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及以后
1985年元旦，我又去北京医院看周扬。现在他病得厉害，几乎不能说话。
周扬看到我，显得有些激动，紧紧握住我的手不放，要掉眼泪的样子。这是诀别的表示。看来他上次对我提到的想法无法实现了。
我对他说：“周扬同志，你放心吧！还有我呢。”
冯牧也在那里，正在向周扬汇报作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的情况。开幕第一天，宣读胡乔木的贺电，全场无反应；宣读邓力群的电话贺词，还是没有反应；第三是传达周扬从医院来的电话（由别人代拟），场上马上响起热烈的掌声，达一分钟之久。
冯牧还告诉周扬：耀邦说，以后不要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了。负责作大会报告的张光年问，那么“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帽子还用不用呢？我这个报告里可还是有。万里说，这个概念说不清楚，我看还是不用为好。耀邦说，我同意不用。
参加这次会议的356名作家给周扬写了一封慰问信，另外一封慰问信由11个代表团联合签名。
在毛泽东时代，周扬整过不少人。鉴于他在“文革”中受迫害和“文革”结束后表现出的忏悔，人们原谅了他。这次他受批判，更激起了大家的同情。
我到京西宾馆去看望一些参加作协四大的代表。他们正在联名给中央写信，说周扬同志现在病重，请求中央考虑为他平反。
其实，中央不需要说周扬是正确的，只要说这个问题可以有不同意见，不应该由中央来下结论，就可以了。对胡风的文艺观点问题，就是这样做的。
然而整个事件的关键人物胡乔木没有公开表态，这个请求没有得到答复。
在作协四大上，胡启立致词，讲到了“创作自由”、“自由文学”。与会作家欢欣鼓舞，有人甚至掉了眼泪。有人说，“文艺界的春天来了”；又有人说，“文艺界的黄金时代来了”。
戈扬兴奋地从会场上给我打电话，给我报告这个消息。但我并没有那样高兴。我想，创作自由，在宪法上早有规定了。宪法通过时，没有看见作家有如此强烈的反应，可见宪法的权威还不如一个党的领导人。这就不正常。不是说党必须在宪法范围内活动吗？作家的这种反应，正说明在此之前宪法并没有真正实行。
但我还是抱着希望：这股春风能不能吹到理论界、新闻界来呢？学术自由和新闻自由的问题是不是该提上议事日程呢？
然而我马上就失望了。1985年2月8日，胡耀邦作了关于新闻工作的讲话，否定了新闻自由的要求，说："最近经过讨论，大家认为文艺必须有充分的创作自由。新闻工作能不能照搬这个口号呢？我以为不宜简单地照搬。"讲话稿送到秦川、胡绩伟处，征求意见。他们也给我看了。我们都对这个讲话不满意，提了修改意见。胡耀邦出国前，又把这个稿子委托胡乔木修改定稿。4月14日在报纸上发表了。
平心而论，胡乔木的改稿比原来的稿子要好一些，不少地方作了修补。有些地方吸收了我们的意见；如说党的新闻事业是党的喉舌，也是人民的喉舌，没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就没有党性。然而整个说来，调子是保守的。首先题目就有问题：《党的新闻工作》。为甚么不强调新闻事业属于人民呢？胡耀邦没有区分报纸的新闻和言论，通通把它们的功能看作是宣传党的主张，说“党的新闻事业是要代表党和政府讲话的，是要按照党的路线和政策来发表议论、指导工作的”。讲话是从概念出发，而不是从当前实现四个现代化和改革的形势出发，探讨这种形势对新闻工作提出了什么新的要求；相反是强调“无论进行什么样的改革，都绝不能丝毫改变党的新闻事业的性质”。他对新闻理论的理解是陈旧的，知识是老化的。读后不能感到鼓舞。**这个讲话可以看作是胡耀邦对保守派的妥协，但我认为它也确实反映了他的真实思想。有一件事可作证明。1978年，我在随中国新闻代表团访美之后，在《人民日报》发表了《美国一瞥》，对美国社会的好坏两面都作了客观报道。这可能是建国以来第一次，因此在读者中受到普遍欢迎。胡耀邦先后三次对这篇报道作了批评。最后一次是在十二大期间，当时胡绩伟和曾涛都为我辩护。我也解释了几句，强调我所写的都是真实的。胡耀邦承认他没有读过，只是听到什么人的议论。事后我把那篇报道的剪报呈送给他了。后来胡耀邦的秘书告诉我：耀邦同志看后只说了一句："新闻是有阶级性的。"这个讲话的反应不好，特别在香港，舆论哗然。香港发表了几百篇评论，全是批评的。我们的驻香港记者寄回来一大叠剪报，秦川转给胡耀邦了。胡耀邦对这些反应不以为然，说：国外有一些人，希望我们愈来愈“开明”，可是我总不能“开明”到另一个世界去埃胡乔木对胡耀邦这次讲话感到高兴，后来他批评《人民日报》没有很好宣传这个讲话。
秦川也在设法解决我的问题。胡耀邦出国前同秦川谈话，说要给胡绩伟写信，还谈到了我。
胡耀邦说问题需要解决，但要等一些时候。
胡绩伟生病住院，习仲勋去看他。胡绩伟向习提出了为我平反的要求。习在内心是同情我的，然而这件事他作不了主。
秦川说：解铃还需系铃人，而“系铃人”现在还在咬定我和“地下组织”有联系，尽管调查结果否定了这种情况。
对我的处理是胡乔木向邓小平、陈云提出，得到这两位元老批准了的。如果胡乔木不提出重新审议，别人很难说话。这样，我就不抱希望了。周扬病得那样厉害，胡乔木都不说话，还能为我说话吗！
可是前几天秦川到医院看望胡乔木，胡乔木还托他问王若水好，还说，他在适当时候会为我说话。
在1985年11月，胡乔木同一个作家谈话，还表示他很想念周扬，并感概系之地说，现在文艺界没有象周扬那样威信高的人了。
我的党组织关系在评论部。评论部党支部开会，通过了我的整党检查，同意我进行党员登记。
支部认为我的检查是实事求是的。讨论中，有的同志说，王若水认识到什么地步就说到什么地步，这是共产党员应有的态度。大家都对我的去职感到惋惜，有人很动感情。党员同志不管胡乔木怎样批评我，对我作了很高的评价，对我受到的处理表示不平，并希望我振作精神。
他们的诚恳态度很使我感动。这是一次真正同志式的党的会议，也是一次和我的告别会。
虽然我的党籍保住了，但是我的政治问题并没有结论。我继续写我的申诉书。
按照中央的决定，应该在整党结束后重新安排我的工作。看来我不能在人民日报留下去了。
胡绩伟和我商量，到哪里去好。他希望我不离开北京。我说北京恐怕没有适合我去的地方。
社科院、大学那些地方都害怕我去，虽然大学生很欢迎我。
《三月风》杂志向我约稿。我写了一篇短文，题为《关于“革命人道主义”》。那是针对胡文中的一个论点写的，没有提胡乔木的名字。
胡乔木把毛的语录“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加以扩大的解释，把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人民政府实施的“救济失业”、“禁毒”、“劳动保护”等都说成是“革命的人道主义”。我说：象“说话和气”、“买卖公平”不过是一些日常生活的普通准则，说不上是什么人道主义，更无所谓革命。“救济失业”等固然可以说是带人道主义性质的，但也不是革命的措施；资本主义国家也这样做。至于“救死扶伤”，这是一般人的道德，特别是医生的职业道德；世界上所有的文明国家都是提倡这种道德的。那么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些行为说成是“革命的”人道主义呢？这实际上还是把“人道主义”看成贬义词，如果不加上“革命的”一类定语，就不能对它肯定。这样做本来是想区别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结果反而是混淆了。其实，革命的人道主义应当是以革命为主要手段来实现人道目标的思想和行动。一个革命人道主义者当然要救死扶伤，帮助老弱病残，等等，但他不会满足和局限于这些行动。他的目标要大得多，他要消除不人道现象的社会根源，而要实现这一点，首先就要推翻给人民带来深重苦难的反动政权。这才是革命人道主义同那些局限于改良而反对暴力革命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的根本区别。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也并非都是不革命的，例如十八世纪法国启蒙学者和百科全书派的人道主义就是革命的。但只有无产阶级进行的革命是最彻底的，因此我们最有权称自己为革命的人道主义者。
我的这种说法不仅批评了胡乔木，也否定了毛泽东对“革命人道主义”的理解。
我还表达了这样的意思：多年的历史证明，反人道主义的左的观点的影响和危害，比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大得多，因此应当是主要反左。
邓朴方是提倡人道主义的，很支持我对胡乔木的反驳。他不但表示同意在《三月风》杂志上发表，还想扩大这篇文章的影响，说可以找一家报纸提前发表这篇文章。这篇文章到了《工人日报》的一个编辑手里。他担心总编辑会不同意，于是给我换了一个署名。大概总编辑没有仔细看，并没有发现是批评胡乔木的，文章通过了。在文章发表前一天的晚上，这个编辑到排字房，把我的署名换成了真名。
第二天，总编辑一上班，就接到路透社记者的电话，问他发表王若水文章有什么背景。总编辑还说没有这回事，等到拿来报纸一看，才大吃一惊。
接着，法新社、中新社又来了电话。中宣部的理论局和报刊处也来询问。
过了几天，李庄参加一个外事活动，见到了胡乔木。胡乔木对他谈到我的文章。李庄记了下来：若水在《工人日报》上发表的那篇谈革命人道主义的文章，我看了。发表这样的文章有好作用，可以活跃学术讨论的空气。原来我写那篇长文，是诚心诚意地希望引起讨论的；但也许因为是我写的，讨论没有开展起来。若水此文，虽然晚了一点，但还是有好处。我虽然不完全同意其中一些观点，但也不准备反驳。如我马上就写，也显得没有涵养。
《镜报》负责人在漳州见到我。他是全国政协委员，我也不好不见他。谈话时，他一字未记，回去后却写了文章。我根本没有说过若水文章“六易其稿”；但我也不能申明我没有说过这个话，否则更令人注意。
再一件事：最近看到王若水关于南珊的文章。过去礼平找过我。我在未见他之前，看了他的文章。见面时，他把写作想法和动机对我谈了。我感到，为何作者写作动机我最初未看出。
看来谈谈有好处。建议如有可能，若水可找礼平谈谈，会有好处。否则若水说服不了作者，作者也说服不了若水。
我这篇反驳文章是在胡乔木事先不知情的情况下发表的，胡乔木无可奈何，只能表示宽宏大度，乘此机会再次表白他的诚意，似乎讨论之所以没有开展起来并非由于他的压制。
邓朴方要收集对我的那篇文章的反应。我的一个朋友把胡乔木的话告诉了他，他轻蔑地评论了一句：“彻头彻尾的虚伪！”
胡乔木为什么要我去见礼平呢？因为在此之前，《晚霞消失的时候》的作者礼平发表了对我进行反批评的文章，我也做了回答（《再谈南珊的哲学》）。这两篇文章都在1984年6月24日的《文汇报》上摘要转载了。我从可靠的渠道得知：小说作者和胡乔木的儿子是《丑小鸭》杂志的同事，因此有时到胡家去做客。胡乔木事先看了这篇反批评文章的稿子，给作者出了三条主意：一、文章开头对王若水说了几句恭维话，现在这个时候这样提是否合适？二、文章在《文汇报》发表不一定合适。《文汇报》读者太杂；不如投《文汇月刊》。《文汇月刊》销路也很大，但读者比较单一。三、不要从理论上去反驳。你的文章是文艺作品，答辩应多加感情色彩，这样去打动读者。
胡乔木不止一次地批评过《晚霞消失的时候》，并且肯定过我的批评文章。尽管我对他已多次领教，但他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来却仍然是使我吃惊的。胡乔木当然担心，他的这些话会传出去，于是就采取了主动，说是和礼平谈话后改变了看法，还劝我也去和礼平谈谈。
我没有听从胡乔木的建议。我认为我对小说的主题没有误解，而且我并不在乎作者是否接受我的批评。作者完全可以保留他的观点。我的主要目的是说服广大读者。
由于1985年初政治气候变得比较宽松起来，文化界的不同声音又开始出现了。四川省的一份新办的刊物《大时代》刊出了冯川的文章《马克思理解的人性》。文章的结论说，马克思关于人性的思想，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自我创造自我实现的思想。这恰恰是一种历史观而不仅仅是一种伦理观。毋宁说，马克思对人性的理解与旧人道主义的根本分界线就在这里。""我们不赞成……把共产主义理想、把有关人、人的本质的思想，从马克思的世界观、历史观中剔除出去"，"认为世界观、历史观中可以没有对人、人生意义和价值，人类的命运和前途的思考，这在道理上也是说不通的。"这家杂志在下一期又登了高尔泰的一篇文章《人道主义——当代争论的备忘录》。文章说：“马克思主义对抽象的人道主义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批判，正是集中在这些学说仅仅把人道主义当做一种道德要求，并企图通过伦理说教来实现它。”“把人道主义当作与一定的社会关系相适应的伦理道德规范来论述，不但不是什么创见，而是倒退到马克思主义以前的抽象人道主义的水平上去了。”“马克思主义不是一种仅仅需要普及的观念，更不是一种约束人的行为的道德规范，而是一种付诸实践的的改革和行动。改革那些束缚人们个性和创造力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也就是解放生产力。生产力的解放和人的解放应该是一致的。”这两篇文章都没有提胡乔木的名字，然而它们的针对性是非常清楚的。比起几百篇吹捧胡乔木的文章来，它们在数量上是微不足道的，然而在质量上却高很多。它们在理论上击中了胡乔木的要害。
1985年4月，西安出版的《文学家》杂志第二期发表了原在人民大学学习的李贵仁的硕士学位论文《人道主义—文学的灵魂》。这篇论文写于1982年。作者说他把这篇论文献给周扬、王若水、王元化等人。文中批评了邢贲思等人的观点。作者在"附记"中说："在我写出本文一年多以后，社会上出现了一股新的反人道主义思潮。……。我始终坚信，历史会对任何问题作出无情而公正的判决。"这一期杂志，后来由省委宣传部下令收回了。
1985年7月，刘再复发表了《文学研究应以人为思维中心》；后来，他还发表了《论文学的主体性》的长篇论文。刘再复提出构筑一个以人为思维中心的文学理论，呼吁作家赋予人物以主体性。他认为，"文艺创作要把人放到历史运动中的实践主体的地位上，即把实践的人看做是历史运动的轴心，看作历史的主人，而不是把人看作物，看作政治或经济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也不是把人看作阶级链条中的任人揉捏的一环。也就是说，要把人看作目的，而不是手段。"刘再复提倡人道主义，歌颂爱的力量。他说：他是唯物论者，但“如果‘上帝’是一种情感上的向往的话，那么，每一个有作为的诗人和作家，都应该有自己追求的‘上帝’，这个‘上帝’就是爱，就是与全人间的悲欢苦乐相通的大爱。这种爱是超我的，超血缘的，超宗族的，超国界的。”尽管刘再复本人在当时不愿意承认，他的这两篇论文实际上是四十多年来向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系统的挑战。刘的论文产生了轰动效应，在文艺界影响很大。
刘再复的贡献应当得到充分的肯定。如果要说缺点的话，在我看来，讴歌无区别的爱并把爱的力量神圣化，这种人道主义是前马克思主义的。另外，“作家给笔下的人物以主体的地位”这种提法也是值得商榷的。人的主体性的失落并不仅仅是一个文艺的问题，而且首先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因此，这个问题也不能靠文艺来解决。当现实中的人为权力、金钱、制度、意识形态、习惯等奴役时，作家的任务不是“赋予”笔下的人物以主体性，而应当是如实地描述这种异化状态，对这种状态提出抗议并呼唤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从而在实际斗争中争取自己人的地位的恢复。
刘再复的主体性概念似乎受李泽厚影响，但他和后者不同的一个地方是他强调人道主义，而李泽厚对人道主义采取贬低态度。他们两人都没有使用异化的概念。在我看来，由于缺乏这个概念，就使得他们的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和现实脱节。
我应当在这里谈谈李泽厚的观点。在胡乔木的批判文章出来后，1984年的《了望》11期，发表了李泽厚的《夜读偶录》，其中说："作为历史观的人道主义，其理论极为肤浅和贫乏，它不能历史地具体地去深入分析现象，不能真正科学地说明任何历史事实，不可能揭示出历史发展的真相，从而经常流为一堆美丽的词藻、迷人的空谈、情绪的发泄。""我不赞成以人道主义代替马克思主义，那是肤浅和错误的。因为历史有的时候并不是那么人道的。特别在古代，需要通过战争，需要通过残酷的掠夺，才能发展。"李泽厚后来在他的《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中重申了这个观点。尽管他肯定了八十年代的人道主义思潮“有其历史的正义性和现实的合理性”，但他认为"用感伤、愤慨、好心来对待历史，用人性、人道主义来解释历史，是幼稚的和不科学的".我感到遗憾的是，李泽厚重复了胡乔木对人道主义的批评：人道主义不能科学地说明历史。
其实，这一点我已经在《我对人道主义的看法》中答复了。我的意思是：人道主义本来就不是一种解释历史的理论；人道主义是一种价值观念。因此，不应把人道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对立起来，也不发生用人道主义来“代替”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没有人提出这种主张，这只是胡乔木的无的放矢）。至于说“用感伤、愤慨、好心来对待历史”，那么这正是我所批评的小说《晚霞消失的时候》中的那种人道主义，但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在文学作品中确实有一些人道主义的思想是“肤浅和贫乏”的，但理论界所阐述的是马克思的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的研究只是刚刚起步，如果“肤浅和贫乏”仅仅是指我们的阐述，我不会来辩护；如果是指马克思本人的思想，我就不能同意了。
在1984年李泽厚写《夜读偶录》时，他是可以看到我的《南珊的哲学》的，但他可能不知道我的答辩。我的文集《为人道主义辩护》在1986年出版，其中收进了《我对人道主义的看法》一文。李泽厚后来在他的《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中援引了我的书，但是我怀疑他读了这篇文章。如果他仍不同意我的答复，他本应该针对这个来加以评论。但是他没有这样做，只是简单地重复过去的批评。
1985年5月，胡耀邦接受香港报人陆铿的采访。陆提出为了中国的稳定，为何不乘邓小平健在时，把军委工作交给胡耀邦。胡在回答时说到军内"历来都有论资排辈的习惯，由小平同志掌握，他一句话就行了，我们要说五句话".陆还提出希望见到王若水。胡说：不要说王若水，王若火也可以。
胡耀邦关于军队的话触怒了军方，也使邓小平很不高兴。后来邓让乔石、胡启立传话给胡耀邦，提出了批评，话说得很重。邓小平越来越不满意胡耀邦了。
1985年7月，邓力群终于失去了中宣部长的职位，换为朱厚泽。朱来自贵州，大家对他不了解，可是后来的事实表明，他是胡耀邦以后的最好一任宣传部长。邓力群在离任之前任命了一批官员，把下属的各局的局长副局长都换成自己信任的人，这样来迎接新部长的上任。
胡乔木邓力群并不甘心他们遭受的失败，他们在积极准备反攻。9月，胡乔木又袭用过去对付胡绩伟和王若水的故伎，绕过书记处，直接向常委打报告。这回是中纪委出面。他们来报社做了一次调查，开的介绍信写"了解刘宾雁等".这个"等"字就有文章，实际上是调查三个人，除了刘外，还有王若水和秦川。对刘和王，似乎是不动党籍不甘心。我在社科院研究生院新闻系的讲课的讲稿和录音都受到审查。他们也想把秦川搞下来，据说是有人告秦川，陈云有批示。这一年日本电视台来人民日报拍电视，秦川安排胡绩伟和我上了镜头，为此也受到攻击。
在书记处的第一次会上，胡耀邦说，今后要多让年轻的同志挑担子。他建议王兆国管政研室。
邓力群当场说，这件事事先没有和他商量过。会后，邓力群去找了陈云，陈云不同意。陈说，胡乔木、邓力群是党内优秀知识分子的代表。
胡耀邦的打算只要受到元老的反对，他就无可奈何了。
从12月初起，秦川不再接到列席书记处会议的通知了。胡耀邦劝秦川说，"要顾全大局。"秦川到了离任的年龄，不会留任了，问题是谁来做报社的第一把手。胡乔木和邓力群都想塞进他们的人，但未能成功。12月11日，宣布钱李仁接替秦川。钱是属于青年团系统的，这可以看作是胡耀邦的一个胜利，《人民日报》没有落到保守派手里。以后的事实证明，钱李仁是执行胡耀邦和赵紫阳的改革派路线的。
中组部两次找我谈话，说准备调我到商务印书馆任副总编辑，问我有什么意见。我说，这是把我降两级使用了。我作为《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究竟是不称职，还是犯了什么错误，请对我说个明白，给我一个结论。他们说，去了再说，有什么意见，可以到新的工作岗位以后继续提。
我猜想，这又是胡乔木对我的“关心”。果然，商务印书馆的总编辑来信说：乔木同志“举荐”你来我社，我们十分欢迎。
我对商务印书馆有好感，这个历史悠久的出版社对中国文化事业是有贡献的。可是我去了那里，恐怕就要整天忙于审稿，不能搞研究和写作了。胡乔木安排我到那里去是有考虑的。
1985年12月2日，我给胡耀邦写信，对胡乔木邓力群加给我的罪名一一做了批驳。我还提到书记处会议《纪要》说我与"好人犯错误"的胡绩伟不同，应该把我的问题（和"地下组织"的联系和《镜报》事件）彻底调查清楚的事。我说：关于《镜报》事件，我写过说明材料，已由报社送中央。后来的调查并未否定我本人的说明。
和地下组织的关系等问题，我也写了书面材料。报社曾做过调查，并有公安部门的证明材料。
因此，应该说是已经“彻底调查清楚”了。……总之，对我的降职处理，如果是由于政治上的问题，那么这一条不能成立；如果是由于理论观点的问题，那么中央已一再表明可以讨论甚至欢迎讨论。因此，我就不明白对我采取组织措施的原因了。社内外很多同志关心我的最后处理问题，常常问及，我也说不清。
我在报社任副总编辑期间，分工管评论部、理论部，后来又加上文艺部。对整个《人民日报》的工作，中央领导同志已多次做过评价。我所分管的几个部，也作了工作总结。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缺点，总的说来，还是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方针和路线的。尽管对我有这样那样的批评，但还没有一个人指摘我违反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我认为，拥护和执行这条路线，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具体表现。我并不是说我没有任何错误，但我有没有背离马克思主义，有没有宣传资产阶级思想，有没有变成“不同政见者”，这样的问题却是不能含糊的。
然而，政治气候对我不利。我不太知道中央发生了什么事情，但中宣部新部长朱厚泽在12月20日召集开会，传达胡耀邦在12月5日的一次讲话，给我带来不祥的预感。
胡耀邦批评有的理论工作者回避现实，鼓励大家要有勇气，学习孙冶方。“有什么可害怕的？
这几年我们并没有打棍子。是马克思主义就不应害怕，害怕就不是马克思主义。“
可是另一方面，胡耀邦又说：“对党内，特别是高级干部中反马克思主义的言论，必须认真对待…………如不愿意改正，就劝其退党，甚至开除。”这个口气很严厉，而且和前面的话矛盾，我想不是他的意思。
胡耀邦还说，要有一个指挥部，组织起来。乔木同志是总司令，邓力群、胡绳是副司令。
这个话显示，胡乔木重新得到优势了。宣布胡乔木是“总司令”，就意味胡耀邦不再干预意识形态的问题。
在讨论这个讲话时，有的同志说：这几年怎么没有打棍子？“清污”是不是打棍子？我在发言时说，一面鼓励理论工作者要有勇气，一面又说对反马克思主义的言论要惩罚，这是矛盾的。什么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言论”？谁来当这个裁判？党来当裁判吗？过去给刘少奇等许多人戴过“反马克思主义”的帽子，还不是都平反了吗？有人在理论上提出新的观点，应当得到鼓励。他自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别人认为是反马克思主义的；究竟是不是反马克思主义，要允许讨论。有时需要讨论许多年，哪里那么容易弄清？
1985年12月21日，中组部副部长曹志约我谈话。
曹志说，我写的信，中央领导同志看过了，认为我还是应当去商务，有什么意见以后再说，否则就变成“不服从分配”的问题了。
他说，有人（秦川）提过，是否先恢复副部长的职务，然后再调动。但中央领导人都划圈了。
这不是哪一个人的意见，是中央的集体决定。
我说，可不可以让我再考虑几天。曹志要我马上就去，“这是顾全大局”。
这好象是胡耀邦的话。前些时当秦川还是社长的时候，胡耀邦要他以后别参加书记处的会议了，也是用的这句话。可是我不懂我去不去商务跟大局有什么关系。
我对曹志讲了我的意见：我现在还不敢奢望恢复副总编辑职务或对我作出全面评价；我现在只要求回答我一个问题：我是好人还是坏人？（曹志：怎么提出这种问题呢？）这是书记处会议纪要上写得清清楚楚的：胡绩伟是好人犯错误，王若水与此不同。我过去说对我的问题没有结论，其实说得不确切；书记处会议纪要是用肯定的口气写下了这个结论的。我想我提出这个要求是最起码的，合情合理的。如果我是坏人，那么我不仅不能留在人民日报，也不能去商务。人家会说，你们怎么把一个坏人塞给我们了。这种最低限度的对我的信任，总该有吧！如果连这种话都不肯说，我又如何能工作？
我还说，如果一定要我马上答复，我宁愿离休。我早说过，明年满六十就离休。我遵照中央和国务院的离休规定，总是可以的吧。我身体不好，无法坚持八小时的工作。
最后一点是实际情况。从“镜报事件”以来，我的体重一直滑坡，掉了十几斤，瘦得不象样子了，同时患严重的失眠。
我请曹志把这些意见向上反映，就准备告辞。当我站起身来的时候，看见他的办公桌上放着我给胡耀邦的信。信被什么东西盖着，但露出耀邦批示的笔迹。
“耀邦同志有批示，”曹志这才对我说。“我是奉命同你谈的。”
“我能看一下这个批示吗？”我问。
曹志说不能，不过他可以给我念一下。他念得很快，也没有念全，而且还不让我记录。我只记得这两句：……共产党人为革命工作，到哪里都是一样。退一步说，即使分配有些不公正，也应该服从……曹志给我念批示，大概以为我会服从了。然而我说，我感到失望。我本以为，耀邦会说，中央的决定是正确的，并向我解释为什么；然而耀邦却说，不公正也应服从。这就是说，耀邦也感到可能不公正。那么为什么不去纠正这种不公正，反而加以容忍并要我屈服呢？过去，耀邦曾带头反对过“两个凡是”。既然毛主席错了都可以纠正，为什么现在又不能这样做了呢？
曹志问我，要不要把这些话向上汇报。我说，请你汇报吧。
那些时候报刊上正在宣传曲啸。这个人受到很多不公正的打击，受了很多苦，可是他毫无怨言，据说他对党的感情反而更加深厚了；而党组织一旦为他平反，他就感激涕零，高呼万岁。
现在这个人正在到处做报告。可是这种价值观，已经对我不起作用了。
这次谈话后，我把我在1984年秋写的声辩书《关于我近年的言论》找了出来。这份材料在抽屉里躺了一年多时间。我本来是要求报社给我转送中央的，被拒绝了，因为我毫无自我批评。
现在只得由我自己送了。
我送这份申辩书的时机可能是不合适的。有迹象显示，改革派的处境不利。刘宾雁劝我说，现在不是时机。我说，我顾不得那么多了。这个风那个风，老是变来变去的，我干脆不受它支配。现在不辩护，以后恐怕晚了。我不能默不吭声，相反，就是要大叫大嚷，让那些整我的人不得安宁。
不出所料，这个声辩没有回应。
在舆论的压力下，黄楠森终于在1985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顺带作了一点自我批评。他说，有人批评他自相矛盾，因为他反对别人滥用异化概念，自己却在滥用异化概念。这促使他进一步思考，有了新的认识。"我觉得我原来的认识虽不是自相矛盾，却是不够明确的。"现在他的认识是：没有必要采用异化这个概念，因为它不是科学用语，只能引起混乱。
我抓住了这个机会，写了一篇短评，题为《读一位批评者的自我批评》。我说，黄楠森过去主张异化是无所不包、无处不在、无时不在，这一点是很明确的。如果有滥用的话，这就是最大的滥用。现在他走到另一个极端，要抛弃异化这个概念。我感到遗憾的是，无论在1983年还是现在，黄楠森同志都没有保持他的观点的逻辑上的一贯性。"黄楠森同志可以坚持他过去的观点，如果这样，他就不该批评别人'滥用'；黄楠森同志也可以改变过去的观点，如果这样，黄楠森同志就不该说过去只是'不够明确'".如果别人抱有和黄楠森一样的观点，那么一定会在“清污”中受到批判，但黄楠森是批判周扬的，这就受到胡乔木的赏识。胡乔木在支持黄楠森对周扬的批评时，自己对“异化”的概念显然还没有弄清楚，还没有明确的看法；只是到后来，胡乔木才对异化概念采取断然否定态度。黄楠森必须使自己的观点和胡乔木一致，但又不便承认自己过去是错的，因为这等于说胡乔木过去的支持是错误的，而他这个“清污”的红人实际上应该是批判的对象。
我还在为我的反驳胡乔木的文章寻找发表机会。三联书店准备出版我的文集，我想把那篇《我对人道主义问题的看法》收进去。从1985年8月开始，我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把文章又改了一遍，和其他文章一起，交给三联书店。书店编辑部内部有不同意见。虽然这篇文章已经按照《哲学研究》的意见磨光了许多棱角，但仍有人觉得那篇太尖锐了。总编辑范用看了，说："完全可以。这是讲理嘛！"有人更担心那篇《谈谈异化问题》，想把它撤下，因为这是邓小平批评过的。一些年轻编辑反对这样做。
“三联”将出版王若水文集的消息不知怎么传出去了。中宣部出版处打电话询问，接电话的编辑不敢答复。后来商量了一下，告诉对方说有这件事，但“稿子还没有齐”。对方要求看目录。
范用想了一个办法：把那篇答辩文章暂时撤下来，也不列入目录。
这本书预定1986年7月出版。在全书的清样已齐，临近付印的最后时刻，范用从抽屉里拿出了这篇稿子，交印刷厂火速排出，加在清样中。
这本题为《为人道主义辩护》的新书在1986年的书市上成为最畅销书之一，人们排着队购买。
初版三万册不久就销完了。
我送了三百多册给朋友和同事，他们都很高兴。这一次，没有人责备我了。
但这本书后来始终未能再版。我的另一本文集《智慧的痛苦》，本来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约稿的，但他们后来拖延不出。我只得交给香港三联书店去出版。
毛的时代究竟过去了，虽然阴影还在。在过去，象我这样受党中央批判的人是不可接触的贱民，谁都会躲得远远的，而现在，我发现自己在许多地方受欢迎。大学生请我去讲演，学术团体邀我去开会。辽宁大学甚至授予我一个荣誉教授的头衔。
我还把在1985年作的几次演讲的内容加以整理，写成一篇文章《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哲学》，在《文汇报》上发表了。这篇文章系统地阐述了我对这个问题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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