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養豬場的空白
申東赫沒有認真工作。
有時，工頭會毆打他和其他沒有好好工作的工人，但他們下手較輕，不至於打人打死。對申東赫而言，養豬場是十四號勞改營最好的地方。偶爾，他甚至會在午後偷偷打盹。
養豬場餐廳供應的三餐，沒有多於水泥廠、紡織廠或礦場，而這裡的食物也沒有比較好。但是在兩餐之間，申東赫可以隨意取用碎玉米，那是他在十一月至七月餵養小豬的飼料。從八月到十月，他在田裡拔草和收割，而在田裡，他可以把玉米、包心菜和其他蔬菜當做點心。有時候，工頭會帶一只鍋子到田裡，而每一個人都可以飽餐一頓。
養豬場位於山區，遠離河流，離申東赫以前就讀的學校，以及他和母親住的房子，大約半小時步行距離。有孩子的女人會步行往返養豬場和住房之間，但是，大多數的養豬場工人都住在養豬場的宿舍。
申東赫睡在一間男生房間的地板上。這裡沒有霸凌的問題，申東赫不必和別人搶奪一塊溫暖的水泥地。他睡得很好。
養豬場有一間屠宰場，一年有兩次，那地方會宰殺五十幾隻豬，而那些豬肉只供守衛和他們的家屬享用。申東赫是囚犯，不能吃豬肉，或飼養場所飼養的任何牲畜的肉。但有時候，他和其他犯人可以偷肉。在飼養場，香氣四溢的烤豬肉會引起守衛注意，然後，守衛就會毆打偷肉的人，並連續數週將他們的食物配給量減半。因此，他們會生吃偷來的豬肉。
在飼養場，申東赫不用思考、談論或夢想外面的世界。
在那裡，沒有人提到讓他的母親和哥哥遭受處決的逃亡計畫，而守衛也沒有叫申東赫告發其他工人。他母親死後將他吞噬的憤怒，已經消退成一種麻木感。在他於地下監獄遭受嚴刑拷打和監禁之前，在他聽到那位叔叔談論圍籬外的世界之前，他對下一餐以外的事物完全不感興趣。
在養豬場，那種消極的空白感回來了。申東赫使用「放鬆」二字，來形容他從一九九九年到二〇〇三年待在養豬場的那段時間。
那幾年，在勞改營外，北韓人的生活絕不是「放鬆」二字所能形容的。
一九九〇年代中期的饑荒和水災，幾乎摧毀了北韓的中央計畫經濟。自從一九五〇年代起，北韓政府就以公共分配系統來餵養大部分北韓人，但是現在，這套系統瓦解了，饑餓讓北韓人陷入驚慌，隨之而來的是以物易物現象的猖獗，以及自由市場的數目和重要性暴增。十個家庭中，有九個家庭靠著以物易物生存下去。*此外，也有愈來愈多的北韓人偷偷越過邊界，進入中國尋找食物、工作、貿易機會，或者逃到南韓。中國和北韓都沒有公布數字，但是他們估計，這些經濟移民的人數在數萬至四十萬之間。
*Stephan Haggard and Marcus Noland, Famine in North Korea（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7）,175.
金正日嘗試控制亂局，他的政府針對未經許可就擅自旅行的商人設立了一個新的拘留中心。但是，只要拿出餅乾和香菸，往往就能向饑餓的員警和士兵買到自由。主要城鎮的火車站、露天市場和陋巷擠滿了饑餓的遊民，許多出現在這些地方的孤兒，都變成了所謂的「流浪麻雀」。
對於這一切，申東赫一無所知，但是，草根式資本主義、遊民貿易，以及猖獗的腐敗，正在十四號勞改營周圍的警察國家中製造裂縫。
到了一九九〇年代後期，來自美國、日本、南韓和其他捐贈者的糧食援助，緩和了最嚴重的饑荒。但是，這些援助也間接地、意外地激勵了市場女販，以及經常旅行的企業家。在申東赫逃往中國的過程中，這些人為申東赫提供食物、掩護和指示。
和世界各地其他接受援助者不同，北韓政府堅持唯有自己有權運送捐贈的糧食。這項要求激怒了最大的捐贈者美國，也阻撓了聯合國的監控技術，這是聯合國世界糧食計畫署在世界各地設計出來的，其目的是為了追蹤援助，並確保預定的接受援助者可以收到援助物資。但是，由於需求十分緊迫，而死亡人數極多，所以西方世界勉強咽下厭惡感，在一九九五年至二〇〇三年之間，將價值十幾億美元的糧食送到北韓。
在這幾年，北韓難民抵達南韓，並告訴南韓政府官員，他們在自由市場見到有人出售這些捐贈的米、麥、玉米、植物油、脫脂奶粉、肥料、醫藥、冬日衣服、毛毯、腳踏車，以及其他救援物資。在這些市場拍到的照片和錄影帶中，也可看到一袋袋標示著「美國人贈品」的穀物。
按照外界學者及國際援助機構的估計，北韓的官僚、黨官員、軍官，和其他有地位的政府高層，竊取了百分之三十的援助物資。他們將這些物資賣給民間商人（常常要他們以美元或歐元購買），並且以政府的車輛運送這些物資。
無意間，富有的捐贈國家為北韓街頭貿易的髒亂世界注入了一劑興奮劑。有利可圖的偷竊國際救援物資的行為，讓政府高層渴望撈上一筆得來不費工夫的錢，因為此舉有助於將自由市場轉變成國家主要的經濟發動機。
今日，北韓人的食物大多來自自由市場。大部分的外界專家都說，一九九〇年代那種釀成大災難的饑荒不可能重現，而他們所持的基本理由，就是自由市場的出現。
然而，這些市場根本無法終結饑荒或營養不良，而且似乎提高了不公平現象，製造了掌握交易途徑者和沒有掌握交易途徑者之間的裂縫。
在一九九八年年末，即申東赫被分發到養豬場前幾個月，世界糧食計畫署針對百分之七十的北韓孩童進行一次營養調查，結果發現，接受調查的孩童當中，有三分之二發育不良，或體重過輕。這個數字是當時已經結束漫長內戰的安哥拉的兩倍，而當這項調查結果公布於世時，北韓政府大發雷霆。
十年後，雖然北韓自由市場有了穩固的基礎，正在販賣進口水果和中國製ＣＤ播放機之類的商品，但是，根據世界糧食計畫署的營養調查，為孩童和老年人設立的國營機構所提供的營養幾乎沒有任何改善（北韓政府容忍聯合國進行這項調查，作為獲得援助的條件）。
一位參與二〇〇八年糧食調查的營養學家告訴我：「那些孩子看起來非常憂愁、憔悴、可憐。」她也曾參與在一九九〇年代後期所進行的營養調查，而她認為，雖然市場擴展了，但是北韓許多地方仍然存在著長期饑餓和嚴重營養不良的問題。
國際營養調查也發現一種普遍的、和地理因素有關的不公平模式。在北韓偏遠的省份（敵對階級的家鄉），饑餓、發育不良和萎縮病的問題，比平壤或平壤附近的嚴重上三、四倍。
如同申東赫在勞改營所發現的，對於沒有權力的北韓人而言，在長期饑餓中，最安全的居住地就是農場。所有的跡象都顯示，農夫（除了土地被洪水沖走者）比都市居民更能安然熬過饑荒。即使他們在合作農場工作，而這些農場所生產的作物屬於國家，他們仍然能夠將食物藏起來、存起來，也能夠將食物賣出，取得現金，或者拿食物來換取衣服和其他必需品。
在饑荒、糧食分配系統瓦解，以及自由市場興起之後，政府沒有什麼選擇，只能提供更高的價錢給農民，並且進一步鼓勵農民生產更多糧食。在二〇〇二年，小片土地的私人耕作合法化了，這使得更多私人農場和市場之間的交易得以進行，而這種現象提高了商人的力量，以及從事生產的農夫的自主性。
然而，金正日從來不喜歡市場改革，他的政府宣稱，這種改革是「淋上蜂蜜的毒藥」。
平壤的黨報《勞動新聞》寫道：「在資本主義和非社會主義元素開始萌芽時，就必須斷然絕然阻撓這些元素。一旦我們容忍帝國主義的意識形態毒害和文化毒害，即使面對刺刀仍然不動搖的信心，也勢必會崩解，像一道未乾的泥牆。」
在北韓的城市和小鎮欣欣向榮的資本主義，雖然削弱了政府對於日常生活的控制，但並沒有讓國家變得更加富有。金正日公開抱怨說：「坦白說，國家沒有錢，但是個人的錢倒是值兩年的預算。」*
*Wonhyuk Lim, "North Korea's Economic Futures"（Washington, D. C., Brookings Institution, 2005）.
他的政府展開反擊。
朝鮮人民軍是金正日政府於一九九九年正式宣布的「軍事第一」目標的成員，但是，一天三次，一百多萬名士兵等著填飽肚子。因此，朝鮮人民軍開始大肆沒收許多合作農場所生產的一切食物。
權泰鎮是南韓政府贊助的韓國農村經濟學院的一位北韓農業專家，他在首爾告訴我：「採收農作物時，軍人開著自己的卡車去到農場奪取食物。」
權泰鎮說，在最北的地區，軍隊取走了穀物生產總量的四分之一。在過去，這些地區的糧食供應往往短缺，在政治上，這裡的農民也被視為和政府敵對者。在北韓其他地方，軍隊奪走當地穀物生產總量的百分之五至七。為了確定國營農場的工人沒有少給軍隊食物，收成期間，軍隊在所有三千多座國營農場派駐士兵。當數萬名城市居民被帶到農場協助秋收，士兵監視他們，確保他們沒有竊取食物。
當士兵永久部署在農場上，腐敗就出現了。權泰鎮說，農場管理人向士兵行賄，所以士兵對大規模的竊取食物視而不見。後來，這些食物就被賣到自由市場。根據許多叛逃者的說法和援助團體的報告，腐敗的士兵團體之間發生爭吵，而這種爭吵偶爾導致拳鬥和槍戰。二〇〇九年，在北韓有線民的佛教援助團體「好朋友」說，在一次玉米引發的打鬥中，一位國營農場的士兵被鐮刀刺死。
申東赫被關在養豬場裡，完全不曾聽過街頭交易、腐敗，以及法律管轄之外的城市間的旅行，雖然不到兩年，這種旅行方式將協助他逃往中國。
他被監禁在一座山頂上，那是一座勞改營之內的勞改營。在此，他平靜地、迷迷糊糊地度過青少年時期的最後幾年。他將頭壓低，什麼都不想，只專注於偷食物。關於那幾年，他最鮮明的記憶就是有一次，他烤著偷來的豬腸，但被逮個正著。他挨了打，守衛連續五天不准他吃東西。此外，有三個月，他在餐廳的食物配給量減少了一半。
當他在農場度過二十歲生日，他相信他已經找到老死的地方。
但是，養豬場插曲突然於二〇〇三年三月結束。因為不曾被解釋的原因，申東赫被調到勞改營的成衣工廠，那是一個擁擠、雜亂、緊張的工作場地，兩千個女人和五百個男人擠在那兒縫製軍服。
在成衣工廠，申東赫的生活再度變得複雜，得持續面對完成規定生產量的壓力，也得再度面對告密的壓力，而守衛在工廠的女裁縫之間尋找性。
工廠也有一個新人，一個來自平壤、受過良好教育的犯人。他曾在歐洲求學，也曾住在中國。他會向申東赫談到他所錯過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