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母神的悲歌：石榴楼子花的哀愁

只可惜，在下一代的母神还来不及培育之前，贾家就已经走入百年的末世而面临崩塌，元妃自己也受到环境的波及而丧命，个人与家族同时进入毁灭的终局。而这又和石榴楼子花的其他生物特性互相呼应，取得巧妙的象征。

（一）“失落佳期”的终身孤独

前面所引述的韩愈诗“五月榴花照眼明”，其中的“五月”其实已经隐含了时序上迟来晚到的特征，也就是一反百花争妍于春天的集体繁华，石榴花独自盛开在夏季五月的成长常轨。这原本只是石榴在历经千万年的演化之后所形成的自然现象，但在中国古典文学传统中却被赋予一种迟来晚到而错失佳期的叹惋，如晚唐子兰《千叶石榴花》诗中便说：

一朵花开千叶红，开时又不藉春风。

而这一点，比起“红艳灿烂”此一其他红色花朵（如牡丹、芍药、蔷薇、桃花、杜鹃等）也都不缺乏的形貌特征，更是石榴花专属的独有特性，也因此是文士比附于人事时最关键的重要象征所在。

就这一点来说，最早的典故是出自《旧唐书》所记载的监察御史孔绍安的故事：

高祖（案：指李渊）为隋讨贼于河东，诏绍安监高祖之军，深见接遇。及高祖受禅，绍安自洛阳间行来奔，高祖见之甚悦，拜内史舍人。……时夏侯端亦尝为御史，监高祖军，先绍安归朝，授秘书监。绍安因侍宴，应诏咏《石榴诗》曰：“只为时来晚，开花不及春。”时人称之。[1]

故事是说，当李渊尚未开国建立大唐而屈就于隋朝之时，受命前来监军的御史先后有孔绍安、夏侯端二人。其中，孔绍安就此一因缘际会而与李渊最为相得，情谊也更长久深厚，但在李渊起兵称帝后，叛隋前来归附的行动却稍迟一步，因此品秩官职反倒较抢先来归的夏侯端为低。论情分，甚至论才能，孔绍安理应近水得月、拔得头筹，无奈在瞬息万变的政治场中，唯有洞烛机先的人才能捷足先登、先驰得点，因此心有不平的孔绍安便借着石榴花来寓托自己的咄咄不甘之意。原来在“地利”“人和”兼具的情况之下，独缺“天时”就足以将一切机缘抹煞，则地利之培养酝酿与人和之费心努力，都会因为错过时机而徒然付诸流水。就此，李商隐也曾抒发同样的悲慨而凄楚更有过之，于《回中牡丹为雨所败二首》之二的首句，劈头即毫不留情地揭发这残酷的事实：“浪笑榴花不及春，先期零落更愁人。”其“榴花不及春”之句正恰恰与孔绍安《侍宴咏石榴》的“只为时来晚，开花不及春”如出一辙。

对诗人而言，石榴花绽放盛开于夏日时节乃是无法弥补的致命缺陷，虽然也得到王安石所给予的“万绿丛中红一点”[2]的赞美，但事实上最美的春天已拱手让人，既然得不到百花的衬托，便只有以时不我予的一树独秀苦苦追赶那永远错失的佳期，所谓：

岁芳摇落尽，独自向炎风。（晏殊《西垣榴花》）

则在夏日炎风的吹袭之下，那一树“照眼明”的秾华艳姿所呈现的便不是挥洒自如、睥睨群芳的昂扬奔放，而是一味声嘶力竭，却有如强弩之末般无能为力的徒劳无功。其花开之炫丽灿烂，在夏日“众花皆卸，花神退位”（第二十七回）而四顾无花的浓绿景致中，不免显出胜之不武的凄凉寂寞；而其孤芳自赏的身姿，也不免染上“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迟暮之感。韩愈《题张十一旅舍三咏·榴花》在第一句“五月榴花照眼明”之后，末联又更说道：

可怜此地无车马，颠倒苍苔落绛英。

这种四顾无花的凄凉寂寞，恰恰体现了元春独自一人幽居于皇室内院“那不得见人的去处”的孤寂处境，这朵一枝独秀的石榴花虽然灿烂辉煌，却是无比的孤独寂寞，因此元妃才会有“今虽富贵已极，骨肉各方，然终无意趣”的感叹。

内务府三旗系统下选上秀女，要满二十五岁才能遣派出宫，蹉跎了十多年宝贵的青春岁月，但至少二十五岁之后还能够回归家族，“终能聚天伦之乐”，与亲人相守终身，过着正常人的生活；并且以旗人家庭文化来说，未出嫁的小姑受到家族的尊重，也拥有较大的理家权力，仍然拥有自我实践的机会，但“封妃”之后却注定要老死宫中，晋身皇妃的虚荣浮华又完全不能使元春获得满足，反而造成了终身不能回家团聚的悲哀，这就是特属于元春的人生悲剧。

（二）“末世”的加剧与加速

更重要的是，花开太晚所造成的失时迟暮的特性，更隐喻了末世封妃对贾府所造成的负面作用。元春在贾家已经走入百年末世的时候封妃，只带给贾家表面上的虚荣，却附带了实质上非常沉重的经济压力，对入不敷出的贾家而言，其实是雪上加霜，甚至加速了贾府的败落。

固然元春封妃乃是贾府“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的第一大事，也将贾府声势引领到如日中天的空前高潮。然而，正如其代表花——石榴花一般，在百花已然透支了所有的春意与生机之后，迟开晚花的石榴那如血般的红艳，开得太美、太绝、太不遗余力，似乎并不是青春之际勃发畅旺的无限生机，而是一种临死之前奋力一搏的回光返照，源自于病体中酝酿的骚动躁乱所逼现的非常红晕，将仅存的所有能量倾泄一空，化为昙花一现式的满天烟火。因为随代降等袭爵、却又一味安富尊荣的缘故，宁荣二府的百年基业早已落入“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第二回）的窘境，有如“虽未成灰，然已成了朽糟烂木，也无性力”（第七十七回）的百年人参，呈现出“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两见于第二回冷子兴之说、第七十四回探春之语）的败絮其内。

贵为皇妃的元春却根本无法为贾府带来实质的经济支援，反倒加速扩大了贾府之财务赤字。就这一点，贾蓉曾经对那些雾里看花而想当然耳的平民百姓说明过：

娘娘难道把皇上的库给了我们不成！他心里纵有这心，他也不能作主。岂有不赏之理，按时到节不过是些彩缎古董顽意儿。纵赏银子，不过一百两金子，才值了一千两银子，够一年的什么？这二年那一年不多赔出几千银子来！头一年省亲连盖花园子，你算算那一注共花了多少，就知道了。再两年再一回省亲，只怕就精穷了。（第五十三回）

而覆按书中相关情节，可见情况确是如此，如第二十八回记载元春打发夏太监出来，送了一百二十两银子，用于打平安醮和唱戏献供，此外便是数十样应时的赐礼，额外分润贾府的经济支援实在所剩无几，显见此言不虚。除此之外，贾府原本就存在着家庭内部必须日常支应“三四百丁”（第六回）、“上上下下，就有几百女孩子”（第五回）、“家里上千的人”（第五十二回）、“人口太重”（第七十二回）、“日用排场费用，又不能将就省俭”（第二回）的庞大用度。以最寻常微小的鸡蛋为例，第六十一回厨娘柳家的说道：

不知怎的，今年这鸡蛋短的很，十个钱一个还找不出来。昨儿上头给亲戚家送粥米去，四五个买办出去，好容易才凑了二千个来。

即使以最便宜的价格计，聚沙成塔，二千个鸡蛋都是一笔数目，何况此时行情飙高到一个十钱，二千个就是两万钱，若再加上其他林林总总的各种食材，单单一日三餐就所费不赀，何况吃饭之外还有数不尽的开销？清代周春就说：“柳家的鸡蛋开销十个钱一个，即此一端，宜十年而花百万也。”[3]另外姚燮则对贾家的日用排场费用做过一番整理，历历可见各种支出十分惊人：

两府中上下内外出纳之财数，见于明文者，如芹儿管沙弥道士每月供给银一百两；芸儿派种树领银二百两；给张材家的绣匠工价银一百二十两；贵妃送醮银一百二十两；金钏死，王夫人赏银五十银；王夫人与刘老老二百两；凤姐生日凑公分一百五十两有余；鲍二家死，琏以二百两与之，入流年账上；诗社之始，凤姐先放银五十两；贾赦以八百两买妾；度岁之时，以碎金二百五十三两六钱七分，倾压岁锞二百二十个；乌庄头常例物外缴银二千五百两，东西折银二三千两；袭人母死，太君赏银四十两；园中出息，每年添四百两；贾敬丧时，棚杠、孝布等共使银一千一百十两；尤二姐新房，每月供给银十五两；张华讼事，凤姐打点银三百两，贾珍二百两，凤又讹尤氏银五百两；金自鸣钟卖去银五百六十两；夏太监向凤姐借银二百两；金项圈押银四百两……无论出纳，真书中所云如淌海水者。宜乎六亲同运，至一败而不可收也。

元妃宠时，其所载赏赐之隆，不一而足，至贾母八十生寿，其赏赐及王侯礼物亦可谓富盛一时。至酬赠如甄家进京时，送贾府礼，叙上用妆缎蟒缎十二疋，上用杂色缎十二疋，上用各色纱十二疋，上用宫绸十二疋，官用各色纱缎绸绫二十疋；贾敬死时，甄家送打祭银五百两：举此二端，凡所酬赠者可知。至礼节如宝玉行聘之物，叙金项圈金珠首饰八十件，妆蟒四十疋，各色绸缎一百二十疋，四季衣服一百二十件，外羊酒折银，举此一端，其他之婚丧礼节可知。殆所谓开大门楣，不能做小家举止耶？[4]

日常开销已经是“开大门楣，不能做小家举止”，一旦元春封妃之后，又直接带来更多的巨额花费，省亲活动中造园筑景、人事物资的挥霍耗损固不必提，其他官场之间日常应酬往来、婚丧喜庆都是不可或缺的礼数，长期下来日积月累更是一大负担。如先是在第五十三回由贾珍隐隐约约地提到：

（荣府里）这几年添了许多花钱的事，一定不可免是要花的，却又不添些银子产业。这一二年倒赔了许多。

剖析这几句笼统含糊的说词，所谓“这几年添了许多花钱的事”“这一二年倒赔了许多”，所涉及的时间理当是元春封妃后的“这几年”“这一二年”，正可以对应于上引贾蓉所谓“这二年那一年不多赔出几千银子来”之说；而这段时间中所添加的“许多花钱的事”又之所以“一定不可免是要花的”，从其花费之庞大规模与不得不然之强制性质，可以推知原因必然与宫廷有关。

果然到了第七十二回，书中就清楚地以具体事例点明所谓“添了许多花钱的事”，一方面是官场之间应酬往来、婚丧喜庆之开销，如贾琏所谓：

明儿又要送南安府里的礼，又要预备娘娘的重阳节礼，还有几家红白大礼，至少还得三二千两银子用，一时难去支借。

可见仅仅不过数日之内，就额外添加“三二千两银子”的巨额用度，若以第六十四回贾敬过世时甄家送来打祭银的五百两为参照额度，可以推知其中单单是几家红白大礼这一项即高达一二千两，因此才会紧迫到一时难去支借的地步。另一方面，那所添的“许多花钱的事”还包括宫中太监三不五时的打抽丰、揩油水，其名为借，其实总是有去无回，而贾府碍于元春的地位、门面，以及必须打点关系、疏通人脉等等顾虑，在投鼠忌器的情况下，只能任其予取予求而难以回绝。第七十二回就大篇幅地描写道：

人回：“夏太府打发了一个小内监来说话。”贾琏听了，忙皱眉道：“又是什么话，一年他们也搬够了。”凤姐道：“你藏起来，等我见他，若是小事罢了，若是大事，我自有话回他。”贾琏便躲入内套间去。这里凤姐命人带进小太监来，让他椅子上坐了吃茶，因问何事。那小太监便说：“夏爷爷因今儿偶见一所房子，如今竟短二百两银子，打发我来问舅奶奶家里，有现成的银子暂借一二百，过一两日就送过来。”凤姐听了，笑道：“什么是送过来，有的是银子，只管先兑了去。改日等我们短了，再借去也是一样。”小太监道：“夏爷爷还说了，上两回还有一千二百两银子没送来，等今年年底下，自然一齐都送过来。”凤姐笑道：“你夏爷爷好小气，这也值得提在心上。我说一句话，不怕他多心，若都这样记清了还我们，不知还了多少了。只怕没有；若有，只管拿去。”因叫旺儿媳妇来，“出去不管那里先支二百两来。”旺儿媳妇会意，因笑道：“我才因别处支不动，才来和奶奶支的。”凤姐道：“你们只会里头来要钱，叫你们外头算去就不能了。”说着叫平儿，“把我那两个金项圈拿出去，暂且押四百两银子。”

如此才勉强应付掉一场吸血的灾难。然则奇特的是，何以贾府作为堂堂的皇亲国戚，有受宠的皇妃在宫中为支柱，却竟然必须任由被鄙视为“阉竖”的太监如此之予取予求，乍看之下实在是匪夷所思；如若加以深入探究，其中所涉及“权力”的多向、流动本质，其奥妙则堪称令人感慨万千。

有关“权力”（power）的问题，据福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所提出的权力多向论指出，权力不可能为人们获取或分享，“权力的运用来自无数方面，在各种不平等与运动着的关系的相互影响中进行”，并且“权力来自下面，从权力关系根源上说，也就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不存在全面彻底的两元对立”，因此，一个所谓“拥有权力”的人经常会在别处受制于人，反之亦然[5]，足见人与人之间的权力关系其实是十分错综复杂的。就太监的特殊身份处境而言，虽然身份低下，却是随侍在皇帝身边的贴身之人，被称为“天子脚下无品官”，并因为“去性”（de-genderized）的结果而得以出入后宫，近水楼台之下，对皇帝与妃嫔之间的承幸关系往往发挥关键作用，既能借机推荐侍夜陪寝的人选，使某人取得飞上枝头的可能性，也能透过三言两语的不实谮言，导致某人被打入冷宫[6]，所以才会成为后宫贿赂的对象，也是妃嫔及其家属不敢得罪的原因。如此一来，妃嫔便形同宫中的人质，虽然表面风光，可以差遣太监传谕办事，但同时其命运却也牵动于太监之手，因而王熙凤和贾琏面对太监们的勒索，只能有求必应，甚至表面上王熙凤还必须故示慷慨，对登门借款的太监一再声称“有的是银子，只管先兑了去”“若有，只管拿去”这样的大方话。其结果就是如无底洞般“一年他们也搬够了”，以致掌管财务的王熙凤不免“日间操心，常应候宫里的事”，其被强取豪夺之忧虑甚至深深固结于潜意识中，到了夜梦纠缠的地步。

然则恶梦会醒，现实的艰难却终究日甚一日，夏太监在已经借去一千二百两而尚未归还的情况下，又派人来借二百两；而贾琏接着也说“昨儿周太监来，张口一千两，我略应慢了些，他就不自在”，比起夏太监更是狮子大开口。是以贾琏只得感叹道：“这一起外祟何日是了！”甚至还由此推论，进一步预言道：

将来得罪人之处不少。这会子再发个三二百万的财就好了！

换言之，太监的勒索被视为“外来的邪祟”，像鬼魅一样纠缠不已，其实是无从了局，得要靠“发个三二百万的财”才有办法化解，但这对经济窘迫的贾府来说又是难如登天，因而“将来得罪人之处不少”的感叹就不幸一语成谶，为贾府未来的厄运埋下伏笔。贾府在金钱供给上应候不周的“得罪人”之处，穷根究柢，都将归报在元春身上，一旦宫中事变，欠缺奥援的元春势必会更艰辛、更坎坷，终究面临“虎兕相逢大梦归”（第五回人物判词）的不幸结局。而贾府作为与元春扶持照应的命运共同体，必然也就同时面临崩解惨败的下场。

是以元春之封妃，实际上所发挥的并非锦上添花、鱼水帮衬的加乘效果，可以通过殷实之财力广结人脉、拉抬家业；相反地，一如重台花朵难免“攲红婑媠力难任”的过度负担，石榴花接连四五枝楼子上起楼子的沉坠难持，更象征了皇族贵戚之身份对已经左支右绌、寅吃卯粮的贾府而言，所带来的只是徒有其表的虚张声势，却在实质经济上加速了入不敷出，使得寅吃卯粮、挖肉补疮的窘况雪上加霜，而终致颓败。这就是元春封妃不得其时所导致的后果。

由此，又可以推出元春∕石榴人花一体的另一重象征意义。依照生灭循环的自然常轨，盛夏之后随即秋风掩至，红艳逼人的全开盛放之后便是满目惨伤的凋零萎落，重台石榴花所呈现的正是此种物极必反的逻辑，用以强化其从鼎盛到败灭的高度反差，正恰恰呼应第二十二回元春所作灯谜诗之谶意：

能使妖魔胆尽摧，

身如束帛气如雷。

一声震得人方恐，

回首相看已化灰。

当时贾政看了，心内沉思道：“娘娘所作爆竹，此乃一响而散之物。”因此感到不祥而烦闷不已。而早在第十三回，秦可卿之魂灵将遗愿托梦于王熙凤时，就已接连引述“乐极悲生”“盛筵必散”“月满则亏”“水满则溢”“登高必跌重”等五个俗话谚语，通过同义词反复强化的方式而明白表露此一认知。作为曹雪芹的代言人，秦可卿先是将元春之封妃描述为“一件非常喜事，真是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之盛”，其炙手可热之威势恰恰与“榴花开处照宫闱”之判词，以及“接连四五枝，真是楼子上起楼子”之榴火花光相互映衬，正显示出贾府“赫赫扬扬，已将百载”的登峰造极；然而如同秦可卿的预先告诫，此一鼎盛豪奢之后立刻就会急转直下，“要知道，也不过是瞬息的繁华，一时的欢乐”，则当夏日的炎赫光灿一旦消褪，那楼子上起楼子的硕大头重的石榴花，其坠落的速度与撞击地面的力道自然强过于其他众芳，而出现“石榴红重堕阶闻”的惨痛情景，至于其光彩炫目的红艳色泽，在凋萎的过程中也势必加倍地怵目惊心，造成更加不忍卒睹的残败荒凉。

第五回《红楼梦曲·虚花悟》中曾预告道：“天上夭桃盛，云中杏蕊多。到头来，谁把秋捱过？……春荣秋谢花折磨。”就此，都是以类似“开到荼蘼花事了”[7]和“此花开尽更无花”[8]等诗句所蕴蓄的道理，暗示在元春∕石榴花的全盛时期之后，紧接着便是“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第五回《红楼梦曲·收尾》）的一片空无。因此石榴花虽然撷取了盛夏勃发的烜赫炫目，但其怒放挥洒之势不仅带来入不敷出的透支耗竭，其辉煌灿烂更有如回光返照般直接引出坏空与消亡，当其重重堕地之后，不但元春个人必须承受“虎兕相逢大梦归”的惨剧，也同时为春生夏长的群花众芳敲响了荒寒凄怆的秋冬挽歌。

至此，可以把与元春有关的判词、灯谜诗与石榴花之象征意涵相对照，表列以观之：

可见三者之间存在着相应一贯的平行结构，于“由盛而衰”的意脉上颇有类通之处，而榴花与元春之命运遭际的对应关系，也是若合符契。

（三）“石榴楼子花”的陨落

不幸的是，“回首相看已化灰”的不只是贾府，还包括元妃。就在贾家苦撑的时候，又发生元妃死亡的灾难，从判词所说的“二十年来辨是非，榴花开处照宫闱。三春争及初春景，虎兕相逢大梦归”，可以推出几个重点：

第一，既然元春大约是在十三岁的时候入宫，经过二十年的孤独奋斗，则死亡时得年仅三十三岁左右；高鹗在第九十五回说元妃“存年四十三岁”，与前八十回所反映的各种现象不符。

第二，导致元妃“大梦归”，也就是死亡的原因，是“虎兕相逢”。[9]而“虎兕”作为凶猛的野兽，在传统文献中往往指的就是政治恶势力，“虎兕相逢”暗喻两派政治势力之恶斗，甚至涉及宫廷政变，则元春的“大梦归”乃死于非命，而关涉于贾府之抄家，应该与宫廷斗争有关。如此一来，元春的死就不是自然疾病所致的寿终正寝，而是突如其来的意外猝死。

前面我们已经看到，对贾府这等富贵人家而言，封妃的莫大荣耀，竟是在举家忐忑不安的情况下确认的：第十六回描写贾家面临宫中太监来颁布御旨时，第一反应都是“惶惶不定”“心神不定”，即使管家回报的是要女眷“进朝谢恩”，也仍然不敢放心，还要叫进来细问清楚才能转忧为喜，这便显示了凡与皇室有关之事，都是祸福不定，所谓天威难测，有时“谢恩”就等于“谢罪”，天堂与地狱往往是在一线之隔，所以才会有这样忧喜难辨的反应。基于同一道理，当时传来的是封妃的喜讯，而后来就有可能是贵妃薨逝的凶讯。

由于宫斗实在惨烈无比，即使以元春的仁德与睿智，结果还是面临“虎兕相逢大梦归”的悲剧结局，在宫廷恶斗中以死收场。而她的心声就在《红楼梦曲》中具体地表露出来：

〔恨无常〕喜荣华正好，恨无常又到。眼睁睁，把万事全抛。荡悠悠，把芳魂消耗。望家乡，路远山高。故向爹娘梦里相寻告：儿命已入黄泉，天伦呵，须要退步抽身早！

在“荣华正好”中来到的“无常”，导致“大梦归”的命入黄泉，瞬息之间就翻转命运，被迫放下一切。“无常”便是“虎兕相逢”的惨烈斗争，这也就是元春在一缕芳魂远逝前，特地托梦于爹娘，谆谆嘱咐“须要退步抽身早”的原因，并与秦可卿在死前托梦王熙凤，面授“于荣时筹画下将来衰时的世业”以“永保无虞”的做法相对应。这两种做法的差别在于：元妃是劝告避开朝廷的派系牵连，而可卿则是因应败落后的补救之法，因应的情况与具体做法都有所不同。

然则，政治场中的复杂残酷，又岂是可以进出自如，容许人们轻易“退步抽身”？陈年的恩怨随着人脉的纠葛，早已编织成强韧的蜘蛛网，遍及于周边的各个角落，在永不淡忘的仇恨记忆中一触即发，不放过任何假想敌，也不在乎殃及无辜，而下手之重都是见骨致命。陷身其中长达百年的贾家，既脱身不得也注定性命交关，尤其是亲密来往的世交亲友已经纷纷涉入重罪，多年的鱼水帮衬转化为连坐的藤蔓纠缠。世交如甄府，已经先一步惨遭抄家的厄运，第七十四回探春感慨道：“你们今日早起不曾议论甄家，自己家里好好的抄家，果然今日真抄了。咱们也渐渐的来了。”显然在朝廷抄家之前，也有类似抄检大观园之类的“自己家里好好的抄家”；而甄府被朝廷抄家以及与贾府的牵连，紧接着在下一回就有所描述：

尤氏从惜春处赌气出来，正欲往王夫人处去。跟从的老嬷嬷们因悄悄的回道：“奶奶且别往上房去。才有甄家的几个人来，还有些东西，不知是作什么机密事。奶奶这一去恐不便。”尤氏听了道：“昨日听见你爷说，看邸报甄家犯了罪，现今抄没家私，调取进京治罪。怎么又有人来？”老嬷嬷道：“正是呢。才来了几个女人，气色不成气色，慌慌张张的，想必有什么瞒人的事情也是有的。”（第七十五回）

甄府既已因犯罪被抄没家私，却还“有些东西”被送来，收受的贾府便等同于一体犯罪。《大清律例》于“隐瞒入官家产”律明文规定：

·凡抄没人口、财产，……若隐瞒财物、房屋、孳畜者，坐赃论，各罪止杖一百，所隐人口财产并入官，罪坐供报之人。若里长同情隐瞒，及当该官吏知情者，并与同罪，计所隐赃重者，坐赃论，全科。

·条例第五条：照《坐赃律》分别定拟：……一百两，杖六十，徒一年，每一百两加一等；五百两至一千两，满徒；一千两以上，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10]

据此来看，贾府的“同情隐瞒”已注定为自身招来无穷祸患，若是再有朋党交通的共谋罪证，如连老嬷嬷都认定“想必有什么瞒人的事情”，则未来命运已经不言可喻。

至于蒙贾府之力复职的贾雨村，重返官场后一路长袖攀缘直上青云，荣登“补授了大司马，协理军机参赞朝政”（第五十三回）的仕途高峰。但也因为品行不端，终究落得再度降职，第七十二回写道：

林之孝说道：“方才听得雨村降了，却不知因何事，只怕未必真。”贾琏道：“真不真，他那官儿也未必保得长。将来有事，只怕未必不连累咱们，宁可疏远着他好。”林之孝道：“何尝不是，只是一时难以疏远。如今东府大爷和他更好，老爷又喜欢他，时常来往，那个不知。”贾琏道：“横竖不和他谋事，也不相干。你去再打听真了，是为什么。”

贾琏所担忧的“将来有事，只怕未必不连累咱们”，果真一语成谶。以甄府的情况来说，抄家治罪后还偷偷送来一些东西，其间的“作什么机密事”“想必有什么瞒人的事情”，日后追究起来必然连累贾家。荣府之暗中收受机密物件固然是愚不可及，却也是人情之累，既然不忍心离弃世代故交，便难以撇清拒绝；至于居官贪酷的贾雨村，种种劣迹更是罄竹难书，滥施权力讹榨石呆子的扇子（第四十八回）不过是冰山一角，朝廷在降职之后若再继续查勘，其势必定是一败涂地，则与之臭味相投的贾珍、贾赦，也等于是引狼入室，贾府之受到连累便算是咎由自取。种种外力相加，厄运的召唤逐渐紧锣密鼓，荣华中的“无常”已是呼之欲出。

这种在“荣华正好”时突然面临“无常”的巨大变化，小说家也透过其他的谶语加以暗示。如第二十二回元宵节元妃自己所作的灯谜诗，借由爆竹的声势逼人、震耳欲聋，但短暂的燃放之后就化为一片灰烬，变化突然又落差巨大，正是对元春由封妃到死亡的贴切象征；此外，爆竹从爆炸到化灰的过程，既是元春由封妃到死亡的比喻，又是贾家由盛而衰的写照，元春的封妃把贾家的地位带到顶峰，元妃的“化灰”同时也带来贾家最后的“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关于元妃与贾府构成了命运共同体这一点，小说家更利用“戏谶”的特殊设计给予了暗示，第十八回元妃省亲时所点的四出戏，分别是：

第一出，《豪宴》；第二出，《乞巧》；

第三出，《仙缘》；第四出，《离魂》。

依照脂砚斋的说法，此四出乃分别伏“贾家之败”“元妃之死”“甄宝玉送玉”“黛玉死”等四事，“乃通部书之大过节、大关键”，据此而言，四出戏就是零散的拼凑，不成系统地分别涉及家族与个人。另外，话石主人则慧眼洞见“省亲四出应元妃全局”[11]，至于如何照应，惜未明言；徐扶明的解释虽然与脂砚斋的说法不同，但从戏曲特点提出精细的诠释，似乎更值得参考：单数的《豪宴》与《仙缘》交错地成为一组，以昆曲老生为重，乃用以预言贾府必将由盛而衰；双数的《乞巧》与《离魂》也交错地成为一组，以昆曲五旦为重，则是用以预示元春必将由得宠而夭折，两组剧目之间互有联系，使元春之宠夭与贾府之盛衰息息相关。[12]

可以说，元妃与贾家是命运共同体，双方的命运互为一体、彼此交织，元春是家族的荣耀，却也和家族同归于尽。在无常来到的那一天，她对家族女性的庇荫也就戛然而止，少女们于是重新被警幻仙姑接管，执行那些早已注定的悲剧命运，而元春自身也缔造了另一种特殊的女性悲剧类型。

当贾家的最后一代母神退位后，群龙无首，另一位来自贾家以外的母神前来接替，既挽救贾家最年幼的一个女儿，也为贾家的故事留下一个慈悲的结局，让灰烬中出现光的闪耀，那就是拯救巧姐儿的刘姥姥。作为整部《红楼梦》的最后一位母神，刘姥姥将在下一章进行讨论。

[1] （后唐）刘昫等撰：《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95），卷190，页4983。

[2] 《王直方诗话》记载：“荆公作内相〔时〕，翰苑中有石榴一丛，枝叶茂盛惟发一花。公诗云︰‘秾叶万枝红一点，动人春色不须多。’”参郭绍虞：《宋诗话辑佚》（北京︰中华书局，1980），页3。其中“秾叶万枝红一点”一句，至明清引述时已作“万绿丛中红一点”，较为今人所熟知，见（明）王象晋著，（清）康熙敕编：《广群芳谱》，卷28，页673。

[3] （清）周春：《阅红楼梦随笔》，一粟编：《红楼梦资料汇编》，卷3，页74。

[4] （清）姚燮：《读红楼梦纲领》，一粟编：《红楼梦资料汇编》，卷3，页165—166。

[5]Michel Foucault, “The Deployment of Sexuality,”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AnIntroducti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8), I: 94-97. 引文见〔法〕米歇尔·福柯著，Robert Hurley英译，谢石、沈力中译：《性史》（台北：结构群文化公司，1990），页84—85。

[6] 这一点可以参考《战国策·楚策四》所记载的故事：“魏王遗楚王美人，楚王说之。夫人郑袖知王之说新人也，甚爱新人。衣服玩好，择其所喜而为之；宫室卧具，择其所善而为之。爱之甚于王。王曰：‘妇人所以事夫者，色也；而妒者，其情也。今郑袖知寡人之说新人也，其爱之甚于寡人，此孝子之所以事亲，忠臣之所以事君也。’郑袖知王以己为不妒也，因谓新人曰：‘王爱子美矣。虽然，恶子之鼻。子为见王，则必掩子鼻。’新人见王，因掩其鼻。王谓郑袖曰：‘夫新人见寡人，则掩其鼻，何也？’郑袖曰：‘妾知也。’王曰：‘虽恶必言之。’郑袖曰：‘其似恶闻君王之臭也。’王曰：‘悍哉！’令劓之，无使逆命。”（西汉）刘向辑录：《战国策》（台北：里仁书局，1982），卷17，页553—554。亦可见诸《韩非子·内储说下》。而太监完全可以扮演故事中王后郑袖的角色，发挥类似的作用。

[7] 出自（宋）王淇：《春暮游小园》诗。

[8] （唐）元稹：《菊花》。

[9] 此句甲戌本等多作“虎兔相逢大梦归”，各家诠解不一，包括已被推翻的“卯年寅月薨逝”之说，见高鹗在第九十五回所言：“是年甲寅年十二月十八日立春，元妃薨日是十二月十九日，已交卯年寅月，存年四十三岁”；而高阳则认为意指“过了虎年、兔年，大限即到”，见高阳：《曹雪芹以“元妃”影射平郡王福彭考》，周策纵编：《首届国际〈红楼梦〉研讨会论文集》（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3），页143。但从词汇的考证而言，应作“虎兕”为是，参林冠夫：《辨“虎兔相逢”》，《红楼梦研究集刊》第10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页405—412。

[10] （清）徐本、三泰等奉敕纂：《大清律例》，卷12，收入故宫博物院编：《故宫珍本丛刊》（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第331册，页201—202。

[11] （清）话石主人：《红楼梦本义约编》，一粟编：《红楼梦资料汇编》，卷3，页183。

[12] 徐扶明：《红楼梦与戏曲比较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页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