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东赫:逃出14號勞改營——從人間煉獄到自由世界的脫北者傳奇 - 黃煜文译
Escape from Camp 14: One Man's Remarkable Odyssey from North Korea to Freedom in the West
獻給:
仍留在勞改營的北韓人
【前言 公開處決的機會教育】
最初的記憶是關於處決。
他與他母親走到靠近大同江的一處麥田,守衛已經聚集了數千名犯人。大批群眾讓男孩感到興奮,他從大人的兩腿之間爬到前排,看見守衛將一個人綁在一根木柱上。
申仁根當時只有四歲,年紀太小,還聽不懂處決之前的談話。在日後多次進行的處決中,他將聽到一位負責監督的守衛告訴群眾,北韓政府已經為即將受死的犯人,提供一個藉著苦役「贖罪」的機會,但是犯人卻拒絕北韓政府的慷慨之舉。為了怕犯人咒罵執行處決的國家,守衛將卵石塞入犯人嘴裡,然後用頭罩蓋住他的頭。
首次目睹處決時,申仁根看著三名守衛瞄準目標就各開三槍。槍聲嚇壞了男孩,讓他不自覺往後傾倒。他趕忙站起來,及時看到守衛鬆開一個軟趴趴、血跡斑斑的屍體。然後,守衛以一條毯子裹住屍體,並拖到一輛推車上。
十四號勞改營是為北韓的政治敵人設立的監獄,除非進行處決,否則不允許兩名以上的囚犯聚集在一起,處決時人人必須到場參觀。勞改營以公開殺人(以及此舉所帶來的恐懼),作為一種機會教育。
申仁根在勞改營的守衛是他的老師,也是他的培育者。他們揀選了他的父母,並教導他凡違反勞改營規則者,都應該受死。在他學校附近的山坡上貼著一個標語:嚴守紀律。男孩默記了勞改營的十條規則,後來他稱這些規則為「十誡」。至今他仍然能夠背出這些規則,而第一條規則就是:「任何逃離者被逮到時,將立即被槍決」。
距離首次目睹處決後十年,他回到相同的田野。守衛再度聚集一大群人,再度將一根木頭敲入地裡,搭建一座臨時絞刑架。
這一回,申仁根坐在一輛守衛所駕駛的車子的後座抵達現場。他戴上手銬,一塊破布做成的遮眼布蒙住他的眼睛。他那同樣戴上手銬、被蒙住雙眼的父親坐在他身旁。
他們在十四號勞改營的地下監獄關了八個月,現在已經獲得釋放,而釋放的一個條件,就是在一些文件上簽名,答應絕不討論他們在地下監獄的遭遇。
在那座監獄中的監獄,守衛曾試圖以嚴刑拷打讓申仁根和他的父親認罪。他們想了解他的母親和唯一的哥哥,如何計畫一次失敗的逃亡。守衛脫掉申仁根的衣服,在他的腳踝及手腕綁上繩索,將他掛在天花板的一個掛鉤上。他們用烈火刑求,當烈焰開始燒傷他的肉時,他昏了過去。
但是,他並不認罪,因為無罪可認。他沒有和母親與哥哥共謀逃亡。他相信打從他在勞改營出生的那一刻起,守衛就教導他的一件事:他絕對逃不出去,而且他必須檢舉那些談論逃離勞改營的人,申仁根甚至作夢也沒有想過外面的生活樣貌。
守衛從來沒有教導他,所有北韓學童所學過的事:美國人是圖謀入侵並羞辱祖國的「混蛋」,而南韓是這個美國主子的「婊子」。北韓是一個偉大的國家,北韓那些勇敢而傑出的領袖,受到全世界的尊崇。的確,他對於南韓、中國或美國的生活一無所知。
和其他同胞不一樣,他不是在無所不在的金正日照片中長大的(他們稱他為「親愛領袖」),也不曾見過金正日的父親金日成的照片或雕像。金日成是創建北韓的「偉大領袖」,儘管他已於一九九四年過世,但他仍然是北韓「永遠的主席」。
雖然申仁根分量不夠,不必接受洗腦,但是,守衛曾要求他檢舉家人和同學。結果他得到食物作為獎賞,並且和守衛一起毆打被他出賣的同學,他的同學後來在背後說盡壞話,最後也將他痛毆一頓。
當一位守衛除去他的蒙眼布,看到群眾、木柱和絞刑架,他相信自己就要被處決了。沒有人將卵石塞入他的嘴裡,他的手銬也被拿走了。一名守衛帶他去到群眾前面,他和他的父親將成為旁觀者。
守衛先將一名中年婦人拉到絞刑架前,再將一名年輕人綁在木頭之上。他們是申仁根的母親和哥哥。
一名守衛拉緊套在他母親脖子上的套索。她想要引起他的注意,但是他的眼睛望向別處。當她在繩索末端不再抽動時,三名守衛便開始朝申仁根的哥哥開槍—每個人三槍。
看著他們死去時,申仁根鬆了一口氣,因為被處決的人不是他。他惱怒媽媽和哥哥計畫逃亡。雖然有十五年時間,他不願向任何人承認,但是他知道,是他一手促成了他們的死亡。
【導論 不曾聽過的愛】
母親被絞死九年後,申仁根用蠕動的身子穿過電圍籬,越過雪地逃離勞改營。那是在2005年1月1日,在此之前,從來沒有一個出生在北韓政治監獄勞改營的人,曾經成功逃離這些勞改營。就我們所知,至今申仁根仍然是唯一逃離北韓勞改營的人。
當時他23歲,在電圍籬以外,他沒有任何熟人。
一個月之內,他步行進入中國;兩年之內,他住在南韓。而四年後,他住在南加州,成為美國人權團體「自由北韓」的一名資深特使。
在加州,他騎腳踏車上班,而且密切留意克里夫蘭印地安人隊的訊息,因為這支球隊有南韓強棒秋信守。一週兩次,他吃連鎖速食店In-N-Out Burger的漢堡,因為他認為,那裡的漢堡是全世界最美味的。
現在,他的名字是申東赫。抵達南韓後,他就改了名字,想要將自己重新塑造成一個自由人。他長得很英俊,有一雙敏捷、警覺的眼睛。在勞改營,他不能刷牙,所以一位洛杉磯牙醫幫他治療牙齒。他的整體健康狀況極佳,然而在他的身體裡,我們可以追蹤到他在勞改營成長期間所吃過的種種苦頭,雖然北韓政府堅決否認這些勞改營的存在。
營養不良阻礙了他的正常發育,造成他身材瘦小,身高只有五英尺六英寸(約一六八公分),體重大約也只有一百二十磅(約五十四公斤)。因為從小做苦工,他的手臂有著不自然的彎曲。接受酷刑時,火在他的下背部和臀部留下燒傷的痕跡。而將他固定在火燄上方的掛鉤,在他恥骨上的皮膚留下刺痕。獨自被監禁時,將他倒掛的鐐銬,則在腳踝留下疤痕。他右手中指第一個指關節以上的部位已被砍斷,那是一名守衛給他的懲罰,因為他在勞改營的成衣工廠摔壞了一台縫紉機。帶刺的電圍籬終究無法將他留在十四號勞改營,當他爬過那道圍籬,他的小腿(從腳踝到膝蓋的部位)受到傷害,布滿疤痕。
申東赫和金正恩年紀相當,後者是金正日的第三個兒子,長得圓圓胖胖,他父親於二〇一一年過世後,接替成為北韓領導人。金正恩和申東赫是同一個時代的人,卻各自象徵了北韓恰恰相反的特權階級和被剝奪的階級。表面上,北韓是一個沒有階級劃分的社會,出身和血統卻決定了一切。
金正恩一出生就是一個共產黨王子,在皇宮圍牆後長大。他以化名在瑞士求學,後來回到北韓,就讀於一所以他祖父之名命名的名校。他的出身使他得以不受法律拘束,對他而言,天下沒有不可能的事。二〇一〇年,他被任命為朝鮮人民軍四星上將,雖然他完全缺乏野外作戰經驗。過了一年,在他父親死於心臟病突發後,北韓國家媒體稱他是「上天賜下來的另一位領袖」,雖然他可能被迫和親戚及軍事將領,共同在世上實施獨裁統治。
申東赫一出生就是一個奴工,在高壓電帶刺圍籬後長大,從勞改營的學校接受基本的閱讀和算術教育。政府認為他的叔叔和伯伯犯了罪,使得他的血統受到污染,所以他必須受到法律約束。對他而言,沒有什麼事是可能的。國家為他規劃的生涯就是做苦工,以及長期挨餓、生病,然後早死。而這一切都是在沒有控告、審理或上訴的情況下祕密進行的。
集中營的倖存故事有一個傳統情節。部隊將主角從一個溫暖的家庭,從一個舒適的家偷偷帶走。為了生存,這個人會背棄道德原則,壓抑對別人的感覺,不再是一個文明人。
這類故事中最有名的,或許就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埃利.維瑟爾的《夜》。在這個故事裡,十三歲的敘述者描述了他和家人被推入前往納粹集中營的火車之前,他們如何過著正常生活,並藉著這些描述來解釋他所承受的煎熬。維瑟爾每日研讀塔木德經,他的父親擁有一家店,而且是他們位於羅馬尼亞村內的監督人,他的祖父總是來他家慶祝猶太人節日。但是,他全部的家人最後都死於集中營,他「孤孤單單地被遺棄在一個沒有上帝、沒有人、沒有愛或憐憫的世界裡。」
申東赫有不一樣的倖存故事。
他的母親毆打他,而他視她為食物競爭者。守衛一年讓他的父親和母親同睡五晚,這位父親對他不聞不問。他的哥哥是一個陌生人,但他也無法信賴勞改營那些滿口髒話的孩子們。在他學習其他一切之前,他先學會靠著告發每一個人而存活下來。
愛、憐憫和家人是沒有意義的字眼。上帝不是消失了,也不是死了。申東赫根本就沒有聽說過祂。
在《夜》的前言裡,維瑟爾談到,一個青少年應該僅僅從文學作品認識死亡和邪惡,不應在生命中親身體驗死亡和邪惡。在十四號勞改營,申東赫根本不知道文學的存在。他在勞改營只看過一本書,那是他的老師手裡的韓文文法書。他穿著守衛制服,屁股掛著一把左輪手槍。他曾拿著教鞭,將申東赫的一個小學同學活活打死。
和集中營的倖存者不一樣,申東赫不是被帶離文明生活,然後被迫下地獄。他在地獄出生和長大,他接受那地方的價值觀,也把那裡當成他的家。
迄今,北韓勞改營的存在時間是蘇聯古拉格群島的兩倍,納粹集中營的十二倍。這些勞改營的所在地是毋庸置疑的,任何上網的人,都可以從Google Earth查到這些勞改營的高解析度照片,而在這些照片中,我們看到了龐大的建築群以圍籬圍住,散亂地分布在北韓起伏不定的崇山峻嶺之中。
南韓政府估計,這些勞改營大約關著十五萬四千名犯人,但美國國務院和幾個人權團體將數字提高至二十萬人。檢視了十年來所拍攝的勞改營的衛星照片後,國際特赦組織在二〇一一年注意到勞改營內有新的建築物,因而擔心犯人人數正在增加。或許那是為了制止可能爆發的動亂,因為權力已開始從金正日轉移到他那年輕而未經試驗的兒子手中。*
*Amnesty International, "Images Reveal Scale of North Korean Political Prison Camps," May 3, 2011, https://www.amnesty.org/en/latest/news/2011/05/images-reveal-scale-north-korean-political-prison-camps/
根據南韓情報機關和人權團體的估計,北韓有六個勞改營,而最大的勞改營有三十一英里長,二十五英里寬,面積大於洛杉磯。大多數的勞改營都被帶刺的電圍籬圍繞著,其中穿插著守衛瞭望塔,附近也有巡邏的武裝人員。十五和十八號勞改營有改造區,在此,一些幸運的犯人按照金正日和金日成的教導接受糾正教育。如果犯人默記足夠的教導,並讓守衛相信他們的忠誠,他們就可以獲得釋放。但是在有生之年,他們將持續受到國家治安機構的監控。
其餘的勞改營是「完全管制區」,那裡的犯人被稱為「無法改造者」,*必須一直工作到死為止。
*Kang Chol-hwan(姜哲煥)and Pierre Rigoulot, The Aquariums of Pyongyang【平壤水族館】(New York:Basic Books, 2001),79.
申東赫所在的十四號勞改營是一個完全管制區,素有最冷酷、最殘暴的勞改營之稱。那裡的工作環境十分惡劣,守衛保持高度警覺,而國家認為犯人罪大惡極,不配獲得饒恕(許多犯人都是從執政黨、政府和軍隊遭到肅清的官員和家屬)。十四號勞改營於一九五九年建造於北韓中部平安道南部的價川縣,據估計,有一萬五千名犯人被關在那裡,而它的長度為三十英里,寬度為十五英里,有農場、礦區和工廠穿插於陡峭的山谷之間。
雖然申東赫是唯一在勞改營出生、成功逃出並訴說遭遇的北韓人,但是現在,自由世界至少有其他二十六位從勞改營出來的目擊證人。*在這些人當中,至少有十五位曾被關在十五號勞改營的教化區,他們獲得釋放,後來現身在南韓。也有曾在其他勞改營當過守衛的北韓人去到了南韓。金永曾是一名北韓中校,來自平壤的特權階級,在兩個勞改營待了六年後,才藉著一列運煤火車逃出。
*美國北韓人權委員會研究員David Hawk訪問過這些人,包括申東赫。他那定期更新的著作The Hidden Gulag: Exposing North Korea's Prison Camps(二〇〇三年出版)描述了他們的故事,也刊出這些勞改營的衛星照片。
首爾的韓國律師協會,根據他們的證詞作了一份摘要,詳細描繪這些勞改營的日常生活。每年都有幾位犯人公開被處決,其他犯人則被守衛活活打死,或私下遭到殺害,因為守衛有權隨意虐待和強姦犯人。大多數的犯人都必須耕作、採煤、縫製軍服,或製造混凝土,同時靠著幾乎讓他們餓死的玉米、包心菜和鹽巴度日。他們的牙齒掉落,牙齦變黑,骨骼脆弱,一到四十歲就駝背。一年只有一、兩次,勞改營會發給他們一套衣服,所以他們總是穿著破爛而骯髒的衣服工作和睡覺。他們沒有肥皂,沒有襪子,沒有戴手套,沒有穿內衣,沒有衛生紙。在工作日,犯人一天必須工作十二至十四個小時,直至死亡為止。而他們的死因常常是營養不良所導致的疾病,死亡年齡通常在五十歲之前。*雖然無法取得正確數字,但是西方政府和人權團體估計,有數十萬人在這些勞改營喪命。
*韓國律師協會,「二〇〇八年北韓人權白皮書」(首爾:韓國統一研究院,2008)。
大多數的北韓人都未經司法審判就被送到勞改營,而許多人就在不明指控的情況下死去。波伊布(國家安全局)通常會在夜間將他們從家裡帶走。在北韓,連坐是合法的,犯罪者常常和父母及孩子被關在一起。金日成在一九七二年制定這條法令:「不管是誰,階級敵人的後代必須除盡,直到第三代。」
我第一次見到申東赫是我們在二〇〇八年冬天一起用午餐時。我們在首爾市中心的一家韓國餐廳見面。他話很多,而且很餓,狼吞虎嚥地吃下幾份米飯和牛肉。他邊吃邊告訴我和翻譯員,看著他母親接受絞刑是什麼滋味。他怪母親害他在勞改營飽受毒打,而且特別強調,至今他仍對她感到惱怒,他說他不是一個「好兒子」,但不願解釋原因。
他說住在勞改營時,他沒有聽過「愛」這個字。當然,他也沒有從他母親口中聽過這個字,而他仍然輕視他母親,即使她已經過世了。他曾在南韓的一間教會聽到「饒恕」的觀念,但他感到困惑,因為他說在十四號勞改營,要求饒恕意味著「乞求不受罰」。
他寫了一本有關勞改營的回憶錄,但沒有受到南韓重視。他沒有工作,沒有錢,欠房租,也不確定接下來該做些什麼。十四號勞改營的規則使他不敢和女人發生親密接觸,因為違規者會遭到處決。現在,他想要找一個真正的女朋友,但他說,他不知道該如何跨出第一步。
用完午餐後,他帶我到首爾的一間又小又糟的公寓,一間他租不起的公寓。雖然不願直視我,但他讓我審視他被砍斷的手指以及傷痕累累的背部,並讓我為他拍照。儘管吃了那麼多苦頭,他仍然保有一張稚氣的臉。他二十六歲,已經離開十四號勞改營三年了。
吃那一頓令人難忘的午餐時,我五十六歲,是《華盛頓郵報》駐東北亞的記者。一年多來,我一直在尋找故事來解釋一件事:北韓如何藉由鎮壓以避免瓦解。
政治內爆已經變成我的專長。我以將近三十年的時間,為《華盛頓郵報》和《紐約時報》報導非洲國家的失敗、東歐共產主義的崩解、南斯拉夫的分裂,以及緬甸如何被軍事將領慢慢推入腐敗深淵。以外人眼光來看北韓內部境況,北韓似乎即將面臨我在其他地方所目睹的崩解。事實上,崩解的時機已經成熟,而且太成熟了。在世界其他地方。幾乎人人都在致富,但是北韓人民卻愈來愈與世隔絕,愈來愈貧窮,愈來愈飢餓。
然而,金氏王朝仍然持續壓制北韓,極權主義的鎮壓手段保護了這個癱瘓的國家。
我想要說明北韓政府如何做到這一點,卻缺乏管道。在世界其他地方,採取鎮壓手段的國家不一定能夠封鎖邊界。之前,不論在孟基斯托統治下的衣索匹亞、蒙博托統治下的剛果,或米洛塞維奇統治下的塞爾維亞,我都能夠公開工作。我也曾以觀光客的身分偷偷溜入緬甸,報導這個國家的狀況。
北韓比這些國家謹慎多了,幾乎不讓外國記者(尤其是美國記者)進入。我只去過北韓一次,僅看了看管者讓我看的東西,所以我所知有限。如果非法進入,記者可能被當成間諜,然後被監禁幾個月或幾年。如要獲得釋放,有時就需要前任美國總統助一臂之力。*
*美國電視記者蘿拉.林(Laura Ling)和歐娜.李(Euna Lee)於二〇〇九年非法進入北韓後,被關在北韓監獄近五個月。在美國前任總統柯林頓飛往平壤,並和金正日合照後,兩人才獲得釋放。
由於這些限制,大多數有關北韓的報導,都是在遠處進行,顯得十分空洞。記者從首爾、東京或北京寫報導,首先,他們描述平壤最近一次的挑釁行為,例如擊沉一艘船,或者射擊一名遊客。然後,枯燥無味的報導慣例啟動了:美國和南韓官員表達憤慨,中國官員要求節制,而智庫專家說明事件的意義。我寫了太多這類的報導。
然而,申東赫打破了這些慣例。他的生命打開了那扇原本關閉的門,讓外界得以看見金氏家族如何靠著童奴和謀殺支撐下去。我們見面後數天,申東赫動人的照片和駭人聽聞的故事醒目地出現在華盛頓郵報的頭版。
故事刊出後的那個上午,《華盛頓郵報》公司的主席唐納.葛蘭姆發給我一封只有一個「哇」字的電子郵件。同一天,一位德國電影製作人碰巧來參觀華盛頓的納粹大屠殺紀念博物館,而他決定以申東赫的生命故事為題材,拍一部紀錄片。《華盛頓郵報》的一篇社論說,申東赫所忍受的殘酷暴行是駭人的,但是同樣駭人的,是這個世界對於北韓勞改營的存在漠不關心。
這篇社論的結論說:「美國的中學生辯論小羅斯福總統為什麼沒有轟炸通往納粹集中營的鐵路,然而,從現在開始的一個世代,他們的孩子可能會問,為什麼西方世界清清楚楚看到了金正日勞改營的衛星影像,但卻袖手旁觀。」
申東赫的故事似乎深深打動了一般讀者。他們寫信或寄電子郵件,願意為申東赫提供金錢、住處,也願意為他禱告。
一對住在俄亥俄州哥倫布的夫婦讀到了這篇報導,找到了申東赫,然後付錢讓他來到美國。羅威爾和琳達.戴伊告訴申東赫,他從來沒有享受過父愛和母愛,所以他們願意成為他的父母。
讀了這篇報導後,一位住在西雅圖的韓裔美籍女孩哈琳.李希望能夠見申東赫一面。後來,她在南加州找到他,結果兩人相戀了。
我的報導只是蜻蜓點水地描述申東赫的生命故事。我認為,更深入的報導可以揭露北韓執行極權統治的秘密機制,也可藉由申東赫不可思議的逃亡細節,來說明部分壓制機制如何失效,致使一個不諳事故的年輕人,可以在未被察覺的情況下,穿越一個警察國家的邊界,進入中國。同樣重要的是,這個故事的主角是由北韓培育出來的,而北韓培育他的目的,就是讓他工作直到命終。因此,讀了這個故事後,沒有一位讀者可以忽視這些勞改營的存在。
我問申東赫是否有興趣說出自己的故事,他思考了九個月才做出決定。在這段期間,南韓、日本和美國的人權活躍分子都敦促他合作。他們告訴他,一本英文書會讓世人注意勞改營的存在,國際社會進一步對北韓施壓,也許也可以讓他賺進一筆他迫切需要的錢。同意之後,申東赫讓我進行七次訪談,最先是在首爾,接著是在加州的托蘭斯,最後則是在華盛頓州的西雅圖。我和申東赫同意將賺進的錢對分,然而根據我們的協定,我擁有書的撰寫權。
二〇〇六年年初,大約在他逃離北韓一年後,申東赫開始有寫日記的習慣。在首爾,當他因為沮喪而住進醫院,他繼續寫日記,而這本日記就變成他的韓文回憶錄:《逃往外面世界》的基礎。二〇〇七年,首爾的「北韓人權資料庫中心」出版了這本回憶錄。
這本回憶錄就是我們談話的起點,在這本書裡,許多申東赫在北韓和中國期間,他、他的家人、朋友和監獄守衛所說的話,就是直接摘錄自這本回憶錄。然而本書所描述的一切申東赫的想法和行動,都是根據我對他所做的多次訪談。在這些訪談中,他詳細說明他的韓文回憶錄,並且在許多關鍵點上糾正了這本回憶錄的說法。
雖然願意合作,但是申東赫似乎害怕和我談話。我常常覺得自己就像一個沒有使用麻醉藥,就拿牙鑽鑽牙的牙醫。這項鑽牙工作斷斷續續進行了兩年多。對他而言,我們的部分談話具有宣洩作用,但是許多談話內容則讓他感到沮喪。
他很難信任我,而他自己也承認,他很難信任任何人。就他的成長背景而言,這是必然的。勞改營的守衛教導他出賣父母和朋友,而他理所當然認為,他所遇到的每一個人同樣會出賣他。
寫這本書的過程中,有時我也同樣難以信任他。在我們第一次談到他在他母親的死亡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時,他誤導我。而在其他十二次以上的談話中,他照樣誤導我。當他改變說法,我很擔心其他故事也是編出來的。
你無法去北韓查證事實。外人不曾去過北韓的政治監獄勞改營,所以有關勞改營的種種描述,無法獲得獨立的證實。雖然衛星影像大大增加了外界對於這些勞改營的了解,但是,叛逃者仍然是資訊的主要來源,而他們的動機和可信度並非沒有瑕疵。在南韓和其他地方,他們往往為了謀生而不顧一切地證實人權活躍分子、反共產主義的宣教士和右翼理論家的成見。除非先拿到錢,否則有些勞改營倖存者根本不開口。還有些倖存者會重複他們聽來、但卻非親眼目睹的「有料」祕聞。
雖然申東赫仍然提防著我,但是不管我想到任何有關他過去的問題,他都能一一回答。或許他的生命故事令人難以置信,但是,這些呼應了其他曾被關在北韓勞改營的人的經歷,也呼應曾在勞改營當過北韓守衛者的描述。
人權專家大衛.霍克說:「申東赫所說的一切,都符合我所聽過勞改營的種種情況。」霍克曾經為了撰寫隱藏的古拉格群島,訪問過申東赫和其他曾被關在勞改營的人。這份報告建立在勞改營倖存者的描述和加上註解的衛星影像之間的連結。在二〇〇三年,這份報告首先由美國北韓人權委員會出版。在陸續取得更多證詞和更高解析度的衛星影像後,這份報告的資料也加以更新。霍克告訴我,由於申東赫在勞改營出生和成長,所以他知道其他勞改營倖存者所不知道的事。韓國律師協會「二〇〇八年北韓人權白皮書」的作者,也曾查證申東赫的故事。他們對申東赫和其他願意開口的知名勞改營倖存者,進行密集訪談。如霍克所言,北韓只有一個方法可以「反駁、否認」申東赫和其他勞改營倖存者的證詞,那就是容許外界專家參觀勞改營。霍克說,如果北韓不這麼做,那麼這些人的證詞將會保持有效。
如果北韓真的崩解了,或許申東赫的一項預測是正確的:由於畏懼戰爭罪行的審判,北韓領導人會在調查員進入勞改營之前,先行拆毀勞改營。金正日曾說:「我們必須以濃霧將我們的環境團團圍住,免得敵人了解我們的情況。」*
*參考金玄植(Hyun-sik Kim,譯音)和孫光珠的「金正日記錄片」(首爾:天地媒體公司),202。錄於Ralph C. Hassig和吳孔丹的著作The Hidden People of North Korea(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9),27.
為了將我看不見的事物拼湊起來,三年當中,我多半是在撰寫有關北韓軍事、領導階層、經濟、糧食短缺和破壞人權的報導。我訪問了許多北韓叛逃者,包括三位曾被關在十五號勞改營的囚犯,以及一位曾在四座勞改營當過守衛和司機的北韓人。我和經常進入北韓內部的南韓學者及技術專家談話,我查驗愈來愈多的勞改營相關學術研究和個人回憶錄。在美國,我對那些成為申東赫好友的韓裔美國人,進行廣泛的訪談。
評估申東赫的故事時,我們必須記住一件事:按照曾在勞改營當過守衛和司機的安明哲的說法,許多勞改營的囚犯吃過類似或更糟的苦頭。他說:「相對於勞改營其他孩子的標準,申東赫的生活算是相當舒適的。」
北韓政府引爆核彈,攻擊南韓,建立一觸即發的好戰精神與惡名,在朝鮮半島引發暫時的緊急安全危機。當北韓放下身段,進入國際外交圈,他們總是有辦法把人權問題推離談判桌,危機管理(通常集中於核武及飛彈問題)主導著美國對北韓的交涉。
勞改營從來不是首要被考慮的問題。
在柯林頓和布希的時代,大衛.史特勞伯曾在國務院當過負責北韓政策的資深官員,他告訴我:「和他們談論勞改營是不可能的,你談到這件事,他們就抓狂。」
北韓勞改營很少刺痛世界的集體良知。儘管報紙報導了,但是,美國普遍忽視這些勞改營的存在。有幾年時間,在華盛頓少數幾位北韓叛逃者和勞改營倖存者,每年春天會在國會大廈和華盛頓紀念碑之間的草地廣場,發表演說和遊行。華盛頓的記者團很少注意他們,部分原因是語言,因為大多數叛逃者只會說韓文。同樣不容忽視的是,在一個靠著名人生存的媒體文化中,沒有任何電影明星、流行樂偶像或諾貝爾獎得主挺身而出,要求外界關注一個遙遠的問題,和一個缺乏良好影像資訊的問題。
長期以來,人權行動主義者蘇珊娜.肖爾特不斷將勞改營倖存者帶到華盛頓,她告訴我:「西藏人有達賴喇嘛和理查基爾,緬甸人有翁山蘇姬,蘇丹有米亞法羅和喬治克隆尼。但是,北韓人沒有這些名流能為他們說話。」
申東赫告訴我,他不配為成千上萬仍然待在勞改營的人發言。他為了生存和逃亡而做出的那些事,讓他感到十分羞愧。他不願學英文,部分原因就是英文可能讓他成為重要人物,而他不希望以這種語言一再重述他的故事。但是,他迫切想讓世界了解北韓無所不用其極地隱藏的真相。他背負著重責大任,因為沒有一個在勞改營出生和長大的人曾經逃出來,並向外界解釋勞改營過去所發生,以及至今仍然在發生的事。
这是第一篇第一章 吃光母親的午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