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副面孔

但当时我在听完胡乔木的讲话后，还是松了一口气，因为他的话比我预料的要温和。回到报社，我把胡的谈话的内容向总编辑秦川作了汇报。我说：乔木的观点和周扬的观点没有大的分歧。他强调批评抽象的人道主义或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这个观点周扬和我也能接受。我最担心胡乔木批评异化概念，但是他只字未提。

秦川曾打电话给邓力群，说《人民日报》打算发表周扬文章，征求他的意见。邓说，他没有把握，要秦川请示胡乔木。现在我们自认为知道胡乔木的意见了。

后来我才知道，胡乔木回到医院后，在当天下午打电话给郁文，补充了他对异化问题的看法。

郁文的记录是：关于异化的问题我忘记谈了。我想马克思早期说的异化和晚期说的不一定一样。不管一样不一样，社会主义社会将它应用过来，不加区别，不对。用这个名词要加以区别。如果因为（社会主义）社会中有非人道现象，同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非人道现象混在一起，就把问题谈乱了。

一个是非基本的现象，甚至是非法的；一个是基本的现象。我这个意见将另外写信告诉他们。

如有关同志谈到这个问题时，可把这个意见补充上。}第二天胡乔木又打电话给周扬，说异化是一个重要问题，也是有争议的问题，要多加考虑，但也没有说什么不同意见。

那么，当周扬问胡乔木时，他为什么不这样说呢？我认为，胡乔木说“忘记谈了”其实是托词，他对这个问题没有研究，怎样谈没有把握。他大概是回医院后又找了一些书来看，这才发表了上面的意见。虽然这是潦？抱佛脚提出的，但他既然是领导，别人就必须奉为指示了。

胡乔木这几句话说得有些含混，反映了他对异化的观点还有些摇摆不定。他说把异化概念应用到社会主义社会，不和资本主义社会区别，是不对的。那么有区别地应用行不行呢？周扬讲演中说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异化同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有根本的不同（我并不同意这个观点），所以他是作了区别的。胡乔木是不是说，区别在于异化的有无呢？但是他在下面说，非人道现象在资本主义社会是基本的，在社会主义社会是非基本的。且不说这是否符合事实，即使是事实，逻辑的结论也只能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异化现象是非基本的，而不是根本不存在。那么，如果周扬讲演中加一句说，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异化是非基本的，分歧就不存在了呢？3月11日，周扬叫秘书打电话给我，问他的文章什么时候发表。我说，"乔木同志已经提了修改意见，不知周扬同志如何考虑？"秘书说他将问问周扬。后来秘书回电话说："周扬同志的意思是就照这个样子发表。"我觉得为难，就说：“耀邦同志要在十三号纪念马克思逝世百周年大会上讲话，十四号登报；周扬同志文章的发表时间，恐怕要放在这以后为好。请再等些天。”

周扬拒绝修改他的讲稿并非没有理由：事实上，胡乔木说的大部分观点，在周扬文章中都提到了，只是没有那么详尽；但如果要详尽的话，篇幅就会大大增加，并破坏原文的结构。

3月12日，中央党校的会议继续举行，发表与周扬不同的观点。四个人上台演讲，其中主要的是北京大学教授、哲学系主任黄楠森。他们都没有提周扬的名字，也没有鲜明地摆出分歧在哪里。粗心的听众会感觉不出这是对周扬的批评。

那时，报社社长胡绩伟出差了。处理周扬文章的责任落在秦川和我头上。我和秦川商量。两人都认为，既然作者不愿意修改，编辑部也不必坚持非要他修改不可。一篇文章不可能把所有的问题都谈到。胡乔木并没有指出这篇讲话有什么错误，只是说有这样那样的“不够”。

这些问题将来可以另行组织文章来讲。周扬文章的题目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这表明，周并不是代表党中央对理论文章发表结论性的意见，发表这篇讲话也不会妨碍别人提出相反的观点。为了表明这一点，可以在发表周扬讲话的同时，也发表四位不同意见者的讲话摘要。秦川和我都认为，这样处理是妥当的，用不着再请示胡乔木。当然，我们也准备冒风险。

秦川和我都不知道，这个时候邓力群正在说服周扬，不要把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上，而是发表在《哲学研究》杂志上，但遭到了周扬的拒绝，他们两人还为此发生了争吵。

周扬的演讲稿终于在3月16日《人民日报》上发表出来了。

当天上午，我接到来自中宣部的电话。

“怎么搞的？”是邓力群的声音，口气很严厉。“乔木同志已明白表示周扬讲话不能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你们为何不听？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我刚才对秦川同志说了，他对这件事是有重要责任的，但你要负主要责任，因为你当面听了乔木同志3月10日的谈话，对这一点应当知道得很清楚。"我承认，在发表前未请示胡乔木是错误的，但对乔木同志所说的”不能发表“这一点却毫无所知。

邓力群说，胡乔木早在3月8日就打电话给中宣部，明白表示了这一点。随后，邓叫中宣部送了一份电话记录给《人民日报》。那是中宣部常务副部长郁文的记录，要点如下：周扬同志的讲话，难以处理，问题不少，不是加几句话、删几句话能解决的。这是目前思想界的重要讨论对象。总的意见，异化也好，人道主义也好，这种宣传本身是抽象的。这篇文章没有分析。社会主义社会哪些存在异化现象？存在反人道主义现象？如有贩卖人口现象，有犯罪现象，（但这是）可以禁止的。文章中有的没有涉及，有的含混地说到一点，如关于特权等。如说权高于法，可以讲是异化，也可以说是违反人道主义的。如离开具体现象去讲，去讨论，会给人以暗示说，我们社会主义社会没有人道。

人道问题要具体讨论，拥护什么现象？反对什么现象？如干部服从分配到边疆地区工作，是不是异化？是不是不合人道主义？只抽象地讲，不具体答复，会给人以暗示：人要自由流动，不能自由流动，就是没有把人的权利放在第一位，就是不人道。

任何一个时期讲人道主义，都是为了拥护什么，反对什么，是有目的的。这篇讲话目的何在？

是用来批判“文化大革命”？还是用来批判什么？如果是批判“文化大革命”，现在又没有“文化大革命”了。现在正在开展学雷锋运动，这是人道主义的高度发展，为什么视而不见？

象雷锋这样的事，过去个别的会有，但不可能大规模地出现。现在讲人道主义，给人以什么目的？（原文如此）对当前的社会现象完全不提，或提得片面，只讲一点点，不加分析，这样一来，会给人以什么印象？我们党的十二大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就是讲人道主义嘛！为什么提也不提？

不要抽象地提问题。马列主义要摆到具体条件下来讲。现在文艺界就有人在文艺上宣传超阶级观点，反对阶级斗争的作品已经发表好几篇了。

希望能有人在讨论会上做一个发言，这么讲可以讲到要害，不然毫无意义。关于异化、人道主义这方面的问题，邢贲思同志搞过一些，最好请他准备一下，明天做个发言（发言时注意口气不要太大），不然周扬的文章发表了可能成大的问题。}这个电话记录的调子和3月10日谈话大不相同，胡乔木的口气很严厉。事情明白了。原来胡乔木是根本反对发表周扬文章的。如果我事先知道这个电话记录，我肯定能领会到胡乔木3月10日讲话的真实用意。胡的那次讲话过于委婉，过于绕圈子，掩盖了他的真实意图。他讲了一大通话，请周扬修改，其实他是认为这篇文章是无法修改的；他只是故意给周扬出难题。

最好是周扬"知难而退"，主动打退堂鼓，表示撤稿。可是周扬丝毫没有这种表示，而胡乔木始终也没有明说。另一方面，中宣部也明知道《人民日报》打算发表周扬的文章，因为在3月8日的报纸上已预告了这一点，这时离发表还有八天。在这八天当中，中宣部始终没有把胡乔木的这个电话内容转告《人民日报》。邓力群只是为了证明秦川和我的错误，才在事后吩咐把电话记录送给我们看。但邓力群这样做，却可能在无意中叫胡乔木难堪，后者显然并不愿意把电话内容泄露出去，让周扬也知道胡乔木在背后说了些什么。

胡乔木推荐的邢贲思并没有出席会议和发言。我后来听说，他婉言谢绝了这个任务，因为周扬对他很好，当时他还不想得罪周扬。

本来，发表对周扬讲话的不同意见是可以的，但这种背后授意的做法却是一种小动作。

秦川和我都写了检讨。我们承认未经请示而发表周文是组织上的错误，但我们没有承认周文内容上有什么问题。

很多天以后，我才得知，在3月份新华社召开的分社社长会议上，邓力群有一个讲话。他说在周扬文章发表后的第二天，书记处开了会。他透露了一些讨论的内容，大意是：十二大以后，我们宣传对马克思主义一要坚持，二要发展。有些人把马克思早期的东西，马克思自己抛弃了的东西，又拿出来当做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人民日报》发表了周扬同志的文章，王若水参加了起草工作。问题的实质是王若水要把他的观点通过周扬这个权威人物之口成为合法的、权威的观点。我们对此早有觉察。这不仅是学术观点的问题，而且是政治问题，纪律问题（指《人民日报》发表周文）。

关于这件事，秦川还为我辩护了几句。他知道我本来并不太情愿参加这个工作，因为报纸的编辑和审稿工作很繁重，还要参加外面的两个会议。而且，我正在忙于打离婚官司，这件事也把我弄得精疲力荆这个心情我向秦川吐露过。周扬住医院后，我去看过他一次，后来好久没去。周扬的夫人苏灵扬打电话给我，要我去看看周扬，还透露周扬对我好久不去看他有意见。

当时我对书记处的这个会一无所知，还想尽最后的努力去争取我们的观点的合法性。3月24日，我给胡乔木写了一封信，并附了一个我收集整理的外国共产党关于人道主义的言论。信的主要内容是：人道主义现在已经成为世界性的问题。不仅是西方，而且在东欧、苏联以及朝鲜，都掀起了一股强大而持久的“人道主义热”。苏联从五十年代至今，三十年来，人道主义、人性的研究和宣传不断发展，目前正方兴未艾。这固然是为了应付西方人道主义者如萨特等人的挑战，但也是由于苏联制度本身的需要。他们有意识、有计划地夺取人道主义的旗帜，借以宣传“发达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解决青年人的道德危机，培育新型的人。东欧如南斯拉夫不必说，罗马尼亚齐奥塞斯库在1978年的十二大报告和罗共中央机关干部大会报告都特别讲到人道主义。捷克胡萨克在捷共十六大的报告，保共十二大都提到"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波兰科学院有《辩证法和人道主义》杂志。东德统一社会党的纲领也写进了人道主义。朝鲜十年来大肆宣传"一切以人为中心，一切为人服务"，不过他们不用"人道主义"这个名词，而称为"主体哲学思想".此外，人道主义口号在第三世界也很盛行，如1961年塞内加尔总统森霍尔出了一本书《论非洲社会主义》，其中有一章就是"社会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毫无疑问，这是一股很庞杂的思潮，如何分析和对待，需要研究。我们自己也不能回避这个问题。

三年来我国哲学界、文艺界对人的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可以说是自然的。

你赞成“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这个名词，并对如何解释和宣传提出了重要的意见。但是，现在思想界还在争论这个概念能不能成立。相当多的人不赞成任何人道主义的口号，即使加上“社会主义的”限制词也罢，有的同志就在文章中批判“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这个名词。

在这种情况下，周扬同志的文章，我的文章，还有一些别的同志的文章，主要是争劝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或”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的合法地位，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找根据。这些文章都带有学术探讨的性质，还没有想到对群众做宣传。周扬同志的文章是在学术报告会上宣读的，而且题目就是”探讨“。当然，由于周扬同志的地位，这篇文章会有较大的影响，也可能会被误认为是中央的观点。学术报告会安排了四位同在最后一天发言，我是赞成这种做法的。这表明，中央是按照”百家争鸣“的方针来对待这个问题的，即使是周扬同志的讲话，也可以提出不同的意见。我还认为，今后即使是根本反对”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意见，也可以发表。这样，理论界的空气可以大大活跃起来，对发展社会科学，对团结知识分子，都有很大的好处。

但是，我担心现在又产生了另一种误解，就是以为周扬同志的文章是根本错误的，以为中央是根本不赞成任何人道主义口号的；或者以为，虽然中央并不反对甚至赞成人道主义的口号，但这是一个高度敏感的问题，还是不碰它为好。现在感到鼓舞的是那些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或“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的同志，而那些赞成这个概念的同志，却有些不知所措。这种情况，恐怕也不是你所期望的。

第二天，3月25日，中宣部召集一些单位开会。邓力群讲话。他说：“关于人道主义，作为一个学术问题，作为一个理论问题，这样开展一下讨论，其中包括不同意见的争论，包括相互之间的批评，很有好处。我们想经过这个问题的讨论，能更好的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为了更好地进行讨论和研究，宣传部和书记处研究室，需要对这个问题接触一下，学习一下，研究一下。

“今天请同志们来开这个会，就是想共同商量一下，在我们的思想界、学术界，对于人道主义、人性论、异化等问题，作为一个学术问题、理论问题，怎样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怎样进行一种正常的讨论。宣传部和研究室有这么一个意见：首先要详细地占有材料，比较切实地了解情况；做好充分的准备之后，用比较长的时间，陆陆续续地、心平气和地，以探讨真理的态度和方式，来进行讨论；根据我们的水平，尽我们的努力，在这个问题的探讨上求得一个比较好的结果。所谓比较好的结果，其中重要的一条是，由此使我们的学术问题、理论问题的讨论能够形成一种正常的空气，包括讨论的方式、作风，也包括使用的文字和语言。有了这样一种空气，有了这样一种方式，即使一年两年之内得不出多数同志都同意的一致意见，那也还可以按照这种方式继续讨论下去。如果搞得好，这对于活跃我们的学术讨论，进行理论探讨，会是一件好事。”

下面邓力群说到要收集几方面的材料：一是资产阶级古典哲学的有关论述；二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论述；三是各国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者的有关论述；四是资产阶级、右翼社会民主党人，以及其他一些反马克思主义者的言论；五是执政的共产党国家里持不同政见者的言论；六是我们国内对于这些问题的观点；七是文艺理论和文艺评论中的有关论点。一共编七本材料，由各单位分工负责。这个工作完成后，下一步就要进行研究。

最后邓力群再次强调：“整个讨论，我们应该采取一种老实态度，按步就班的步骤和方法。学习也好，讨论也好，发言、写文章也好，都要力求采取严谨的态度，科学的态度，绝不要感情用事，更不要随便地给人家下政治结论。”

“同志们回去，一定不要制造紧张空气，一定要坚持贯彻双百方针，形成正常的学术讨论、学术争论、学术批评的空气。”

我出席了这次会。邓力群的话听起来语气温和，态度恳切。人们会感到他那种贯彻双百方针的真诚的心情溢于言表。他是从纪念马克思百周年会上周扬的报告说起的，说周扬讲到了这是探讨，希望同志们提出批评意见。他也提到了我，说：“很明显，国内在这个问题上是有不同意见的。可以不可以这样说，王若水同志代表其中的一种观点。有一些同志大体上同意他的观点，具体的意见也不完全一样。还有一些同志不同意他们的观点。”他很小心，整个讲话中，一点也没有流露出他的倾向性。

然而这种做法却使人想起六十年代初在准备批判苏联“修正主义”理论时的情况，当时也是收集和编辑古今中外的各种观点来加以比较和研究。我本人就参加过这种工作，而且我参加的那个小组就是分工批判人道主义的。所以，同样的工作，二十年前已经做过，不过没有完成，现在又要继续下去了。

我预感到一场大批判要来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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