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宣部会议上（续）
我的辩护轮到我讲话。在刚才的时间里，我已经作了准备，在笔记本上写下了我想到的要点。虽然我心中也很不平，但我不能同胡乔木邓力群吵，只能保持冷静。我讲的大意如下：对这个“报告”，我还要仔细阅读，现在只提几点初步意见。
发表周扬文章，事先没有请示，这确实是我的错误，我已经承认了。这和我未能领会乔木同志意思有关。“报告”的意思是，乔木同志3月10日的谈话很清楚地表明了他的态度；其实不然。那次谈话，乔木同志一开始就说：周扬同志的文章讲得很周到。自始至终，没有正面批评这篇文章，只是说有些地方"没有展开"，"没有说清楚"等。我的理解，这是说周扬文章有缺点，而不是有错误。"报告"对周扬文章没有半点肯定，可是胡乔木同志在3月10日的谈话中，是有肯定的。
乔木同志3月8日打电话给中宣部，明确说这篇文章不是修改问题，不赞成发表。这个电话的内容我们事先不知道，文章登出来以后才知道。这个电话的精神和3月10日的谈话不一致。
周扬同志不愿意修改。我想，照乔木同志那种意见，改也难。乔木同志强调的是批判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这可以在将来另外写文章。周扬同志的文章是想纠正过去一些对人道主义的错误看法，重点不同。不能要求一篇文章里对所有问题都说得那么周到。周扬文章的题目是《探讨》，就是说这并不是结论，可以讨论。我们在发表周扬文章的同时发表了黄楠森等几个人的不同意见，也表明这个意思。没想到问题这样严重。
乔木同志强调说，我们一直是实行人道主义的。还说，学雷锋活动是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的人道主义高潮，十二大提出两个文明是人道主义的发展，并责备我们没有这样宣传。可是，这样的话，乔木同志说可以，我们怎么敢讲？人家会说你是歪曲雷锋形象，歪曲十二大精神。
我们只是想为人道主义争到一个合法地位，只是提出来同学术界探讨，还谈不上向群众宣传。
我的关于人道主义的文章，都不在《人民日报》发表，因为我想以我的身份，会引起误会，以为这是中央意见。
我想乔木同志忘了说到一个背景，就是在中国，这个问题在理论上并没有解决。几十年来，人道主义一直是受批判的。这个批判，不仅限于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而是否定任何人道主义；或者说，凡人道主义都是资产阶级的。从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到“文革”，多次批判人道主义，说人道主义就是修正主义。所以，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不是批得不够的问题，而恐怕是批过头了。三中全会提倡解放思想，冲破了很多禁区，那么人道主义问题要不要重新考虑一下呢？过去对人道主义的批判全是正确的吗？批判人道主义引起了什么效果呢？经过‘文革’的惨痛教训，理论界现在来探讨这个问题，是很自然的。这就是目前‘人道主义热’的背景。这不是抽象地讨论问题，是有实际意义的，是拨乱反正的一项内容。过去三年里关于人道主义的文章已经发表了几百篇。《人民日报》在1980年也发表过汝信的《人道主义就是修正主义吗？》。这篇文章就是给人道主义翻案的，发表后反应很好。据作者汝信告诉我们说，乔木同志的秘书曾打电话给他，说：乔木同志看了你的文章，认为很好，他很赞同文章的观点，希望你继续研究。因为这个缘故，我们还给这篇文章评了奖。为什么我觉得发表周扬同志文章不会有什么问题呢，因为这篇文章的观点和汝信的文章是一样的。如果说有区别，就是汝信文章没有讲社会主义社会有"异化"，周扬文章讲了*.但是现在批评周扬同志文章，并不仅仅是因为其中讲了"异化".*汝信文章虽然没有直接说社会主义社会有异化现象，但他在文章中作了某种暗示。他说："马克思主义应该包括人道主义的原则于自身之中，如果缺少了这个内容，那么它就可能会走向反面，变成目中无人的冷冷冰冰的僵死教条，甚至可能会成为统治人的一种新的异化形式。".乔木同志担心周扬文章发表会引起混乱。会不会引起混乱，这只有用实践来检验。文章发表后，我们听到的反应，都是说很好，澄清了长期没有解决的一个问题；不同意的只是少数，那也是正常的。事实证明没有造成混乱；以前倒是混乱的。
“报告”批评我宣扬人道主义，没有说我宣扬什么样的人道主义，似乎凡人道主义都是错误的，这和乔木同志谈话的精神不符。我宣扬的是社会主义人道主义，难道这也是不对的吗？
在人道主义问题上有不同观点本来是正常的，中宣部也表示要开展百家争鸣，可现在讨论刚开始，就由于我的观点而对我采取行政措施，象这个样子，谁还敢发表不同意见？乔木同志在电话中，甚至对周扬同志提倡人道主义的动机都怀疑，这使人难以理解。乔木同志说他赞成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我们也是赞成这个口号的，那么为什么不用主要力量去批评反对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观点，反而主要批评我们呢？
我对胡乔木说：“乔木同志，你推荐邢贲思出来批评周扬同志，你可知道邢贲思是反对你的观点的？”
胡乔木没有回答，看着我。
“邢贲思写过一本书，叫《欧洲哲学史上的人道主义》，那本书的‘绪论’上说，人道主义就是欺骗，加上‘社会主义’这个定语，就是双重的欺骗。”
胡乔木无话可说。
然而这并不表示他要改正。后来他要汝信做检讨，可是他从不要反对过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邢贲思做检讨。不但如此，他还把邢贲思请去替他起草批判周扬和我的文章。
我公开了胡乔木3月8日给中宣部的电话内容，一定使他感到尴尬，因为他刚才还说是邓力群告诉他说周扬文章不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我讲完后，胡乔木试图解释。
“我打算第二次找周扬谈，可是文章已经发表了。‘出小册子’是客气话，实际是要修改。
当时我的含义是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周扬说：“这篇文章由我负责，不应该由王若水负责。我并不赞成王若水的一些观点。我也曾对另外的两个人说过，不要受王的影响。我主张讲异化。如果因为王若水参加了这篇文章的写作而给予处分，我认为不公道。”
邓力群：“王若水同志没有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人道主义文章，这是事实。可是要注意：82年10月13日，乔木同志到报社，讲到人道主义时说，在《人民日报》上开展人道主义讨论不是出路，可以讨论得好，也可以讨论得不好。……"邓力群继续说：”你的《为人道主义辩护》，是在这以后发表的。当然你说过要发表不同意见，但你是副总编，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不是不知道。乔木同志的意见，你根本不放在心上。至于你的文章是不是针对乔木同志而作的辩护，我不作这个推论。
“另外，你的文章在香港转载了，并且有评论。《明报》对你和阮铭的评价是：王、阮是思想启蒙运动的精英分子，他们在知识界的影响尤深。《明报》月刊载文推崇王若水、阮铭的‘异化论’……你有三篇文章在香港反动报纸上发表，你难道对此没有一点风闻？风闻后是否考虑过：为什么会给敌人利用？作为共产党员，能够不负责？看来你根本不管。这值得注意。"胡乔木：”这个话值得若水想想。我跟你交往不深，但时间很长。我很欣赏你的才华，我也很赞赏你的朴素，还有你对‘四人帮’的勇敢抵抗。你不是坏人，但香港为什么利用你？我在《痛惜之余的愿望》中特地加了‘人啊！’的字样；在（1981年的）思想工作座谈会上批评了毛主席把人的社会性完全归结为阶级性的提法：我讲了这些，香港报纸为什么不利用？这是因为我是站在党的立场讲话的，我同时也讲阶级斗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怎能不讲阶级斗争？
离开阶级斗争讲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是什么意思？《人民日报》副总编的言论不知被香港利用了多少次。"邓力群：“还有台湾。”
胡乔木：“希望周扬同志也考虑一下。我非常愿意相信你刚才讲的话是出于轻率。中宣部这个报告是经过书记处讨论并修改过的。”
邓力群：“报告了小平、陈云、先念。书记处议论了两次，正式讨论了一次。建议周扬同志今后讲话一定要事先和文联党组商量。当然人道主义还可以讨论，准备它一年、两年、三年。
一定要心平气和，以理服人。不牵涉到政治。“
胡乔木：“你还可以写，还可以在《文汇报》发表。如果若水不能发表文章，香港报纸又有题目了。什么谁不能写文章了，对这种流言，坚决否认。”
周扬：“调动若水工作，正发生在这个时候，人家很难没有看法……"胡乔木：”你们可以提意见。“
邓力群：“整个报告，不论事实还是论点，都可以提意见，写出书面的东西交我。”
会议结束了。在门口告别时，胡乔木和我握手，似乎很关怀地对我说了一句：“不要泄气。”
这次会后，我把会上的发言作了整理和补充，写成了书面申辩，送交中央书记处。周扬也给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写信，说那个报告虽有人帮助起草，但整个内容和文章结构，都是他的意见，如有错误，完全是他的责任。
与此同时，中宣部干部局悄悄找报社的一些干部谈话，想了解报社领导班子的情况和群众的意见。这当然是在为改组《人民日报》作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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