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超越爱情霸权：广度与高度

从前面的说明中，我们可以看到《红楼梦》认为，传统浪漫爱情观中所谓的“不知所起”“一见钟情”其实是流于抽象的、甚至是虚妄的幻思，本质是感性冲动下的激情，因此也往往流于情、欲不分；然而，却因为在抽象的、感性层次上对激情的推崇，更落入一种形式主义式的思想，以“为情而死”来突显爱情的伟大，实际上却反而把爱情变成一种“吃人”的霸权，本质上和要求女性为夫殉节的思维是完全一样的，都扭曲了人性与爱情的宽广与更高境界。

从提出“爱欲”就是爱情的晚明社会背景，可知其中蕴含了一种“性消费”心理，亦即：“在快乐主义的意识形态之下，性已经呈现‘消费化’倾向，成为人们追求快乐休闲的一个活动。……当商业逻辑一旦支配了文化市场，就可能把人的本能当作商业资源来开发，这就必然破坏其自律性，形成严重的文化物化现象，从而遮蔽、挤兑媒介应有的公共性、公益型的本质规定。”[1]但是，最值得反思的是，现代社会也普遍接受此一观念，其心态则反映出一种视情、理对立，并强调爱欲之革命力量的现代思路，这就属于尤金·韦伯（Eugen Weber, 1925—2007）所定义的“反乌托邦论”。韦伯指出：作为时代的超现实主义者，反乌托邦论者在在呼吁人的非理性面，要以本能、幻想、非理性的和属于个人的特质去摧毁那计画好的秩序，向社会表明：他们强调社会组织和其价值的荒谬性，以便解放个人。不过，反乌托邦论者虽然急着来重新肯定被忽略了的人性价值，把信心寄托在性、爱、自私、幻想等人的基本情感上，我们却不可忘记，追求秩序，想要控制自然，扫除不可预料的事情，也是人性本然的要求，也是合理的、人性的；而如果梦境推展得过分，不是把我们带到梦魇，就是让我们在沮丧挫折之中醒来。[2]

这个道理对于女性范畴尤其适用，因此，对潜伏于浪漫爱情小说中的性消费危机深刻洞察、又着力刻画女性悲剧的曹雪芹，其《红楼梦》中并不存在“超越法律的真实身体的幻觉”[3]与“抽象化的自由独立目标的幻想”[4]，也没有把人性价值片面寄托在性、爱、自私、幻想等人的基本情感上；而是从“特定的、经验上面的个人”[5]的角度，毫不掩盖地正视人与人在阶级、性别等方面的不平等事实，让失节之情欲一直与死亡相联系。[6]

汤显祖主张了“为情而死、死而复生”的“情至说”，却不但连自己都从没做到“为情而死”，只是鼓励了一些涉世未深的单纯少女为情而死；而世界上也根本完全没有人能做到“死可以生”，那就好比要人摘下星星或飞到外太空才能证明至情一样，两者都足以令人警觉，这种爱情的观点是很值得检讨的。尤其是，固然从本质上而言，任何人都有其定义权，只要他在运用时保持一致即可；然则，以垄断而极端排他的方式独占定义权，声称“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让“至情”只剩下“为情而死、死可以生”的唯一标准，如此则是一种“只有这个定义才对”的思想独裁，并且严重地忽略了人生的复杂与各种可能性，甚至产生了“情教吃人”的问题；也果然，柯丽德（Katherine Carlitz）便指出，明末以“情”为中心的解放论述，虽鼓励女性追求情感、肉体的满足，但另一方面，“为情而死”的主张也压迫着女性[7]，而这本质上和“礼教吃人”其实是一样的，只不过因为包装了“爱情”，有了浪漫的外衣，不像“礼教”那么容易被注意到罢了。因此，甚至可以合理地怀疑，这种定义很可能只是一种商业思维之下的廉价包装与媚俗表态，既欠缺社会责任感，也没有对爱情与人生的严肃深思，因此曹雪芹特别创造一种“情理兼备”的“痴理观”，让人们可以认识到爱情的真正伟大之处，以及人人都可以藉由爱情而变得更好的方式，既提升了爱情，也提升了自己。

弗洛姆说：对于情爱，“通常，人们都把它误认是占有性的依恋，我们常常可以发现两个‘相爱’的人对于任何别的人都不再感到爱。事实上，他们的爱只是二人份的自私。”[8]但吊诡的是，情爱如果不能打破这种排他性的两人份的自私，往往也就导致双方在越来越狭窄的空间中彼此生厌而窒息，终究注定了自身的枯槁死亡。而能让情爱生生不息的超越之道，修伯里（Antoine de SaintExupery, 1900——1944，又译作圣埃克苏佩里）在《风沙星辰》中有一段极为动人的说法：

生命教给我们，爱并非存于相互的凝视，而是两个人一起望向外在的同一个方向。[9]

如此一来，就能为爱情的深度再增加广度与高度，看到两人世界之外的无垠宇宙，而这份对无垠宇宙的看见，就反过来使爱情更深刻，于是承受得起平庸琐碎的日常生活的消磨，达到“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的强韧，而历久弥坚。

流星虽然比恒星更耀眼、更动人，更适合浪漫传奇，然而却一闪即逝；恒星作为宇宙的座标，支撑了广大无限的天空，更不只是由牵牛星和织女星所构成。《红楼梦》对“才子佳人模式”的批判，正是基于“人情事理”“世道人心”的包罗万端，爱情作为其中的一部分，再怎么重要，都不能被架空为世界的单一主线；也唯有透过“人情事理”“世道人心”的高度与广度，才能真正认识“爱情”的内涵与价值。加缪（Albert Camus, 1913——1960）曾在《瘟疫》这部小说的最后提出了深刻的感言，说：“‘瘟疫’又是什么呢？那就是生活，如此而已。”[10]我们可以借用一下，改编为：“‘爱’又是什么呢？那就是生活，如此而已。”因此，神瑛侍者的甘露灌溉表现了仁者对弱势者的博爱与悲悯，绛珠仙草的知恩图报则是情义合一的终身承诺，道德之美处处充盈于其间；换言之，爱情的最高境界，其实也就是人格的最高境界，具有人格高度的爱情才会真正美丽。而这恰恰是西方的弗洛姆都完全同意的。

[1] 杨柳：《性的消费主义》（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0），页144。

[2] 〔美〕尤金·韦伯：《二十世纪的反乌托邦》，收入凯特布（George Kateb）编，孟祥森译：《现代人论乌托邦》（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2），页117—119。

[3] 这是女性主义者所提醒的迷思，实际上“被解放于父系法枷锁的女体，可能证实为父系法的另一化身，貌似颠覆，却时而运作加强及散播父系法。”因此不要以为不遵守法律的身体与情欲可以代表自主性。〔美〕巴特勒（Judith Butler）著，林郁庭译：《性∕别惑乱——女性主义与身份颠覆》（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8），页146—147。

[4]这也是一般人的迷思，因此福克斯——简诺维希特别提醒，妇女问题必须放到社会现实中来考虑，要先保护女性再来谈两性平等。Elizabeth Fox-Genovese, FeminismWithout Illusion: A Critique of Individualism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91). 参余宁平：《女性主义政治与美国文化研究》，鲍晓兰主编：《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介》，页66。

[5] 路易·杜蒙对有关“个人”这个字的两种意义作出区别：一为特定的、经验上面的个人，另一种则把人视为价值之拥有者，并强调此一区别的必要性。〔法〕路易·杜蒙著，黄柏棋译：《个人主义论集》，页24—25。

[6] 有关情欲与死亡的关联，可参〔挪威〕艾皓德（Halvor Eifring）著，胡晴译：《秦可卿之死——〈红楼梦〉中的情、淫与毁灭》，《红楼梦学刊》2003年第4辑，页252。

[7]Katherine Carlitz, “Desire, Danger, and the Body: Stories of Women’s Virtue in Late Ming China,” in Christina K. Gilmartin, Gail Hershatter, Lisa Rofel, Tyrene White, Engendering China:Women, Culture, and the Stat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101-124.

[8] 〔美〕弗洛姆著，孟祥森译：《爱的艺术》，页69。

[9] 〔法〕修伯里著，苏白宇译：《风沙星辰》（台北：水牛出版社，1988），页241。

[10] 〔法〕卡缪著，孟祥森译：《瘟疫》（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3），页2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