包工头，有技术员，有打小工的。村里除搞运输的，差不多都外出打工，而打工差不多都是建筑小工。在农村，跟包工头出去打工，每天能挣20来元，最少15元，不管饭。在我们这一带，最富裕的人，大部分是建筑包工头。本村有七八个建筑包工头，他们在村里盖的房子，是全村最好的。

全村的纯农户约有三四十家，这只是一个估计数，并没有调查过。在此三四十家中，真正算得上贫困户的约十余家。造成贫困的原因，或是老年无子，或是长年有病，缺乏劳力，或痴呆低能，或生性懒惰。他们能管好几亩承包地已经不错了。一般来说，他们的产量比别人低。

——关于农民负担，村支书说，近七八年来，每年人均上缴140斤小麦，夏粮一次征收，秋季不再征收钱款。这人均140斤小麦，包括村提留与乡统筹款，还包括农业税什么的。就村提留乡统筹这一块农民负担，从未超过国家规定的标准。这可要感谢上任陈留镇党委书记杨剑峰了（接着村支书又说起杨书记的其他许多美德。如杨书记下村检查工作，一律骑自行车，自备干粮，从来不到村里吃喝。书记带头以身作则，所有镇干部下村也都如此。如杨书记提倡婚丧事简办，实替村民省了不少钱等等）。与邻近各乡镇相比，陈留镇的农民负担最低，周围其他各乡，每年人均上缴小麦200来斤，秋季还要征收钱款。

——关于村支部、村委情况。村支书说，村支部、村委在形式上是由差额选举产生的。初定7人，选举5人，1994年乡镇换届，各村也换届选举。其实，村民们对谁当干部并不在乎，对选举也不重视。村支部5人（村支书、副支书，另加3名委员），村委5人（村长、会计、妇女主任、治安主任、民兵连长）。两套班子，其实合而为一，共8名村干部（其中3人兼职）。乡镇干部下村，找的是村支书；老百姓有事，也是找村支书。所以，大部分事务都落到村支书一人头上，忙得很。既然当村干部，上替乡政府、下替村民办点事也是份上的事。但问题有两个：一是上面交待下来的有些任务，难以执行。如税务部门要村干部协助征收车船使用费、农林特产税什么的，难度很大。该村虽说农民负担比较轻，但全村十几户贫困户，也按全乡的平均数缴纳，也有不少困难。二是报酬太低。村长、村支书每月只有60元钱，其余的就更少了。再有一个问题是，分田到户后，有些人发家致富了，但村集体很穷。要替村里办事，需要钱，钱得问各家各户要，大家便有意见。如今各人管自己，谁还会替集体的事出钱出力？所以村干部只是替乡政府办事、跑腿。这种情况，各村很是普遍。

——又谈到农业机械化与农用成本问题。村支书说，从1993年开始，在陈留全镇29个村，犁、镂全部淘汰了。如今养牛，只是为了销售；养马骡，只供拉车（在全镇，养马骡拉车的农户也很少了）。机耕一亩15元，播一亩7元，收割带脱粒一亩35元（收割使用大型联合收割机，由镇政府统一布置），共计57元。一亩小麦的农用成本，底肥50元，追肥30元，浇地20元，农药10元，共计110元。村支书说，如今搞农业，确实比过去轻松多了。又说，陈留原来是个产棉镇，如今棉花种植面积大大减少了：一是棉虫难治，二是国家收购政策多变，收购价格不稳，三是太费时间。要挣钱，还不如搞运输，打小工。

——最后，谈到村落与宗族。村支书说，五里寨行政村包括五里寨、吴庄、毛庄、阎呈府四个自然村。毛庄100来人，全部姓毛（这是一个典型的单姓村）。吴庄500来人，吴姓占70%，余为何、王、殷、魏诸小姓。阎呈府，200余人，阎姓占80%，余为其他三四小姓（这是两个典型的主姓村）。五里寨600来人，姓氏很杂有十余姓氏，其中张、马、王、刘、郭诸姓各占15%～20%之间（这是一个典型的杂姓村）。村支书说附近这一带都无族谱，这些年来也不闻有重修族谱之事。村内各姓氏之间皆能和平相处，并无“你族”“我族”的意识，更无宗族之间的冲突。村民间的矛盾冲突，大多发生在邻里间、家族内。或为宅基地，或为分家析产，或为老人赡养。在村干部的选举过程中，也没有拉帮结派之事。事实上，村民对选举谁当干部并不太关心。何况当村干部的付出的多、得到的少。如今，家家都想着各自的事，都想发家致富，谁也不在乎谁当干部。

我想，这个行政村具有两大特征：一是同一行政村内，按姓氏结构划分的三种村落类型共存，这或许是研究村民的宗族意识及与行政村关系的一个便利场所。二是该村的经济收入的重心，似已逐步从农业转向非农业，若考察市场交换行为对村落亲情关系的影响，或也是一个方便的场所。然而，进行这两项研究，需要我在此生活一段时间，但时值农忙，无法进行此类研究了。

一直谈到7时半，室外已笼罩在夜幕之中，幸而村离公路不远，摸黑推车至公路，骑车而回。邀请小佩在旅店用餐，相谈甚洽。与小佩接触一日，加一夕长谈，已成为好朋友。

河南乡镇一级，通常没有自己的招待所，是晚，我与永成在镇的一家私人承包的旅店下榻。这家被小佩誉为全镇最好的旅店，脏乱而简陋。长久空关的客房，积满了尘灰与难闻的气味，令人难以入睡，于是与永成聊天。这位党校教员，实是我河南之行的高明向导与忠实伴侣。

永成说：“在我们河南，朋友、熟人与陌生人；亲人、自己人与外人；圈内人与圈外人之间区分十分明显，总觉得有一道无形的墙。只有在亲友圈内，我们才感到无拘无束，谈起话来才无所不说，无所顾忌；在陌生人、圈外人间，总有意无意地加以设防，或不知所措。你只身来到我们河南，每天接触的都是非亲非故的陌生人，且你的目的又是来搞调查的，不要说官员们要提防你，就是老百姓也要提防你呀！然而，我跟随你那么久，校长虽叫我做你的向导，并向你学习调查方法，但我却一直在琢磨着你身上的那种特殊气质和能力。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气质与能力呢？你能在极短的接触中，便能消除别人对你的防范，将陌生人迅速变成熟人，又将熟人变成你的朋友，都愿与你推心置腹，无话不谈。无论是农民还是村干部，无论是县乡官员还是大学知识分子，都是如此。要知道，在别人眼里，你可既是一个陌生人、外人，又是一个调查者啊，你怎么能在很短时间内将这双重间隔消除掉呢？我也搞过一些社会调查，为什么我做不到这一点呢？”

我说：“朋友、熟人与陌生人，亲人、自己人与外人，圈内人与圈外人之间的区分与防范，这是村落社会与村民的一般特征。从村落社会走向都市社会，从村民走向公民，根据西方社会学的观点，即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如果这一观点是可靠的话，中国社会正处在转型过程之中。亲疏内外之分，这是中国人一般行为特点，或以河南为甚，因为中原是中国传统文化积淀最深厚的地区。因此，作为一个中原乡村社会的调查者，首先得遵从这一传统。这次来河南，既不凭自上而下的官方渠道，也不凭介绍信记者证，而全部通过朋友关系。朋友的朋友，便是我的朋友，恰如亲戚的亲戚，也是我的亲戚一样。中国人的现实人际关系，认的就是这一条。你瞧中国人办事，不是翻规章，找法律，而是找关系，托熟人，找不到关系，便打通关节，用请客送礼来铺设关系。‘关系’一词的丰富内涵实非一个西方人所能理解与体悟的，此其一。光凭这一条是远远不够的，还得以诚相待。诚实一词被宋明理学抬到极高的地位。儒家一方面强调亲疏内外之分，另一方面又十分重视用“诚”来打通亲疏内外的界限，此其二。其三，还得对受访者的身份、地位、处境、关切的问题及可能忌讳的问题，应有所洞察，善于设身处地，平等相待，才能推心置腹。”

永成说：“你只说出了一部分，在你身上还有其他的东西。不管什么人，只要一听你说话，就好像磁石一样被你吸引住了。说你有宗教徒的气质吧，也不像；说你知识渊博吧，但也不能完全说明你的吸引力。就说我吧，在开封党校，评教书，那是公认的，我肯放下自己的工作，心甘情愿帮你提包跟你到外跑，确实被你这种风格、气质所吸引，这并不是当面恭维。”

我说：“如果我博学有知，何必到内地来调查？调查就是承认自己的无知，就是承认被调查者有知。我只不过是迫切想把自己从无知状态搞成有知罢了。面对着急速发展中的社会转型，我突然发现以往的经验与知识失去了理解现实变化的作用，从而变得十分无知与迷惘。中国社会变动太快又太大，要描述它已觉困难，更不必说理解它了。这是我的心里话，决非谦虚。”

是啊，我是什么人呢？为何要到河南来呢？自我拷问起来，我自己也不知道。或许是我闲得没事干，找点事干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