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
【作者小传】
（365或372或376—427）东晋大诗人。一名潜，字元亮，私谥靖节。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曾任江州祭酒、镇军参军、彭泽令等职，因不满当时社会现实，去职归隐。与周续之、刘遗民并称为“浔阳三隐”。长于诗文辞赋，多田园诗。语言质朴自然，极为精练，兼有平淡与爽朗之胜。著有《陶渊明集》。
桃花源[1] 记
陶渊明
晋太元[2] 中，武陵[3] 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4] 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
林尽水源[5] ，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6] ，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7] 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8] ；黄发垂髫[9] ，并怡然自乐。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具答之。便要[10] 还家，设酒杀鸡作食。村中闻有此人，咸[11] 来问讯。自云先世避秦[12] 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13] ，无论魏、晋[14] 。此人一一为具言所闻[15] ，皆叹惋。馀人各复延[16] 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数日，辞去。此中人[17] 语云：“不足[18] 为外人道也。”
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19] ，处处志[20] 之。及郡[21] 下，诣[22] 太守，说如此[23] 。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24] ，遂迷，不复得路。南阳刘子骥[25] ，高尚士也，闻之，欣然规往[26] ，未果[27] ，寻病终。后遂无问津[28] 者。
〔注〕 [1] 桃花源：相传在今湖南桃源县西南十五公里处。《常德府志》:“县西南三十里，乌头村南，即桃源洞，为秦人避乱处。”大约在南朝齐梁时即以此地为《桃花源记》所写的仙境。梁任安贫《武陵记》曾述及。 [2] 太元：东晋孝武帝司马曜年号（376—396）。 [3] 武陵：郡名，治所在今湖南常德。 [4] 落英：落花。一说为初开之花。 [5] 林尽水源：言桃花林尽头即桃花溪源头。 [6] 俨然：整齐貌。 [7] 阡陌：田间小路，南北为阡，东西为陌。 [8] 外人：指桃源外的世人。 [9] 黄发垂髫（tiáo条）：老人和儿童。髫，儿童垂以为饰的头发。 [10] 要（yāo腰）：通“邀”。 [11] 咸：都，全。 [12] 秦：秦朝（前221—前207）。 [13] 汉：汉朝（前206—后8为西汉，25—220为东汉）。 [14] 魏：三国时的魏国（220—265）。晋：晋代（265—316为西晋，317—420为东晋）。 [15] “此人”句：言渔人为桃源中人细说所知道的世间历史变化。 [16] 延：邀引。 [17] 此中人：指桃花源中人。 [18] 不足：不必，不可。 [19] 扶：缘，沿着。向路：旧路，指来时的路。 [20] 志：作标记。 [21] 郡：指武陵郡。 [22] 诣：往，到。[23] 说如此：说了像前面写的这些情景。 [24] 寻向所志：寻找回来时所作的标记。 [25] 南阳：今河南南阳。刘子骥，名 之，好游山水。曾至衡山采药，深入忘返，见涧岸有两石仓，一闭一开，因水深难渡，欲还而迷路，幸遇伐木者指路乃得还。后闻石仓有仙丹，欲再往，已不知其所在（见《晋书·隐逸传》）。陶渊明可能闻知其事，有所联想，因将其写入本文，不必实有。[26] 规往：计划前往。 [27] 未果：没有实现。 [28] 问津：访求。
在中国，素有“山川以人而胜”的传统，所谓“美不自美，因人而彰”, “地不自胜，惟人则鸣”。王勃之于滕王阁，李白之于敬亭山，崔颢之于黄鹤楼，柳宗元之于永州，范仲淹之于岳阳楼，欧阳修之于醉翁亭，苏轼之于黄冈赤壁，莫不如此。但他们写的都是实景，而桃源仙境却是虚构出来的。以一篇诗文虚构一个仙境而令游人神魂颠倒，在中外都是少有的。武陵桃源，原是鲜为人知的荒僻之地，自陶渊明作《桃花源诗并记》以后，始为文人墨客所重，梁陈之际已有诗人涉足山溪，探寻灵秘。至唐代开元天宝年间，桃花源忽名声大噪，甚至引起朝廷的关注。天宝七年，诏令“三十户蠲免税赋，永充洒扫，守备山林”。此后，游者日众，成为人皆慕趋的风景胜地，吟咏之作也历代赓续不绝。
陶渊明为什么要虚构桃源仙境？这要从他的时代和思想说起。东晋末年，陶渊明家乡江州（今江西九江）一带，由于战乱频仍，民不聊生，“至乃男不被养，女无匹对，逃亡去就，不避幽深”（《晋书·刘毅传》）。及至晋宋易代，人民逃亡情形更为严重。《宋书·荆州蛮传》说：“宋民赋役严苦，贫者不复堪命，多逃亡入蛮”，因“蛮无徭役，强者又不供官税”。这些史实便是虚构桃源仙境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基础。从思想来说，陶渊明受道家思想影响很深，并又追慕阮籍无君无臣、无富无贵的社会理想，接受过鲍敬言的无君论思想，素怀高洁，久慕淳风，眷爱丘山，厌恶官场，曾以羲皇上人自谓，幻想做无怀氏、葛天氏之民。这些思想意识积聚起来便成为其虚构仙境的思想根源。《晋书》本传说陶渊明自以曾祖为晋世宰辅而“耻复屈身后代”，故何文焕说他是以“避宋之怀”写桃源人避秦之事，也可作为剖析其创作动机的参考。
从中国文学史的角度考察，桃源故事的出现也是一个十分惹人注目的奇异现象。其流传之广，影响之大，是一般诗文所难以企及的。探究其原因，固然与它的艺术成就有密切关系，但也与我们民族的文学理想、审美心理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在桃花源中，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都表现为和谐的、完美的统一。没有压迫，没有纷争，没有忧伤，处处恬静、和乐，人人敦厚、纯朴。这正是倍感人生苦难，充满忧患意识的古代诗人梦寐以求的理想境界，也是灾难深重的古代人民要求作家表现和赞美的理想社会。陶渊明生活在东晋末年，经历过刘裕篡晋的动乱，深切体验到社会的黑暗和人生的忧苦。从当时的文学倾向来说，他可以像同代诗人那样寄言上德，托意玄珠，沉溺于追步松乔，羽化登仙。但是，与人民有着深厚感情，对社会人生有着深刻认识的陶渊明不肯这样做。他没有长生的梦幻，也不想借助于玄谈游仙去求得解脱，而是以现实的态度去对待人生。他离开污浊的官场，长隐田园，过着躬耕自食，贫寒简朴的生活。《桃花源记》所构造的图景，正是艺术地反映了他逃禄归耕，经过农村生活体验以后所产生的生活理想。尽管在剥削制度下不可能有如此的化外世界，但在人民的心中它是应该有的。早在三千年前，《诗经·硕鼠》已在强烈地呼唤着这人间的乐土。应该说，《桃花源记》与《硕鼠》在思想倾向上是一脉相承的，都表现出对剥削的厌恨，对君权的否定，故宋王安石《桃源行》说：“儿孙生长与世隔，虽有父子无君臣。”
陶渊明作诗，擅长白描，文体省净，语出自然，如大匠运斤，毫无斧凿之痕。金元好问谓之“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醇”。《桃花源记》也具有这种艺术风格。它虽是虚构的世外仙境，但由于采用写实手法，虚景实写，给人以真实感，仿佛实有其人，真有其事。全文以武陵渔人行踪为线索，像小说一样描述了溪行捕鱼、桃源仙境、重寻迷路三段故事。第一段以“忘”、“忽逢”、“甚异”、“欲穷”四个相承续的词语生动揭示出武陵渔人一连串的心理活动。“忘”字写其一心捕鱼，无意于计路程远近，又暗示所行已远。其专注于一而忘其余的精神状态，与“徐行不记山深浅”的妙境相似。“忽逢”与“甚异”相照应，写其意外见到桃花林的惊异神情，又突出了桃花林的绝美景色。“芳草鲜美，落英缤纷”两句，乃写景妙笔，色彩绚丽，景色优美，仿佛有阵阵清香从笔端溢出，造语工丽而又如信手拈来。第二段先以数语描述发现仙境经过。“林尽水源，便得一山”，点明已至幽迥之地；“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暗示定非寻常去处。渔人的搜寻目光、急切心情也映带出来。及至通过小口狭道，写到“豁然开朗”，又深有柳暗花明的韵致。进入桃源仙境之后，先将土地、屋舍、良田、美池、桑竹、阡陌、鸡鸣犬吠诸景一一写来，所见所闻，历历在目。然后由远而近，由景及人，描述桃源人物的往来种作、衣著装束和怡然自乐的生活，勾出一幅理想的田园生活图景。最后写桃源人见到渔人的情景，由“大惊”而“问所从来”，由热情款待到临别叮嘱，写得情真意切，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第三段先写渔人在沿着来路返回途中“处处志之”，暗示其有意重来。“诣太守，说如此”，写其违背桃源人“不足为外人道也”的叮嘱。太守遣人随往的“不复得路”和刘子骥的规往不果，都是着意安排的情节，明写仙境难寻，暗写桃源人不愿“外人”重来。对桃源仙境，世俗之人寻访无着也不再问津了，而陶渊明自己却从来没有停止过追求，在《桃花源诗》的结尾处就剖露了“愿言蹑轻风，高举寻吾契”的心愿。他以桃源人为志趣相合的契友，热切期望与之共同生活于桃花源中。
陶渊明成功地运用了虚景实写的手法，使人感受到桃源仙境是一个真实的存在，显示出高超的叙事写景的艺术才能。但《桃花源记》的艺术成就和魅力绝不仅限于此，陶渊明也不仅仅是企望人们确认其为真实的存在。所以，在虚景实写的同时，又实中有虚，有意留下几处似无非无，似有非有，使人费尽猜想也无从寻求答案的话题。桃源人的叮嘱和故事结尾安排的“不复得路”、“规往未果”等情节，虚虚实实，惝恍迷离，便是这些话题中最堪寻味之笔。它所暗示于世人的是似在人间非在人间，不是人间胜似人间，只可于无意中得之而不可于有意中求之，似乎与“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有着某种微妙的内在联系。这虚渺灵奥之区始终蒙着一层神秘的面纱，“借问游方士，焉测尘嚣外”，世人是难以揭晓的。它的开而复闭，渔人的得而复失，是陶渊明有意留下的千古之谜，“惹得诗人说到今”。可是，他又在《桃花源诗》中透露了一点消息，说“一朝敞神界”之所以“旋复还幽蔽”，乃是因为“淳薄既异源”！原来桃源民风淳厚，人间世风浇薄，惟恐“使武陵太守至焉，化为争夺之场”（苏轼《和桃花源诗序》），玷污了这块化外的净土，即使像刘子骥那样的人间高尚之士，也得不到一睹仙境的机缘。
一千多年来，在中国诗人心中，桃源仙境始终是美好的，令人向往的，具有永恒的魅力。尽管唐代韩愈说“桃源之说诚荒唐”，子虚乌有，可是古代诗人宁信其有而不愿信其无，总是怀着虔诚的心理和美好的愿望去寻求那梦中的温馨。他们“不疑灵境难闻见”，只怪自己“尘心未尽思乡县”（王维《桃源行》）, “尘心如垢洗不去”（刘禹锡《桃源行》）。也许，愈是神秘愈能叩动诗人的心扉，所以尽管“仙家一出寻无踪”, “只见桃花不见人”，不得不带着“恨满桃花一溪水”的惆怅离去，也还是魂牵梦随，津津乐道，难以忘情。因为它不同于一般的乌托邦的社会学说，而是一种理想，一种美的象征。
（臧维熙）
五柳先生传
陶渊明
先生不知何许[1] 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2] 。每有会意[3] ，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4] 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5] 去留。环堵萧然[6] ，不蔽风日。短褐穿结[7] ，箪瓢[8] 屡空，晏如[9] 也。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10] 。
赞[11] 曰：黔娄之妻[12] 有言，不戚戚[13] 于贫贱，不汲汲[14] 于富贵。其言兹若人之俦乎？衔觞[15] 赋诗，以乐其志，无怀氏之民欤？葛天氏之民欤[16] ？
〔注〕 [1] 何许：何处。 [2] 甚解：太深刻的理解。 [3] 会意：心得体会。陶渊明《与子俨等疏》说：“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与此同义。 [4] 造：来到。 [5] 吝情：感情上计较。[6] 环堵：四周墙壁。萧然：空空无物。 [7] 褐：粗麻布。穿结：衣服穿孔补绽。 [8] 箪（dān单）：竹制食器。瓢：饮器。 [9]晏如：安然。 [10] 自终：自己过完一辈子。 [11] 赞：史传体例，是史官评论传主的结语。 [12] 黔娄之妻：黔娄：春秋时鲁国的高士，不求仕进，独善其身。下引两句，各本都作黔娄的话，无“之妻”二字。按此二句见《列女传》，是黔娄妻所说，应作“黔娄之妻”。 [13] 戚戚：忧愁。 [14] 汲汲：竭力求取。 [15] 衔觞：口衔酒杯，指饮酒。 [16] 无怀氏、葛天氏：传说是上古帝王，当为原始氏族部落首领。这里指上古原始纯朴社会阶段，是作者的社会理想寄托。
这是一篇用史传体写的自传性散文。五柳先生实即作者陶渊明自己。史传是由史官撰写的，实录行状，见美见刺，褒善贬恶，作出评论，留芳遗臭，千古永垂。而作者俨然以史官立场、春秋笔法来为自己立传。如果不是诡谲寓言，那就是坦然自信。所以本文明显的特点是思想明确，形象鲜明。
传主五柳先生是个隐士，来路不明，姓氏不传。这并非姑隐其名，也不是隐士必须的特征，因为郡望、籍贯和姓字都可以杜撰，自古以来，隐士而为名士者也不乏其人。作者的用意在于蔑视门阀士族所依重的郡望、阀闾、士姓；根本不在乎，索性不要了。为了便于称呼，就以住宅边五棵柳树作为称号；由于受到尊敬，因而人们称他先生；这正是姓氏字号最初的来历和习尚，也在淳朴的社会中获得尊重。所以这依史传体例开头介绍传主的姓字籍贯，便有明确的对立于门阀世俗的思想倾向，显出鲜明的性格特征。
陶渊明像
——清乾隆八年刊本《晚笑堂画传》
东晋盛行清德玄谈，以隐矫名、以谈炫荣的假隐士不少，其实是走捷径的利禄之徒。五柳先生是真隐士，“遁世无闷”，淡漠世事，不尚玄谈，不爱荣华富贵，所以文静不多言谈。但他有自己的爱好：“好读书”, “性嗜酒”。隐士是士，也是读书人，爱好读书是本分，理所当然。不同于世俗的是，他读书不是为了做官求荣利，不必适应官府标准，无须牵强附会，穿凿曲解。他按自己的理解来读书，所以每当有心得体会，“便欣然忘食”。他是从古圣贤作者求取真知，精神上获得充实和鼓舞，守志励节。至于魏晋名士风流的饮酒，在他则是本性的嗜好，爱喝而已，既不标榜，更不风流，反而因为贫穷，窘相毕露，有酒就喝，一醉方休，根本不管别人的礼貌态度。所以他的饮酒，任性而旷达，不矫情，不放肆，获得亲友的理解和宽容。
真隐士是贫士，不能安贫乐道，是坚持不了的。五柳先生几乎赤贫，住房破漏，衣服破旧，饮食不继，却安然自在，而且还写文章抒怀述志，自得其乐。这样的生活，他满足了，心里踏实，没有追求也没有失落，没有苦闷与烦恼。显然，他不是儒家贤人颜回的安贫乐道，而是乐于老、庄的自然无为、返朴归真的道，跟虚伪丑恶的门阀荣利决裂。不过他的态度比较平和，只是“颇示己志”，似不揭露丑恶，因而显得冲淡自然。诚如鲁迅所说，丑恶多了，看惯了，众所周知，也不值一提了。这恰是东晋时代的特色。
思想明确，形象鲜明，是作者采取史传体写作所必需的。史传有赞，撰者以史官立场表明褒贬。本传的赞十分明确归结出五柳先生的两个主要特点：一是不愁贫贱也不求富贵，二是怡然自乐，返朴归真，希望过先民生活。这也正是传立行状的取舍准则和传文层次结构的安排原则，因而选材典型，行文简洁，风格平淡朴实，意味深长，百读不厌。
（倪其心）
归去来兮辞 并序
陶渊明
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缾[1] 无储粟，生生所资[2] ，未见其术。亲故多劝余为长吏，脱然有怀，求之靡途[3] 。会有四方之事[4] ，诸侯以惠爱为德，家叔以余贫苦，遂见用于小邑。于时风波未静，心惮远役，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归欤[5] 之情。何则？质性自然，非矫厉[6] 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7] 。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犹望一稔，当敛裳宵逝[8] 。寻程氏妹丧于武昌，情在骏奔，自免去职。仲秋至冬，在官八十馀日。因事顺心，命篇曰《归去来兮》。乙巳岁[9] 十一月也。
归去来兮辞（局部）
——〔元〕赵孟頫书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10] ，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舟遥遥[11] 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
乃瞻衡宇，载欣载奔。僮仆欢迎，稚子候门。三径[12] 就荒，松菊犹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策扶老以流憩，时矫首而遐观[13] 。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
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或命巾车，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经丘。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
已矣乎，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14] ，胡为乎遑遑兮欲何之？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15] 。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聊乘化以归尽[16] ，乐乎天命复奚疑！
〔注〕 [1] 缾，同“瓶”，瓦瓮。 [2] 生生：维持生计。前一“生”作动词，后一“生”是名词。资：凭借。 [3] 脱然：舒畅貌。有怀：产生出仕之念。靡途：无门路。 [4] 四方之事：指地方势力的争势夺权。 [5] 归欤：归家的叹息。《论语·公冶长》:“子在陈曰：‘归欤，归欤！'”[6] 矫：假。厉：勉强。 [7] 口腹自役：为糊口饱腹而役使自己。 [8] 稔（rěn忍）：谷物成熟之期。一稔即一年（古代谷物一年成熟一次）。敛裳：收拾行装。宵逝：连夜离去。 [9] 乙巳岁：指晋安帝义熙元年（405）。 [10] 心：本心夙志。形役：为形体（所需）而役使。 [11] 遥遥：即“摇摇”。 [12] 三径：指小路，借用汉代蒋诩隐居后，在家宅前竹林中开“三径”，只与隐士求仲、羊仲二人游息的典故。 [13] 策：拄。扶老：鸠杖。流憩（qì气）：周游、休息。矫首：抬头。[14] 去：死。留：生。委心：随心。 [15] 植杖：把手杖直插在田边。耘：除草。耔：在苗根培土。 [16] 聊：姑且。乘化：随应大化（自然界）。
逆江而行的一叶扁舟上，站立着从彭泽弃官归家的诗人陶渊明。猎猎的江风，吹得他衣袂飘拂。此刻，他的心境正如那轻轻摇漾的小舟，既惆怅，又快意：想起以往的几度出仕，“皆口腹自役”，有违平生向往自由的情性，便不免爽然若失；仰对江天，想到终于从“迷途”返回，从此冲破官场的羁绊，就又欣然开怀。遥远的山村，似正有一个热切的声音在呼唤：“归来！归来！”而浪花飞溅的舟上，他那颗激动的心，也分明作出了殷殷的回应：“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这就是本文开篇所化生的情景：亲切而饱含人生哲理的自语，伴着“遥遥以轻飏”的浪舟，在读者眼前展开了一个何其清缈的诗一般画境！
大约因为心情急切，诗人的归程画面转换得也快：他刚才还在轻飏的舟上迎风伫立，转眼间又出现在“晨光熹微”的山路之上。“百里”之遥本应驾轻就熟，却偏还要一次次“问征夫以前路”；待到“乃瞻衡宇”，这位已届中年的诗人，竟又像年轻人一样奔跑起来。文中正是以这一连串画面的变换，把诗人的归家之情表现得分外浓烈。你从那“风飘飘”、“舟遥遥”的快风轻帆，从“恨晨光之熹微”、“问征夫以前路”的可笑情态，以及“载欣载奔”的异常举止上感受到的，不正是一颗迫不及待、欢欣“骏奔”之心的跳荡？
故乡的亲人又何尝不是如此。虽说离家才八十余日，童仆稚儿一听说诗人到来，早已惊喜地迎候门前；诗人襟怀高洁，平生爱与“松菊”为友，而今它们在萧萧风日中，竟还生机蓬勃，仿佛也在为友人归来微笑低语。这欢欣随着诗人的“携幼入室”展开，终于在“有酒盈樽”的合家欢宴中推向高潮。三盏两杯过后，微醺的诗人不免有些忘形——“引壶觞以自酌”，免去了仆人侍候的俗节，任他自饮自酌岂不痛快？“眄庭柯以怡颜”，在醉眼乜斜中一瞥庭中高树，那景象是不是也多了一重可爱的朦胧？而后，倚窗而立，渐渐神畅气傲；还视狭小的居室，虽然环堵萧然，较之于大衙高府，愈觉得“晏如”可亲。何况还有后园，可供日日漫步遐观呢！这一节抒写初到家中的欢乐心境，全从家人迎候、把盏饮宴的情景中传达。那阶前的菊色、松影，席间飘溢的酒香，家人的欢语浅酌，和诗人“眄”柯、“倚”窗的忘形之态，在文中交织成了一种多么亲切的氛围，一片多么和悦的情韵！
而后出现在读者眼前的，已是诗人在园中沉思、“流憩”的身影。园虽有“门”，却因少有俗人造访而“常关”，自当更觉清幽；人虽未老，却也可扶杖而步，姑且体味一下老翁的悠闲。时或举首远眺，可以看到朵朵白云，正从淡青的远峰间悠悠飘出；联翩的鸟雀，在外飞倦了，也都纷纷归栖于苍茫的山林。已是夕阳落山时分，诗人却还在园中的“孤松”前抚思、流连——他是从那“出岫”的白云之态中，领略了与汲汲奔走仕途绝然不同的自由生活之哲理；还是在倦飞的鸟雀之栖中，体悟到了值得依恋的人生归宿之真谛？这体味因了“无心”、“知还”二语的点示，便使眼前之景染上了某种哲理意味，把读者引向了远为深邃和高妙的境界。
想必诗人自己也为这种境界陶醉了，因此在下笔之间，情不自禁再次发出了“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的呼告。息交绝游、断绝与官场中人的来往，这生活在许多人看来，未免显得孤寂黯淡，诗人却感到，其中自有极大的兴味。文中接着所展开的，正是诗人对未来生活无限憧憬的虚境：早晚间有亲人问暖嘘寒的“情话”，寂寞中亦可借诵书弹琴“消忧”；春天来了，近邻的农人将会关切地相告：“该是去西坡地耕种的时节了。”人们常说陶渊明的诗文看似平淡，其实蕴含着浓浓的情趣。这几句如数家常的娓娓之语，正飘散着诗人村居生活的多少淳美气息和盎然情味！
村居之乐当然远不止于此。农作之余，诗人还可以自由游赏。“或命巾车，或棹孤舟”，在幽深的山溪、“崎岖”的丘壑中独来独往。那山必是朗润润的，树木也都蓬勃婀娜，一片新绿，刚刚解冻的小溪在山石间淙淙而流。漫步在这万物生长、自由适性的世界中，诗人的身心简直就与大自然融成一片了，怎能不发出“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的感叹？初读这后一句，似乎表现了一种乐尽哀来之悲。其实，这是诗人在领略到大自然的真美之后，所发出的由衷赞美和不能及早皈依自然的惋惜之叹。正因为如此，诗人在结尾一节才一再自问：“寓形宇内复几时”? “胡为乎遑遑欲何之”？问语中包含着对以往迷误的几多感慨，又透露着回归家园的几多欣慰。当年遑遑奔走仕途的怅惘，而今已为跳出尘网的意外喜悦所取代，更为对未来生活的美好展望所否定。此刻，诗人的心境是那样朗畅、明净，再无一丝尘翳：他仿佛看到自己正在“良辰”的月光下信步独往，或者披着一身晨曦在田间“植杖耘耔”；村东的高地上可听到他敞怀舒心的啸音，清莹的山溪中将映出他“临流赋诗”的身影。《归去来兮辞》之结尾，正以如此富于情致的景象，将对未来生活的展望，推向更淡远、更令人憧憬的境界，而留下了让人含咏不尽、萦耳不息的意趣和声韵。
读过陶渊明田园诗的人们，大约都能深切地感受到其清淡平远的描述中，所包含着的一股浓浓的意趣。《归去来兮辞》不是田园诗，而是一篇记述诗人解职归田的抒怀之赋，并带有相当多的叙事成分。但由于它将议论、叙事与抒情极为和谐地交融在一起，善于在如画的情景展现中，着重表现诗人那洒落的胸怀、高洁的志趣和意兴，因此具有了诗一样的境界和淳挚动人的情致。在这里，诗人的情性与家乡自然的美好景物构成了一个和谐的统一体；心灵的淳朴和自由，外化在清纯、幽远而富于生机的岫云、归鸟、丘壑、林泉中，伴随着亲戚的情话、悠扬的琴声和邻人亲切的告语汩汩而流，自能造出苏东坡所称叹的那种“妙”境和“奇趣”。宋陈师道《后山诗话》以为，“渊明不为诗，写其胸中之妙尔”。《归去来兮辞》又何尝不是如此！
（张巍）
闲情赋 并序
陶渊明
初，张衡作《定情赋》，蔡邕作《静情赋》，检逸辞而宗澹泊，始则荡以思虑，而终归闲正。将以抑流宕之邪心，谅有助于讽谏。缀文之士，奕代继作；并因触类，广其辞义。余园闾多暇，复染翰为之；虽文妙不足，庶不谬作者之意乎！
夫何瓌逸[1] 之令姿，独旷世以秀群[2] ；表倾城[3] 之艳色，期有德于传闻。佩鸣玉以比洁，齐幽兰以争芬；淡柔情于俗内，负雅志于高云。悲晨曦之易夕，感人生之长勤[4] ；同一尽于百年，何欢寡而愁殷！褰[5] 朱帏而正坐，泛清瑟以自欣[6] 。送纤指之馀好，攘皓袖之缤纷；瞬美目以流眄，含言笑而不分。曲调将半，景落西轩；悲商[7] 叩林，白云依山。仰睇天路，俯促鸣弦；神仪妩媚，举止详妍。
激清音以感余，愿接膝以交言。欲自往以结誓，惧冒礼之为愆[8] ；待凤鸟以致辞，恐他人之我先。意惶惑而靡宁，魂须臾而九迁[9] 。愿在衣而为领，承华首之馀芳；悲罗襟之宵离，怨秋夜之未央。愿在裳而为带，束窈窕之纤身；嗟温凉之异气，或脱故而服新。愿在发而为泽，刷玄鬓于颓肩；悲佳人之屡沐，从白水以枯煎。愿在眉而为黛[10] ，随瞻视以闲扬[11] ；悲脂粉之尚鲜，或取毁于华妆。愿在莞[12] 而为席，安弱体于三秋；悲文茵之代御[13] ，方经年而见求。愿在丝而为履，附素足以周旋；悲行止之有节，空委弃于床前。愿在昼而为影，常依形而西东；悲高树之多荫，慨有时而不同。愿在夜而为烛，照玉容于两楹；悲扶桑[14] 之舒光，奄灭景而藏明。愿在竹而为扇，含凄飙于柔握；悲白露之晨零，顾襟袖以缅邈[15] 。愿在木而为桐，作膝上之鸣琴；悲乐极以哀来，终推我而辍音。
考所愿而必违，徒契契[16] 以苦心。拥劳情而罔诉，步容与于南林。栖木兰之遗露，翳青松之馀阴；傥行行之有觌[17] ，交欣惧于中襟[18] 。竟寂寞而无见，独悁想[19] 以空寻。敛轻裾以复路，瞻夕阳而流叹；步徙倚以忘趣，色惨凄而矜颜。叶燮燮[20] 以去条，气凄凄而就寒；日负影以偕没，月媚景于云端。鸟凄声以孤归，兽索偶而不还；悼当年之晚暮，恨兹岁之欲殚。思宵梦以从之，神飘飖而不安；若凭舟之失棹，譬缘崖而无攀。于时毕昴盈轩[21] ，北风凄凄；㤯㤯[22] 不寐，众念徘徊。起摄带以伺晨，繁霜粲于素阶。鸡敛翅而未鸣，笛流远以清哀；始妙密以闲和，终寥亮而藏摧[23] 。意夫人之在兹，托行云以送怀；行云逝而无语，时奄冉[24] 而就过。徒勤思以自悲，终阻山而滞河；迎清风以祛累，寄弱志于归波。尤《蔓草》之为会[25] ，诵《邵南》之馀歌[26] 。坦万虑以存诚，憩遥情于八遐。
〔注〕 [1] 瓌：同“瑰”。瓌逸：奇妙卓出。 [2] 旷世：超绝一世。秀群：超群。 [3] 倾城：汉李延年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此指美女。 [4] 长勤：总有诸多艰辛勤苦。 [5]褰：同“搴”，打开。 [6]泛：弹奏。自欣：自娱。 [7]悲商：商为五音之一，音调凄厉。此指秋风之声。 [8] 愆：过失。 [9] 九迁：屡迁。九，多意。[10] 黛：青黑色颜料，古代妇女饰眉之用。 [11] 闲扬：娴雅清扬。 [12] 莞：用蒲草编织的席子。[13] 文茵：有花纹的皮褥。御：用。 [14] 扶桑：相传日出之地，指太阳。 [15] 缅邈：遥远貌。[16] 契契：同“契阔”，辛苦貌。 [17] 行行：徘徊不前貌。觌：会面。 [18] 中襟：怀中。 [19] 悁想：忧思。 [20] 燮燮：叶落之声。 [21] 毕昴盈轩：星星满窗。毕、昴（mǎo卯）：皆星宿名。[22] 㤯㤯：同“炯炯”，神情不安貌。 [23] 藏摧：犹摧藏，心情受冲击。 [24] 奄冉：延迁。[25] 尤：过咎、不赞同。蔓草：《诗经·郑风》有《野有蔓草》篇，写男女际遇。 [26] 《邵南》：同《召南》, 《诗》十五国风之一。所谓《邵南》之馀歌，盖指其中之《行露》、《草虫》、《野有死麕》等篇，皆写男女私会。
这是一篇神采丰盈、旨趣深邃、文情并茂的抒情写志赋章，约成于作者彭泽致仕归隐期间。关于这篇赋的主旨和作用，历来众说纷纭，褒贬不一。萧统在《陶渊明集》的题序中直谓：“白璧微瑕者，惟在《闲情》一赋。”苏轼则将它与屈原、宋玉之作相提并论，于《题文选》中批评萧统云：“渊明《闲情赋》，所谓‘国风好色而不淫’，正使不及《周南》，与屈宋所陈何异？而统大讥之，此乃小儿强作解事者。”后世如元李冶，明郭子章、张自烈，清邱嘉穗、方东树、刘光蕡等人评论，大都不外昭明、东坡之议而有所引申、发挥。综其所论，又不外乎“爱情”与“寄托”（讽谏）二说。就“寄托”而言，刘光蕡所云：“身处乱世，甘于贫贱，宗国之覆既不忍见，而又无如之何，故托为闲情。其所赋之词，以为学人之求道也可，以为忠臣之恋主也可，即以为自悲身世以思圣帝明王也亦无不可”（《烟霞草堂遗书·陶渊明闲情赋注》），较为圆通。事实上，此赋主旨，作者赋序已启端绪，所谓承张衡之《定情》、蔡邕之《静情》, “将以抑流宕之邪心，谅有助于讽谏”。可见从题目、承传关系以及赋中自白，都有防闲爱情流宕之意。然而，作者赋序复谓“余园闾多暇，复染翰为之”，此中又透露两点消息：一是园闾多暇，又何须“闲情”？此必于作者之身世、心态得之。二是染翰作赋，而赋之言铺，敷采摛文，以致劝百讽一，客观描写效果与主观创作动机的矛盾，既为赋体常见，又呈示作者假赋体之光怪诡谲写矛盾心曲之奥妙。考陶氏一生，处晋末宋初，社会动荡，权贵倾轧，黎民困苦，世态浑噩。作为士族中一员，他既欲读书立品，异俗高蹈；又不免干禄求进，以维护其自身利益。所以他曾于二十九岁、三十五岁、四十一岁三度出仕，初仕晋朝，二仕桓玄，再仕刘裕。其出仕与归隐的矛盾，长期曲折地缠绕着他的心灵，使他在寻求解脱之时又往往陷入不可解脱之中。《闲情赋》可谓这种矛盾心态的艺术写照。换言之，作者从彭泽归来，为束缚放荡不羁之情，恐意志不坚，难“全身保洁”，常警戒自己“但使愿无违”；然所“闲”之“情”，却非全如赋序所说的“流宕之邪心”，相反，是充满了上下求索之意。这恰是全赋旨外之趣的价值所在。
全赋正文分为三段。第一段首先将情志人格化、形象化，描写出一位外貌艳美、品行高尚、情感丰富、举止优雅的女子。她的“令姿”“柔情”与“美德”“雅志”，既是作者的自喻，又是其美好的追求和向往。可是，在混浊官场中，一个人自比白玉、幽兰，反而会受到现实的冷嘲。作者情志之初次萌发尚未待自我防闲，便受到客观的压抑，屈原“惟天地之无穷，哀人生之长勤”的志士之悲与作者“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的惆怅心绪的郁结，无疑昭示出《闲情赋》中“才华不隐世”（情）与“逃禄而归耕”（闲情）的深层矛盾。因此，作者在追求时虽顾忌“冒礼为愆”，却更怕“待凤鸟以致辞，恐他人之我先”，从而坐失良机。这使他“意惶惑而靡宁，魂须臾而九迁”。这种意象飘忽、魂魄迁荡的追求凝成全赋的妙笔，即第二段“愿在衣而为领”的“十愿”描绘。在这里，“十愿”（十个比喻）不啻十种追求，直贯着炽热的感情，横陈了不平的机遇。每一追求均以“愿”字生出，又自成形象，表现情之坚贞、委婉、隐忍；然每一“愿”字又以“悲”字作结，表现的又正是人生坎坷、壮志难酬的情怀。尽管由现实激发出的感情和由心理映显出的现实，已使作者陷入仕途悲剧，但“倘行行之有觌，交欣惧于中襟”，只要存一线希冀，仍须求索。而只有当一切希望皆成泡影，作者才感到“气凄凄而就寒”,“鸟凄声以孤归”，回首往事，既感情采缤纷，又觉朔漠苍凉。于此“㤯㤯不寐，众念徘徊”, “言尽意不舒”的迷惘中，引出第三段以主动词的防闲之意结束全赋。在艺术上，末段萧然淡泊，闲和渊雅，自有一种胸襟气象；然在思想上，此虽为作者揭破主旨之处，但欲以此总其奔放之情，却只使人感觉作者仍陷在欲解脱而又不可解脱之间。如果仅依此确证“曲终奏雅”类的说教，则不能正视闲情与情的辩证关系；如果根据作者对情爱的渲染遽立纯“爱情”之说，亦乖作者治赋心曲。
爱情与闲情是诗赋艺术中先后出现的两种主题。《诗经》之《郑》、《卫》，已开情爱描写先河，而经《楚辞》之《九歌》、《离骚》人神爱情描写，宋玉较早地创作出《高唐》、《神女》等爱情主题赋。汉魏以来，爱情赋如司马相如《美人》、蔡邕《青衣》、曹植《洛神》等虽仍承写未绝，但《诗》中“郑卫”情爱描写在先秦已受到孔子等儒学派“郑风淫”之反拨，至汉儒之诗教化理解，势必延伸于辞赋创作，张衡《定情》等“闲情”主题应运而生，欲立人情与教化一体显现之道德文学典型。在这层意义上，陶渊明《闲情赋》正以此主题集前人之大成而居赋史之高标的。然而，陶赋的艺术价值又绝非仅限于儒家道德观的诠解，而是以文学创作的形象特征凝化《诗》、《骚》传统而达到的具有当世精神的审美境界。首先，陶赋尤《蔓草》之会，恪守孔子“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论语·阳货》）之训词，但同时又能承继《诗》之风采，怊怅述情，以大胆直率的笔法对爱情渲染描绘，情真意切，臻于神趣。赋中对“秀群”、“艳色”之美人的追求，既幻化为衣领、腰带、发膏、眉黛、床席、丝履、影子、蜡烛、扇子、鸣琴等物象，又连用“褰朱帏”、“泛清瑟”、“送纤指”、“攘皓袖”、“瞬美目”、“含言笑”等一系列戏剧性动作，至欲与美人“接膝交言”。此中又明显渗融了司马相如、曹植爱情赋的描写，使爱神飞动艳美的翅翼，回旋于神奇的画图。值得注意的是，陶赋中炽热的感情、无畏的追求、生动的比喻、象征的描摹，之所以超越汉晋诸家同类题材的赋作，还在于受屈骚浪漫主义表现手法的影响，驱使丰富的艺术想象。屈原《离骚》堪称凭虚构象的佳作，陶渊明身世与境遇虽同屈原有区别，可那种“怀才不遇”的遭际和“泥而不滓”的性格，确有仿佛之处；而《闲情》中虚构方法源自《离骚》，更显而易见。如《离骚》“惟天地之无穷，哀人生之长勤”, 《闲情》“悲晨曦之易夕，感人生之长勤”;《离骚》“凤皇既受诒兮，恐高辛之先我”, 《闲情》“待凤鸟以致辞，恐他人之我先”;《离骚》“恐美人之迟暮”, 《闲情》“悼当年之晚暮”等等，相似的句意，传递出共同的心灵。《离骚》作为一首长诗，作者在自叙世系、生辰、品德、志趣后通过“女媭告诫”、“灵氛占卜”、“巫咸降神”三个情节，申述理想，批判现实，发抒愤慨，驰骋想象；《闲情》作为一篇短赋，作者同样能表达志趣、理想、品德，把理想的追求和政治上的失意隐示于十次短暂的幻梦之中。这里除缠绵柔情、愉心悦意外，有宵离之叹、脱故之悲、枯煎之苦、毁妆之痛、求见之难、委弃之怨……现实的愁绪被融化于梦幻，梦幻的苦痛成现实之反思；而梦醒之后，“寂寞无见”, “摇摇空寻”，如烟如雾，惝恍迷离。无怪清人陈沆感叹：“从来拟《骚》之作，见于《楚辞集注》者，无非灵均之重诒，独渊明此赋，比兴虽同，而无一语之似，真得拟古之神。”（《诗比兴笺》卷二）《闲情赋》采用浪漫手法，包孕现实内容，以小总大，情意弥深，实为作者善于含咀风骚菁华的结晶。
（周勋初 许结）
自祭文
陶渊明
岁惟丁卯，律中无射[1] 。天寒夜长，风气萧索。鸿雁于征，草木黄落。陶子将辞逆旅之馆，永归于本宅。故人凄其相悲，同祖行[2] 于今夕。羞以嘉蔬，荐以清酌。候颜已冥，聆音愈漠[3] 。呜呼哀哉！
茫茫大块，悠悠高旻，是生万物，余得为人。自余为人，逢运之贫，箪瓢屡罄，絺绤[4] 冬陈。含欢谷汲，行歌负薪，翳翳柴门，事我宵晨。春秋代谢，有务中园，载耘载耔，乃育乃繁。欣以素牍[5] ，和以七弦。冬曝其日，夏濯其泉。勤靡馀劳，心有常闲。乐天委分，以至百年。
惟此百年，夫人[6] 爱之。惧彼无成，愒日惜时[7] 。存为世珍，殁亦见思。嗟我独迈，曾是异兹。宠非己荣，涅岂吾缁[8] ？捽兀穷庐[9] ，酣饮赋诗。识运知命，畴能罔眷。余今斯化，可以无恨。寿涉百龄，身慕肥遁[10] 。从老得终，奚所复恋！寒暑逾迈，亡既异存。外姻晨来，良友宵奔。葬之中野，以安其魂。
窅窅我行[11] ，萧萧墓门。奢耻宋臣，俭笑王孙[12] 。廓兮已灭，慨焉已遐。不封不树[13] ，日月遂过。匪贵前誉，孰重后歌？人生实难，死如之何？呜呼哀哉！
〔注〕 [1] 丁卯：指宋文帝元嘉四年（427）。律中无射：指夏历九月。古代将乐律与历法附会，以十二律应十二月。陶渊明卒于此年十一月。 [2] 祖行：古人出行时的祭神仪式，这里指出殡前一夕的祭奠。 [3]“候颜”二句：指晤面和闻声都已不可能。 [4] 絺绤（chīxì赤细）：葛布精者称絺，粗者称绤。 [5] 素牍：指书籍。 [6] 夫（fú扶）人：众人。 [7] 愒（kài忾）日：贪爱时日。 [8] 涅：黑色染料。缁：黑色。 [9] 捽兀（zuówù昨务）：意气傲然貌。 [10] 肥遁：隐居。 [11] 窅（yáo摇）窅：隐晦、深远貌。 [12] “奢耻宋臣”二句：宋臣桓魋作石椁（棺），三年尚未完成，孔子叹以为奢。汉代杨王孙临终，遗嘱命其子裸葬，未免又过俭啬。 [13] 封：封墓，积土成高坟。树：墓地植树。
旷达不羁的陶渊明，也做过许多美丽的人生之梦：从《桃花源记》那“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的老人、孩子身上，人们看到了他憧憬的理想之梦；从《咏荆轲》那“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的嗟叹中，人们看到了他的金刚怒目之梦；还有那些个“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飘逸之梦，那些个“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的自得之梦……正是这些缤纷、断续的梦，给了陶渊明一生以莫大的慰藉。就是到了沉疴不去、即将辞世之际，他似乎还流连在这些梦中，凄怆却又坦然，悲凉而仍平静；甚至还有心境编织了一个自我悼祭的梦——这就是他的临终绝笔《自祭文》。
祭文起笔，展现的是一个凄清的虚境：深秋的夜晚，萧瑟的寒风刮得正紧；草木相约着一起枯黄萎去；夜色里还传来几声鸿雁南飞的哀唳。作者终于感觉到生命的大限已到，该是辞别人世、永归南山“旧宅”的时候了。恍惚间“嘉蔬”、“清酌”已供满祭案，“娇儿索父啼，良友抚我哭”（《挽歌辞》）的景象，依稀都飘浮眼前。自己却将停卧棺中，再听不到那幽幽悲泣之音，看不见那吊衣如雪之景。这是一种怎样令人心酸的情境：秋气的萧瑟与将死的哀情相融相映。一句“呜呼哀哉”之叹，更使开篇蒙上了几多苍凉气息！
在辞世的弥留之间，追索飘逝而去的一生，不知会有怎样的感觉？当陶渊明抚视那“逢运之贫”的清素出身，“箪瓢屡罄，絺绤冬陈”的窘困生涯时，想必也曾为之黯然的吧？不过令他宽慰的是，清素养育了他的淳真之心，窘困也未移易他对人生的热爱。虽然不免要宵晨“谷汲”，荷锄“负薪”，朝夕出入的也只是“翳翳柴门”。然而他有欢乐，有歌声，有“载耘载耔”的怡然和“欣以素牍，和以七弦”的自得。《自祭文》所展示的陶渊明之平生，似乎很琐碎，很平淡，远没有官场中人车骑雍容的气象、笙歌院落的富丽。但这恰恰是作者引为自豪的人生！人们从“含欢”、“行歌”的轻笔点染中见到的，不正是一位遗世独立、超逸不群的高蹈之士的身影么？他“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在“冬曝其日，夏濯其泉”的简朴生活中，在“乐天委分”的淡然一笑中，领略到了“我心常闲”的劳作之乐趣，体会到了自由不羁的人生之价值。这样度过的一生看似平淡，但较之于巧取豪夺，较之于“为五斗米折腰”而丧失独立之人格，岂不是更充实、更富足的吗？这一节的行文，正如作者平日的田园诗，疏淡、平远，字里行间淌满了深情。浓浓的人生意趣，融入悠悠的哲理思索，更令人久久回味而不尽。
人生百年，谁不珍惜？倘若陶渊明亦有世人所不免的“适俗”之韵，它原本可以作另一种安排的，那就是追求虚幻的尊宠和声名，“愒日惜时”地钻营于仕宦之途。对于这样一种“存为世珍，殁（死）亦见思”的人生，陶渊明在辞世之际又是怎样看待的呢？“嗟我独迈，曾是异兹”一节，正表明了他回顾平生后无悔无怨的态度：营营惜生、追名逐利的生涯毫不可慕；在那污浊的世界里，适足以秽污了人的美好本性而已。我洁身自好，不以尊宠为荣，肮脏的东西又岂能沾染我的身心？置身于陇亩之中，独立于天地之间，“捽兀穷庐，酣饮赋诗”，才是值得追求的傲岸率真之人生！陶渊明正是这样做了，这一生已无所遗恨。所以对于即将到来的死生之变，他也显得格外平静。他知道帝乡之“不可期”，他知道死去之“何所道”，自己既然已“寿涉百龄”, “从老得终”，那就任它“托体同山阿”好了，又有什么可眷恋的？在“外姻晨来，良友宵奔”的凄清氛围中，一位哲人就要离去——他似乎不喜不惧，显得异样地安详。
然而，陶渊明对自己的一生，也并非真的一无憾意。在他的内心深处，其实仍蕴蓄着几分悲怆和苦涩。《自祭文》写到结尾，陶渊明的辞世之梦也已编织到了最幽暗的一幕：当他看见自己在昏昧中告别“逆旅之馆”、踽踽飘临“萧萧墓门”之际，虽然还表现了“不封不树，日月遂过”的淡泊，“匪贵前誉，孰重后歌”的超旷，毕竟还是发出了“廓兮已灭，慨焉已遐”的苍凉慨叹。此刻，陶渊明似乎对过去的一生，又投去了最后的一瞥，他忽然见到了另一个自己：从“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的少年意气，到“大济于苍生”（《感士不遇赋》）的壮年怀抱，从对“荆轲”抗暴精神的讴歌，到对“桃花源”无压迫社会的向往。在他的一生中，除了“性本爱丘山”的率真外，原也有造福世界的雄怀的呵！令人痛心的是，他所置身的时代，却是一个“网密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的专制时代。理想被幻灭，壮志被摧折，他纵然“怀琼握兰”，又能有什么作为？最终只能如一只铩羽之鸟、一朵离岫之云，在归隐林下的孤寂中了其一生。这深藏在内心的悲怆，在作者离世的最后一瞥中，终于如潮而涌，化作了《自祭文》结语那撼人心魄的嗟叹：“人生实难，死如之何？”
这嗟叹之音，震散了陶渊明的自悼之梦，也使貌似平静的祭文霎时改观。南宋真德秀在《跋黄瀛拟陶诗》中论及陶渊明时说：“虽其遗荣辱、一得丧，真有旷达之风，细玩其词，时亦悲凉感慨，非无意世事者。”《自祭文》亦正如此：在它那“身慕肥遁”、自甘淡泊的回顾中，虽然有“我心常闲”的安舒，但也有“嗟我独迈”的咨叹；那“翳翳柴门”，固然掩映着他“捽兀穷庐”的旷傲，但也不免有“闲居寡欢”的落寞（《饮酒》）; “识运知命，乐天委分”是通达的，但又何尝不含有“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的辛酸和无奈？他也平静，但那是饱经风霜后苦衷难言的平静；他也“含欢”，但那也大抵是暂时忘却苦恼的欢欣。旷达中含几多悲凉，飘逸中带几多沉重，这就是陶渊明辞世前夕，所编织的最后梦境的真实色彩。人们读到这篇祭文的结尾，不分明感受到了那一片哀情，在凄凄问叹中弥漫？
（张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