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冻：八十年代初的人道主义热
1976年粉碎了"四人帮"，结束了"文革"，人们痛定思痛，开始对十年浩劫进行反思。1978年批判了"两个凡是"，中国文化界开始了一场思想解放运动，邓小平复出，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在这种背景下，人道主义思想抬头了。
首先是最敏感的文学表现出了这种倾向，出现了控诉“文革”的“伤痕文学”。这个名称来自1978年卢新华发表的短篇小说《伤痕》，它叙述了"文革"期间一个家庭的悲惨遭遇。可是更早之前，1977年，被誉为新时期短篇小说的发韧之作的《班主任》（作者刘心武）已经问世了。它没有讲什么伤心的故事，而是表现了"文革"对少年学生心灵的戕害。极左的意识形态的统治一方面制造出了那种不读书，只会打架偷盗的小流氓，另一方面又培养出一种盲目"听党的话"，思想僵化的"好学生".小说中的团支部书记谢惠敏自认为是严格按照模范团员的道德标准来要求自己的，她处处按照报纸的社论行事，把《牛虻》《青春之歌》也视为"黄书"而加以排斥。这样的人物并不是第一次在文艺作品中出现，不过以前她们（他们）是作为先进的正面人物而受到肯定的。刘心武这篇小说新的地方，就是第一次对这种人物采取批判态度，让读者看到"文革"如何扭曲了人性，造成这种畸形儿。谢惠敏把合乎人性的东西看作是人不应该有的，而把违反人性的东西看作是人应该有的；在我看来，这就是人性的异化。这种对人物的不同评价和态度，标志着一种新的价值观念的出现。
“伤痕文学”的出现引起了评论家关于“人性”和“人情味”的讨论。同时，文艺界也开始讨论“共同美”和“人民性”的问题。多数人认为不同的阶级可以有一个共同的审美标准，认为文艺除了具有阶级性之外，也可以具有人民性。接着，文艺作品中的爱情描写和爱情小说出现了，并且越来越多。
1979年，朱光潜发表了《关于人性、人道主义、人情味和共同美问题》。他提出，在文艺创作和理论中要打破人性论和人道主义这两个禁区。人性论和阶级观点并不矛盾。至于人道主义，它的总的核心思想"就是尊重人的尊严，把人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马克思主义不但没有否定过人道主义，而且把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的统一看做真正共产主义的体现。"他批评长期以来的文艺作品中"人情味太少，'道学气'太重"."难道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男男女女都要变成和尚和尼姑，不许尝到，也不许表现出人世间的悲欢离合吗？"刘宾雁在作家协会代表大会上作了以《人是目的，人是中心》的发言。这是一篇很精彩的发言，它从人道主义立场深刻地批判了流行的极左的理论。刘说，“讳谈‘人’，把‘人’划入禁区是不行的。”“排除人性的结果，并不是出现了神性，而是泛滥起兽性。”“无产阶级既然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自然是最彻底的人道主义者”。“‘四人帮’把所谓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当成了目的；而本来应该是目的的人，却成了手段，成了无足轻重、可有可无之物，成了随时可以放到‘阶级斗争’祭坛上的牺牲品。”
1979年艺术界还发生了一件引起轰动的事件。这年9月，一批前卫的美术工作者在美术馆的门前展出了他们的离经叛道的作品，遭到公安局的禁止。他们举行了游行，取得了胜利，最后，他们获准在北海展出。这就是"星星画展".他们的画不再是陈腐的政治宣传，而是用自己的眼光看世界，并展示了自己的个性。前往参观的人非常拥挤。有少数观众摇头，表示看不惯，但多数观众非常兴奋。有的留言说："美术作品开始说真话了！""谢谢你们，星星画展！在这里，我看到了作人的尊严。"还有人说："这里我发现一个窗口，让我得以在窒息中喘息。虽然这窗口还小，但它是何等必须！何等可贵！我的心第一次这样激跳！"人道主义倾向的文学艺术已经出现，现在所缺的只是它的理论表现了。
1980年，更多的讨论人道主义的文章在报刊上出现。钱谷融发表了他在1957年10月写的《〈论"文学的人学"〉一文的自我批判》。这篇文章与其说是自我批判，不如说是自我辩护。
一些过去否定人道主义的人开始改变了态度，包括周扬、汝信和我，还有别的人。周扬在中宣部的一次会议上，承认了他过去对人道主义的批评是不妥当的。汝信参加了这次会。大概他早就有这种想法，周扬的表态鼓起了他的勇气，不久，他写了一篇文章，题为《人道主义就是修正主义吗？——对人道主义的再认识》。这篇文章在《人民日报》1980年8月15日发表了。
文章认为："人道主义就是主张要把人当姿？F看待，人本身就是人的最高目的，人的价值也就在于他自身。“作者批评了萨特关于马克思主义变成了”非人主义“的说法，说这种指责是不公平的。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之所以深刻，正因为它不局限于揭露和谴责这种制度的某些弊病和罪恶，而是"提高到真正的人的问题".资本主义的罪恶不仅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和压迫，而且更在于它导致了整个人类的沦丧和奴役，所以共产主义革命是为了全人类的解放。作者也否定了有些人的这种观点：人道主义只是青年马克思所受的费尔巴哈的影响。成熟的马克思不是简单地"抛弃"费尔巴哈的观点，而是如恩格斯所说”超出“和”进一步发展“费尔巴哈的观点。费尔巴哈把人作为出发点，这并没有错，问题是他所说的人太抽象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两大发现，不仅没有取消马克思的人道主义思想，反而使它建立在真正科学的基础上。
汝信说："不应该把马克思主义融化在人道主义之中，或是把马克思主义完全归结为人道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不仅仅是研究人的问题。但是，马克思主义应该包含人道主义的原则于自身之中“。
胡乔木当时是社会科学院院长，他的秘书打电话给作者说："乔木同志看了这篇文章，认为写得很好，他很赞成文章的观点，希望你继续研究。本来他要亲自写信给你的，因为太忙，抽不出时间，叫我打电话转达这个意思。"汝信把这个情况告诉了《人民日报》编辑部。我听了很高兴，并建议编辑部给这篇文章评了“1980年好文章"奖。这件事清楚地表明胡乔木当时对人道主义的支持态度；谁也没想到后来他的态度会根本改变。
和50年代相比，80年代的这次人道主义真正形成了一股思潮。虽然基本内容是相同的，但这次却更深也更广。在理论上，人道主义的提倡者从马克思的《1844年手稿》中吸取了营养，因此水平也提高了。从一开始，人道主义的讨论就和异化问题联系了起来；异化问题甚至还要提得早一些。1978年，汝信办《外国哲学史研究集刊》，向我索稿。他记得我们在1963年参加起草批判人道主义的小册子时，我写过"异化"这一章，建议我把这篇旧稿拿出来发表。
我从柜子里翻出了这篇稿子，看了一遍，觉得还可以，只是删除了文章最后批评南斯拉夫的一段，就交给汝信了。
这篇题为《关于“异化”的概念》的文章在1979年第1期的《外国哲学史研究集刊》登了出来。《外国哲学史研究集刊》是一份专业性很强的杂志，读者不多，然而这篇文章还是受到了较大的注意。《新华文摘》予以转载；有的报纸作了报道。
我在很长时间里就想向国内读者介绍“异化”这个概念，希望这个概念普及起来，但我又很担心它不够通俗，不容易被公众接受。一个偶然的机会打消了我的过虑。
那是1980年6月，我应邀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讲演。那次是讲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几个问题。听众中有人递条子，问到"异化"是什么意思。提问人说，美国教授给他们讲课，讲到了异化，他们听不懂，希望我解释一下。
关于异化的含义，我曾作过一个解释，就是“主体在发展的过程中，由于自己的活动而产生出自己的对立面，然后这个对立面又作为一种外在的、异己的力量而转过来反对主体本身。”
1963年周扬的《哲学和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的报告中，就是采用我这个解释。我也把它写进了我的《关于“异化”的概念》。这次我抛开了这个解释，换了一个通俗的比喻：母亲生下并养育了孩子，这个孩子长大后却变成了逆子，反过来虐待母亲。这就是异化。我从现实生活中举例说明，社会主义社会也有异化：意识形态的，如个人迷信；政治的，如人民的公仆变成了人民的主人；经济的，如盲目建设、片面追求高速度和发展重工业，结果成了包袱，还有环境污染等等。我发现，听众对我讲的这一段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在这次讲话中，我把费尔巴哈批判宗教的方法用来批判个人迷信。个人迷信把人民群众和领袖的关系颠倒了：不是一切为了人民，而是一切为了领袖；不是领袖不能脱离人民，而是人民不能脱离领袖；不是一切服从人民，而是一切服从领袖。人们把领袖神化，到头来领袖成为一种不能控制的力量，反过来使人民受苦。我还说，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危险并不是什么"修正主义"，而是党的异化。"本来是受压迫的党，变成了执政的党，党的地位起了变化，就可能有脱离群众、脱离人民的危险，可能异化。本来是为人民服务的，是人民的工具，人民的公仆，但后来脱离人民，变成贵族老爷，不是工人阶级啦！成了与工人阶级对立的异己势力。""这好比母亲辛辛苦苦生了个儿子，指望他长大后养老，结果成了逆子。"几天后我又在《人民日报》编辑部讲了一次，同样收到很好的效果。我有信心了。
这一段讲话的录音被整理，在《新闻战线》1980年第8期上发表。继而被转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我想，这是因为人们觉得"异化"概念能够给现实中的许多问题以较深刻的解释。
有一个听讲的研究生把我的讲话录音带从新闻系借去，又借给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平。后来他告诉我，胡德平说，他们全家都听了，很感兴趣。
不久，我又发表了《文艺与人的异化问题》，提出文艺应当描写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人的异化并对此提出抗议.对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兴趣在增长。1980年10月，在天津召开了马列主义文艺理论学术讨论会，主要讨论人道主义、人性论问题。我被邀请在大会上做了发言，在发言中我对人道主义和唯物主义以及辩证法的关系做了说明。
人民出版社准备编一本关于人道主义的论文集，约我写稿。我写了一篇题为《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给他们。后来他们就用这篇文章的题目作为全书的题目。
这本文集在1981年初出版，其中收进了一些很有见解的文章，包括高尔泰的两篇关于异化的论文。高尔泰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美学家，当时在兰州大学哲学系任教。1979年10月，他做了《异化及其历史考查》的学术报告。此外他还写了《异化现象近观》的论文。据我所知，这是第一次指出中国社会主义社会有异化现象的文章。高曾经长期受到政治迫害，在集中营里备受折磨，幸免于死，因此，他对异化的批判特别激愤：“他们（林彪、江青一伙）把阶级斗争绝对化，不但扩大到每一个家庭，而且扩大到每一个人的内心，迫使每一个人都成为自己的敌人，反对自己，侮辱自己。""抽象的人民成了神，而具体的人民，则被物化，成了供神的牺牲品。"高认为：林彪、江青一伙的统治带着封建专制的特点，它是"通过政治异化，主要是权力异化来实现的".同时，他们所利用的意识形态又类似宗教。"但是，中世纪的教会仅仅答应人们以天堂的幸福来抵消地上的痛苦，而林彪、江青一伙在阻塞了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以后，却要求人们以'效忠'的精神来适应这个'地上的天堂'."对长期习惯于马克思主义的官方陈腐说教的读者来说，这些文章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这本书受到了中宣部的注意，后来他们多次提到要批评”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这个异端的命题。
这个时期受到注意的关于这个问题的文章还有1981年北京《新时期》杂志第1期发表的阮铭的《人的异化到人的解放》。在中国南方，王希哲也举起了人道主义的旗帜和"异化"这个批判的武器。他写了《无产阶级专政是人道的专政》等文章，主张无产阶级专政应该是人道的，抨击中国政权下的非人道和异化现象。
从1980到1982年的三年间，有关"人"的问题的讨论文章发表了四百多篇，包括探讨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异化、人性等等。文艺界和教育界召开了人道主义的讨论会。一股人道主义热掀起来了。
标志着这股人道主义热的还有两次讨论。
1980年5月，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中国青年》发表了一封署名"潘晓"的读者来信，题为《人生的路啊，怎么会越走越窄？》作者说，她过去对人生充满美好的憧憬和幻想，喜欢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雷锋日记》。她那时相信，人活着，就是为了使别人生活得更美好。可是，她眼看到的事实和书本上接受的教育形成尖锐的矛盾，周围世界并不像书本上描写的那样诱人。"我问自己，是相信书本还是相信自己的眼睛？"一连串不幸的遭遇使她达到这样的结论："人都是自私的，不可能有什么高尚的忘我的人。"报纸和书本上那些宣传，要么是虚构，要么是夸大。她感到幻灭，生活在矛盾之中。现在她形成了自己的人生观，那就是："任何人都是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只要每个人都尽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价值，那么整个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也成为必然的了".《中国青年》杂志编辑部给这封信加了按语，建议读者就这封来信讨论“人生的意义是什么？”。这封信打动了千万读者的心，短短几个月内，编辑部收到来信和来稿六万余件。不止是青年，整个社会都很关心这场讨论。
潘晓的心路历程是一个例子，说明共产党多年以来的"思想政治工作"已经不灵了。潘晓曾经是这种教育培养出来的人物，可是无情的现实嘲笑了她。她经历了苦闷和彷徨，但她没有堕落，一直苦苦求索，希望找到一个答案。"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的观点带上几分亚当。斯密的色彩，虽然可以肯定写信人没有读过这位思想家的著作。在从前中国的环境里，她无法从书报上得到她所希望的帮助，只能靠自己思索。她的来信引起如此大的震撼和共鸣，因为人们觉得她说了真话，她说出了许许多多人的共同感受。这是一个迹象，表明人们对老一套的用玫瑰色来粉饰现实的宣传开始怀疑了，对用"集体"来抹杀个人价值的说教感到厌倦了，他们要直面人生，他们在寻找新的价值观。
这个时期的胡乔木显得似乎很开明。6月18日，胡乔木到《中国青年》杂志社，听取杂志的负责人向他汇报讨论情况。
总编辑关志豪在汇报时说到："在今天的条件下，帮助青年树立革命的人生观，光批判资产阶级思想、个人主义不能解决问题，必须帮助青年正确地看待现实。我们的社会从来就不全是光明，不全是鲜花。""十年动乱，对青年来说，破坏了对大公无私的信念。相当多的青年在当时是相信的，确实有献身精神。从造反到插队，都是这样。分到条件较好的地方不去，非要到最穷的地方。……后来逐渐发现现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我们的宣传讲个人与集体不一致的这面多，讲一致这面少。我们认为，一致的一面是主要的。过去仿佛一讲理想就是牺牲、牺牲，吃苦、吃苦。青年有对立情绪：你们只是要我们这样，你们'大人物'怎么样？"对关志豪这番话，胡乔木似乎赞同，有时还点头。
胡乔木说：“这个讨论引起了那么多人的兴趣，我就是其中的一个。”他谈到杂志发表的批驳潘晓观点的文章《“为自己”岂能“为别人”？》说："青年一看要生气的。"他认为写文章的人应该讲自己的经历，不要讲抽象的道理，不然，"老发表这样的文章就不会引起兴趣。
这样下去就等于把火浇灭了。""教科书式的不行。你可以有统一的结论答案，但你要是搞出那么一篇抽象的道理，恐怕多数人不爱看，因为一些问题上是有不同答案的。在讨论的最后，也不一定答案都要一个样。每个人的经历和觉悟不同，他的答案就不一样。"谈到潘晓的观点时，他说，"一个人在主观上为自己，客观上为别人，在法律上、经济上是允许的。……因为他做的不是坏事，不是损人利己的。""不能拿对共产党员的要求作为对一般人的道德标准。""要使多数人相信我们这个社会是为了各个人的利益的。不然共产党干革命，搞四化又是为了什么？还是为了各个人的利益。如果成天是为了牺牲个人利益，那最终又是为了什么？共产主义就是要为了所有各个人的利益。'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不违反我们的规范。当然也要提倡：遇到别人有困难要去帮助。"最后，关志豪请胡乔木担任这次讨论的总顾问。胡乔木鼓励说："同志们的工作是很有成绩的。
这次谈话，胡乔木确实讲了一些真话，发表了一些好的意见。
讨论持续了一年。1981年6月，《中国青年》编辑部发表了总结性文章。编辑部呼吁："社会应当重视'人的价值'，集体应当重视'个人价值'，个人应当自觉地按照社会需要提高'自我价值'."它说："'人的价值'问题的提出，也是对马克思主义重新认识的结果。""社会主义社会应当在客观条件许可的范围内，努力满足个人正当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需要，逐步创造每个人全面发展其品格、才能、体力和多样化的个性，成为社会真正主人的客观条件。"另一场讨论是关于长篇小说《人啊，人！返摹P∷狄源笱钗獠模从沉艘慌斗肿幼？957年反右派斗争到"文革"结束后的曲折经历和坎坷命运。小说中一个正面人物何荆夫，是一个有理想的人，五十年代因为批评了党委书记，被整成右派。他得到平反后，潜心撰写了一部理论著作《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党委书记认为这本书是"一棵修正主义的毒草"，用各种手段压制这本书的出版。在这个关头，女主人公孙悦挺身而出，为何荆夫辩诬。经过一番曲折，《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这本书的出版得到了上级党委的关注，有出版的希望了，而孙悦也选择了何荆夫作她的生活伴侣。
这部小说的女作家戴厚英在“后记”中写到："我写人的血迹和泪痕，写被扭曲的灵魂和痛苦的呻吟，写在黑暗中爆出的心灵的火花，我大声疾呼'魂兮归来'，无限欣喜地记录人性的复苏。"她认为，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是相通的，马克思主义是最高最完全的人道主义。
《人啊，人！》7万多册很快被销售一空。
和建国以后的历次意识形态领域的全国性运动不同，这次“人道主义和异化”的讨论不是由官方发动的，象“真理标准”问题讨论那样，它是自发地兴起的。周扬当时的身份是中宣部顾问，王若水当时的身份是《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我们都是以个人名义发表意见，而且这些意见也不是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的汝信的身份是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胡乔木对汝信文章表示赞赏，也只是私下的。我想胡耀邦可能觉得这场讨论有好处，但他没有正式表态。其他中央高层官员或者是没有注意这场讨论，或者是认为可以不予干涉。
这场讨论可以说是从1978年开始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发展。既然肯定了真理的标准是实践，那么就不但要用实践来检验毛的指示、政策、路线，而且要反思我们过去所接受的理论，要对马克思主义有新的认识。在1979年初的"理论务虚会"上，已经开始了对毛泽东的理论和路线的批判。这些党内的言论和"民主墙"的言论一起，引起了高层人士的惊恐和恼怒，认为是走得太远了。这就是邓小平在1979年2月发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背景；他这个讲话是胡乔木主持起草的。从那以后，在批判"两个凡是"中团结一致的队伍出现了分歧；用胡乔木的话来说，这是"分道扬镳"了。许多知识分子要继续走思想解放的路，冲破一切禁区，而中央的一部分人则感到有必要批判右的倾向。
1980年9月，胡乔木写信给胡耀邦，提出中国也有爆发波兰事件的危险，说什么少数"持不同政见者"和心怀不满的工人群众可能结合为一股巨大的力量，这种情况类似1956年，应该象当时的毛泽东那样制定对策，特别提出要注意宣传工作。胡耀邦没有置理。胡乔木又同邓力群去联合陈云。1980年11月，书记处讨论了两次关于吸取波兰事件经验教训问题。陈云提出了防止"翻船"的警告，说，有人认为中国不会出波兰事件，这种估计为时过早。他认为我们中国存在出波兰事件的可能性。他指出有两个问题值得特别注意：一是经济工作搞不好，对人民的实际困难，我们不能逐步认真地加以解决，广大群众不满，可能发生波兰事件。二就是宣传工作。如果我们的宣传工作搞得不好，不是引导人民向前看，不是引导人民团结起来搞四化，听任那些错误的甚至反动的思想自由泛滥，也可能诱发波兰事件。
陈云是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他在早些时候提出过这样的警告："执政党的党风是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这句话写进了1981年的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可是现在陈云不提了。他大概不认为，要防止波兰事件，根本的对策是进行改革和整顿党风。党坚持经济和政治的改革路线，又有好的党风，宣传才有人信；否则，宣传工作就很难收效。出了乱子，怪宣传工作是没有用的。
然而在这年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改革的调子降低了，首次提出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小号字{（10）}.风向改变了。1981年初批判了电影《太阳和人》，它是根据白桦的剧本《苦恋》摄制的。这是一部人道主义的作品，它描写一个知识分子对祖国的热爱如何被扭曲为对党和政府的效忠和个人迷信，实际上是对异化现象的揭露。这部电影很快就受到来自官方的批评。8月，中宣部召开了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胡乔木在会上着重讲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他说："这种思潮的社会实质，就是自觉不自觉地要求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领域内摆脱社会主义轨道和实行资产阶级的所谓自由制度。"他指责有些同志"宣传所谓抽象的人性，个别的人竟然诬蔑社会主义制度是压抑、扼杀人性的".鉴于《太阳和人》和《苦恋》的教训，他呼吁作家少写一些关于"反右派"、"反右倾"和"文革"题材的揭露性作品。
这股冷风使得刚刚兴起的人道主义热有些冷下来。1981年10月17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第一篇批评《人啊，人！返奈恼隆1嗾甙从锼祷队致郏谑呛芸煲戳朔磁牢恼隆？
这场讨论进行到12月24日，编者宣布停止，没有作任何结论，但讨论却在别的报刊——主要是《南方日报》上继续进行。讨论中始终有两派意见，肯定和否定的，其中一个争论的焦点就是对作品中的人道主义思想的看法。赞成的人说人道主义有存在的权利；反对的人说作者混淆了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实际上宣扬了"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到1982年春，这场讨论接近尾声。《南方日报》4月29日发表了关于《人啊，人！返淖富岬姆⒀裕恍┳曳⒈砹烁髯缘囊饧！赌戏饺毡ā返谋嗾咭裁挥蟹⒈碜约旱钠缆郏磺康鞑煌饧加蟹⒈淼娜ɡ⑺导谔致凼奔湟丫艹ぃ诖烁嬉欢温洹？
讨论如此结束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官方并没有对人道主义问题公开表态。对《苦恋》的批判并没有发展为对人道主义的一般批判，人道主义者还可以发表自己的观点。思想解放的势头并没有完全被这场批判压下去。一些青年作者的带人道主义色彩的作品或著作继续受到欢迎，其中有张抗抗的小说，丁学良的论文。讲“人才学”的雷祯孝在大学生中很有影响。萨特的存在主义成为时髦。
1982年春，我应《中国青年》杂志之约写了一篇《马克思主义并不冷冰冰》，其中我强调人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中占重要地位，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是教给我们以正确的思想方法，而且告诉我们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小号字{（12）}.这篇文章发表后，一个北京大学的学生写了一封长信给我。他在信中抱怨现在学校里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是教条式的，千篇一律，干巴巴，弄得青年人对马克思主义丧失兴趣。他感慨地说："对马克思关于人的学说讲得太少了！"他对我写这篇文章表示感谢，觉得我是了解青年人的，因此把他的一些想法写给我。《中国青年》杂志在内部刊物上登载了这封信。胡乔木看到后很重视，叫社科院研究生院在内部简报上转载，并分送中宣部和教育部。后来研究生院还开了一个座谈会，讨论如何改进政治理论教学。我应邀参加，并发了言，登在研究生院学报《学习与思考》上\小号字{（13）}.我很想在《人民日报》理论版上开展人道主义的讨论，但理论部的同志有些顾虑。后来在我的建议下发表了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情况的客观报道。1982年10月13日，胡乔木来到《人民日报》社，在听取这个问题的汇报时说："在《人民日报》上讨论这个问题不是出路。本来这个问题不但可以讨论，而且可以讨论得很好；但也可以讨论得很不好，给人以这样的印象，我们现在人道主义做得很不好，要号召人民起来为人道主义而斗争。这和中央提出的精神文明的思路是不相同的。"这话有些模棱两可，但调子已和他以前的态度有些不同了。
1983年1月17日，《文汇报》在"争鸣"版上发表了我的《为人道主义辩护》。那时，人道主义的讨论已经有一些冷却下来了，我这篇文章起了重新升温的作用。其实我早在1982年夏天就着手写这篇文章了，由于开会、出国等原因，断断续续写了好几个月。我在给《文汇报》总编辑马达的信上说，这是争鸣文章，文责自负；如有批评意见，我欢迎。他回信说，他们是同意文章的基本观点的，准备适当发表不同意见的文章。
文章的小标题是“人道主义只能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吗？”“从费尔巴哈到马克思”、“从青年马克思到老年马克思”、“社会主义需要人道主义”。文章认为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对中国的现实意义包括："它意味着坚决抛弃十年内乱期间的'全面专政'和残酷斗争；抛弃把一个人神化而把人民贬低的个人崇拜；坚持在真理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民的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它意味着反对封建的等级和特权观念，反对资本主义的拜金思想，反对把人当做商品和单纯的工具，他要求真正把人当人看，并且从一个人的本身而不是从他的出身、职位或财产去衡量他的价值"……文章的开头和结尾模仿了《共产党宣言》，把"共产主义的怪影"换成"人道主义的怪影".结尾这样描述了中国的"人的发现"：——一个怪影在中国大地徘徊……“你是谁？”
“我是人。”
文章发表后，反应是强烈的。许多朋友和熟人纷纷向我索取这篇文章。朱光潜给我来了一封信，表示很赞成。报社召开一年一度的记者会议，从全国各地来的许多记者要求记者部发给他们这篇文章的复印件。我让印刷厂打印了一百份，除了给记者部以外，又把六十份送给了正在进行的“文学作品中的人性、人道主义讨论会”，作为我向这个会议提交的论文。这个会是中宣部文艺局授意召开的。召开这个会的目的本来是想批评一下人道主义，但批不起来；我的这篇论文在会上散发后，气氛更加变了。
后来我听说，中央某领导人（我不知是谁）对这个会议没有批评我很不满意。
官方的反映是完全不同的。有人告诉我，中宣部副部长贺敬之说过大意是这样的话："现在宣传人道主义，将来有人造反，就会打人道主义的旗帜，起来杀共产党。到那时，我们队伍里会有人跟着走的……"这几句话充满了仇恨，听起来真叫人不寒而栗。我不知道这些人的脑袋瓜子是怎么长的，怎么会这样想问题呢？怎么是打着人道主义的旗帜来杀人？如果真能用人道主义旗帜来鼓动人民造反，那就说明自己的反人道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了。那就是反人民了。这完全是站在统治者的立场讲话，完全不是为人民考虑。
我推测，这几句话也许不是贺敬之本人的，而是他复述某位高层领导人的话。这就是他们的心态。然而这个文艺讨论会上很少有人这样想。主持会议的是陈荒煤，他私下表示，他是同意我的观点的。贺敬之本人没有到会，我不知道他是否知道这个会上对人道主义的批判只不过是一种敷衍。
有些同志为我发表这篇文章而担心，认为我可能犯忌，特别是彭真刚刚在政法工作会议上讲话，批评了“个人价值”和“个性解放”等欧洲文艺复兴和启蒙时期的概念\小号字{（14）}.我的文章有一处说："许多同志之所以用怀疑的眼光看待'人的价值'，是因为他们感到这个词带有一种个人主义色彩。"我批评了这种看法，这是针对彭真的观点的。我并不想有意触犯彭真，我只想说出我的不同意见。
有个朋友告诉我：有位中央领导人看了我的文章很生气（我未便问他这位领导人是谁，不知道是不是彭真）。书记处讨论了这个问题，说是要收集我的文章，审查我的观点。其实，这件事中纪委早做过了。他们先是调查我和所谓地下刊物的关系，后来查不出什么，又转而审查我的文章。
我本是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到1982年满期。大陆中国的人大代表名单向来是内定的。下一届的人大代表中本来有我的名字，在书记处讨论时，胡乔木说我搞自由化，否定了。同样，我也没有继续担任中纪委委员。去年十二大选举中纪委委员，候选名单上没有我的名字。社会上马上有谣言：王若水犯错误了。从中央党校和社科院传出来消息说，要把我从《人民日报》调开。
在中央高层，一些人在酝酿“倒胡”。
把胡耀邦提拔为党的总书记是邓小平的意思，但以陈云为首的几个老人是不满意的。胡乔木和邓力群看准了这一点，就站在陈云一边，起劲地反胡耀邦。
这个“倒胡”运动从1983年开始，那是胡耀邦1982年9月当上了总书记后不久。
1983年1月20日，胡耀邦在全国职工思想工作会议上讲话，题目是《四化建设和改革问题》。
胡耀邦提出："要搞四个现代化建设必须进行一系列的改革，改革要贯穿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这应该成为我党领导四化建设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指导思想。我们改革的总方针应当是：从实际出发，全面而系统地改，坚决而有秩序地改。"他大声疾呼："一切战线、一切部门、一切单位，都有改革的任务，都要破除陈旧的、妨碍我们前进的老框框、老套套、老作风，都要钻研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创立新章法。"1983年2月16日，春节期间，胡乔木把总编辑秦川和我叫到他家中，谈了一次话，涉及胡耀邦刚刚发表的关于改革问题的讲话。
胡乔木指示我们，“对中央负责同志个人的批示、谈话，不要忙于马上宣传。”因为“中央同志有些话是在个别场合下说的”。
“耀邦同志在职工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请我修改。我改了不少，还是有问题，现在还没有定下来，但文件已经发到县上去了。当然文件精神是好的，问题是全文与十二大精神没有联系，有的还与十二大精神不符。十二大才几个月，还算数不算数？有些地方我改了，如加上强调试点。十二大文件提出不要对大家施加政治压力，但耀邦一讲话就反过来了，就造成压力，而且压力很大。很多事情原来估计不到，没想到现在压力这样大。……耀邦讲话，虽然没有明说，实际上是要把承包制推广到一切部门。这就是很大的问题，而且已经出现问题。"胡乔木认为：”都搞承包，就是一切向钱看了。不能把文教团体也当成经济团体。“”把党和国家的机关也搞成自谋出路，发家致富。这样，国家机关就会散伙。“”今年改革集中到利改税，不能一下都搞承包。“”这些年，北京市花了很大气力去纠正中学开旅馆，医生私人开业等。“”现在北京市委有话不敢说，不好说。要注意。“
他说："报纸不能天天转。刚刚宣传了蒋筑英、罗健夫，又宣传第二职业。真正的科学家每天工作八小时以上，哪有时间搞第二职业？"“要有理论头脑。原则问题不能今天这样说，明天又那样说。耀邦临行前也说：这样下去，大家头脑发热，谁也控制不住，会出问题。……要分析，要把各方面情况联系起来考虑，这样才不致重犯过去的错误。1958年就失控。
“宣传不要离开马克思主义，不要离开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现在群众反映，我们究竟宣传什么主义？过去不宣传个人利益，现在反过来了。这样，十二大要宣传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就很难了。个体户可以宣传，但那毕竟是社会主义的补充。至于‘知识分子可以先富起来’，‘第二职业’，已经发生很大问题。
“毛主席讲过：讲防左时要同时提防右，反过来也一样。要站在坚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
“我想，中央的意见会统一起来的，会得到一致的。以后这类问题经常会发生。不能要求每一个同志讲话都瞻前顾后。这是很难的，任何人都做不到。
“希望《人民日报》在各方面都成为权威。你们在理论宣传中，强调进行争鸣，我觉得这不是主要的；主要还是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从理论上讲清楚。”
胡乔木这个讲话使我惊讶。他这样讲话，把中央的分歧和他对胡耀邦的不满在我们面前曝了光，这是异乎寻常的。**其实，胡乔木这一次的态度，还是比较温和的。最近北京出了一本《我所知道的胡乔木》（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其中收进了卢之超的一篇《回忆乔木》。作者讲到这样一件事：“在讨论十二大报告的时候，有一次因为经济方面的一个重要方针问题他同胡耀邦同志发生争论。耀邦几次坚持要写上他的主张，乔木再三声辩，最后急了，说这不是你个人的讲话，这是代表中央向党的代表大会的报告，如果你一定要写，我得请示小平、陈云等中央其他领导同志。耀邦这才冷静下来，说不要急，我们好好商量。当时我们这些做具体工作的人都在场，一方面感到震惊，一方面也为三中全会以后能有这样的民主而高兴。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见到中央领导同志在开会时如此尖锐，坦诚地讨论和争论问题，以后再也没有遇到过。"
作者的意思是，胡乔木敢于同胡耀邦争论，这表明他的坦诚和”正道直行“。读者却可以从中看出另一种问题。胡乔木坚持按他的意见写的理由之一是，这不是胡耀邦个人的讲话；但这更不是胡乔木个人的讲话。胡乔木有什么理由认为他的意见就能代表中央，胡耀邦就不能呢？即使是个人意见，经过中央讨论同意不就变成了中央的意见吗？如果中央不同意，那时再改也来得及。胡耀邦当时究竟是党中央的主席，是由他而不是别人来代表党中央作报告，而胡乔木是受委托来帮助胡耀邦做起草工作的。工作中遇到不同意见而发生争论，这应当是正常的；但在达不到一致的时候，只能照胡耀邦的意见来写。胡乔木可以保留他的意见。草稿不是定稿。这个稿子还要征求其他领导人的意见，还要经过政治局和书记处讨论，最后还要拿到代表大会上通过，所以，胡乔木有足够的机会在以后去陈述他的不同意见。但胡乔木不这样做，偏要当时就按照自己的意见定下来，并抬出邓小平、陈云来压胡耀邦。他的这一招果然灵验：胡耀邦马上软了下来。这就不是正常的了。胡乔木不回避在场的工作人员，激烈地同党的主席争论，非要自己占上风不可，以致在场的工作人员感到"震惊"，这并不合乎党的习惯（文章作者也说他只见过这一次）。我以为与其说这表明胡乔木的敢于直言，不如说他根本没有把胡耀邦放在眼里。从这一件事可以看出胡耀邦和胡乔木的关系以及他们两人分别和邓小平、陈云的关系。___若水补注，1998年1月}我所不知道的是，陈云刚刚在一次政治局常委会上批评了胡耀邦。胡乔木指责胡耀邦违反十二大精神的话，是从陈云那里来的。在这以后，胡耀邦出国，胡乔木、邓力群乘此机会”倒胡“。邓力群马上在新华社全国分社会议和《红旗》杂志联络员会议上擅自传达，制造空气。
这件事给赵紫阳知道了，批评邓力群说这是无组织，并责令他收回。但消息还是传了出去。
秦川一连接到几个省市的电话，打听北京出了什么事。秦川也搞不清。正好这时秦川获到邓力群的讲话记录，就向习仲勋（书记处常务书记）报告，并询问是怎么回事。习仲勋告诉他，这是陈云同志对耀邦的帮助，是正常的。本来没有决定要向下传达，不知为什么，邓力群在几个地方传达了。胡乔木还提出，要马上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但邓小平说了一句："胡赵格局不能变。"这个会议没有开成，这次"倒胡"的计划也流产了。
胡耀邦对改革是抱着满腔热情的，他的缺点是不够稳重。对胡耀邦不是不可以批评，但应该是帮助的态度，而保守派的目的却是要把他撵下台。这次“倒胡”虽然失败了，但他们并不死心，而是改变策略，先清除胡耀邦所依靠的知识分子。
第一个打击是对着党校的理论班子。在陈云的支持下，校长王震开除了阮铭的党籍，赶走了吴江、孙长江，他们都是胡耀邦的得力助手。此外，李洪林不当中宣部理论局副局长了，郭罗基调离北大了。这些同志都是在批判"两个凡是"、宣传实践是真理标准的思想解放运动中起过重要作用的的，是拥护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但是，现在打击的矛头却对着他们。
这期间我曾在一个场合见到了孙长江。他对我说："我们本来以为要先整《人民日报》的，没想到这一棍子先打到我们头上。"我说："下一次就轮到我们了。"这是一个有计划有步骤的行动。我们被看作是胡耀邦的势力，打击我们的真正目标其实是胡耀邦，或者更确切些说，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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