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廿一章　第一張信用卡

接受了情報人員的偵訊後，申東赫到「哈納文」報告。哈納文是指韓國的「統一院」，這是政府經營的北韓人安置中心，坐落在首爾以南大約四十英里的青翠山間，而首爾是一個雜亂無序的大都會，有兩千多萬人。安置中心看起來像一間資金充裕、注重安全的精神病院。那是一棟三層樓的紅磚建築物，周圍有高高的柵欄，頂端有攝影機，而旁邊有巡邏的武裝守衛。

韓國的統一部在一九九九年建造哈納文，其目的是收容和餵養北韓叛逃者，並教導他們如何適應南韓競爭激烈的資本主義文化，並在這種文化中生存下來。

為了這個目的，安置中心的工作人員包括心理學家、職業顧問，以及教導世界歷史、駕駛或其他一切知識的教師。此外，這裡也有醫師、護士和牙醫。待在安置中心的那三個月，叛逃者學習認識他們在南韓法律下所享有的權利，並到購物中心、銀行和地鐵站進行實地學習。

當我去參觀哈納文，主任高敬彬告訴我：「每一位叛逃者都有適應上的問題。」

起初，申東赫的適應能力似乎高於大多數叛逃者。

實地教學沒有讓他驚訝或害怕。他曾經獨闖中國幾個最大、最繁榮的城市，所以他已經習慣於粗魯的群眾、高樓大廈、閃閃發亮的車輛和電子產品。

在他待在哈納文的第一個月，他拿到了證明他是南韓公民的文件、照片和證件，那是南韓政府自動發給叛逃者的。他也上課，而那些課解釋政府為叛逃者提供的許多好處和計畫，包括免費公寓，以及為期兩年、每月八百美元的安置津貼。此外，如果叛逃者持續接受工作訓練或更高的教育，他們將可領到一萬八千美元。

當他和其他叛逃者在教室上課，他明白韓戰的肇端，是北韓在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突然無故入侵南韓。這堂歷史課讓大多數剛剛逃離北韓的人大吃一驚，因為從小北韓政府就告訴他們，南韓在美國的鼓勵和軍事援助下，發動這場戰爭。在哈納文，許多叛逃者拒絕相信這段最重要的北韓歷史是一個謊言，而且勃然大怒。如果有人告訴美國人，因為美國人偷襲東京港，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戰在太平洋爆發了，美國人也許也會有相同的反應。

在十四號勞改營，申東赫沒有學習過什麼歷史知識，對他而言，徹底修改過的朝鮮半島歷史沒有任何意義。他比較有興趣的，是那些教他如何使用電腦和上網找資訊的課程。

待在哈納文將近一個月，也就是申東赫開始覺得他能夠適應那地方時，他開始做一些讓自己飽受困擾的夢。他看見母親被絞死，看見朴永哲的屍體倒臥在圍籬上。他也想像他逃跑後，他父親會如何遭受嚴刑拷打。當噩夢繼續糾纏他時，他退出汽車修理的課程，也沒有去上駕駛課。此外，他停止進食，並且持續失眠。罪惡感讓他幾乎癱瘓。

抵達哈納文時，幾乎所有的叛逃者都出現多疑症的臨床症狀。他們竊竊私語，打鬥，害怕透露自己的名字、年齡，或出生地。而他們的言行舉止常常得罪南韓人，因為他們不習慣說「謝謝」或「抱歉」。

當叛逃者在實地教學中去銀行開帳戶，南韓的銀行職員問他們的問題，常常讓他們陷入驚恐。其實，只要遇到有權位的人，他們多半會懷疑他們的動機。此外，他們在北韓拋下的一切，讓他們充滿內疚。由於教育和經濟水準比不上南韓人，他們非常苦惱，有時甚至會慌亂失措；而他們的衣著、談吐，甚至是髮型，也讓他們感到羞恥。

金喜慶是一名臨床心理學家，她在她位於哈納文的辦公室告訴我：「在北韓，多疑症是對於實際狀況的合理反應，有助於這些人存活下來。但是，多疑症使他們無法理解南韓的情況。這也成為同化的一大障礙。」

來自北韓的青少年在「韓係來中學」待兩個月至兩年，這是一所由政府資助、隸屬於哈納文的輔導住宿學校，設立於二〇〇六年，其目的是幫助剛剛從北韓抵達的青少年，因為他們多半無法適應南韓的公立學校。

在這裡，幾乎所有的青少年都無法輕鬆地學習基本閱讀和數學。有些青少年的認知能力受損，顯然那是嬰兒時期嚴重營養不良所導致的結果。即使是最聰明的青少年所認識的世界歷史，基本上也只是偉大領袖金日成和他的寶貝兒子金正日的個人神話。

韓係來中學的校長郭鐘文告訴我：「在南韓生活時，北韓的教育毫無用處。當你挨餓時，你不會去學習，而老師也不會教你。我們的許多學生都曾在中國躲藏多年，無法上學。小時候在北韓，他們是吃樹皮長大的，而他們以為那是正常現象。」

到電影院進行實地教學時，如果碰到燈光熄滅，年輕的叛逃者往往會驚慌失措，擔心有人會綁架他們。此外，南韓人所說的韓文讓他們困惑，因為那種韓文往往混雜著美式英文，例如南韓人會說「瞎拼」（shopping，購物）和「卡克貼」（cocktail，雞尾酒）。

一件事讓他們覺得難以置信：南韓人把錢存在塑膠做的「庫雷迪特——卡度斯」（credit cards，信用卡）。

南韓青少年的主食比薩、熱狗和漢堡讓他們消化不良，太多的米飯也是如此。因為，雖然米飯曾是北韓人的主食，但是在後饑荒時期，只有有錢人才吃得到這種東西。

一位韓係來中學的十幾歲女孩以衣服柔軟精漱口，她以為那是漱口水。還有一位女孩把洗衣粉當成烘烤用的麵粉。此外，許多人第一次聽到洗衣機的噪音時，都嚇了一大跳。

除了多疑症、困惑，以及偶爾的科技恐懼症，叛逃者也患了幾乎不存在於南韓的可預防疾病。過去十年在哈納文當護士長的田正熙告訴我，來自北韓的女人多半患有慢性婦科感染和囊腫。她說許多叛逃者抵達時，都患有肺結核，而他們從來沒有以抗生素治療過這種疾病。他們來到南韓時，也常常帶著慢性消化不良症，以及Ｂ型肝炎。這位護士長說，一般疾病很難診斷出來，因為叛逃者不習慣詢問個人問題和開藥的醫生，也不信任他們。因為營養不良，也因為飲食中缺乏鈣，所以不論男人、女人或孩童都有嚴重的牙齒問題。在哈納文，每年花在保健的錢，有半數都用於修復性的牙齒治療。

許多（如果不是大多數）來到哈納文的叛逃者，都靠著南韓仲介的幫助，才能夠逃出北韓。這些仲介熱切地等待叛逃者從安置中心畢業，並開始領取政府所發的每月津貼。然後，他們就會向叛逃者索取服務費。那位護士長告訴我，債務讓哈納文的叛逃者非常煩惱。

申東赫不必擔心仲介，而在上海領事館的那半年，他獲得充分休息，也天天享用三餐，所以他的健康狀況相對良好。

但是他的噩夢沒有消失。

不但沒有消失，反而變得更加頻繁，這令他更加不安。他發現他那舒適的、吃得好的生活，無法和縈繞他腦中的十四號勞改營的恐怖景象和平共處。

當他的精神狀態惡化時，哈納文的醫護人員明白他需要特別照顧，於是將他轉到附近一家醫院的精神病房。他在那裡待了兩個半月，有時他獨自一人待在那裡，但是多半時間，

他接受幫助他入睡和進食的藥物治療。

在上海的南韓大使館，他已經開始寫日記，精神病房的醫師鼓勵他繼續寫下去，因為他被診斷出患有創傷後壓力症候群，而寫日記可以作為治療的一部分。

除了噩夢慢慢消失之外，申東赫不記得太多住院期間的事。

出院後，他搬入一間韓國統一部買給他的小公寓。這間公寓位於華城，那是一個大約有五十萬人口的城市，位於朝鮮半島中部靠近黃海的低矮平原。華城在首爾以南大約三十英里的地方。

在第一個月，申東赫幾乎足不出戶，只是從公寓窗戶看著南韓人的日常生活。最後，他冒險出門，而他把自己能夠出門比作指甲慢慢長出來。他無法解釋那是如何發生的，也無法解釋為什麼。他就那樣來到外面的世界。

當申東赫開始冒險進入城市，他上駕駛課。由於所知的字彙有限，有兩次，他沒有通過駕駛考試的筆試。然後，申東赫發現，他很難找到一份他有興趣的工作，也很難維持一份別人給他的工作。他撿廢鐵，做陶盆，也在便利商店工作。

哈納文的求職顧問說，大多數的北韓人都有類似的流亡經驗。他們往往倚靠南韓政府來解決問題，無法為不良的工作習慣或上班遲到負起個人責任。叛逃者常常辭掉政府為他們找來的工作並自己創業，但沒有成功。有些剛剛抵達的北韓人非常厭惡南韓的生活，因為在他們的眼中，那種生活墮落而不公平。為了讓雇主願意容忍不好伺候的北韓新移民，只要他們冒險雇用一名叛逃者，統一部一年就發給他們一千八百美元。

申東赫經常獨自待在他那一房的公寓裡，感到非常寂寞。他試著打聽他大伯的下落。申泰燮在韓戰後逃到南韓，因為他犯下的叛逃罪，申東赫的父親和他的整個家族都被送到十四號勞改營。

但是，申東赫只知道這位大伯的名字，而南韓政府告訴他，他們沒有任何關於這個名字的資訊。統一部說，他們只能聯絡到曾經登記表示希望和失聯親人團聚的人。申東赫於是放棄搜尋。

一位在醫院治療過申東赫的精神科醫師，讓他和「北韓人權資料庫中心」的一位顧問聯繫。那是首爾的一個非政府組織，而它的工作是蒐集、分析和公布有關北韓暴行的資訊。

申東赫的日記原本是一種自我治療的工具，但是，這位顧問鼓勵他將日記變成回憶錄，而在二〇〇七年，北韓人權資料庫中心以韓文出版這本回憶錄。撰寫回憶錄時，申東赫開始在資料庫中心位於首爾的辦公室度過大部分時間。他們給他一個睡覺的地方，而他也和編輯及其他工作人員變成了朋友。

當首爾流傳著申東赫如何在一個沒有出口的勞改營出生，以及如何逃出這個勞改營，他開始會見許多南韓主要的人權活躍分子，以及叛逃者組織的領導人。除了人權律師、南韓記者，以及其他熟知勞改營的專家外，曾在勞改營當過囚犯和守衛的北韓人，也仔細查證和研究他的故事。他對勞改營運作方式的了解、他那傷痕累累的身體，以及他那焦慮不安的眼神，都十分具有說服力。此外，他們普遍認為，他是第一位逃離政治監獄後，來到南韓的北韓人。

安明哲曾在北韓四個勞改營當過守衛和司機，而他告訴《國際先驅論壇報》，他相信申東赫住過一個完全管制區。當他和申東赫見面時，他說他注意到那些洩露秘密的標記：避免視線的接觸，以及因為小時候做苦工而彎曲的手臂。*

*Choe Sang-hun（崔相勳），"Born and Raised in a North Korean Gulag,"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July 9, 2007）.

金泰鎮是「反抗北韓古拉格民主組織」的主席，也是一名北韓叛逃者，他曾在十五號勞改營待了十年，然後才獲得釋放。在二〇〇八年，他告訴我：「起初，我不相信申東赫，因為之前，從來沒有人能逃出勞改營。」*

*Blaine Harden, "North Korean Prison Camp Escapee Tells of Horrors," Washington Post（Dec. 11, 008）.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08/12/10/AR2008121003855.html

但是，和其他擁有勞改營第一手知識的人一樣，金泰鎮和申東赫見過面後，認為他的故事既不尋常，也非常可靠。

在南韓以外，人權專家開始注意到申東赫。二〇〇八年春天，他受邀前往日本和美國。他出現在加州大學、柏克萊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並且對谷歌員工發表演說。

當那些了解並重視他遭遇的人變成他的朋友，他對自己有了信心，開始填補他對北韓知識的漏洞。他大量閱讀網路和南韓報紙上有關北韓的新聞。他研究朝鮮半島的歷史、金氏獨裁者家族的臭名，以及北韓如何淪為國際賤民。

多年來，資料庫中心的工作人員一直和北韓人合作，而在他們眼中，申東赫是一個未經雕琢的天才。

資料庫中心一位小組領導人金永久告訴我：「和其他叛逃者相比，他的學習能力很強，也很能適應文化震撼。」

申東赫開始在星期日上午跟著新朋友上教會，但他無法理解上帝的存在，無法理解祂的慈愛和樂於饒恕。

出於直覺，申東赫不願意向人提出要求。勞改營的老師懲罰提出問題的學生。而在首爾，即使他的身旁盡是關心他的人和見多識廣的朋友，他仍然無法輕易向人求助。他狼吞虎嚥地閱讀，但不願意用字典查出不認得的字，也不曾要求朋友解釋他所不明白的事物。由於他不去理會無法當下了解的事物，所以他的東京、紐約和加州之旅，並沒有引發他的驚嘆和興奮。申東赫明白，這樣做會降低適應新生活的能力，但他也知道，他無法強迫自己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