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纲
【作者小传】
（503—551） 即梁简文帝。字世缵。南兰陵（今江苏常州西北）人。武帝第三子。在位二年，被叛将侯景所杀。他是宫体诗的主要倡导者。论文反对以儒家经典为规范。部分诗专描写女子举止情态，风格绮艳，又颇多咏物写景之作。原有集，已散佚，后人辑有《梁简文帝集》。
采莲赋
萧纲
望江南兮清且空，对荷花兮丹复红。卧莲叶而覆水，乱高房而出丛。楚王暇日之欢，丽人妖艳之质。且弃垂钓之鱼，未论芳萍之实[1] 。唯欲回渡轻船，共采新莲。傍斜山而屡转，乘横流而不前。于是素腕举，红袖长，回巧笑，堕明珰。荷稠刺密，亟牵衣而绾裳；人喧水溅，惜亏朱而坏妆。物色虽晚，徘徊未返。畏风多而榜[2] 危，惊舟移而花远。歌曰：常闻蕖可爱，采撷欲为裙。叶滑不留 ，心忙无假熏。千春谁与乐，唯有妾随君。
〔注〕 [1] “且弃”二句：《战国策·魏策四》载，魏王与所宠幸的龙阳君共船而钓，龙阳君说，既得大鱼，即欲弃去前此所钓小鱼。又《说苑·辨物》载，楚昭王渡江，有大物漂而触舟，乃萍实。剖食之，甚甘美。据《战国策》，与龙阳君共钓者乃魏王而非楚王。此赋写丽人采莲而托为楚王时事；本是虚构；用典亦属信手拈来，不必拘泥。 [2] 榜：船桨，此处借指船。
古人歌唱江南风光的作品多极了。如唐末韦庄的“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菩萨蛮》），元人虞集的“为报先生归也，杏花春雨江南”（《风入松》），偶一吟诵，辄令人心醉神驰。那都是写江南春景的名句。南朝梁代作者则似乎对于江南夏日荷花盛开的景象尤为倾心。他们既写荷花，也写那些美丽的采莲少女。以此为题材的诗赋，当时甚多。萧纲这篇《采莲赋》便是其中之一。
采莲图
——清光绪间刊本《茜窗小品》
一上来四句就将我们带进一幅多么美丽的图画！那是清远的碧天、无边的红莲构成的充满生气的境界。看那密密的翠叶遮蔽了流水，修长而柔软的荷茎顶着饱满的莲蓬，而那深红浅红的花儿，恰如亭亭的少女轻歌曼舞于一片翠绿之上。“乱高房而出丛”, “房”指莲房，即莲蓬。这“乱”字让我们联想到那些荷叶、莲蓬、花朵繁密丰茂的景象，它们似乎分布得没有规律，但又有一种天然的和谐。
接着作者虚拟了楚王和宫中丽人们采莲的情景。钓起的鱼儿都不要了，芳香甜美的萍实也无心品尝，他们兴致勃勃，一心只想漾着轻舟，共采新莲。这里用了《战国策》、《说苑》中弃鱼、食萍实的典故，只是为了反衬荷花之美对楚王和丽人的吸引力而已，我们不须拘泥其原意。“楚王”也只是陪衬，作者着意写的乃是那些采莲的丽人，写她们的服饰、动作、神态、心理。“回巧笑”，应是说她们平日那粲然可爱的笑容不见了，写出了她们采莲时神情的专注。“堕明珰”，是说脱落了耳上所戴的明珠，也许是为了采莲方便自己脱下，也可能是因波荡舟摇、动作剧烈而坠落。“荷稠刺密，亟牵衣而绾裳”，荷花是多么稠密繁茂，以至小舟曲折穿行于其间时，衣裳常常被牵挂住了。刺，指莲茎上的刺毛。“人喧水溅，惜亏朱而坏妆”，写出了一派热闹的气氛。丽人们在专心采摘时却仍时时注意着自己的妆饰，这正是那些贵族少女们、那些成天闲着总也忘不了自己形象美丽的少女们特有的心理。荷花是如此美丽，采莲是如此有趣；暮色渐渐来临，她们仍流连忘返。晚风起了，她们既因波荡船摇而提心吊胆，又因轻舟漂离花丛远去而着急。“畏”、“惊”二字，写其心情颇能传神。尤其是“惊”字，状其急切之甚，使读者似乎听到了一声声娇喊。
赋末缀以短歌。先说丽人欲采撷莲花荷叶为裙裳。《楚辞》中常说到以香草为衣裳服饰，如《离骚》云：“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九歌·少司命》云：“荷衣兮蕙带。”后世作者常祖袭其语，使诗文意境更美丽芬芳。又传说西汉昭帝苑中有淋池，内植荷花，宫人游宴，“或剪以为衣，或折以蔽日，以为戏弄”（《拾遗记》卷六）。“采撷欲为裙”也正是一种游戏。碧绿的莲叶那么滑泽，当然不能穿针走线；丽人们既忙着嬉戏，清香的莲衣本也不须再用香去熏。（当时贵族着衣多以香熏之。）“叶滑”这两句既写莲美，也表现少女们天真的心理。最后两句反映了丽人们愿得长侍君王、长受宠爱的心情。“君”即指上文提到的楚王。全赋即在这一派欢乐的歌声中结束。
萧纲是一位皇子，他笔下的女性美当然是贵族化的。然而他的审美感受力十分细致敏锐，用笔又颇轻灵。这篇小赋不足一百六十字，却将人物的活动、神态、心理以及环境气氛，写得历历如在目前，如同一件轻倩俏丽的艺术品，足供我们赏玩。
（杨明）
答张缵谢示集书
萧纲
纲少好文章，于今二十五载矣。窃尝论之：日月参辰[1] ，火龙黼黻[2] ，尚且著于玄象，章乎人事，而况文辞可止，咏歌可辍乎？不为壮夫，扬雄实小言破道；非谓君子，曹植亦小辩破言。论之科刑，罪在不赦！
至如春庭落景，转蕙承风；秋雨且晴，檐梧初下；浮云生野，明月入楼。时命亲宾，乍动严驾；车渠[3] 屡酌，鹦鹉骤倾[4] 。伊昔三边，久留四战；胡雾连天，征旗拂日；时闻坞笛，遥听塞笳；或乡思凄然，或雄心愤薄。是以沉吟短翰，补缀庸音，寓目写心，因事而作。
〔注〕 [1] 参辰：参（shēn深）星和辰星（一名商星），均为二十八宿之一。 [2] 火龙黼黻：《左传》桓公二年：“火、龙、黼、黻，昭其文也。”四者皆古代贵族礼服上的纹饰，为不同等级之标志。黼（fǔ辅）：白黑相间，作斧形。黻（fú浮）：青黑相间，形如两“己”字相背。 [3] 车渠：玉石之类，出于西域。曹操曾用以制碗，曹丕、曹植、王粲、徐幹、应玚等均作有《车渠碗赋》。[4] 鹦鹉骤倾：屡屡倾倒鹦鹉杯中的酒。鹦鹉，指鹦鹉螺所制酒杯。其螺状如覆杯，头部弯曲如鸟头屈向其腹，似鹦鹉，故名。见《文选》郭璞《江赋》李善注引《南州异物志》。东晋成帝时曾以此种酒杯作为礼物赠送远方使者，见《太平御览》卷七五九引《晋咸康起居注》，可见其为人所重。骤，屡次。
这篇《答张缵谢示集书》是作者向张缵出示自己的诗文集，并收到对方表示感谢的信之后所写的回信。时为梁武帝大通元年（527）。张缵是萧纲祖母之侄，又娶了萧纲的姐妹为妻，与萧纲的关系是颇为密切的。
信中所说有两层意思：一是说诗文写作非常重要，表述自己热爱创作的心情；二是陈述自己写作诗文的兴感之由，说明其创作冲动系来自生活，来自外物的激发。
关于第一层，萧纲说，日月星辰照耀于天象，那是“天文”；火龙黼黻彰著于人事，那是“人文”。“文”既是至高无上的天所具有的性质，又为人伦纲纪所必需，那当然非常重要了。这里需要略作解释：“文”的本义为线条交错，色彩错杂，引申之，凡经纬错综、华彩美丽者均谓之文。因此日月星辰是“文”，火、龙、黼、黻等礼服上的图饰也是“文”。这种图饰不仅是美化衣裳而已，而且是天子、公卿大夫、士各种等级的标志，何种身分使用何种图饰，是有严格规定不可僭越的。再加引申，“人文”还包括诸种礼仪、制度、法令以及经典和学术著作等等，它们在封建政治、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那么，同属“人文”的诗歌文赋也就十分重要了，所以说：“而况文辞可止，咏歌可辍乎？”这样的论证逻辑今天看来颇为牵强：第一，天象与“人文”不是一回事。第二，诗文写作并不都与政治发生密切关系，其中如诏、策、奏、议等实用性文体，祭祀大典所用乐歌等，不妨称为经国之大业，至于一般抒情写景的文字，与政治有何重要关系呢？岂可因为都属于“文”这一含义极为广泛的概念，便笼而统之地与礼仪制度以至天文玄象一起抬到崇高的地位呢？但是，六朝时类似的论述却屡见不鲜。即以刘勰《文心雕龙·原道》而言，也是先将“日月叠璧”、“山川焕绮”称为天地之文，然后将“人文”（包括圣贤经典、各种实用文体、子史著作，也包括一般的抒情写景诗文）与之相截搭，从而抬高文章地位的。萧纲这里简简单单的几句话，其实是时代风气的反映，是文学创作地位提高的表现。
萧纲在这里还批评了扬雄和曹植。扬雄晚年潜心于学术著作，深悔早岁写作辞赋耗费了许多精力，于是说作赋犹如学童习字，“雕虫篆刻”，是初级的玩意儿，“壮夫不为也”（《法言·吾子》）。曹植虽爱好文学，但为了表示自己还有更远大的志向，要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建功立业，因此在《与杨德祖书》中引用扬雄之语，并说自己“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哉”！萧纲斥责他们的话是“小言”、“小辩”，是破坏“人文”、“天文”合一之大道的妄说，甚至说若绳之以法，他们将“罪在不赦”。这当然是开玩笑的话，但将其爱好、重视文学创作的心情表现得多么鲜明！应该说明，曹植其实还是十分爱好辞赋并以其创作才能自负的。他说辞赋是小道，只是为了表白自己另有大志的一时兴到之言而已。事实上，他的那封信恰是在寄自己的辞赋作品给杨修（字德祖）时所写，而且一开头就说：“仆少小好为文章，迄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萧纲此信一上来说“纲少好文章，于今二十五载矣”，便是有意模仿其语气。南朝时曹植文名极高。青年萧纲将自己的诗文出示友人，又作此信，我们不难体会到其间隐然有不甘在曹植之下的心情。
关于第二层，萧纲自述其创作兴感之由，大致可归为三点：一是自然景色的感召。六朝文人对于四季风物非常敏感，认为它能触发人们心中蕴蓄的丰富感情，所谓“物色相召，人谁获安”。创作冲动也就由此而产生，“情以物迁，辞以情发”（《文心雕龙·物色》）。二是亲友宾客朝游夕宴，酒酣耳热之际，以诗赋抒情娱心。这是贵族文人日常生活中的一项主要内容。萧纲以皇子之尊，身边聚集了一批文学之士，经常进行这样的活动。三是边塞戎旅生涯的感发。军旅生涯既艰辛又豪迈，既引起将士们浓郁的乡愁，又激发他们豪壮的情怀。“或乡思凄然，或雄心愤薄”，便是此种悲壮感情的概括。萧纲写此信前，已曾远离京都，历镇荆州、襄阳，那在当时属于西北边境。在襄阳时他还曾遣军北伐，拓地千余里。因此这里所说是有亲身体验的。南朝人重视边塞诗作。钟嵘《〈诗品〉序》也曾突出地说到“或骨横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的景象和生活能够激发诗人的创作热情。当时人欣赏情感强烈、摇荡性灵的作品，要求作品具有“风力”即情感表现的力度，边塞戎旅之作正容易符合这样的审美趣味。总之，从萧纲这段自述其创作的话中，可知他对于文学的抒情性质有充分的自觉。前面说到他将诗文写作抬到很高的地位，他所重视和爱好的主要就是此类抒情写景之作。他不把文学视为政治教化的工具，而是视之为宣泄个人情感的需要，这也正是所谓“文学的自觉的时代”的反映。
这封信用骈俪文体写成，对偶的文句，铿锵的音节，使它具有语言声色之美，而丝毫没有妨碍思想情感的表达。前半段读来觉得意气扬扬，有破竹之势；后半段则寥寥数笔，便形象鲜明，气氛浓郁，富有诗意。它反映了萧纲的文学观点，在文学批评史上是值得注意的文献，同时本身也是一篇耐读的骈文小品。
（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