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流浪與等待
申東赫擔心如果他無法迅速離開,不久就會遭到逮捕。
他走了九英里,來到一個叫孟山的小山城,那些商人告訴他,一輛卡車會出現在那地方的中央市場附近。只要付一點車費,卡車就會載著乘客,去北韓第二大城咸興的火車站。
申東赫沒有足夠的地理知識,不知道咸興在哪裡,但是他不在乎。他的雙腳疼痛不堪,而他迫切想要找到步行之外的其他交通工具。爬出電圍籬後,已經過了三天,而他離十四號勞改營仍然只有十五英里左右。
和商人排隊等待卡車,他設法擠進卡車的末端位置。路況很糟,這趟前往咸興的六十英里旅程耗去了一整天,抵達目的地時已是夜晚。在卡車上,兩個人問申東赫從哪裡來,要前往何處。申東赫不確定他們的身分,也不知道他們為什麼問這些問題,所以假裝聽不懂,什麼也沒說。那兩人失去了興趣,不再注意他。
申東赫旅行的時機很好,雖然他自己並不知道。
以往在北韓,如果沒有取得旅行許可,往來於各城市間是不可能的。這種旅行許可可能蓋在「公民證」上面,或附在證件裡。公民證和護照一樣大,是一種仿效舊蘇聯身分證的證件。
北韓政府從來沒有發過公民證給申東赫這類在勞改營出生的犯人,沒有公民證的北韓人,很難取得旅行許可。政府通常會因為工作理由,或是因為可以由官員證實的家庭大事(例如婚禮或喪禮)而發給旅行許可。但是到了一九九七年,除了前往平壤和其他管制區,警察大致已經停止系統性地檢查這類證件。*當饑荒驅使人民上路尋找食物,他們就不再嚴格執行這些規定。而從那時候起,商人賄賂警察和其他治安官員,使他們不再執法。說得白一些,也許就是因為北韓幹部嗜錢如命,申東赫才能夠一路前往中國。
*Lankov, North of the DMZ, 180-83.
申東赫所搭乘的卡車十之八九是軍車,被非法改造成營利的載客交通工具。這種車子被稱為「服務車」,是一九九〇年代後期,由政府或軍隊高層所發明的,其目的是向那些需要旅行並將商品運往全國各地的商人搾取錢。這是一種突然風行的運輸系統的一部份,在北韓有線民的南韓「每日北韓」網站,稱之為北韓的「核心運輸工具」。他們認為,這個系統可能對於自由市場的成長發揮了「最具決定性的影響力」。*
*二〇一〇年十月二十五日的「每日北韓」(Daily NK)詳細描述了「服務車」(servi-cha)的系統,以及政府如何再次嘗試終止這個系統。https://www.dailynk.com/english/read.php?num=6941&cataId=nk01500.
在北韓,個人不能擁有車輛,只有政府、黨和軍隊才能擁有車輛。在這些組織內,腦袋靈光的投機者盜用卡車,並和走私者勾結,從中國輸入大批的二手轎車、箱型車和公車。將這些交通工具登記在國家單位的名下後,他們便雇用私人司機,然後以極低的收費載著申東赫這類流浪者到北韓各地,而且不過問他們任何問題。
造反的資本主義驚嚇了北韓政府,使得它公開表示擔心國家正慢慢走向政權的改變和災難。但是,當北韓偶爾嘗試懲罰收賄者、限制市場活動、制止服務車上路,並沒收錢,通常都會遇到反抗。許多反抗就來自薪水微薄的國家公務員,他們的生計有賴於利用警察職權和行政權,向資本主義暴發戶搾取錢。
為了強迫商人付錢,北韓維安部隊將申東赫住過的那種勞改營做了一些調整。他們不再將政治犯終生監禁,而是將那些沒有向治安官員行賄的商人監禁一段時間,偶爾也對他們施加酷刑。官員定期去市場,依照視買賣為犯罪行為的模糊法令逮捕商人。商人唯有拿出強勢貨幣行賄,才能避免到恐怖的勞改營走一遭。
在申東赫逃離之前,北韓政府就開始建造這類勞改營,而最先揭露這種勞改營存在的,是一份報告:「北韓的經濟犯罪和懲罰」。這份報告是二〇〇四年和二〇〇八年在中國和南韓針對一千六百多名難民進行訪談的結果。
馬可士.諾蘭是華盛頓的一名經濟學家,也是這份報告的共同作者。他告訴我,維安官員使用這些勞改營作為「向人民勒索的手段」。他說:「這真的很像幫派手法,像一個黑道國家。」
根據這份針對難民所作的調查報告,被關在這些勞改營的犯人當中,大約有三分之二可以回家。勞改營通常很小,只有幾名守衛,也沒有太多圍籬。但是許多北韓人說,在他們短暫的被囚期間,他們經常會目睹犯人被處決,或者因為嚴刑拷打和饑餓而喪命。這種針對經濟犯罪而施加的循環監禁產生一個效果:將恐懼擴散到靠著做生意維生的商人當中。
日本《臨津江》雜誌的編輯彙編了匿名記者偷偷從北韓帶出來的目擊者報告、照片和錄影帶。該雜誌的編輯石丸次郎告訴我:「北韓政府命令警察管制市場買賣,但是,警察不一定會執行這項命令,因為太多警察和官員正在撈錢。」他說:「外面的人不了解,但是現在,北韓正在經歷劇變。」
申東赫在夜晚時抵達咸興的火車站附近。咸興是一個沿海城市。大約有七十五萬人,在工廠因為缺乏電和生產材料而關閉之前,他們多半在工廠工作。
在一九九〇年代的饑荒期間,咸興的國家分配制度完全崩解,工人沒有其他食物來源。根據難民的說法,這個城市的饑荒和饑餓災情,比北韓其他人口集中地更嚴重。*一九九七年,來訪的西方記者注意到,城市周圍的山丘覆蓋著新墳墓。一位倖存者說,城市的人口死了百分之十,而另一位倖存者則估計,百分之十的人口逃離城市,到別處尋找食物。
*Andrew S. Natsios, The Great North Korean Famine(Washington, D. C.: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for Peace Press, 2001), 218.
二〇〇五年,當申東赫抵達咸興,當地的工廠多半仍然關閉著,但是大多數的北韓縱貫線火車,仍然繼續駛過它的調車場。
在夜色的掩護下,申東赫和其他坐卡車來的商人到了調車場的一個進行貨車裝配和調遣的地方。他看到火車站周圍有幾名守衛,但他們並沒有檢查身分證,也沒有制止商人靠近貨車。
申東赫跟著其他人爬入一列前往清津的貨車。清津是北韓最北邊的最大城,也是通往中國邊界鐵路的門戶。列車在黎明前出發,展開一趟大約一百七十四英里的旅程。如果一切順利,這趟車程將耗時一、兩天。
不久,申東赫就明白了一件多年來其他北韓人都明白的事:火車即使走動了,也走得慢吞吞。
接下來的三天,火車走不到一百英里。在車廂裡,申東赫和一個大約二十歲的年輕人變成朋友。這人說,他要去吉州,那是一個擁有六萬五千人的城市,位於通往清津的主要幹線上。他說他到外地找工作找不到,現在正要回家。他沒有食物,沒有錢,也沒有冬天穿的大衣,但他說,他願意讓申東赫在他家人所住的公寓裡住幾天。他說那裡很溫暖,也有食物。
申東赫需要休息,他又累又餓,在北倉買的食物已經吃光了,而腿上的灼傷仍然流著血,所以,他滿心感激地接受那位年輕人的提議。
傍晚時,他們在吉州火車站下車,那時天氣很冷,也開始下雪。申東赫的新朋友知道哪裡有便宜的東西可吃,所以在他的提議下,他們在前往他家的途中,向一位街頭小販買了熱騰騰的麵。申東赫賣掉偷來的米所得的錢還剩一些,而他就拿那些錢付買麵錢。
當他們吃完麵,那位年輕人說,他家人所住的公寓就在附近,但是,如果他穿著破破爛爛的衣服去見父母,他會覺得很難為情。他問申東赫,可否把外套借給他幾分鐘。這位年輕人說,一旦他去探望家人,他就會回到麵攤,帶申東赫去他的公寓。他們可以在那兒暖暖身子然後睡覺。
自從逃出勞改營,申東赫就一直努力學習北韓人正常的言行舉止。但是,才短短一個星期,他沒有學到很多。他認為借外套給朋友,讓他在父母面前不丟臉是正常的事,所以,他將外套交給他,並同意等他回來。
幾個小時過去了,雪繼續下著,但是,他的朋友沒有回來。申東赫沒有想過應該要跟蹤他,看他進入哪一棟公寓大樓。所以,他開始搜索附近的街道,但他看不到那位年輕人的蹤影。經過幾個鐘頭的困惑和打哆嗦後,他在街上找到一塊髒兮兮的塑膠防水布,於是就用這塊布把自己裹起來,然後等待天亮。
接下來的二十天,申東赫在吉州流浪。他沒有外套,沒有錢,沒有人脈,也不知道應該前往何處,光是讓自己活下去就是一大難事。這個城市的一月平均氣溫是華氏十八度,在冰點以下。
城市那一群遊民(許多是青少年),以及他們提出的偷竊計畫救了他一命。他在火車站周圍遇見這些人,他們在那兒乞討、閒聊,偶爾也會成群結隊出去尋找食物。
申東赫加入的小組擅長挖白蘿蔔,那是一種形狀像胡蘿蔔的大型白色東亞蘿蔔,經常被用來做泡菜:一種發酵的辛辣佐料,是韓國最著名的食物。為了讓秋天採收的白蘿蔔在寒冷的月份不致結凍,有時北韓人會將它們一堆堆埋起來。
在白天,申東赫跟著幾群少年竊賊去到城市外圍,要看看哪些獨立住家的菜園有洩露秘密的土堆。挖了一天的生蘿蔔,也吃了一天的生蘿蔔後,申東赫盡可能帶著許多蘿蔔回到市中心,將它們賣掉然後買點心。不能偷蘿蔔時,他就搜尋垃圾。
夜晚時,申東赫再度跟那些遊民去半遮式的睡覺處,那是他們在配備中央暖氣的建築物附近找到的。有時,那些遊民會堆乾草堆,並在旁邊生火,而這種乾草堆也成了他的睡覺處。
他沒有交朋友,也仍然留意不談自己的事。
在北韓全境,處處可見金正日和金日成的照片,而在吉州,不論是在火車站、城市廣場,或在他有時闖入行竊的住家,申東赫也處處見到他們的照片。但是,沒有一個人敢批評或嘲笑他們的領袖,甚至那些流浪漢和無家可歸的青少年也不敢這麼做。根據一份在中國針對最近的叛逃者所做的調查報告,這種恐懼是持續的,而且幾乎是普遍的。
對於申東赫而言,最大的困難仍然是找到足夠的食物。然而在北韓,搶劫食物並非罕見。
查理斯.羅伯特.詹金斯在他那本二〇〇八年出版的回憶錄中,描述了他在北韓住了四十年的生活。他說:「偷竊一直是個問題。如果你不把東西看緊,總是會有人樂於拿走那些東西。」*
*Charles Robert Jenkins, The Reluctant Communis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8), 129.
詹金斯沒有受過良好的教育,是一名鬱鬱寡歡的美軍中士,一九六五年時在南韓服役。他以為北韓的月亮比較圓,所以他灌下十瓶啤酒後,跌跌撞撞越過世界上軍事化程度最高的邊界,將M14步槍交給大吃一驚的北韓士兵。
「我很無知,」他告訴我。他說他背棄美軍,投入「一座精神錯亂的大監獄」,將自己監禁起來。
然而,由於詹金斯是一名美國逃兵,所以他不只是囚犯而已。北韓政府將他變成演員,讓他不斷在那些將美國妖魔化的宣傳電影裡,扮演一名邪惡的白人。
治安官員也送給他一個日本女孩,並鼓勵詹金斯強暴她。一九七八年八月十二日,這個女孩從她在日本的家鄉被綁架。長期以來,北韓一直進行一樁秘而不宣的勾當:在日本沿海社區綁架年輕的日本女人。黃昏時,三名北韓特務在海邊附近抓到她,將她塞入一個黑色的屍袋,然後偷偷用船將她載走。
這個女人叫曾我瞳。最後,她和詹金斯相戀並且結婚,生了兩個孩子,而他們都就讀於平壤的一間學校,一間專門訓練會說各種語言的間諜學校。
詹金斯在北韓展開了一次不尋常的冒險之旅,而這趟旅程的結束始於一件事: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搭機到平壤,和金正日進行一次不尋常的會談。在二〇〇二年的那次會談,金正日向小泉承認,他的特務在一九七〇年代和一九八〇年代綁架了十三名日本平民,包括詹金斯的妻子曾我瞳。曾我瞳立即獲准搭小泉的飛機離開。日本首相在二〇〇四年第二次訪問北韓後,詹金斯和他的女兒也獲准離開。
當我訪問詹金斯時,他和他的家人住在日本偏遠的佐渡島,那是他的妻子的出生地,也是她遭到北韓特務綁架的地方。
住在北韓數十年,詹金斯有一間位於鄉下的房子,而他在一座大菜園種菜,以養活家人。每個月,他也從政府那兒領到現金,那筆錢足以使他們在饑荒期間不致餓死。然而,為了生存,他和他的家人仍然必須抵擋偷竊的鄰居以及流浪的士兵。
他寫道:「玉米成熟時,我們常常必須整夜看守菜園,因為軍隊會來把我們偷得乾乾淨淨。」
在一九九〇年代的饑荒期間,偷竊達到高潮,當時,一群群無家可歸的青少年(許多是孤兒)開始聚集在吉州、咸興和清津這類城市的火車站附近。
芭芭拉.德米克寫了一本有關北韓人如何熬過饑荒年歲的書《我們最幸福:北韓人民的真實生活》。在這本書裡,她描述了這些青少年的行為和絕望。
她描述在清津火車站,孩童會從旅客手中搶零食。他們成群結隊出來行竊,年紀較大的孩子會撞翻賣食物的攤子,引誘小販去追逐他們,然後年紀較小的孩子就去撿拾散落的食物。有時候,孩童也使用尖棒戳破行進緩慢的火車和卡車上的一袋袋穀物。*
*Barbara Demick, Nothing to Envy(譯注:中文版譯成《我們最幸福:北韓人民的真實生活》,麥田出版) (New York: Spiegel & Grau, 2009), 159–72.
德米克寫道,饑荒期間,火車站的清潔員工推著木製推車巡視,收拾車站地板上的屍體。此外,到處有吃人的謠言。有些人說,一些在火車站遊蕩的孩子被下藥,然後遭到殺害,並且被宰來當肉吃。
雖然這種事情並非普遍,但是德米克認為確有其事。
「我訪問過叛逃者,他們告訴我,這種情形至少發生過兩次……有人遭到逮捕和處決,然後被吃掉。」
當申東赫在二〇〇五年一月被困在吉州時,糧荒已經緩和許多。
在二〇〇四年,北韓各地的莊稼收穫大有改善,而南韓也提供了糧食援助和免費肥料。來自中國和聯合國糧食計畫署的糧食援助也流入北韓國庫,其中一部份則流入街頭市場。
火車站四周的遊民餓著肚子,但是在吉州街道流浪時,申東赫從來沒有見過有人因為露宿街頭或饑餓而奄奄一息,或是死去。
城市的市場欣欣向榮,滿是乾貨、新鮮食物和加工食品,包括了白米、豆腐、餅乾、蛋糕和肉。此外,也有人販售衣服、廚房用具和電子產品。當申東赫帶著偷來的白蘿蔔出現在市場,他發現那裡的婦人都急於花錢買他的東西。
申東赫在吉州搜尋食物時,逃到中國的事全被拋在腦後了。他加入的那些遊民有別的計畫,他們打算在三月步行到一座國營農場種馬鈴薯,那是一份按時供應三餐的工作。由於沒有別的事可做,也沒有其他人脈,申東赫決定跟隨他們。然而,在一個偷竊成果特別豐碩的日子裡,他又改變計畫了。
在城市外圍的鄉下,當申東赫加入的那群遊民正在挖掘一座菜園,他脫了隊,獨自繞到一間空屋後面,從一扇窗戶闖入屋裡。在屋內,他發現了冬衣、羊毛軍帽,以及一袋十五磅重的米。他換上比較保暖的衣服,將米放在背包裡,然後去找吉州的一個商人,後者以北韓幣六千元(大約六美元)買了那袋米。
有了買食物和行賄的錢,中國之行再度成為可能。申東赫走進吉州火車站的調車場,爬入一列北行貨車的車廂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