惩罚人民日报

10月28日上午，中央书记处召集人民日报的领导人员——胡绩伟、秦川、李庄、王若水到中南海勤政殿开会。书记处的成员（除胡耀邦以外）都在场，加上中纪委书记王鹤寿，组织部长陈野萍。

胡启立向我们宣布书记处10月20日的决定：同意胡绩伟的辞职请求；免去王若水的副总编辑职务；他们两人都调离人民日报，但目前要留在人民日报参加整党（接受批评）；任命原总编辑秦川任社长，原副总编辑李庄为总编辑。

这是我意料中的事，而且事先已有风闻，我并不吃惊。

胡启立说：中央对人民日报的工作是采取事实求是的态度的，成绩说够，缺点说透。人民日报在批判“两个凡是”中，在贯彻小平同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针中，在拨乱反正、平反冤案、落实政策过程中，发挥了强大的舆论作用，这是应当充分肯定的。关于胡、王二位的缺点，也应实事求是地说清。胡绩伟同志发表“党性和人民性”的观点，乔木同志早就提出了；耀邦同志也给绩伟同志打了招呼，说他这个站不祝82年3月，乔木给绩伟写信，系统地对这个问题提出意见。这封信本来要收入《三中全会以来》一书，耀邦、仲勋、任重都批示同意，耀邦还认为很重要，说服力很强，可是绩伟同志还说要继续研究，搁下了。此后又有些争论。二中全会上，小平同志作了结论，说是"违反常识".最近胡绩伟同志没有再讲这个话，但不等于没有这个思想。这么多老同志都对胡绩伟同志打招呼，希望胡绩伟同志虚心考虑。当然，如果确实想不通，还可以提出，中央是实事求是的。至于若水同志的问题，涉及到异化和人道主义，我说不清楚。我开个头；下面请乔木同志说吧。

这些话是温和的。我有一种感觉：这是较多地表达了胡耀邦的意见。

下面是胡乔木讲话。他讲得很长，但这一回却不怎么绕弯子了。

胡乔木说，中央是经过慎重考虑，经过反复酝酿，多次讨论，才做出这个决定的。（这个话证实了我猜想的中央在这个问题上并不一致。）胡乔木提到：有一次陈云说，有两件事牵涉到国家的前途，一是经济政策，一是宣传工作，两者搞不好都要"翻船".胡乔木用这个话来引起对胡绩伟和我的批评。

胡乔木把他认为的胡绩伟和王若水的老账都翻出来了。他提到的第一件事是1979年人民日报对商业部长王磊的批评（揭发王磊下馆子不付钱），那件事把万里都牵涉进去了。他说这次会上，不仅万里，还有别人，都对报社、对胡绩伟作了严重指责。"我认为这确实反常。党中央机关报，在第一版不指名地指责一个中央负责人，针对万里在国务院讲话而反驳。当然，与此有关的还有青年报，但人民日报很突出。我看后很惊讶，想不到如此鲁莽。"第二件事是“党性和人民性”。提到这件事，胡乔木就激动。

“这是个原则问题。我的信是非常客气的，非常注意礼貌，所以没有讲透。问题的实质是对党不信任。绩伟同志工作很久了，为何以前没有提出，而在三中全会以后？而且大力宣传，在中宣部召集的全国新闻会上，在中央党校，在新闻研究所，都宣传了这个观点，所以已经散布到全国。我不能说每个省报，但至少有相当多数的省级报纸，受到了这个影响。后来绩伟同志做了一个补充，说'党性来于人民性，又高于人民性'.这似乎稍好一些，但实质没有改变。

“今年我在医院约秦川同志和若水同志谈话，再次提出这个问题。若水同志说：乔木说过，'保持一致只是在根本原则上，这是有限的，其他可争鸣'.我当时答复说，这不是个别问题，涉及党的性质，党是不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关于那封信）绩伟同志只说，'要继续研究'.老实说，这是外交辞令！怎么采取这种态度！这种答复，不是仅仅针对我，也是对待中央集体。这种态度与党性不相容。"第三件事是，1979年，胡绩伟和王若水曾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要取消汪东兴的人大主席团成员资格。这件事邓力群在二中全会上批评过，现在胡乔木重复批评说，这违背了党的纪律。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你们的观点，已经见之于行动。你们以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不管党员还是非党员，就有这种权利。人大通过了某一代表的资格，你们也可以认为不正确。但你们首先是老党员，不可能不知道汪东兴进主席团是党的决定。问题实质在于党员要不要遵守纪律。”

从这里，胡乔木又提到我曾发表过的一个观点，就是在文艺领域，与其提“自由和纪律”，不如提“自由和责任”——作家享有文艺创作的自由，同时要意识到自己对人民的责任。

“若水同志在谈话中、文字中，都表示过不愿用‘纪律’这样的话，而愿用‘责任’，因为前者是外加的，后者是自己对自己的要求。若水同志是共产党员，特别还是人民日报副总编，如果不是这个身份，提出讨论是可以的。若水同志可能说，我是讲‘自由和纪律’不如用‘自由和责任’，这是学术问题，当然可以讨论。但若水同志有这个观点，即纪律是外在强加的，这就牵涉到哲学问题，人的内心感觉从何而来。党章规定了纪律，如果对此怀疑，认为是强加的，那么可以选择，就是离开党，这就不受约束。我并不是主观推论，因为若水同志有一次还提出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那么中央服从谁？'我曾当面对他说，这种思想是很危险的。由于'文革'，相当一部分党员对党丧失信心，刚才的话就很明显。"这些话的言外之意很清楚了。可见他们要把我开除出党，是早就有此图谋的。

胡乔木又谈到1979年讨论起草国庆讲话的事情（见本书第8章）。他再三提这件旧事，可见他确实耿耿于怀。

“‘讲漂亮话’，‘唱高调’，那是指的谁？为叶帅起草讲话稿，那是庄严的任务。若水同志岂不是说我们参加起草的人就是讲漂亮话，唱高调？若水同志这样发言，我想不到。"”我同若水同志的交往不如同绩伟同志那样多，但是时间很长，从解放后就开始了。我是器重他的，可是他现在对党发生了动要—这个话希望不要做恶意的解释，我对胡、王两位都有亲切的、同志的感情。党在受到如此大的挫折后，有一部分人思想上发生动摇，并不奇怪。

问题是你们两位动摇的时间太长。希望你们两位清理思想，坚定地回到党的队伍中来。这个问题对若水同志可能比对绩伟同志更困难，因为若水同志受现代马克思主义、西欧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太深——也不仅是西欧，还有东欧。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含泪）……若水同志已走得相当远。绩伟同志也走得不近。这种情况中央早应提出纠正的。我虽然作了一些工作，但很不够……"说到这里，胡乔木要掉眼泪的样子，说不下去了。

“现在这个决定，是贯彻执行二中全会的整党决定所不得不采取的。决定说整党首先要整顿领导班子。……秦川同志对许多有关问题的态度也不是很坚定的，表现得相当动遥希望意识到新的工作岗位责任重大，克服弱点。也希望李庄同志实现中央的期望。"胡乔木讲完后，习仲勋、王鹤寿、邓力群、陈野萍相继讲话。习仲勋没有讲什么新的意思。

我对习仲勋有好感，我知道他不怎么满意胡乔木邓力群，可是在会上他当然要表现出中央的一致。邓力群说到，直到今天，仍没有听见王、胡两人的自我批评。陈野萍说“据我看到的，若水还有其他问题”（我想是指和所谓地下组织有联系问题）。在他们讲话时，胡乔木又作了一些插话：“我昨天看了白桦的剧本《吴王金戈越王剑》。台湾报纸评论说，《人民日报》称赞这个剧，说明六中全会决议通过后，邓派不甘心，就找此机会谴责毛。当然我们不能因为台湾报纸如何说就如何，但请你们注意，日本报纸也有同样的评论。”

“周扬文章的发表，前后经过，我不说了。人民日报负责同志散布：这件事事实不清，是非不明。这是什么态度！"”若水同志两次表示，人道主义是全世界的问题。意思是，中国党不能解决。全世界的说法，我们都要介绍吗？为什么要积极输入这种观念？如果若水同志仍是这种态度，只好去做世界公民了！"“全世界各种异化学说，都不能给人希望，绝大部分是悲观的。我们应有这个勇气，不需要这个假设。”

从这个会的讲话情况可以看出，胡乔木是这件事情的真正主角，而他的讲话中提到的一些关于我们的问题，也就是中央会议上议论到的问题。

越是搞意识形态的斗争，越是显出胡乔木这种“理论权威”的重要性；而胡乔木要显出自己的重要性，也需要搞意识形态的斗争。重视意识形态是共产党的传统。毛泽东既是政治权威又是理论权威，而从他死后，新的领袖却缺乏马克思主义的修养，必须依赖胡乔木这样的人了。

的确，如果不是胡乔木，谁会抓住人道主义问题，特别是异化问题呢？在此之前，他还批评了中宣部，说这样重要的问题，中宣部都没有发现，是失职。

秦川说，他感到担子很重。他对胡王虽有批评，但没有尽到责任。有些错误，他也有责任；例如周扬文章，应该他负责。他又说，应当考虑胡王的过去，如在1972年，他们是受"四人帮"批判的。

胡绩伟表示他拥护中央决定，他自己早已感到工作不适应。他解释了一下他不同意胡乔木关于“人民性”的那封信的理由。邓力群插话说，胡是把报纸凌驾于党上。

我简单地说了几句话，意思是：凡是我认识到的，我一定做自我批评。目前我正在学习文件和清理自己的思想。现在文化界的人道主义思潮，并不都是受我影响，我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

有些是受萨特的存在主义的影响，还有别的影响，我并不都同意那些观点。我承认过，对有些文艺作品中的抽象的人道主义思想注意不够，因此我最近写了《南珊的哲学》。小平同志批评说，不讲封建主义的异化，不讲资本主义的异化，单讲社会主义的异化。现在我想写一篇讲资本主义异化的文章，或者写一篇批萨特的文章，不知道可以不可以？胡乔木说："那你完全可以写一篇文章，我愿意作你的第一个读者。如果我认为基本正确，我还可以介绍到某报去发表。"胡启立说：“第一步还是清理自己的思想吧，不必忙于写别的吧。”

别的人也附和。他们也许对我的态度感到惊讶，因为我不但没有谴责自己，反而首先想到写批评文章。我的这种精神状态，不符合党内的习惯。

我最担心的事是以后不允许我发表文章，剥夺我公开为自己辩护的权利，象对郭罗基那样。

我知道，对我的批判文章正在准备之中。传说已经成立了三个写作班子，要写三篇大文章：一篇关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一篇关于国内文艺作品的人道主义，还有一篇关于国外的现代派文艺。我不怕批判我，但我觉得自己的观点还没有充分表达出来。不久前我看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出的阿瑟。密勒的话剧《推销员之死》，这个剧本描写了美国社会的异化现象，我很想写一篇评论。我说想写一篇讲资本主义异化的文章，指的就是这篇评论。我也很想写一篇评论存在主义的文章。我在会上那样说，就是想为自己争取一个发言的权利。我要用自己的方式来进行批判，在批判中阐明我的观点。我会在批判资本主义异化现象时暗示异化现象不限于资本主义社会。

但以后我终于没有写。一是中央领导人已经表示了不赞成；二是我忙于参加整党，没有时间；三是我不愿意胡乔木来审阅我的文章——他会在我的文章中加进他的观点，天知道他会改成什么样子！当天下午，报社开编委会。对胡绩伟的辞职，编辑部有不少同志不以为然；胡绩伟利用这个机会解释了他提出辞职的理由。他说：他老了，自己感到有老年病，固执，给大家造成困难。

他想有机会冷静清理自己的思想。"同志们有些误解，以为我是为个人打算，或者是逃避。

那里逃避得了？我在位置上，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如果报纸上再出错误就说不清。这对人民日报不利。今天会上看得很清楚，如果我不辞，也是和王若水一样。""我说天地良心，我对党总的是拥护的，只是有些具体问题想不通，因此不宜搅在里面，退出为好。"我知道老胡曾在培养我作接班人。他原来的意思是，他退下来以后，秦川任社长，我任总编辑。我不知道他是否把他的这个想法对胡耀邦谈过；他只是对我作了一些暗示。在所有的五个副总编辑中，我年纪最轻，而且有一点成就，受过毛泽东的表扬。我明白，如果我规规矩矩干下去——不需要特别努力，不需要做出什么成绩，只要"听话"就行——那么，总编辑这个位置肯定是我的。然而，我对自己缺乏信心，而且如果要我在胡乔木的领导下来当这个总编辑，我也没有多大兴趣，这个官不是那么好当的。我感到我辜负了胡绩伟的一番好意。

几年以后，胡绩伟有次说：在"文革"前，他很听党的话，常受表扬，可是后来证明那些照党的指示去作的事大多是错的；"文革"后，他改变了，不是盲目地跟党走了，而是有自己的看法，结果证明许多是做得对的，可是他就经常受批评了。

一个共产党员常常要面临在服从党和自己的良知之间，在党的纪律和对人民的责任之间做出选择。我想胡绩伟对此是深有体会的，他提出“人民性和党性的矛盾”是以自己的亲身经验为依据的。

我早就预料迟早有一天我将被迫摊牌，和这个党正面冲突；我只是希望这一天晚一点到来。现在这一天来得比我希望的要早一些，可是我别无选择。

会上传达了邓力群和中宣部对宣传的布置，说：这些天每天都要登一点反对"精神污染"的东西，这是重点。据说吴冷西和朱穆之都问，整党和"清污"，谁是第一位。答复是"清污"是第一位。可是报社记者找了统战部，说还没有发现旗帜鲜明的人，除了臧克家、丁玲。

两天以后，10月30日，胡乔木、邓力群来到人民日报社，向报社全体党员宣布书记处的决定。

胡乔木再次作了长篇讲话。

胡乔木首先肯定了胡绩伟和王若水对人民日报做出的贡献，说：“绩伟同志在人民日报的工作是有很大成绩的，人民日报的成绩同胡绩伟同志在报社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同样和王若水同志的辛勤劳动也是分不开的。他们两人都对人民日报做出了贡献。”

“但是，”胡乔木接着说："报纸工作中有一些缺点错误，也同他们两位的思想状况有重要关系。胡绩伟同志跟王若水同志，对有一些思想，有一些言论，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是没有同中央保持一致的。这并不是无意的，也不是偶然的，不是一个短时期，比方说几个月，或者说一年、两年。关键的问题，就是从党中央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个问题以后，胡绩伟同志跟王若水同志对这样一个问题所抱的态度是不正确的。这也影响到《人民日报》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宣传，在很长的时间里面是不积极的。有的时候做了一些宣传，这些宣传也是不完全正确的，或者简直是不正确的*."*胡乔木是指《人民日报》发表的李洪林的三篇文章：《我们坚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我们坚持什么样的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坚持什么样的党的领导》。这三篇文章都受到读者的欢迎，但胡多次表示过不满，说这是从反面提问题，等等。}胡乔木说中央是经过慎重考虑做出这个决定的。《人民日报》是党中央的机关报，应当代表党中央。列宁说过党的报刊要无条件地服从党。

本来，我是被免职，胡绩伟是主动辞职，情况不同，可是胡乔木不放过这个机会来批评胡绩伟，好象胡绩伟也是被免职一样。他逐条说明胡绩伟、王若水的言论如何违反“四项基本原则”。他批评胡绩伟在某次记者会议上的讲要研究“为什么共产党执政以后就要变”。胡乔木还说到胡绩伟在79年9月在中央党校的讲演中曾提出这样的问题：党伟大还是人民伟大？答案是人民伟大。党有时也伟大，但有时犯错误，那时就不能说党伟大了。党会犯错误，因此党要接受人民的监督，包括报纸的监督。胡乔木批评说，这是把党报和党中央的关系弄颠倒了，党报服从党中央的宣传方针，并向人民进行教育。人民也会犯错误。提出党和人民谁伟大谁正确的问题，这本身就是错误的，是对党的不信任。胡乔木还批评王若水在某次会议上说过："全党服从中央。那么中央服从谁？"胡乔木认为，这样提问题就表示对党中央的一种不信任。

“我曾在北京新闻学会的成立大会上讲过：如果有哪一个人怀疑共产党的前途，但只是放在心里，那么谁也不能干涉。但如果他散布出来，就是不道德的，是有背于今天……（含泪，停顿）作为一个中国人的道德的。每一个忠实的党员都应当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这个党中央是能够信任的，是应该信任的。"关于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胡乔木说，胡绩伟、王若水对毛泽东思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坚决反对的；现在口头上不这样说了，但思想上是否真正解决了问题，还很难说。

“若水同志因为他对于欧洲的思想界接触得比较多，包括欧洲共产主义，所以他不只一次地宣传列宁主义只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派别。我承认若水同志是马克思主义者，他是懂得马克思主义的，但不能算是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思想倾向，影响了报纸的宣传。”

胡乔木详细地说到了异化问题。他说：若水同志还把异化和人道主义联系起来，说这是马克思的基本概念。若水到新闻研究所去演讲，不讲新闻却讲异化。新闻研究所请了一个美国教授也讲异化*.胡乔木说："我很惊讶，也很痛心。""若水同志对阶级斗争、剩余价值、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都没有象对异化理论这样热心宣传，他的确起了一个热烈传播者的作用，使中国加入了欧洲讨论的行列，使中国对异化讨论得很热闹。不过，这并没有使青年相信马克思主义，相反，使一些青年坚决反对社会主义。"*这位美国教授是JaniceR.MacKinon.胡乔木说的"新闻研究所"应为社科院研究生院新闻系。有一个研究生向胡乔木打小报告，说他到新闻系后别的没有学到，只学到"异化".这件事后来引起许多研究生的不满，认为违反事实。}接着，胡乔木说，人道主义的宣传，其效果也是这样。他念了《学习与探索》和《哲学社会科学通讯》上的两篇文章中的一些话，说："'权力异化'的结论就是推翻这个权力，还有什么别的解释？"“我不否认的确有些败类，从人民的公仆变成人民的主人，其总数还不是很校但能拿这些人来代表党吗？（含泪，停顿）难道党不是跟这些人作坚决斗争的吗？所以，不能随便滥用'公仆变主人'的说法。这容易引起盲目情绪，被社会上的坏分子利用。"”我曾说过，民主的权威是需要的，但还需要科学的权威。比如，大海中的航船，没有船长的指挥行吗？他不发号施令，这样的船长就是失职，就应当枪毙！"“片面宣传民主，这不是《人民日报》短期的倾向，而是长期的。纠正一次，不久又表现出来了。”

“我声明，如同我是人道主义者一样，我也是民主主义者，但不是片面的民主主义者。走马路能不靠左吗？这里没有任何'权力异化'.没有外在的强制是不行的，这是常识。"最后，胡乔木表示，希望胡绩伟、王若水能够勇敢地面对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在整党的过程中加以改正，希望《人民日报》越办越好。

胡乔木在公开场合对胡绩伟和我的批评要比他在中央讲的含蓄，例如，他没有说异化是不同政见者的纲领，只说容易“被社会上的坏分子利用”。但我毫不怀疑他对我的真实态度要比他口头上讲的要严厉得多。在这次会后不久，胡乔木给我送了一份情况，说是河北一个大学生在“社会主义异化论”的“污染”、“毒害”下，成立组织，出版刊物，声称要推进社会主义民主进程，以达到消灭异化的目的。我感到稍稍安慰的是，公安机关只是说服这些年轻人解散组织，没有把他们抓起来。

这次讲话前，胡乔木在报社会客室会见了报社领导人。胡绩伟坐在胡乔木旁边，又谈起了“人民性”问题。胡乔木说，讲“没有人民性就没有党性”是错误的。胡绩伟说，这是耀邦同志说过的。这就是这一次胡乔木的讲话没有再提“党性和人民性”的原因。

胡乔木讲完后，邓力群简单地说了几句话。他先讲完全同意乔木同志的讲话，希望人民日报搞好整党，和中央保持一致。然后他说：“我表示一种愿望，也可以表示一种想法，就是愿意来参加一部分或者某些工作，或者人民日报的某些问题的讨论，同报社新的领导班子一起合作，共同学习，共同提高，来实现党中央对我们的希望。”

会后，胡乔木同我们握手告别。他对我说："若水同志，我很愿意同你坐下来讨论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我对他说："乔木同志，你今天的讲话对我太客气了。"邓力群在散会前讲的那几句话当时没有引起报社同志的注意，以为不过是官样文章罢了。报社此后也没有邀请邓力群来“帮助”工作。后来，胡乔木不止一次提出《人民日报》归中宣部领导，要人民日报把一切重要稿件送中宣部部长审定。这时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邓力群想把《人民日报》抓在自己手里！《人民日报》是一个重要的阵地，胡乔木邓力群深知这一点。从1948年创刊起，几十年来，《人民日报》一直是党的忠实工具，包括在"文革"中间。但在华国锋时代，汪东兴分工管《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抵制了他，并在胡耀邦的支持下，开展了对"两个凡是"的批判，这场批判导致邓小平的复出。那时，胡乔木是赞扬《人民日报》的，说《人民日报》从来没有办得这样好。现在，胡乔木代表中央领导《人民日报》，他感到《人民日报》有自己的头脑，总是不那么听他的话，而更多地追随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都想"倒胡"，邓力群还有觊觎总书记职位的野心，为了他们的政治目的，他们迫切需要牢牢控制《人民日报》。

改组人民日报，是他们的胜利。虽然如此，任命秦川为人民日报社长却不是胡乔木邓力群所乐意的。可是他们别无他法，因为没有理由反对秦川担任这个职务，而要另外物色一个合格的中央党报负责人也不是件容易的事。于是他们采取这种把《人民日报》变为中宣部下属机关的办法。

对这件事，秦川顶住了，胡绩伟也表示反对。秦川向中央作了报告，说中宣部和人民日报历来是平行的机构，同为中央直属机关，让中宣部来领导人民日报，违背了组织系统的原则。

中宣部通知秦川去开会，秦川拒不参加。经过一年的争论，书记处才重申人民日报只是由中宣部“归口联系”而不是由中宣部领导。胡乔木邓力群的意图未能得逞。

胡乔木、邓力群来到报社宣布中央决定这件事，震动了整个报社。因为是中央大首长来到，那天人民日报门禁森严，增加了警卫，铁门关闭，气氛紧张。那个时候社会上正在开展打击刑事犯罪分子的运动，抓人很多。外面人不知道人民日报出了什么事，谣传说在抓人。

绝大多数人都对胡绩伟和我的去职感到惋惜，不少人愤愤不平。也有少数人感到高兴，这些人中包括一些追随过“四人帮”的人；另外有些人是对胡绩伟和我的"自由化"不满，他们曾多次向中央反映过人民日报的问题。

报社礼堂放映电影。我去了。在礼堂门口，人丛中很多人用同情的眼光看着我。我那种若无其事的样子一定使他们感到惊异。我听到有人小声地说："哟！他这时还来看电影！"那次的电影是《在希望的田野上》，是个音乐片。当银幕上一个歌星唱起《我爱你，祖国！》时，我突然不能控制自己的感情，眼泪夺眶而出。幸亏在黑暗中，没有人看见。

我不知道现在的年轻人能不能理解我的这种感情；我自己也有些说不清。

在这同时，最高人民法院最后判决我和妻子离婚。在此以前，在打离婚官司期间，我一个人在办公室住了三年。我的离婚了的妻子拒绝从原来的家迁徙，于是我只得搬出。在胡乔木、邓力群到报社的第三天，11月1日，我搬到了报社临时给我腾出的两间房子。我的老母亲、两个孩子，还有一个新雇的保姆住在一起。社科院的新闻研究所和社科院研究生院新闻系都在那个楼。一些研究生看见我搬家，都纷纷来帮忙。因为房子挤，我仍住办公室。

那天晚上，许多同志到新居来看我，认识的和不认识的。我一下子成了人们同情的对象。他们看到我的家空空如也，都很不平，说还不如一个普通的工人。一些同志再三问我有什么困难，需要什么东西。有的看到孩子的被子薄，马上送来了棉大衣。有人送来了食品。

我家住在二楼；楼上是研究生宿舍。在以后的日子里，陆续有些研究生来到我这里；其中一个名叫冯媛，她后来成为我的妻子。

我到派出所去办迁移户口手续。一个女户籍警对我说："你就是王若水同志啊，我们业余学校的老师和同学都说到你呢！"我说："说我什么？"她说："都说你宁肯不要乌纱帽，也不放弃自己的观点。"把我解职的事并没有登报，我奇怪消息怎么会传得这样广。究竟时代不同了。在过去，象我这样的情况，人们是避之唯恐不及的。而现在，人们有自己的看法，不盲目地追随官方。他们给我的同情和支持，使我感到春天一样的温暖。

免职是对我的一个打击，同时也是解脱。我很明白，在目前这样的情况下，即使我继续留在这个岗位上，能发挥的作用是很有限的，而我还要被迫做一些我所不情愿做的事。“无官一身轻”，我自由了。至于离婚，那是纯粹的解脱。

前一段时间，我处在各种精神压力之下，失眠、头昏、疲劳、吃不下饭、体重下降。虽然到北戴河休养了两周，仍然没有好多少。8月底，我生平第一次住进医院。住了十天，但并没有完全休息，我仍然要利用这个时间写东西。我一方面要向中央声辩，另一方面又要为离婚诉讼写《答辩书》，两者都很长。我已弄得精疲力竭。现在，一切已成定局，我可以放松一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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