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丕
【作者小传】
（187—226）即魏文帝。三国魏文学家。字子桓。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州）人。曹操次子。操死，袭位为魏王，不久代汉称帝，建都洛阳，国号魏。爱好文学。其诗受民歌影响，语言通俗，描写细致。所作《典论·论文》是我国较早的文学批评著作。著有《魏文帝集》。
典论·论文
曹丕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傅毅之于班固，伯仲之间耳，而固小之。与弟超书曰：“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1] 。”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里语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见之患也。
今之文人，鲁国[2] 孔融文举，广陵[3] 陈琳孔璋，山阳[4] 王粲仲宣，北海[5] 徐幹伟长，陈留[6] 阮瑀元瑜，汝南[7] 应玚德琏，东平[8] 刘桢公幹：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 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9] 。以此相服，亦良难矣。盖君子审己以度人，故能免于斯累而作《论文》。
王粲长于辞赋，徐幹时有齐气[10] ，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幹之《玄猿》、《漏卮》、《圆扇》、《橘赋》，虽张、蔡[11] 不过也。然于他文，未能称是。琳、瑀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应玚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12] ，以至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13] 俦也。
常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又患暗于自见，谓己为贤。
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
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14] ；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故西伯幽而演《易》[15] ，周旦显而制《礼》[16] ，不以隐约而弗务，不以康乐而加[17] 思。
夫然，则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惧乎时之过已。而人多不强力，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之大痛也！
融等已逝，唯幹著《论》[18] ，成一家言。
〔注〕 [1] 下笔不能自休：下笔没完没了。这是笑其为文冗长，缺少剪裁。 [2] 鲁国：在今山东西南部。 [3] 广陵：今江苏省江都县。 [4]山阳：今山东省邹县。 [5]北海：今山东省寿光县。 [6] 陈留：今河南省开封县。 [7]汝南：今河南省汝南县。 [8]东平：今山东省原东平县。 [9]“咸以”二句：意即谓他们都能各逞其才，各不相让。 [10] 齐气：古代齐国其俗文体舒缓，言徐幹为文亦染有这种地方习气。 [11] 张、蔡：东汉张衡、蔡邕。 [12] 理不胜辞：指词美而理不足。 [13] 扬、班：汉代扬雄、班固。 [14] 检：法度。 [15] 西伯幽而演《易》：相传周文王姬昌被纣拘于羑里，因推演《易》象而成书。西伯，谓西方诸侯之长。纣尝赐文王弓矢斧钺，使得专征伐，为西伯。 [16] 周旦显而制《礼》：姬诵即位为周成王，年幼而由叔父周公姬旦摄政。相传周公曾依据周的官制而作《周礼》。但据后人考证，《周易》与《周礼》的成书，大致都要在春秋末期和战国年间。 [17] 加：转移。 [18] 著《论》：徐幹有《中论》二十二篇，今存二十篇。
《典论·论文》是曹丕的专著《典论》中的一篇。《典论》一书，据《隋书·经籍志》著录，共有五卷。《魏志》载明帝太和四年（230）二月戊子，曾将它刻石立于庙门之外和太学，凡六碑。清严可均《全三国文》考证：“唐时石本亡，至宋而写本亦亡。”只有《自叙》见载于裴松之注，《论文》见收于《文选》而能完好无缺。又据《艺文类聚》卷十六《赞述太子表》，知成书尚在为太子时。又观《论文》中有“融等已逝”的话，可见成书已在汉献帝建安末期。然而这时事实上曹丕的文学时代已经开始了。
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曾说曹丕的一个时代，可以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那么，曹丕写的《典论·论文》，可以说是文学自觉时代中文学批评的自觉表现了。
在这以前的文学批评，最早的只有片言只语，如《论语》中孔子的论诗。稍后，或则裒辑成篇，如卫宏的《毛诗序》；或则限于一篇一书，如班固的《离骚序》、王逸的《楚辞章句》诸序等。而能较广泛地对当时的作家做出比较评论的，不能不推曹丕这一篇为最早了。
这篇“自觉的”批评中涉及了许多问题，而这些问题又大都是“自觉”而得的，如文人相轻、贵远贱近、审己度人、体裁不能兼善、七子评价、文章本末、文章功用以及怎样来完成千载之功等问题。文章不长，但涉及的问题却很广泛。那么，其中究竟哪个问题才是主要的呢？
对此，古往今来，论者往往各取所需，各有所得。其中最能一语破的的莫过于五臣中的吕向了，他说：“有此篇，论文章之体也。”
什么才是文章之体呢？按照曹丕的看法，这“体”字似乎包含有本末两层意思。他以为：“夫文本同而末异”。“本”即是指“体气”。他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这是分而言之，为“主”即是为“本”。又说：“孔融体气高妙”。这是合而言之。以气和体气论文，即创于曹丕，指的当是作家特有的风格表现。这种风格表现，于社会习尚、师承关系及作家的个人素质都有一定的关系。从他所说“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看来，则似以素质为其主要一面。
“末”即是指体裁。体裁之异即在：“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一·诗教上》曾说：“后世之文，其体皆备于战国。”这些不同的体裁，经过两汉的繁荣与发展，经曹丕提供了大量观摩比较的实例，使他对它们各自的规律有了较多的认识和体会，为他的“四科八体”说的提出创造了条件。就当时的时代水平来说，在体裁特征的艺术把握上，曹丕的这篇文章，已可说是独具只眼的概括总结了。
在曹丕看来，知道了“本”和“末”的异同，自然就能审己度人，可以克服自古以来“文人相轻”的恶习，也自然能对当代作家的长短作出恰当和公正的评论了。他所评论的与他同时的“建安七子”，总的来说，是“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的。这就是说，他们都同样有学问，有创造才能。而且“咸以自骋骥 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但这是不是说他们之间只是各有短长，不能轩轾呢？表面上看来，好像的确是如此，可是如果我们稍稍用心推敲一番，就会觉得这里面大有玩味之处了。
有部中国文学批评史说曹丕独重徐幹之文，对孔融则说他“‘不能持论，理不胜辞’，不免有些微词了”，似乎把孔融贬得最低。是不是如此呢？细按一番，恰好与此相反：在七子中，他对孔融的评价最高；其器重徐幹，却有着另外的原因。
先说孔融。要知道曹丕是主张“文以气为主”的。在论气中，徐幹则“时有齐气”；应玚则“和而不壮”，刘桢则“壮而不密”; 《与吴质书》中又说：“公幹时有逸气，但未遒耳。”王粲呢？同书中曾“惜其体弱，不足起其文”。论这些人的体气，都有不足之处；而唯独对于孔融，说他“体气高妙”。试问还有哪个褒词的分量能及得上“高妙”这个词！何况曹丕在将七子中的一些人与古人相比时，于王粲和徐幹，只说他们写得好的辞赋“虽张、蔡不过也”；而于孔融，则称他“及其所善，扬、班俦也”。我们知道，在古人的心目中，张衡和蔡邕，在文学史的地位上，一般是及不上扬雄和班固的。从曹丕的比拟里，我们就很清楚他的尺度了。再从《后汉书·孔融传》中“魏文帝深好融文辞”, “募天下有上融文章者辄赏以金帛”等语，更可得一佐证。由此可见，曹丕说孔融“不能持论”，不过是指其于“末”之不能兼善，而比之王粲、徐幹之只擅词赋，“然于他文，未能称是”；比之陈琳、阮瑀之只有章表书记为隽；则孔融之兼善者还是较多的。这样看来，怎能说曹丕对孔融独有“微词”呢！
再说徐幹。《典论·论文》末尾特别提了他一句，在《与吴质书》中，议论得尤多：“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伟长独怀文抱质，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谓彬彬君子矣。著《中论》二十余篇……此子为不朽矣。”由此则可以看出，曹丕对当时一般的“文人无行”颇感不满（在这一点上他可没有“审己度人”），而认为徐幹的人品却是值得赞美的。对于他的立言有所成就尤为敬慕。我们知道，处于社会动乱，经学衰微的魏晋之际，要想立言以成一家之说的风气是非常盛行的。曹丕于此一直心向往之，故于徐幹的《中论》，一提再提。也正是这种心情，促成了他自己的《典论》之作，而这与他从“文以气为主”的艺术角度来评价徐幹的文章是不相干的。有些人把这两相混淆起来，于是产生了以为曹丕对徐幹艺术评价最高的错觉，而忘记了《典论·论文》早就说徐幹和王粲于词赋外，他文皆“未能称是”这一主要的论断了。
从曹丕的论“体”里，我们可以理解到，他所说的雅、理、实、丽等，都是体裁的特定要求；他所说的清、浊、和、壮、密和高妙等，都是指的体气之性。其中，清和浊是先天素质所形成；和与壮，则既有先天又有后天的成分在。齐气和不密、未遒等，则又后天重于先天，即可以通过努力逐步加以克服的。正因如此，壮而不密的刘桢要比和而不壮的应玚为优；具有齐气的徐幹亦得与体弱的王粲相匹。正是这种先天和后天，体气和体裁的彼此交相影响，就形成了文人创作的各有偏至的特色。
《典论·论文》之论，由人及文，因为文是人的创作；由末及本，因为本唯由末以得见。由此再及于文之用。这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有不少人说，曹丕论文章之用，也不过是从《左传》“三不朽”中“立言不朽”的命题引申来的，其中并没有多大新意，这大概算不了什么“自觉”吧？诚然，在春秋以后，司马迁《报任少卿书》也提到“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 “思垂空文以自见”，但都没有像曹丕那样把被扬雄说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的词赋，也列入“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中，这难道不算是一种大胆的突破吗？
近代章炳麟《国故论衡》中有一篇《论式》，谓魏、晋之文：“守己有度，伐人有序，和理在中，孚尹（采色）旁达，可以为百世师矣。”从《典论·论文》的结构、层次和表现艺术来看，它既不晦涩难明，又不浮泛词费，有什么话，就说什么话，而且又能说得很有分寸，说得美好，诚有如章氏之所言。
最后我们还要指出：知道“文非一体，鲜能备善”的道理后，是否“文人相轻”的习气，就可完全改变过来了呢？那又未免把这问题看得太简单了。在曹丕那个时代，也许可以这么说，可是后来当知这里面还有许多曲折和复杂的因素，诸如社会方面的派别问题、文艺思潮、人生观、世界观、艺术观、个人爱好等等，都会有很大的关系。这是知人论世者不能不加以考虑的。
（刘衍文）
与吴质[1] 书
曹丕
二月三日，丕白[2] 。岁月易得，别来行复[3] 四年。三年不见，《东山》[4] 犹叹其远，况乃过之，思何可支[5] ！虽书疏往返，未足解其劳结[6] 。
昔年疾疫[7] ，亲故多离[8] 其灾。徐、陈、应、刘[9] ，一时俱逝，痛可言邪！昔日游处，行则连舆[10] ，止则接席[11] ，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12] ，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13] 不自知乐也。谓百年己分[14] ，可长共相保，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顷撰[15] 其遗文，都[16] 为一集。观其姓名，已为鬼录[17] 。追思昔游，犹在心目；而此诸子，化为粪壤，可复道哉！
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18] ，鲜能以名节自立。而伟长独怀文抱质[19] ，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20] ，可谓彬彬君子[21] 者矣。著《中论》二十馀篇，成一家之言，辞义典雅，足传于后，此子为不朽[22] 矣。德琏常斐然[23] 有述作之意，其才学足以著书，美志不遂，良可痛惜。间者[24] 历览诸子之文，对之抆泪[25] ，既痛逝者，行[26] 自念也。孔璋[27] 章表殊健，微为繁富。公幹[28] 有逸气，但未遒耳。其五言诗之善者，妙绝时人。元瑜书记翩翩[29] ，致足乐也。仲宣[30] 独自善于辞赋，惜其体弱[31] ，不足起其文。至于所善，古人无以远过。昔伯牙绝弦于钟期[32] ，仲尼覆醢于子路[33] ，痛知音之难遇，伤门人之莫逮。诸子但为未及古人，自一时之隽也。今之存者，已不逮矣。后生可畏[34] ，来者难诬[35] ，然恐吾与足下不及见也。
年行[36] 已长大，所怀万端，时有所虑，至通夜不瞑。志意何时复类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头耳！光武[37] 言：“年三十馀，在兵中十岁，所更非一[38] 。”吾德不及之，年与之齐矣。以犬羊之质，服虎豹之文[39] ；无众星之明，假日月之光[40] ，动见瞻观，何时易乎[41] ？恐永不复得为昔日游也。少壮真当努力，年一过往，何可攀援[42] ？古人思秉烛夜游[43] ，良有以也[44] 。
顷何以自娱？颇复有所述造不[45] ？东望於邑[46] ，裁书叙心[47] 。丕白。
〔注〕 [1] 吴质（177—230），字季重，济阴（今山东菏泽定陶）人，以有文才与曹丕、曹植兄弟相友善，曾为朝歌令、元城令，官至振威将军。 [2] 白：陈告。当时书信的习惯用语。 [3] 行复：将又。 [4]《东山》:《诗经·豳风·东山》:“我徂东山，慆慆不归……自我不见，于今三年。”这是一首描写久戍的士卒思念家乡的诗。 [5]思何可支：谓思念之情不堪承受。 [6]劳结：郁结于心的思念之情。 [7] 昔年疾疫：指汉献帝建安二十二年（217）中原大疫。 [8] 离：同“罹”，遭受。 [9] 徐、陈、应、刘：指建安七子中的徐幹（伟长）、陈琳（孔璋）、应玚（德琏）、刘桢（公幹）。 [10] 连舆：车子相连。 [11] 接席：坐席相接。 [12] 觞酌流行：传杯递盏，巡回行酒。 [13] 忽然：恍忽，不经意。 [14] 百年己分（fèn奋）：以为百年之寿是自己份所应得的。[15] 撰：编订。 [16] 都：总共。 [17] 鬼录：死者的名册。 [18] 类不护细行：大多不拘小节。《尚书·旅獒》:“不矜细行、终累大德。”[19] 怀文抱质：既有文采，又有实学。 [20] 箕山之志：传说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不受，隐于箕山（今河南登封东南）之下。这里借喻徐幹有隐居不仕的高尚情志。 [21] 彬彬君子：《论语·雍也》:“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质，指朴实的内涵；文，指外在的文采。这里用来称许徐幹文质兼备。 [22] 不朽：古人以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 [23] 斐然：文采焕发的样子。 [24] 间者：近时。 [25] 抆（wěn吻）泪：擦眼泪。 [26] 行：且，又。 [27] 孔璋：陈琳字。 [28] 公幹：刘桢字。 [29] 元瑜：阮瑀字。书记：指书札、奏记。翩翩：形容文采优美。 [30] 仲宣：王粲的字。独，一作续。《文选》李善注：“言仲宣最少，续彼众贤，自善于词赋也。”[31] 体弱：文章体气不强。曹丕《典论·论文》:“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32] 伯牙绝弦：伯牙和钟子期是春秋时楚国人。伯牙善于弹琴，子期能知音。子期死，伯牙破琴绝弦，终身不复鼓琴。事见《吕氏春秋·本味》。 [33] 仲尼覆醢（hǎi海）：孔子听到子路被卫人杀害，剁成肉酱，非常哀痛，就叫家人把吃的肉酱倒掉，以免见了伤心。事见《礼记·檀弓上》。 [34] 后生可畏：指青年有希望，令人敬畏。《论语·子罕》:“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35] 来者难诬：来者怎样，不能妄加品评。 [36] 年行：行年，年龄。 [37] 光武：指汉光武帝刘秀。 [38] “年三十馀”三句：原文见《文选》李善注引《东观汉记》刘秀《赐隗嚣书》。所更非一：指所经历的事不只一件，阅历很丰富。 [39] “以犬羊”二句：扬雄《法言·吾子》:“羊质而虎皮，见草而说（悦），见豺而战，忘其皮之虎矣。”原喻外表装作强大而内心虚怯。这里是曹丕自谦之词，说自己德行不够，虚处其位。 [40] “无众星”二句：这也是曹丕自谦之词，说自己依仗君父（曹操）的力量而作太子，位居人上。 [41] “动见观瞻”二句：（因为做了魏太子）自己的一举一动，都为世人注目，拘束得很，何时才能改变这种情况呢？[42] 攀援：拉住，挽留。 [43] 秉烛夜游：《古诗十九首》:“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44] 良有以也：实在是有道理的。 [45] 颇：稍微。述造：著作，意为写点文章。不：同“否”。 [46] 於邑（wūyè乌夜）：同“呜咽”，悲伤而气结的样子。 [47] 裁书：裁笺作书，即写信。
本文是曹丕书信的代表作。它以伤逝为主，追念旧游，哀悼亡友，自伤老大，表现了对朋友的真挚怀念和对岁月流逝的无限怅惘，是一篇著名的书信体抒情散文。
建安年间，俊才云蒸，诗人辈出。曹操、曹丕、曹植父子雅爱辞章，在他们周围聚集了一大批文学之士，形成了邺下文人集团。曹丕是曹操的次子，自幼性好文学，是建安时代一位重要的诗人。他与建安七子，除孔融因年辈较高未及交往外，与其余六人都过从甚密。徐幹、刘桢、应玚还做过他的属官，陈琳、王粲与他时有诗赋唱酬。他们在一起游乐欢宴，成为建安文坛的一时之盛。建安二十二年（217），北方发生了一场大瘟疫，“徐、陈、应、刘，一时俱逝”，同年王粲也逝去，阮瑀则死得更早，建安文坛顿时冷落。曹丕和吴质是这场瘟疫中的幸存者，吴质又是往日一同游宴的友人，因而建安二十三年，曹丕写信给他表达对他的思念，并在信中追怀昔日一起游宴的情景。当年他们麇集邺下，“行则连舆，止则接席”, “酒酣耳热，仰而赋诗”。他们之间虽有尊卑之分，但却脱略形迹，一同慷慨悲歌，友谊中充满了文学气息。但岂料“数年之间，零落略尽”。游宴之欢，就永难再遇了！他追悔当时不知道那就是欢乐，以为大家可以长久在一起；如今抚今思昔，无限伤心。这种对逝去欢乐的感伤之情溢于言表，动人心魄，令人不胜感慨欷歔！
这封书信写于《典论·论文》之后。在《典论·论文》中，曹丕曾说：“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因而他对亡友最好的悼念，就是整理、编订他们的遗文，使之传于后世。在整理、编订遗文的过程中，他对亡友的诗文也与《典论·论文》一样，一一作出了公允的评价。但与《典论·论文》不同的是这封书信并非旨在论文，而是重在伤逝：一伤亡友早逝，美志未遂。在七子中，只有徐幹一人“成一家之言”, “足传后世”，可以不朽；余者才学虽“足以著书”，但不幸逝去，才华未尽，“美志不遂”，令人十分悲痛惋惜。二伤知音难遇，文坛零落。早逝诸人都是建安时期的“一时之隽”，与曹丕声气相通，他们亡故后，曹丕再也难以找到像那样的知音了。“今之存者”，又不及他们，邺下的文学活动顿时冷落下来，建安风流，零落殆尽。因而他一边整理他们的文章，一边“对之抆泪”，睹物思人，悲不自胜，伤悼忘友的早逝。
《与吴质书》写于建安二十三年。这一年曹丕三十二岁。曹丕自青年时期就从邺中诸子同游，于今岁月流逝，他已步入中年。因而他伤悼亡友时，也由人及己而自伤：“既痛逝者，行自念也”。他念及自己“年行已长大，所怀万端”, “志意”不复再类昔日，即使再和朋友像过去一样“觞酌流行，丝竹并奏”，也不会再有那时游宴的欢乐了。“年一过往，何可攀援”！他感伤自己那时没有尽情享受同游的欢乐。曹丕于建安十六年，任副丞相，二十二年立为魏王太子。他自觉位尊德薄，“动见瞻观”，在行动上受到外界种种羁绊，不再像过去那样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即使亡友健在，亦“恐永不复得为昔日游”了。这使他感到岁月的飘忽，欢乐的难久。一切美好的东西，都是转瞬即逝的，而那逝去了的东西，永远也不可复得，这是人生中一种极大的哀痛。因而曹丕不仅是自伤老大，也是感叹人生。
这封书信，“前段念往，后段悲来”（清浦起龙《古文眉诠》），通篇以抒感逝之情为主。古代书牍有言情、言理、言事之别，一般“多偏于事理，言情者绝少”。建安时期，战乱频仍，人们迭经忧患，因而这一时期的文章总的说来都涂上一层慷慨悲凉的感情色调。曹丕这封书信无论是追念旧游和亡友，还是想起未来文坛和自己的生活，都寄寓了一种人生无常的悲伤。他毫无帝王的矫饰，全出于一片真情，使人如见肺腑，这增加了这封书信的哀伤情调和感人力量，体现了建安时期时代的声音。书信的语言流利婉转，文采斐然，虽用了不少典故，但妥帖巧妙，一点没有艰涩之感。这表现了建安散文通脱自然的共同倾向，对后来短篇抒情散文的发展有一定影响。
（丰家骅）
出妇赋
曹丕
思在昔之恩好，似比翼之相亲。惟方今之疏绝，若惊风之吹尘。夫色衰而爱绝，信古今其有之。伤茕独[1] 之无恃，恨胤嗣之不滋[2] 。甘没身而同穴，终百年之长期。信无子而应出，自典礼之常度。悲谷风[3] 之不答，怨昔人之忽故[4] 。被入门之初服，出登车而就路。遵长途而南迈，马踌躇[5] 而回顾。野鸟翩而高飞，怆哀鸣而相慕。抚 服而展节[6] ，即临沂[7] 之旧城。践麋鹿之曲蹊，听百鸟之群鸣。情怅恨而顾望，心郁结其不平。
〔注〕 [1] 茕（qíong穷）独：孤独。 [2] 胤嗣：后代，子孙。滋：培植、增殖。这里指生育。[3] 谷风：《诗经·邶风》篇名，为弃妇自诉不幸之诗。全诗以谷风起兴：“习习谷风，以阴以雨，黾勉同心，不宜有怒。”谷风乃来自深山大谷之风，暗喻人的暴怒。这里代指暴怒中的丈夫。[4] 昔人：指其夫，呼应赋首句“思在昔之恩好，似比翼之相亲”。故：指变故、变心。 [5] 踌躇：徘徊不前貌。这里以马的驻足来表现人的留恋难舍之情。 [6] （fēi非）服：四马驾车时，中间两马夹辕者名服马，两旁之马名 马。展节：意为举步前行。节指骨节相衔接之处。[7] 临沂：县名，今属山东临沂市。
曹丕的《代刘勋出妻王氏诗序》云：“王宋者，平虏将军刘勋妻也，入门二十馀年。后勋悦山阳司马氏女，以宋无子，出之。还于道中，作诗。”曹丕同情刘勋妻王氏的遭遇，不仅写了诗，还作了这篇《出妇赋》。在同时期的作家中，作过同题赋的，尚有曹植与王粲，显示了建安文士对普通妇女情感世界的关注。而在将这类人事题材引入赋作的过程中，曹丕所起的首倡作用及其特有的创意，是不应低估的。
全赋以遭遗弃者的口吻，诉说不幸的婚变，在对薄倖的丈夫予以婉讽的同时，悲叹自己孤独无依的命运，笼罩着哀怨的气氛。这当然是与曹丕对“出妇”性格及心态的处理有关的。他笔下的“出妇”以为造成婚变的原因，是“色衰而爱绝，信古今其有之”, “信无子而应出，自典礼之常度”。虽然不无责备对方之意，但两个“信”字句流露出她在理智上替对方开脱的努力，从而使这位女性蒙上了一层阴郁的自责的色彩。
她的怨而不怒的遇事态度还表现在，尽管其夫呼之不答，弃若飞尘，她却“顾望”难舍，连乘马也为之“踌躇而回顾”，写得缠绵悱恻，悲戚动人。作者由马的通人情，继而写到途中飞鸟，尚且“怆哀鸣而相慕”，以对照出人之无情，连鸟兽都不如。此时此刻，出妇又怎能抑止内心的“怅恨”与“不平”！
这位女性忠爱执著的情操，还在“出登车而就路”时仍“被入门之初服”的刻画中得到渲染。不改初服意味着不改初衷，信守同甘共苦、百年好合的诺言。这在客观上与其夫的无信无义也形成对照，蕴含着一定的讥刺意味。
在中国文学传统中，抒发弃妇的悲慨，应该说早在《诗经》中就已开始，著名的有《邶风》中的《谷风》，诗中对薄情郎所作的揭露甚为严正。本篇尽管也借用了《谷风》的典故，但基本情调则偏于温柔敦厚、怨而不怒。相对说来，王粲的同题作则更接近《谷风》的精神，稍作比较，便可看出各自特色。王粲赋中是这样解释“她”的被“出”的：“君不笃兮终始，乐枯荑兮一时！”这里强调的是她丈夫的朝三暮四的劣迹，读后使人感到女主人公具有一股凛然正气，其夫的轻薄无行受到正面抨击。对于轻薄之人，还有什么值得留恋呢？所以结果便是：“马已驾兮在门，身当去兮不疑！”（《艺文类聚》卷三十）此处的“不疑”，表现出了一位人格不可侮的抗争的女性形象。由此也可看出，当时的作家们在同题共作的情况下，能各自发掘主题，形成风格。
（周勋初 曹 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