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亭集》序
王羲之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1] 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
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悟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趣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2] ”，岂不痛哉？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3] 。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注〕 [1] 修禊：古代民俗，于农历三月上旬的巳日至水滨游浴采兰，以驱不祥，叫做修禊。曹魏之后固定在三月三日，又常以羽觞盛酒置溪水中，觞触岸停止时，坐于近处之人即应取觞饮酒，名曰曲水流觞之饮。 [2] 死生亦大矣：《庄子·德充符》引孔子语。 [3] 一死生，齐彭殇：庄子认为人生前死后都存于所谓的“大块”之中，生与死实质一样。又认为殇子与寿达八百岁的彭祖相比，二者等同无别。分见《庄子》之《大宗师》及《齐物论》篇。
王羲之精于书法，又富于文才，刘宋人评其文章“高爽有风气，不类常流”（《世说新语·赏誉》注引《文章志》）。这篇《〈兰亭集〉序》，是其传世作品之最佳者。
兰亭，为东晋会稽郡治山阴（今浙江绍兴市）城西南郊名胜。其地有湖，“湖南有天柱山，湖口有亭，号曰兰亭”（《水经注·渐江水》）。东晋建立后，南渡之中原士族在山水清丽之会稽广置园田别墅。风景幽绝的兰亭，遂成为王羲之、谢安等名流宴集流连之地。穆帝永和九年（353），五十一岁的王羲之时任会稽内史（相当于郡太守）。三月三日，他邀集友人谢安、孙绰等四十余人聚于兰亭，作曲水流觞之饮。当时要求与会者每人作四言、五言诗各一首。之后，王羲之将诸人名爵及诗作一一记录，并作序一篇，记述其事并抒写内心感触。此序即《〈兰亭集〉序》。
元赵孟頫临王羲之《兰亭集序》
全文分两大部分。前半部分叙兰亭宴集情景，乃是实写。这部分以一“乐”字为基调。起笔先叙宴集之时令、地方及事由，笔调从容沉稳。接写与会人士。“群贤”二字非浮泛之奉承，是表明诸人与己意气相投，否则虽有良辰美景亦不足为乐。下面再叙兰亭地理环境及景物，主体是山水。其山如何？“崇”与“峻”只是本色形容，而“茂林修竹”四字遂赋予山岭盎然生气。其水如何？“清”与“激”亦为本色形容，而“映带左右”四字方使流水神采飞动。清波之上，一只只盛满旨酒的羽觞飘来；人们胸中，一阵阵畅叙怀抱的话语流出。此时，作者与众人均为自然之美所陶醉，以致感到人为的管弦之声亦属多余。再下描述当日天气。“是日也”三句具承上启下之功用。就承上而言，山水姿容如此清丽，人们心情如此欣快，均与晴和之天气相关。就启下而言，由“天”、“气”而及于下文之“宇宙”，显得紧密而自然。最后写宴集之感受。仰观宇宙，俯察万物，是极视觉之娱；竹木萧萧，流水潺潺，是尽听觉之乐。但这愉悦之情，仅以“信可乐也”四字表出，仍然保持笔势之从容沉稳，可谓“乐而不淫”。
这一部分层次清晰，外在的特色则是简练。作者“模山范水”，真是惜墨如金。但简练常人亦可做到，其内在的特色，还在于其格调之淡雅。三月江南，想那山间水渚，该有多少鲜花吐艳，真是“姹紫嫣红开遍”！但在此处，这些浓艳之物却不见姿影，得寓作者之目者，唯山、水、林、竹、天、风而已。即使绘竹，亦只言其修而弃其绿；写水，亦只言其清而弃其碧。一切过于浓厚之色不用，这是色调的淡雅。兰亭宴集，可谓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四美齐臻，但作者之喜悦不过分不逾度，笔势始终从容沉稳，这是心境的淡雅。晋人对王羲之其人的情性，有“清鉴贵要”之评（《世说新语·赏誉》）。文字格调之淡雅，正是作者情性的体现。
后半部分抒发宴集之后的感触，是为虚写。这部分则以一个“悲”字为基调。上文方言乐，此处忽言悲，表面看来突兀，实际却不难理解。兰亭聚饮，自是乐事，然有聚必有散，世间“没有不散的筵席”。聚会难而短，分散易而长。这种欢聚难常的感触已经使人情绪低落；而由聚散再想到人生之短促，死生的悬隔，更令人悲从中来。其实，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描述聚会之欢乐后，因感人生无常而转入悲伤，并不自《〈兰亭集〉序》始。汉武帝行幸河东，中流与群臣欢饮，自作《秋风辞》云：“横中流兮扬素波，箫鼓鸣兮发棹歌。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奈老何！”东汉《古诗十九首》之四云：“今日良宴会，欢乐难具陈。……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魏文帝《与朝歌令吴质书》叙在南皮与吴质等人宴游之欢之后云：“乐往哀来，怆然伤怀。余顾而言：‘斯乐难常。’足下之徒，咸以为然。”西晋石崇《金谷诗叙》，亦先叙众人宴集之乐，接着以“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作结。可见至少从汉魏以降，聚散生死这股悲凉之雾，始终笼罩着文学家的心灵。《〈兰亭集〉序》的由乐转悲，亦就不足为怪了。后世有人以此怀疑此序非王羲之所作，是没有道理的。
这部分文字的特色，在于作者将其悲伤之思的产生，写得回环曲折，感动人心。首先从兰亭聚会，联想到现今人们彼此相处，时间非常短促。而相处的方式亦不相同：好静者常在内室清谈，好动者喜在山林遨游。虽然人们情趣不同，相聚方式各异，但都具有共同之处，这就是遇到喜欢的事物就心满意足，不知老之将至，等到对所遇事物产生厌倦，感情随事物之变化而变化时，无尽的感慨就产生了。先前喜欢的事物，转瞬变为陈旧的过去，这已经不能不令人感慨万分，更何况随着世界的变化，任何人都难免一死呢！孔子早就说死和生是大事，此种情况岂不使人悲伤！以上一层，是说与作者同时代人情感的变化。接着，作者眼光上移至古昔。他从古人留下的文章看到：古人亦为人生变化而兴叹生悲，这和当今人的情况完全契合无异。古今一律使人嗟叹，而古人文章中的悲凉情绪更令人伤感，这使作者心胸久久不能开解。既然古今一例为人生无常而兴叹生悲，可见庄周所谓的死生一样、寿夭等同的说法，乃是虚妄难信之辞。下面，作者又将眼光移至未来。他推想将来之人其情感变化必和古今之人相同。及至将来，现今一切即为陈迹；将来之人，亦将临今人之文而感伤，如此无情的变迁再次引起作者的悲叹。至此，其笔势一收，顺势点明其记录诸人名爵、诗作，以及作序之旨：既然人生变化如此迅速，此次宴集有关情况就应详细记录下来，以免湮没不彰，同时也使将来之人，能够了解我心中的感触。这部分文字从兰亭宴集发端兴感，从今人及于古人，再及于后人，最后回到兰亭宴集而收笔，舒卷自如，辞气畅达。在深沉的慨叹之中，暗含着对人生的眷恋和热爱，从而与上文的乐生之旨契合无间了。
两晋时期，骈俪藻饰之风已经盛行。《〈兰亭集〉序》在修辞上不尚藻饰，不堆砌故实；在句法上骈散兼行而以散句为主，这种素朴自然的形式与其内容构成了和谐的统一，确实是一篇“不类常流”的佳作。
王羲之曾以其精妙绝伦的书法书写此文，其真迹虽然不传，但从后人的摹本仍可领略其神采。其书其文，将永远受到世人的珍视与喜爱。
（方北辰）
誓墓文
王羲之
维永和十一年三月癸卯朔，九日辛亥，小子羲之敢告二尊之灵。羲之不天[1] ，夙遭闵凶[2] ，不蒙过庭之训[3] 。母兄鞠育，得渐庶几，遂因人乏，蒙国宠荣。进无忠孝之节，退违推贤之义。每仰咏老氏、周任之诫，常恐死亡无日，忧及宗祀，岂在微身而已！是用寤寐永叹，若坠深谷。止足之分，定之于今。谨以今月吉辰肆筵[4] 设席，稽颡[5] 归诚，告誓先灵。自今之后，敢渝此心，贪冒苟进，是有无尊之心而不子也。子而不子，天地所不覆载，名教[6] 所不得容。信誓之诚，有如皦日[7] ！
〔注〕 [1] 不天：不为天所佑。 [2]闵凶：疾病死丧之事。此指丧父。 [3]过庭之训：指父教。《论语·季氏》:“（孔子）尝独立，（其子）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4] 肆筵：陈设筵席。 [5] 稽颡（sǎng嗓）：古时一种跪拜礼。屈膝下拜，以额触地。 [6] 名教：指封建社会的等级名分和礼教。 [7] 有如皦（jiǎo矫）日：古人发誓之辞，谓有明亮的太阳可作证。
王羲之辞会稽内史后，决心不再为官，这一决心就表现在这篇誓墓文中。一个人不愿为官何必要大动干戈到父母坟上去设誓呢？这种怪现象是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分不开的。晋代的官场由高门士族所把持，士族中的名士，统治者总要千方百计地将他们征召出来，授以官职，为巩固本阶级统治服务。王羲之为了向最高统治者表达不愿为官的决心，就别出心裁，来了一个誓墓的举动。据《晋书》记载，他的这一举动获得了预期的效果，“朝廷以其誓苦，亦不复征之”。他自己给谢万的信中为此庆幸地说：“古之辞世者或被发佯狂，或污身秽迹，可谓艰矣。今仆坐而获免，遂其宿心，其为庆幸，岂非天赐！”
作者在文中表述了三层意思。开头第一句是第一层次，交代设誓的时间和地点。时间是永和十一年（355），永和是晋穆帝的年号；地点是“二尊之灵”，即父母的坟前。
从“羲之不天”至“定之于今”，是第二层次，写自己辞官的原由，是文章的重点。
羲之为什么要辞官呢？他自言遵循着二位古人的遗训，即“每仰咏老氏、周任之诫”。老氏即老子。周任据说是古代的良史，《论语·季氏篇》中孔子引用了他的话：“陈力就列，不能者止。”意思是为人臣者，当施展其才力以居其职位；如果不能做到，就应该辞让退位。羲之自以为从小未得父亲的教导，只因朝廷缺乏人才，自己才滥竽充数。为官以后，个人既无忠孝节操的表现，又未作过推举贤士的义举。从这几个方面对照周任的话，自己理应自动引退。羲之为官并非一年，对于朝廷的大事曾积极提过建议，很多意见被时间和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他也曾为赈济灾区人民上书朝廷，不是个尸位素餐的人，为官也非不称职，为什么这里却以此为理由提出辞退呢？《晋书》本传说主要出于与扬州刺史王述的矛盾。羲之平日有点瞧不起王述，但王述却官运亨通，官位偏在羲之之上。冤家路窄，偏由王述来会稽检查工作，王述就公报私仇，有意刁难，“辩其刑政，主者疲于简对”。面对这一情况，“羲之深耻之，遂称病去郡，于父母墓前自誓”。如此看来，他自述的这一辞官的理由，可能是一种愤激的言辞。
老氏之诫，当指《老子》四十六章所言：“祸莫大于不知足。”这大概就是“止足之分，定之于今”思想产生的根据。在羲之笔下，为官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不仅个人无时无刻不受着死亡的威胁，而且孕育着灭族断祀的危机。东晋时代，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十分尖锐，各个集团、各种势力之间相互倾轧，动辄灭族，即使出嫁的女子、哺乳的幼儿也难幸免。羲之以此作为辞官的一个理由，表现了他对封建社会的残酷刑罚是不满的，他要以急流勇退来躲避横祸。
羲之辞官是以“老氏、周任之诫”为指导的，而在行文中却不将它放在最前面，领起下文；也不将它位于第二层次的最后，作为总结，而是将它置于中间，起一种承上启下，总结、推衍的综合作用，使文章如一气呵成，毫无斧凿之痕，于此可见作者行文的独具匠心。
羲之誓墓将“常恐死亡无日，忧及宗祀”作为辞官的一条理由，从这里亦可以窥见当时士大夫的特殊心态，可以帮助我们去认识理解晋代的士大夫们之所以纵情山水、崇尚隐逸，以及老庄思想广为流传的社会原因。羲之的这种心态有着时代的典型性。
从“谨以今月吉辰肆筵设席”至结束，是誓墓的誓词，是第三个层次。从誓词看，他所设的誓很重：如果重新从政，就是个不孝之子，为天地所不容，被舆论所唾弃。设誓之重，说明他决心之大。此后羲之确实再未进入官场，可见他是忠实于自己的誓言的。
从全文的思想倾向说，羲之将忠与孝对立起来，而他所取的是孝。当然孝并未脱离封建道德的规范，但从客观效果考虑，这种思想对封建统治亦有某种冲击作用。
全文写得简洁明快，感情激越，说理清晰，内心剖白无遗，千载之下尚能一睹斯人风貌。
（叶晨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