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乔木的批判文章

当邓力群1983年4月在中宣部布置编辑有关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资料时，他就是在为批判做准备。他希望理论工作者能写出有份量的、有说服力的批判文章，消除周扬、王若水等人的影响。二中全会后，1983年11月，中宣部召开了部分理论工作者座谈会，提出了160多篇文章的选题。从那以后到1984年1月初，全国报刊发表的批判文章已达二百多篇。虽然如此，真正说得上高水平的论文还没有出现。

看来，还得主将亲自出马了。

从1983年10月开始，胡乔木就在准备一篇重头文章。按照中共的惯例，象他这样高位的人写这样的大文章，是要组织一个班子来进行的。胡乔木指定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邢贲思作为主要执笔者。

邢贲思本是反对人道主义的，包括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从理论上说，他不仅是周扬和我的对立面，似乎也应该是胡乔木的对立面。现在胡乔木不但没有象对待汝信那样授意邢贲思做自我批评，反而邀请邢贲思来帮助起草宣传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文章，来批评也是主张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王若水和周扬，这是具有讽刺意味的事。胡乔木看到“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是一面可以利用的旗帜，他必须把这面旗帜从别人手里夺过来。他需要一批意识形态专家帮助他做这件工作，至于这些人内心是否真正相信他们要写出来的东西，这并不重要。在他们组成写作班子，开始研究这个问题之前，结论已经有了，那就是必须证明王若水、周扬等人是错误的。

起草工作进行得并不顺利，胡乔木一次又一次对起草组谈他的提纲，一次又一次否定了草稿，但总是不满意，以至后来不得不把主要执笔人换为龚育之。但最后总算完成了。

1984年1月3日，胡乔木做讲演，地点仍在中央党校礼堂，和十个月前周扬讲演的地点一样，题目是《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这给人一种暗示：周扬那次讲的不算，现在胡乔木讲的才是货真价实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观点。

胡乔木从医院出来，带着一个大口罩上台。主持人蒋南翔（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说，乔木同志感冒了，他今天是抱病前来的。接着，胡乔木做了简单的开场白。他说这篇讲话的起草是“历时三月，四易其稿”。他对参与起草的同志表示感谢，也感谢帮助了这项工作的北京的八个单位，即：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人民大学、中央党校、《红旗》杂志、《光明日报》、中央编译局、中央文献办公室。他说，这篇讲话稿的完成是和他们的努力分不开的；当然，如果其中还有什么错误和不恰当的地方，应该由他负责。

两个广播电台的播音员轮流代念胡乔木的讲稿（周扬上次讲话是由一个播音员代念）。

胡乔木首先区别了人道主义两方面的含义：“一个是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一个是作为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他说：“应该看到，现在确实出现了一股思潮，要用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的人道主义来‘补充’马克思主义，甚至要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或部分归结为人道主义。”

这个讲话的内容分为四个问题：一、究竟什么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二、依靠什么思想指导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继续前进？三、为什么要宣传和实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四、能否用“异化”论的说法来解释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消极现象？实际上，前两个问题并不是争论的问题；争论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关系。胡乔木用这样的方式来概括争论的问题，不过是为了便于论证对方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而已。

关于第一个问题，讲演人说：近代西方思想史上的种种人道主义，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到空想社会主义，它们的历史观都是唯心主义的，它们对人类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动力问题，都不能作出科学的解释。只有马克思建立的历史唯物主义，才找到了对这个问题的科学的答案，并在它的基础上建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他继续说：不论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还是空想社会主义者，都是用抽象的人性、人的本质来解释历史（胡乔木有时把这种观点称之为“抽象人性论的历史唯心主义”）。跟历史唯心主义相反，历史唯物主义是以具体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为出发点来解释历史。因为找到了对人类社会进步动力问题的科学解答，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改造社会的革命才得到科学的指导而取得胜利。

胡乔木认为这两种历史观的区别在于：一是“从抽象的人、人性、人的本质等等出发来说明社会”；一是“从一定的社会关系出发来说明人、人性、人的本质等等”。

在这里胡乔木着重批评了王若水提出的“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说“这是一个典型的混淆马克思主义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的界限的命题”。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是社会：“把抽象的人作为出发点，这完全不是马克思主义”。

胡乔木说的这两种历史观的区别，我早在二十年前起草《批判人道主义》那本小册子中的《关于人性问题》\小号字（1）这一章就阐述过了，而且比胡乔木详尽和深入。胡乔木似乎认为，我主张"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就意味着我是用抽象的人性来解释历史。他回避了马克思恩格斯说的"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这句话，这句话出现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成熟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正是在这部著作中，他们建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

总之，胡乔木认为，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是根本对立的。既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纳入人道主义，也不能把人道主义纳入马克思主义。这里胡乔木批评了“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的提法，认为它是自相矛盾的。

谈到第二个问题时，胡乔木批评了“人的价值”这个现在“很时髦而又被弄得很混乱”的概念。他说所有赞成人道主义的文章作者都犯了类似错误，就是抽象地谈论“人的价值”。无产阶级的“人的价值”观，是集体主义的：社会和个人的关系，可以比做树根和树叶的关系；树没有叶子不行，但是没有根更不行，所以说根深才能叶茂。正是由于这个简单的真理，社会主义首先强调人民的价值，只有在人民的价值中才谈得上每个个人的价值。

讲演人指责说：抽象地谈论“人的价值”、“人是目的”一类口号，解决不了任何实际问题，还会影响一些人去“怀疑社会主义实践，干扰社会主义建设的正常进程。”

谁也不应该脱离这些建设和斗争，在尊重‘人的价值’的口号下提出各种各样不切实际的关于个人享受、个人自由的要求。似乎社会主义制度一经建立就应该无条件地保证实现这些要求，否则就表明社会主义制度‘不符合人性’，那样做，除了鼓励个人主义、涣散人心外，能解决任何一个实际问题吗？“

胡认为，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只有作为道德规范和伦理原则，才有一些合理的东西，可以为我们批判地继承。这是他在讲演的第三部分论述的观点。他说，过去批判人道主义时把这种含义的人道主义也否定了，这是不对的。今天我们需要进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的道德教育，“它完全不同于抽象人性、抽象的人的价值，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世界观、历史观的宣传。”

在讲演的最后一个部分胡批评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也有异化现象的说法。他说，提出这种说法的人是把异化变成了“永恒的、可以无所不包的抽象公式”，是把“社会主义社会同资本主义社会混为一谈”。

有些同志把经济工作中由于缺乏经验、由于对客观规律没有认识而犯了错误、干了蠢事，说成是经济领域的异化，更是把异化概念滥用到无边无际的程度。任何错误、挫折、事与愿违，都是异化，这是多么廉价而又万能的科学！人们将永远离不开异化，就像在太阳底下离不开自己的影子一样！

这里胡乔木的本意是批评周扬和王若水。周扬的文章中有这样的话：“在经济建设中，由于我们没有经验，没有认识社会主义这个必然王国，过去就干了不少蠢事，到头来我们自食其果，这就是经济领域的异化。”王若水的文章也谈到社会主义社会中经济领域的异化现象。

但这个批评同样适用于黄楠森。黄楠森1983年3月11日会上的发言中，在谈到异化的普遍性时，所举的例子，大部是经济领域的。至于滥用异化概念，说任何错误都是异化，这不是别人，而是黄楠森。照他看来，共产主义社会之所以不能避免异化，是因为到那时人仍然会犯错误，"当人们犯错误的时候，就会产生事与愿违，反对自己的恶果。"其实，按照他对异化所下的定义，即使没有犯错误，也会有异化的，因为"异化"的概念比"错误"的概念大得多："它（异化）就是矛盾，作为矛盾的同义语的异化当然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这才真正是把异化概念"滥用到无边无际的程度".可是，黄楠森的这个发言得到胡乔木的赞赏。后来《人民日报》奉命在1983年4月6日以将近一个版的篇幅登出了这个发言的主要部分，当时是作为正面文章宣传的。不到一年，胡乔木就把这件事忘得干干净净，把自己支持过的黄楠森的观点当做周扬和王若水的观点来批判了。

*周扬和我都没有说过共产主义社会仍然有异化现象，但我认为，这个问题是可以讨论的。现在我倾向于相信，说未来社会的人类将一劳永逸地消灭异化，这恐怕是一种空想。但我不同意说任何错误都是异化，异化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以此作为共产主义社会也有异化的理由。

演讲人下结论说：宣传人道主义世界观、历史观和社会主义异化论的思想，不是一般的学术理论问题，而是关系到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能否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实践的有重大现实政治意义的学术理论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的带有根本性质的错误观点，不仅会引起思想理论的混乱，而且会产生消极的政治后果。

胡分析了这种思潮的背景：“就国内的背景说，是对‘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的一种反动”：“就国际的背景说，它是受到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界（包括西方的‘马克思学’的学者和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影响。”他说，虽然宣传人道主义世界观和社会主义异化论的人是很少数，但是，“要看到这些错误思想的腐蚀性和蛊惑性，不能低估它们的影响。”

演讲人把人道主义了解为伦理原则，显然是采纳了苏联教科书的说法。但不仅此而已。胡乔木没有告诉公众的是，他本人这篇文章的基本观点，也受到一个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影响。

法国的路易。阿尔都赛（LouisAlthusser）在《保卫马克思》一书中，也反对把人作为出发点，认为成熟的马克思的理论是反人道主义；但他并不反对"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执行一种意识形态的功能，即道德说教。胡乔木的写作班子里有些人专门收集各种资料；他不用费什么气力就可以了解到全世界关于这些问题的重要观点。

报告中指责说：对于过去的灾难，我们党已经做出历史总结，可是有些同志“仍然把它作为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去争论，企图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从别的方向，例如人道主义的方向和异化的方向，去对‘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寻找更‘深刻’的答案。”

胡乔木又忘了，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是从1980年开始的，那时《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还没有出来；何况这个决议只是作了政治结论，而人道主义和异化的讨论是从哲学上总结过去的教训。

胡乔木还说：由于理论工作者未能阻止这股思潮的蔓延，以至“党中央不能不出来讲话”。

“问题牵涉到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诱发对社会主义的不信任情绪”。这象是代表中央来给人道主义思潮下政治结论，没有讨论余地。

在1980年8月，当《人民日报》发表汝信文章时，胡乔木本来是赞成讨论的；到周扬作报告后，他变为反对讨论。什么原因使得他的态度转变呢？

胡乔木后来对人解释说：现实政治问题和理论学术问题的界限很难划分。人道主义和异化，本来作为学术理论问题不是不可以讨论；现在讲到这种程度，不管不行了。

可是，汝信的文章和周扬的文章关于人道主义的观点是一样的，为甚么汝信讲出来就受到胡乔木欢迎，周扬讲出来就觉得“不管不行了”呢？黄楠森关于异化的观点比周扬和王若水走得更远，为甚么不觉得对黄的观点“不管不行了”，反而要支持他来批判我们呢？

奇怪的是，到报告的结尾时，胡乔木又表示赞成讨论了。他谦虚地说，他今天的讲话“只是参加讨论”：其中一定还有不周到和不准确的地方，再一次恳切希望大家指正。不赞成我的讲话的基本观点的同志，我也恳切地欢迎他们参加争论。真理愈辩愈明。对于这样一些复杂的理论问题，唯有进行客观的、深入的、细致的研究和讨论，才能得到正确的结论。

这样说来，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仍然是没有结论的，而且胡乔木欢迎争论，并把它作为达到正确结论的条件。那么为什么在同一个报告中，又要批评我们“把它作为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来争论”呢？

一般来说，首长讲话最后总有这样的话：“今天讲话中有不对的地方，请同志们指正……。”

这已成了一种套话，谁也不会当真。可是胡乔木这一段话不象官样文章，说得情恳词切。当时我坐在台下，感到这些话好象是特别对我说的。果真如此吗？

在这个报告中，胡乔木是以双重身份出现的：他刚刚以裁判的姿态讲了一大通；现在，他又表示，他只是讨论的一方。他既是参赛者，又是裁判。这样，他是稳操胜券的。

他的态度为甚么会这样变来变去呢？

原因很简单：周扬的报告受到了欢迎，如果那时开展讨论，肯定是赞成的观点居多；现在胡乔木的报告出来了，改变了形势，他估计赞成自己的会成为多数了。胡乔木的“欢迎争论”不过是装腔作势；他真正希望的所谓讨论是对自己的喝彩和对对方的批判。

但不管怎样，他有这个表示，我还是高兴的。我不怕受批判；我只怕被取消答辩的权利。

值得注意的是：原先胡乔木把文艺界的人道主义思潮看得很严重，要大张鞑伐的样子，这一次却对文艺界几乎没有什么批评。胡用安抚的口吻说：我们只反对在文学艺术中和文艺评论中宣传人道主义的世界观、历史观或者人性论，但是决不反对也不允许反对文艺作品中表现对人的关心、尊重、同情、友爱或者对真实的人性、人情的描写。此外，原来对现代派的问题也批评得很多，几乎要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并列的样子，现在也不提了。胡乔木集中力量对付我和周扬，特别是我。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篇演说通篇没有一个字谈改革。后来还是有人提出意见，才在发表前加了一处，就是第二部分中的“我们改革和调整生产关系的各种活动……”。在其他应当提“改革”的地方，胡乔木都避开了；如第二节中有一句话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决定了和实行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措施”，这里显然是有意不提改革。在其他地方，胡乔木只说“社会主义改造”。至于“开放”一词，全文中一次也没有出现过。

胡乔木似乎是诚恳的，讲演过后，他的秘书送一份讲稿给我，附信说：“遵乔木同志嘱，将他在党校的讲话送上一份，请你提意见。个别谈话或写成书面都可以。”同时，胡乔木讲话稿的写作班子里的主要成员之一郑惠也来电话，征求意见。我表示，处在我的位置，要来提修改意见是不方便的，而且我还需要仔细阅读的时间。初步意见是：讲演肯定了“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这个口号，我很拥护；但否定“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这个提法却需要再考虑。世界上许多共产党都是赞同这个口号的。现在说，根本没有什么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这样一来，就不仅是批评了我们这些人，而且批评了外国共产党。一般人发表这样的观点没有什么关系；胡乔木同志发表这样的观点，就可能使我们党卷入同外国共产党的争论。目前对这个问题下结论似乎有些匆忙，还是回避为好。

过了两天，郑惠通过电话告诉我：你上次提的意见，已转告乔木。乔木同志说好，这个意见可以考虑。

我问：听说这篇讲话要发表，是真的吗？

郑惠说是，而且是最近。

我很吃惊，说：“我原以为这篇文章将先在内部发表，展开讨论，没有想到马上要公开发表。

我的意见仍然是，这样太匆忙了。这篇文章，说得不客气一些，有些地方连逻辑都值得推敲。

郑惠说，恐怕实际上是很难的。他告诉我，胡乔木的文章预定在1月20日发表。

时间很紧，我以为不会再征求我的意见了。可是到20日，文章没有在报纸上登出来。上午，郑惠来电话了，说他和邢贲思想下午来看我，当面听取我的意见，特别是那篇文章的逻辑问题。我知道上次说漏嘴了；我用"不成熟"这样比较笼统的字眼就好了，也客气一些。我说不必了，我的意见也不成熟，还要再想一想。郑惠在电话里对我客气了一番，说乔木认为我对人道主义是很有研究的，对征求我的意见这件事很重视。我说：你们一定要我提意见，我就写个书面意见吧。

放下电话后，我想：人家请你提意见，你不提，发表以后再提就不好了；可是要提的话，人家是批我的，叫我怎么提？

但是第二天，我还是给郑惠去信，补充提了一些意见。我说：听说乔木同志认为我关于“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意见可以考虑，可是我恐怕文章的问题不是仅仅删去一两段就能解决的（这里我用胡乔木评论周扬文章的话来回敬胡乔木）。这牵涉到是否可以区别人道主义的世界观和伦理原则两个方面的含义，整个文章是从这里立论的。

文章提出“什么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和“依靠什么思想指导社会主义社会继续前进”两个问题来争论，我觉得是转移了论题。三年来学术界争论的，并不是这两个问题，而主要是“有没有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解决了“动力”和“指导思想”问题，不等于就解决了主要争论。我也承认要依靠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我们的社会继续前进，但我了解的马克思主义，是包括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的。这并不是要“补充”或“纠正”马克思主义（那是萨特等人的说法），只不过是要完整准确地掌握马克思主义。我所了解的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不仅是伦理原则，而且有“全人类的解放”和“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等内容，这不是可以用“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的概念完全代替的。关于“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的命题，我在这里说的“人”是指社会的人、现实的人，这在我的文章里交代得很清楚。因此，希望针对这一点来批评。用许多篇幅来阐述抽象的人不是出发点，这并不能解决我的问题（我的文章也批评了费尔巴哈）。我引证过《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的“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如果文章能够具体指出我对这句话的解释和马克思的原意有什么不同，那将会使更多的人心服，包括我。至于说“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是社会”，这和我说的并不矛盾。

马克思自己说过他的立脚点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

最后我说：乔木同志说欢迎争论，我恐怕即使有人愿意出来争论，也没有什么报刊会发表。我希望乔木同志的讲话能够使大家心悦诚服，能够经得住历史的考验。我想，到目前为止，这场讨论还进行得不够深入和细致，因此，做结论的时机还不成熟；而要使讨论成为真正的讨论，就不能只有批评而无答辩。如果允许我作一次公开的答辩，澄清我的观点，说明我现在的认识，然后请大家针对我的文章来反驳，这不仅对我个人有更大的帮助，也将使整个讨论进行得更深入细致一些，从而有利于问题的真正解决和最后做结论，这样岂不更好？——不过我现在说这些话，大概没有什么用了。

我提的这几条，都是胡乔木很难修改的。我并没有把对这篇文章的全部意见说出来。我想，既然胡乔木在批我，我为什么要给他出主意呢？他想在文章发表之前知道我的意见，这样对某些不妥的地方还可以修补，而我却要在他的文章发表之后公开反驳。我们是比赛场上竞争的对手。他有一大批助手和参谋，而我是单枪匹马，这个竞争本来就是不公平的。我不是他的教练，我没有义务把我看到的他的弱点事先告诉他，帮助他进行防御。何况，他对我并非善意。实际上，这篇文章在我看来不是改几处的问题。胡乔木如果真愿意听取我的意见，那就应该暂缓发表；如果他不听，那就要准备应付我的反击。

胡乔木声称他赞成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如果真是这样，我愿意引他为同志。可是胡乔木不这样看待我们；他要把我们作为主要对手。要使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在中国生根，首先要批判反人道主义和非人道主义的现象，肃清左的思想流毒，这应当是主要任务。胡乔木对这个没有兴趣，他只对批判也是主张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周扬和我有兴趣。我们对现实中反人道和非人道现象的批判，被他说成是煽动对社会主义的怀疑；我们对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理论阐述，被他说成是宣传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他对我们没有半点肯定。相反，他把那些批判人道主义的人视为同道，只是轻微地责备他们不该连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也予以否定，那意思只是防止授人以柄。这样一对比，就暴露他实际上是站在哪一边的。在党的领导人中间，胡乔木首次肯定了“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使得这个口号成为合法的，这本来可以是他的功绩。

这个口号的提出，本来应该标志着价值观念的转变；可是胡乔木把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解释成官方意识形态提倡的伦理道德，包括“学雷锋”之类，这就表明他实际上没有提出什么新的东西，不过是把老一套的东西贴上新的标签而已。胡乔木要把这面旗帜夺过来，而他只是把它变成一面防御的盾牌。

胡乔木曾质问：现在讲人道主义，目的何在？的确，他讲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目的，和我们是不同的。他在1982年10月在《人民日报》说到，如果号召人们起来为人道主义而斗争，这和中央提出的精神文明的"思路"是不相同的。那么他的思路是什么？我们批评现实中的反人道和异化现象，是为了推进改革。胡乔木把这种批评说成是"怀疑"和"反对"社会主义，反复强调"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那还要改革干什么？他心目中的社会主义是什么呢？

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我们把重点放在价值观念的更新，胡乔木把重点放在维护共产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老的一套。我们要把群众的不满情绪引导到改变客观现实的实践，改革的实践；胡乔木则要求人们不要有任何抱怨和怀疑，要把任何改革的呼声都压下去，宣称问题只在用"共产主义世界观"教育人们，"正确"地对待社会主义。总之，胡乔木讲精神文明，包括讲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背后是有一个保守的政治目的的，是对改革开放的抵制。

秦川也不想发表胡乔木这篇文章。他要我替他起草一封短信给胡耀邦，建议这篇文章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但已经没有用了。书记处已经讨论通过，决定胡乔木文章先在中央党校的《理论月刊》登出，然后由《红旗》和《人民日报》同时转载。习仲勋给秦川来了电话，劝他不要对乔木文章说三道四。

那天晚上我出席了人民日报对外国记者的招待会。这是为了欢庆即将到来的春节，邀请的都是一些外国共产党报纸的记者。这些记者都流露了对“清污”的不满。意大利《团结报》记者说，他赞成清除空气污染，但不懂得书本怎么会污染。法国《人道报》记者表示赞成这个意见，说应当有讨论的自由；他还对大批枪毙刑事罪犯提出意见。秦川说：感谢他们的坦率。

外界对清除“精神污染”有误解。我们不会象过去那样整人。今天胡绩伟、王若水两位不是都来了吗？

郑惠来电话，说：乔木还在改那篇文章，因此要推迟两三天发表。我的信已经转乔木了。乔木表示：王若水可以写答辩文章，至于在何处发表，当另行考虑。

我觉得这个口气和公开表示的不同。在讲演中，胡说的是“欢迎”争论；现在他说的是“可以”答辩，似乎有一点勉强。而且，看来这种文章也不能象他的文章那样，在《人民日报》或《红旗》上发表。

胡乔木没有接受我的“暂缓发表”的意见。其实他并不想争论继续进行下去，他是想用他的文章来统一思想。他有理由自信：他集中了党内一些最好的理论工作者和写作能手来起草这篇文章，在写作过程中和稿子完成后又多次邀请了党内外的专家座谈，征求意见，反复修改。

他自认为，他这篇文章是驳不倒的，而且，未必有人敢出来反驳。公开和一个政治局委员争论，这样的事还没有过。政治局委员发表文章是要经过党中央讨论的。胡乔木的文章不仅经过中央的批准，而且还得到邓小平的赞赏。——胡乔木曾经那么卖力地宣传过邓小平的著作，现在，他理应得到回报了。邓作了如下的批示：这篇文章写得好。可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或转载。由教育部规定大专学生必读。文艺、理论界可组织自由参加性质的座谈，允许辩论，不打棍子。

我后来惊讶地得知，邓小平实际上并没有看这篇长文章。不过即使他看了，也不会作别的批示。他很信任胡乔木：胡乔木写的还能不好吗？邓小平既然说了“写得好”，就使这篇文章具有了最高的权威性；即使他加了一句“允许辩论”，很少人会认真对待。

1984年1月，胡乔木文章在中央党校主办的理论刊物《理论月刊》上发表。1月26日，这篇文章在《红旗》转载。当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次日，《人民日报》和全国各报转载。

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除了汉文以外，还有朝鲜文、哈萨克文、维吾尔文、藏文、蒙文五种少数民族文字的版本，共两千万册。加上报刊的转载，共三千万份。这个销售量仅次于邓小平的文集。但是，没有官方的外国文字译本。胡乔木似乎并不想让他的观点在海外引起讨论。

正式发表的版本较之讲话稿作了一些修补。例如我在前面说到的，加了一处“改革”的字样。

最明显的一处是改变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的提法。原先是否定的，现在说如果把“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了解为道德规范和伦理原则，那么，使用这个术语原无不可；只是这个术语很容易引起误解，不如“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那么恰当。

胡乔木这样一改，就在无意中使一个人陷入尴尬的境地，这就是汝信。因为在十几天之前，汝信发表了一篇很长的文章，其中对自己关于人道主义的论点，包括使用“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这个术语做了自我批评。批判周扬开始时，胡乔木向汝信打过招呼，叫他不要紧张，“这不是针对你的”。这个话表明，胡乔木并不是要批判什么错误的观点，他所针对的是具体的人；同样的观点如果是别人发表的，就是另一回事了。为了保护汝信过关，也为了对我施加压力，胡乔木授意汝信写了这篇自我批评，经过胡乔木审阅修改后，在《人民日报》上发表（2）。他是否忘记了，在1980年8月他还曾高度赞扬过汝信为人道主义翻案的文章呢？

现在胡乔木的说法又有改变，汝信怎么办？幸而胡这一次宽大为怀，没有再叫他做检讨。

胡乔木对某一个问题的看法可以变来变去，但别人的看法和他不一致，那就不允许。我曾把周扬文章和汝信文章加以对照，发现论点是一样的。周扬在1983年3月关于人道主义所说的话，汝信在两年半前已经说过了。胡乔木要否定周扬，只好连汝信也否定；而他否定汝信时，也连带否定了自己。不过胡乔木当时没有公开发表过文章或言论，广大读者并不知道。他在叫别人承认"错误"时，自己似乎并不觉得有什么惭愧。他永远是正确的。

胡乔木对他自己这篇文章很重视。他是党内的大手笔，写过无数文章，但绝大多数是党的文件、报纸的政论或者代表官方的讲话。他自己署名或署假名的文章多是一些短文。1951年他发表过一篇长文《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后来印成了小册子。那本是为刘少奇起草的准备庆祝党的生日的讲话，毛泽东要胡乔木署上自己的名字发表。那可以说是历史著作。别的谈得上学术性的东西就不多了。现在他要靠这篇文章来显示自己的理论水平和学术修养，在晚年再一次提高他的马克思主义权威地位。胡乔木显然对这篇文章洋洋得意。他写了一首诗给周扬，付上一纸便笺：周扬同志：近日写了一首小诗，谨以奉呈。

祝春节安好。灵扬同志并此问候。

胡乔木一月二十六日

谁让你逃出剑匣，谁让你割伤我的好友的手指？

血从他手上流出，也从我心头流出，就在同时。

请原谅！可锋利不是过失。

伤口会愈合，友情会保持。

雨后的阳光将照见大地更美了：拥抱着一对战士。

这首诗真是妙极。周扬受了伤，不过仅仅是割破手指而已。这件区区小事，竟然使胡乔木的心哀伤到流血！胡乔木学了西方人的习惯，喜欢用拥抱来表达“友情”。1984年国庆节前夕，在人民大会堂里，他拥抱了于光远。秦川无意中看到了这个场面，他正想躲开，但来不及了。胡乔木扑了上来，拥抱了他，嘴里喃喃说："我不整你！我不整你！"周扬没有理会胡乔木的赠诗，我想是对的，但后来听说，胡乔木对此很失望。我感到奇怪。

诗贵真诚，胡乔木写这样的诗，他能期待从周扬那里得到什么回应呢？

胡的文章发表前，在中宣部的会议上，邓力群做了很高的评价，贺敬之也大加捧常他们还说要写一批批判文章，要象当年写“九评”那样写“十评”，解决文化思想界的问题。他们也没有想一想，“九评”*现在又怎样了呢？中宣部理论局召开了座谈会，提出要围绕胡乔木文章的基本精神和主要论点，撰写一批深入阐述或通俗解释的文章，帮助人们学习和领会。

*"九评"是1963年9月到1964年7月《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联名撰写的九篇评论苏共路线的文章，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月26日，中宣部根据邓小平的批示精神，发出关于学习和讨论胡乔木文章的通知。《通知》说，这篇文章对于几年来围绕着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展开的争论作了"科学的回答"，对于持错误意见的同志进行了"同志式的批评"."文章对于澄清多年来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混乱有重要作用。""文章对于推动理论工作者的健康发展，清除思想战线上的精神污染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也是在思想文化领域工作的干部、知识分子和广大青年学生学习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教材。"当然，"各条战线的各级领导干部"也要学。

《通知》要求组织好对这篇文章的宣传和学习。“在这个过程中，要对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上的错误观点展开实事求是的批评和讨论，鼓励和欢迎发表过错误言论的同志参加学习和讨论，包括欢迎他们进行必要的自我批评，对问题进行再认识。对于有关学术理论问题，允许讨论和争辩。”

这个提法和胡乔木文章不一致。胡说的是“欢迎争论”；这里说的是“欢迎做自我批评”，但“允许讨论和争辩”。

这个通知并没有忘记和去年邓力群讲话的衔接，它重复说：“力求在我们的思想界造成一种平等商讨的、民主的、活跃的气氛，并把这种好的风气传下去。”

《通知》对这种讨论作了具体规定，指示讨论文章主要在学术刊物上发表，报纸上要少登。

至于对那些在根本观点上反对胡乔木文章的来稿如何处理，《通知》规定了三条：一，要报告中宣部；二，如需要发表，只能发表在专业性学术刊物上；三，同时应组织发表不同意这种观点的批评、讨论文章。

这种规定就给胡乔木说的“欢迎争论”打了很大的折扣。“允许”争辩这样的字样表明，他们不认为发表反对意见是对方的权利，而是他们的宽宏大量。至于谈到“平等讨论”，那是不可能的。胡乔木的文章印行数以千万计，可是反驳的文章不能在《人民日报》和《红旗》上发表，只能在销路不大的学术刊物上发表。这样的讨论，不过是作为一种民主的点缀罢了。

胡乔木的文章发表后，他听到了一片赞扬声。文化界召开了一系列座谈会。报纸报道说，“多年来文艺界存在着许多争论不休和认识模糊的问题，与会同志在学习胡乔木同志文章后，都觉得豁然开朗”（3）。有人赞扬说："这篇文章廓清了前段时间理论战线上的思想混乱，振奋了人们的精神"，"胡乔木同志在发表这篇重要的理论文章时，是以一个参加者的身份，平等地、同志式地阐述自己的观点"，这种好作风将对今后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产生深远的影响"（4）。杨献珍在中央党校的座谈会上说，此文对那些"为人道主义辩护"的人，有"振聋发聩"的作用（5）。

不能说这些赞美全是违心的。同“文革”时期流行的乱扣帽子，乱打棍子的“大批判”文章相比，这篇文章毕竟显得是心平气和的，讲理的。文章前面有一个献词，在被献给的一大堆人中，包括“曾经参加本文的起草和修改的同志们”（好象这篇文章不是他们起草和修改的），还有“一切曾经抱有或继续抱有不同观点的同志们，他们的观点使作者获得了写作本文的动机和展开论证的条件，如果本文对他们提出了某些批评意见，这也完全属于正常的同志态度”。

一个中央领导人如此谦虚，多么难得啊！我相信胡乔木的文章能俘虏一批读者。当然，人们私下对这篇文章的议论和摇头，胡乔木是不会知道的。

胡乔木对上海对他的文章反应不热烈而不高兴，亲自打电话，要上海方面写文章。他还不满意上海没有批王元化。他甚至想让戴厚英出来“反戈一击”；不过我想这是没有什么用的。

有的人发现了文章的一些小错误，如引文有脱漏，又如把英国人卓别林错当成美国人。胡乔木在《人民日报》上做了更正（6）。做这种更正是没有什么困难的，还可以表示作者的虚心。

我能够想到，胡乔木还缺一样东西，那就是王若水的自我批评。多年以来，胡乔木对下属作过无数次批评，也听取过无数次下属向他作的检讨，他已经习惯这一套了。如果我这时出来发表一篇文章，说我在读过这篇文章之后终于折服了，同时挑出文章的一两个小毛病，以示我并非盲目随声附和，那是胡乔木最高兴的了。

对手的承认失败，低头认错，是最能满足一个领导人的权威意识的东西。对手愈是顽强，这种作用就愈大，因而就愈是需要。毛泽东说“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党的一个法宝，实际上他永远是批评者，而自我批评的角色是分配给别人的。党内已经形成了这种用自我批评来使自己度过难关的习惯。难道胡乔木会相信周扬的检讨是真心的吗？但是，即使明知是违心的，胡乔木也需要。现在胡乔木需要王若水的自我批评以证明他的理论权威，哪怕是假的。我的表现多么使他失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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