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廿二章　冷漠的南韓

在十四號勞改營，只有金正日和金日成的生日才是重要的生日。他們的生日是北韓的全國假日，即使在沒有出口的勞改營，囚犯也能放假一天。

在申東赫的成長過程中，沒有人（包括他自己）留意他的生日。

當他在南韓度過二十六歲生日，情況改變了，四個朋友在首爾商業區的星期五餐廳，為他舉行了一次驚喜生日派對。

二〇〇八年十二月，在他過完生日之後幾天，我們第一次見面，他告訴我：「我太感動了。」

但是，這種情形很少見。儘管有人為他慶生，申東赫在南韓並不快樂，他剛剛才辭掉一份在首爾的酒吧端啤酒的兼職工作。他在商業區和別人合租一間公寓，他那間小房間的月租是三百美元，但他已經花完每個月從統一部領到的八百美元津貼，所以不知道該如何付房租。他已經把銀行帳戶的錢領光，所以他大聲地說，擔心自己可能會加入首爾中央火車站的那一群遊民。

他的社交生活也沒有起色。偶爾他和公寓室友一起用餐，但他沒有女朋友或要好的朋友。他不願和其他從勞改營出來的北韓人往來，或一起工作。在這方面，他就像許多北韓叛逃者一樣。研究顯示，抵達南韓後兩年至三年，他們不會輕易和其他叛逃者往來，而且常常避免和其他叛逃者接觸。*

*Suh Jae-jean（徐載鎮），"North Korean Defectors: Their Adaptation and Resettlement," East Asian Review 14, no. 3 (Autumn 2002), 77.

他的回憶錄是一大失敗，印了三千本，但只賣出約五百本。申東赫說，這本書沒有讓他賺到錢。

資料庫中心出版這本書後，組織主任金尚勳告訴《基督教科學箴言報》：「他們沒有興趣。南韓社會對北韓人權問題十分冷漠。」*

*Donald Kirk, "North Korean Defector Speaks Out,"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6 November 2007).

然而，申東赫絕不是被南韓大眾冷漠以對的第一個北韓勞改營倖存者。

姜哲煥和家人在十五號勞改營住了十年，然後才在一九八七年被視為「改過自新者」並獲得釋放。他和記者皮耶．李古樂共同寫下他那扣人心弦的故事，並於二〇〇〇年以法文出版這個故事。然而，在這本書被譯成英文之前，南韓人對它幾乎不聞不問。這本書的書名是《平壤水族館：我在北韓古拉格的十年》。這本書出現在布希總統的辦公桌，於是，布希總統邀請姜哲煥到白宮討論北韓。後來布希總統說，該書是「在我總統任內，對我發揮最大影響力的書之一。」*

*George W. Bush, Decision Points (New York: Crown, 2010), 422.

「我不想批評這個國家，」我們見面的第一天，申東赫告訴我：「但我會說，在南韓的總人口中，對北韓真正有興趣的，只有百分之零點零零一。他們的生活方式不容許他們思考邊界以外的事。那裡沒有他們要的東西。」

申東赫誇大了南韓對於北韓的冷漠，但是他的說法是有根據的。南韓在這方面的遲鈍令該國和國際的人權團體感到困惑不解。儘管排山倒海而來的證據顯示，北韓勞改營內的暴行持續著，但這很少喚起南韓大眾的關注。就如韓國律師協會所說的：「南韓人公開擁護友愛，自己卻陷入冷漠泥沼，真是令人百思不解。」*

*韓國律師協會，「二〇〇八年北韓人權白皮書」，第40頁。

當李明博在二〇〇七年當選為南韓總統，只有百分之三的選民認為，北韓是南韓主要的關注對象。他們告訴民意調查機構，他們最關心的，是賺更多的錢。

談到賺錢，北韓只會浪費他們的時間。南韓經濟比北韓經濟強三十八倍，而南韓國際貿易額是北韓國際貿易額的兩百二十四倍。*

*Moon Ihlwan,（冼扉棖），"North Korea's GDP Growth Better than South Korea's" Bloomberg Businessweek（June 30, 2009）.

然而北韓時而爆發的好戰精神並沒有引發南韓的憤怒，在二〇一〇年尤其是如此。當時北韓偷偷發動一次潛艇攻擊，造成四十六名南韓士兵喪生，並擊沉在南韓水域航行的軍艦「天安號」。此外，北韓也砲轟南韓的一個小島，造成四人喪生。但是，南韓的復仇慾望往往迅速煙消雲散。

國際調查員證實，天安號是被一枚北韓魚雷所擊沉。隨後，南韓總統李明博說，北韓政府應該「付出代價」，但是，南韓的選民拒絕支持他。美國的九一一事件促使美國對阿富汗和伊拉克宣戰，南韓卻沒有類似的反應。李明博的政黨在期中選舉中潰敗，這一點顯示南韓比較關注的，是維持和平和生活水準，而不是給北韓一個教訓。

林承烈二十七歲，是首爾的一位成衣批發商，他告訴我：「不論是冷戰或熱戰，如果戰爭爆發，沒有哪一方是贏家。我們的國家比北韓富有，也比北韓聰明。發生衝突時，我們必須訴諸理性。」

為了回應毗鄰的獨裁國家，南韓花了數十年的時間來琢磨理性的意義。在這段期間，北韓已經將百分之八十的軍事火力轉移到非軍事化地區的六十英里內，這是一個戒備森嚴的邊界地帶，將南、北韓隔開來，而北韓並且一再威脅，要將離邊界只有三十五英里的首爾變成「一片火海」。來自北韓的血腥突襲，往往每隔十年至十五年就發生一次，最早是在一九六八年，當時北韓派遣刺殺小組嘗試暗殺南韓總統。然後在一九八七年，一架南韓噴射客機遭到轟炸，而在一九九六年，一艘北韓潛艇嘗試藉著特攻部隊進行滲透，但是失敗了。最後在二〇一〇年，南韓的一艘軍艦被擊沉，而它的一座小島遭到炮轟。

這些攻擊讓數百名南韓人喪命，但並沒有激發選民要求政府發動大規模反擊，也沒有制止南韓民眾在這個亞洲第四大經濟體、世界第十一大經濟體中，繼續追求更富裕的生活、更高等的教育，以及更理想的住屋。

南韓人密切注意德國統一所付出的代價。一些研究發現，如果南、北韓統一，南韓所承受的經濟負擔，在比例上將是西德吸收前東德的兩倍半。這些研究發現，統一會讓南韓在三十年之間耗掉兩兆美元，讓南韓人在以後六十年繳納更高的稅。而在可預見的將來，百分之十的南韓國內生產總值將用於北韓。

南韓人希望和北韓統一，但不希望立即統一。許多人不希望在有生之年見到統一，而主要的原因就是，統一的代價太高，他們無法接受。

申東赫和其他許多北韓叛逃者有充分的理由抱怨說，南韓人將他們視為教育程度低、談吐粗俗、衣衫襤褸的鄉巴佬，並且認為北韓是一個亂七八糟的國家，它的麻煩遠多於它的價值。

許多證據顯示，南韓社會讓叛逃者難以融入。住在南韓的北韓人失業率，是南韓全國失業率的四倍，而叛逃者的自殺率是南韓人的二點五倍。

然而，南韓人自己也很難融入他們那一心追求成功、注重地位和教育的文化。申東赫試圖在一個拚命工作、缺乏安全感和壓力過大的奇特社會中，找到自己的出路。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ＯＥＣＤ）在三十四個富裕國家支持永續經濟發展，而根據它的調查研究，相較於其他已開發國家的公民，南韓人的工作時間較多，睡覺時間較少，自殺率也較高。

南韓人也以極其尖刻的批判眼光看待自己的同胞。他們的自我價值定義非常狹隘，例如進入幾所好大學就讀，以及在三星、現代和ＬＧ家電等聯合大企業找到一份備受尊重的高薪工作。

金銀基是南韓頂尖大學韓國大學的社會學教授，他告訴我：「這個社會冷酷、無情、充滿競爭。如果年輕人沒有拿到一張好文憑或好證書（他們稱為「正確的說明書」），他們就變得非常悲觀，相信他們無法在生命中跨出第一步。信不信由你，學業成績的壓力從四年級就開始了，到了七年級，學業成績就變成了一切。」

追求「正確的說明書」使得教育費超過負荷。在富裕的國家中，南韓的人均私人教育費是最高的，這包括請家教、上補習班和在國內、外上英文課的費用。有五分之四的學生從小學到中學都在放學後去補習班。大約有百分之六的南韓國內生產毛額是耗在教育上面，這是美國、日本或英國的教育花費的兩倍多。

南韓熱衷於追求成就，已經得到驚人的回報。國際經濟學家經常說，南韓是一個令人肅然起敬的國家，因為從這個國家，我們看到自由市場、民主政府和埋頭苦幹，如何將一個小小的落後農業國家，變成世界強國。

然而，突如其來的富裕也讓南韓人付出了驚人的生命代價。

雖然在一九八〇年代初期，大多數其他富裕國家的自殺率都達到高峰，但是在南韓，自殺率繼續攀升，自二〇〇〇年起已經倍增。在二〇〇八年，南韓的自殺率比美國的自殺率高出兩倍半，而且顯著高於鄰國日本，即便自殺是日本文化根深蒂固的一部份。自殺不斷蔓延著，就像一種因為抱負、富裕、家庭分裂和寂寞的壓力，而持續惡化的傳染病。

河圭燮是首爾國立大學醫學院的精神病學家，也是南韓自殺防治學會的會長。他告訴我：「我們得了憂鬱症，卻不去求助，因為我們害怕被當成瘋子。這是我們的快速發展的一個黑暗面。」

雖然因富裕而來的壓力有助於解釋，為什麼南韓對申東赫這類叛逃者冷漠以對。但是，這種冷漠背後還有一個重要因素：民眾對於處理鄰國北韓引發的危機，抱持著分歧的看法。

這視政治趨勢而定，民眾和首爾政府有時傾向於死板地安撫，有時則傾向於謹慎地對抗。

二〇〇八年上任後，李明博總統和他的執政黨對北韓採取強硬態度，幾乎切斷所有的援助，並且針對解除核武以及促進人權合作提出條件。這項政策導致之後幾年北韓對南韓發射飛彈，造成緊張不安的局勢；也導致經濟交易凍結、邊界交火，以及北韓時不時就威脅要發動「全面戰爭」。

在李明博當選總統之前，南韓的政策幾乎完全背道而馳。金大中和盧武鉉總統執行「陽光政策」，在平壤和金正日舉行高峰會，同意將糧食和肥料大量運往北韓，也批准慷慨的經濟交易。這項政策幾乎完全忽略勞改營的存在，也沒有嘗試監視流入北韓的援助，究竟落入了誰的口袋。但是，這項政策讓金大中獲得諾貝爾和平獎。

偶爾，南韓對於處理北韓問題的分歧看法，會表現在南、北韓邊界上一種類似歌舞伎劇場的場合中。在那裡，叛逃者會放出飄往北韓的氣球，上面夾帶著打算讓金正日火冒三丈的傳單；因為那些傳單說，金正日喝昂貴的進口名酒，勾引別人的老婆，是殺人兇手、蓄奴者，是「魔鬼」。

我參加過一次這類放氣球的活動，看到李明博政府的警察奮力保護一名北韓叛逃者朴相學，使他免於受到憤怒的統一派分子以及大學知識分子的傷害。這些人堅稱，只有一個政策是可行的，那就是以不帶威脅的方式和金正日政府交涉。

結束之前，朴相學不偏不倚地踢中一名反抗議者的頭部，發出類似球棒打中棒球的聲響。而他也對其他幾個人吐口水，並取出夾克裡的催淚瓦斯槍，在警察將它奪走前對空發射。他無法制止對手扯破大多數裝有反北韓傳單的袋子。

最後，雖然朴相學的團體帶了十個氣球來，但只能放出一個，而成千上萬張的傳單則散落了一地。

發生這次氣球災難的隔天，我和申東赫第一次見面。他沒有參加這個活動，因為他不習慣街頭對峙。他一直在觀看盟軍解放納粹集中營的舊影片，而在這些影片中，他看到推土機挖出希特勒搖搖欲墜的第三帝國想要掩藏的屍體。

「這是遲早的問題，」申東赫告訴我，而這時，北韓尚未決定摧毀勞改營。「我希望美國可以透過施壓和勸說，說服（北韓政府）不要把勞改營的人通通殺掉。」

申東赫仍然不知道該如何在南韓付帳單、謀生，或找到女朋友，但他已經決定了在他有生之年想做的一件事：成為人權活躍分子，讓國際社會進一步認識勞改營的存在。

為了這個目的，他打算離開南韓，搬到美國去。非營利團體「自由北韓」決定贊助他的第一次美國之行，而他接受了這個提議。他決定搬到南加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