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当爱已残缺：“两尽其道”的“痴理”观
合“理”之“情”则为“情之正”，必然使情∕欲获得区分，保障情之为心灵的整体状态，不因纯本能的冲动而变质；也不至于“为情所陷”，或流于情私之弊，或甚至成为一种以“痴情”自豪、并炫耀其魅力的“感情的人”（homo sentimentalis），造成感情的模仿而反失其真，或因炫耀过了头而变得歇斯底里。[18]汤显祖透过《牡丹亭》中的杜丽娘，大力宣扬“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的主张，正是这种现象的代表。但有别于这种极端的激情说法，《红楼梦》改用自己独创的“痴理”加以取代，认为分手而不放手的方式，绝不是一死了之，而是让爱留在心中，跟着自己继续活下去。由此，爱情在深度、厚度之外，更获得了超越生死的“长度”。
第五十八回“杏子阴假凤泣虚凰”描述道：戏子藕官为死去的菂官烧纸泣念，两人的关系“那里是友谊？他竟是疯傻的想头，说他自己是小生，菂官是小旦，常做夫妻，虽说是假的，每日那些曲文排场，皆是真正温存体贴之事，故此二人就疯了，虽不做戏，寻常饮食起坐，两个人竟是你恩我爱。菂官一死，他哭的死去活来，至今不忘，所以每节烧纸。后来补了蕊官，我们见他一般的温柔体贴，也曾问他得新弃旧的”，而对于同辈们“得新弃旧”的质疑，藕官的答覆是：
这又有个大道理。比如男子丧了妻，或有必当续弦者，也必要续弦为是。便只是不把死的丢过不提便是情深意重了。若一味因死的不续，孤守一世，妨了大节，也不是理，死者反不安了。
这一大段描述中，一方面呼应了前面所看到的“日久生情”观，以致假戏可以真做，弄假可以成真，而所产生的情同样真挚无比；并且夫妻情人之间不需要送上钻戒金项链，也不用九千九百九十九朵玫瑰，爱就是表现在日常的饮食起坐上。最重要的是，“至情”的证明，并不是只有死亡的这种方式，甚至必须说，根本就不应该以“死亡”的方式来定义。因为轻易以死为证的人，其实才是最与生命为敌的人，所采取的是最与爱为敌的方式。
藕官所谓“不把死的丢过不提便是情深意重”，话语中所蕴含的情理兼备观，毋宁是对宝玉的重大思想启蒙，因为他开始认识到“情”的执着不是只有“全无”与“全有”这两种极端方式，而是可以情理两全的，因此宝玉不但当场赞叹有加，对日后他的婚姻态度也直接发生影响，让他在黛玉死后仍然可以心平气和地迎娶宝钗，而不是一味顽强对抗，续书所写的情节显然并没有体会到这一点。而无论是藕官所说的“不把死的丢过不提便是情深意重”，还是宝玉领会这个道理后，进一步引申的“一心诚虔，就可感格”“只一‘诚心’二字为主”“只要心诚意洁，便是佛也都可来享，所以说只在敬，不在虚名”，在在可见“痴理”都是将爱情的定义权还诸内心，完全不以生死、婚寡、烧纸等外在形式为衡量标准，其中之深刻寓意在于：若能心中长存情感的纯度、厚度与持久度，那么，是否续弦改嫁便纯粹是无关紧要的外在形式；如果以是否续弦改嫁作为真情的判准，则反倒是舍本逐末，将爱情的定义权与判断标准转让给外在形式，心灵本身竟丧失了根源意义。心灵本身始终不失其根源意义，这也正是“情理兼备”而“两尽其道”之所以可能的原因所在。这种“痴理”观，可谓直接挑战、甚至正面推翻了汤显祖在《牡丹亭记题词》中所主张的“情至说”。
更必须思考的是，实际上比起乍然失去挚爱而悲恸寻死的状态来说，要一辈子清楚记得已经不在身边的人，一辈子对离去已久的人永怀悲思，所需要的深情远远要来得多、来得深，因为他要对抗的是时间的遗忘，以及日常生活的消磨；而相较起来，要维持同一种思念的强度与长度，“孤守一世”又比“续弦再娶”容易得多。
就“时间的遗忘”而言，智利诗人聂鲁达（Pablo Neruda,1904—1973）在《今夜我可以写》一诗中感叹道：
爱情太短，而遗忘太长。[19]
人类本就是善于遗忘的，这也是一切生命必须往前活下去所必然具备的生存本能，因此随着时间的淡化，任何激情都会平复乃至消失。而“日常生活的消磨”更是可怕的敌人，在无休无止的、琐碎又平庸的柴米油盐中，逐日承受生活的齿轮滚压，心神自然会逐渐涣散，而往日之爱也就容易随之模糊。同样地，“孤守一世”又比“续弦再娶”更容易维持情感强度与长度的原因，在于身边日夜共处的另一个人会带来新的生活内容与生活形态，在时时有另一主体需要回应的情况下，就会再增加分神分心所导致的削弱，相较于“孤守一世”的心无旁鹜、专意陷溺，要能保持爱的鲜明不忘更是困难得多。因此，无论是在年深岁久甚至有新侣为伴的情况下，都还能“不把死的丢过不提”“至今不忘，所以每节烧纸”，这确实正是“情深意重”，比起不堪生离死别所产生的情感激动而采取极端的自毁作法，其实是更难能可贵的。
除藕官之外，小说中还提供了一个实例作为体证：第二十九回描述贾母带领全家到清虚观打醮的时候，张道士作为当日荣国府国公的替身，从宝玉身上看到了国公爷的翻版，而与贾母之间有一幕共同追忆故人的感人场景：
张道士叹道：“我看见哥儿的这个形容身段，言谈举动，怎么就同当日国公爷一个稿子！”说着两眼流下泪来。贾母听说，也由不得满脸泪痕，说道：“正是呢，我养这些儿子孙子，也没一个像他爷爷的，就只这玉儿像他爷爷。”
这里的国公爷，指的应该是贾母的夫婿贾代善，从张道士接下来又向贾珍道：“当日国公爷的模样儿，爷们一辈的不用说，自然没赶上，大约连大老爷、二老爷也记不清楚了。”则贾代善大约在孩子还小的时候就撒手人寰，所以才会连大老爷贾赦、二老爷贾政这两个儿子也记不清楚长相，至于孙子辈的贾珍等这一代当然就更是从没见过了。如此说来，贾代善过世到这时已经至少四十年了，贾母也是七十岁的老人家，对于早已过世的伴侣仍然一碰触记忆就动容流泪，若非深情至极，怎能做到？她对夫婿贾代善的深厚感情，可以从这里清楚表露，而这正是曹雪芹所开创的“痴理”的表现——人即使失去了最重要的、失去不起的挚爱，仍然应该好好活着——好好地活着，好好地记得他，好好地把他放在心里一辈子，这就是至情和痴情的最高境界。
换句话说：守寡的、殉情的不一定都是出于真爱，续弦的、再嫁的也仍然可以对旧人永保真心。甚至可以说，“为情而死”根本就不是真爱，通常那只是缺乏承担的勇气或一时的情绪冲动；再加上永远没有人可以做得到“死可以生”，这种至情说恐怕只是廉价的浪漫包装，强烈却空洞，美丽而危险。爱的意义只有对活着的人才存在。用死去证明爱，最多只能证明一时的激情，却不能证明一生的真情。在孤独、痛苦的现实人生中努力活下去，心中的挚爱才有永生的可能。
而这种调和折衷的“两尽其道”的观念与作法，其实更早在第四十三回贾府阖家为凤姐庆生，宝玉却偷偷出府私祭金钏一事上即已发端并有所演绎。当茗烟陪祭后，用以劝宝玉回府的“大题目”便是：
若有人不放心，二爷须得进城回家去才是。第一老太太、太太也放了心，第二礼也尽了，不过如此。就是家去了看戏吃酒，也并不是二爷有意，原不过陪着父母尽孝道。二爷若单为了这个不顾老太太、太太悬心，就是方才那受祭的阴魂也不安生。二爷想我这话如何？
宝玉的反应亦是深表赞同，故谓：
我才来了，不过为尽个礼，再去吃酒看戏，并没说一日不进城。这已完了心愿，赶着进城，大家放心，岂不两尽其道。
这种“尽礼”乃用以“尽情”、情即在礼中的思维，已呈现情礼浃洽合一的相容性；而“尽孝道”与“尽情”彼此共适并存的“大题目”，也全然在藕官所指的“大道理”“大节”的范畴中，“方才那受祭的阴魂也不安生”之说更与“死者反不安”如出一辙。新旧可以互相定义，孝道与爱情可以两全兼备，“怜取眼前人”与“无忘旧时恩”可以一体并存，甚至“尽礼”适足以“尽情”，情即在礼中，正是“两尽其道”之义。于是，“名教中自有乐地”便在婚姻爱情之范畴获得了新的演绎。
从而在牵绊重重的生活罗网中，“两尽其道”甚至可以扩充为“各尽其道”。第四十七回述及自由自在的柳湘莲可以随时守护旧友秦钟的坟茔，宝玉则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只恨我天天圈在家里，一点儿做不得主，行动就有人知道，不是这个拦就是那个劝的，能说不能行。虽然有钱，又不由我使”，柳湘莲即对此表示道：
这个事也用不着你操心，外头有我，你只心里有了就是。……这个事不过各尽其道。
所谓“这个事不过各尽其道”的具体涵义，意指每个人在其客观局限下尽心或尽力，都足以为“道”。至此，由婚恋范畴延伸到朋友范畴，从“两尽其道”扩充为“各尽其道”，便达到了人我之间一切伦理关系的圆满。
[1] 参周建渝：《才子佳人小说研究》，页243—244。
[2] 季新：《红楼梦新评》，一粟编：《红楼梦资料汇编》，卷3，页318。
[3] 参林芳玫：《解读琼瑶爱情王国》，页54。
[4] 相关情节见第一至二回，其名字的谐音则见诸第二回夹批。
[5] 冯其庸纂校订定，陈其欣助纂：《八家评批红楼梦》，页112。
[6] 参〔美〕杨联陞著，段昌国译：《报——中国社会关系的一个基础》，《中国思想与制度论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5），页349—372。
[7] 详参文崇一：《报恩与复仇：交换行为的分析》，杨国枢主编：《中国人的心理》（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8），页347—360；后收入文崇一：《历史社会学》（台北：三民书局，1995），页221—226。
[8] 参〔德〕布鲁格编著，项退结编译：《西洋哲学辞典》，页243。
[9] 见Dr. Irene’s Verbal Abuse Site: http://www.drirene.com/isitlove.php（检索日期：2014/11/26）。
[10] 见《礼记》，《十三经注疏》，卷28《内则》，页538。
[11] （清）二知道人：《红楼梦说梦》，一粟编：《红楼梦资料汇编》，卷3，页101。
[12] 参考彭怀真：《婚姻与家庭》（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96），页30—31。
[13] 〔法〕布莱兹·帕斯卡：《思想录》。引自〔苏联〕伊·谢·科恩著，佟景韩等译：《自我论：个人与个人自我意识》，页26。
[14] 〔美〕弗洛姆著，孟祥森译：《爱的艺术》，页38—44、70。
[15] 论者以情、礼对立为说之现象极为普遍，如余英时即认为：“从上面所指出的曹雪芹反传统思想的特性来看，红楼梦中的‘情’字无疑正是‘礼’字的对面。”余英时：《曹雪芹的反传统思想》，《红楼梦的两个世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1），页254—255。
[16] （明）汤显祖：《弋说序》，徐朔方笺校：《汤显祖全集》（北京：古籍出版社，2001），页1647。
[17] 故确实可以认为《红楼梦》的“大旨谈情”中有强调亲情的指向，而宝玉、黛玉之间因表兄妹关系而日久生情，其描写中对亲情的渲染强调也淡化了“风月事故”与礼法之间的冲突，将“爱情”之“情”是否自由的问题转化为“亲情”之“情”是否真挚的问题。薛海燕：《红楼梦：一个诗性的文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页141。
[18] 此处有关“痴情”的负面意义及其可能产生的问题，详参康正果：《边缘文人的才女情结及其所传达的诗意》，《交织的边缘——政治和性别》（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7），页193。
[19] （智利）巴勃罗·聂鲁达著，李宗荣译：《二十首情诗与绝望的歌》（台北：大田出版有限公司，1997），页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