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的讨论会
1983年4月5日到9日，北京大学举办了"马克思主义与人"的讨论会，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
开会之前，气氛有些紧张。传说中央首长召见了会议的主持人。许多人纷纷打听，这次会议有什么背景。一个从某省来开会的同志告诉我，省里叫他来“摸底”。有一种估计：会议将开成一个对人道主义的批判会，因为上次周扬报告的事情，一下就传开了。但会议一开始就传达了邓力群3月25日在中宣部召开的会上的讲话，其中讲到"不要制造紧张空气".空气缓和了。那些赞成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学者勇敢地发表了意见。这一派有些人是从外地来的，很想见见我。我考虑到自己的处境，没有参加这个会。
会上，就人道主义问题展开了争论。反对派的主将是北大哲学系主任黄楠森。他在会上宣读《关于人的理论的若干问题》的论文，这也就是他在3月份的纪念会上的发言。
黄楠森认为，把阶级对抗归结为人的本质的异化，把共产主义归结为人的本质的复归，是人道主义，是空想共产主义而不是科学共产主义。人道主义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尽管它在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中起过进步的作用，但作为一种世界观，它是唯心主义的。
黄楠森批评对异化概念的“滥用”，但他的异化概念是很奇怪的。他把异化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照他的说法，广义的异化就是矛盾，矛盾既然是普遍的，异化当然也是这样。
从狭义说，异化不仅指分化，而是指分化出一个异己的力量，与自己对抗的力量，例如父母养育出忤逆的儿子，毁林垦荒，围湖造田。显然，不仅广义的异化，即使狭义的异化，在任何社会都是不能避免的，都会出现的，很难想象在共产主义社会没有任何异化现象，何况社会主义社会？……我不明白，黄楠森既然对异化做了如此广泛的解释，怎么还能批评别人“滥用”。那个“父母养育出忤逆的儿子”的例子还是我首先提出来的。奇怪的是，官方对这个发言很欣赏。
在会上的另一次的发言中，黄楠森讲到“分歧在哪里”。他说他想了好几天，头都想疼了。
他想，问题可能在于《共产党宣言》中的一句话：“每个人的自由是一切人的自由的条件。”
他认为这句话是不正确的，是从个人出发，因此是个人主义的，不是马克思主义的。
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挑战，但官方并没有加以批评。胡乔木看来很欣赏黄楠森。《人民日报》已在3月16日发表周扬文章的同一天登载了黄楠森的发言摘要，《哲学研究》也发表了全文，但中宣部还不满足，又要《人民日报》登出黄文的主要部分。
黄文在《人民日报》发表之前，理论部的编辑找到我，认为黄楠森关于异化的观点不妥，想删去一些话。我说：“你们一个字都不要动。中宣部叫你们登，你们就照登。观点对不对，不要你们负责。”
这篇文章在4月6日以将近一个版的篇幅登出来了。
11日，《光明日报》和《北京日报》都登出了这个讨论会的消息和邓力群讲话的要点。
在那天的夜班上，我和胡绩伟商量，明天转载《光明日报》这条消息，一字不改，包括标题。
胡绩伟告诉我，他给胡耀邦写了信，为周扬和我辩护。胡耀邦通过他的秘书转告胡绩伟，说了两点意思：（一）不必把周扬报告评价得那么高，是不是还有缺点；（二）原来说要核对事实，征求意见后再修改（中宣部的）"处理报告"，现在还没有修改送上，因此他不好批。胡耀邦的意思是要胡绩伟把信再改一改，不必单送给他。
晚上11点，我在编辑部大楼的过道上碰见了上海《文汇报》总编辑马达。他到北京来了，刚同另一个副总编辑李庄谈完，笑眯眯的。我半开玩笑地对马达说："乔木还要我给你们写文章呢！""写吧，写吧！"他说，"什么时候写出来？"《文汇报》最近紧张了一阵，我想马达是来探听情况的。我知道李庄很乐观：“搞不下去！
题目抓错了。人道主义大不了是个学术问题，这怎么好搞？“李庄的看法大概影响了马达。
我没有那么乐观。
第二天，《人民日报》转载了《光明日报》的消息。
就在这一天，4月12日，邓力群约周扬、秦川和我到中宣部。他说，根据你们三人的意见，已经对"报告"作了某些修改。他把修改处念了一遍，那只是一些小修改。我们三人再次表达了不同意见。
我讲了一个钟头。关于“报告”对周扬文章的批评，我说：“归纳起来，就是五个‘没有’：没有讲透，没有讲学雷锋之类。每篇文章都有重点，不能面面俱到，什么都讲。照这个样子批评，那么是不是每篇讲人道主义的文章都要这样写，否则就是大问题？其他人的文章，例如黄楠森的文章，也可以这样批评。”
我还说，人道主义的讨论进行了三年多，发表了几百篇文章，直到周扬文章发表前，中央从来没有提出什么意见。不久前邓力群同志还强调要百家争鸣，不要匆忙作政治结论。今天的报纸还作了报道，怎么一下子又变了呢？
邓力群带着勉强的微笑说，“我是说‘作为学术问题’可以讨论。”那意思是说，如果作为政治问题，就不同了。人道主义讨论是从什么时候起变成了政治问题的呢？而且，为什么政治问题就不能讨论呢？
周扬这次讲话的口气变得缓和了一些。他的情绪似乎有些低落，说：“文章还是草率，我自己研究不够，加上时间匆促。出了问题如何解决？还是批评、讨论。
学术问题要和政治问题、宣传问题区别。我的讲话有缺点。其实我也不能说是真正搞学术的。
学术和政治两样我都搞不好。不管宣传还是学术，都要实事求是。这件事组织处理，说是调动工作，实际是处分。说是可以讨论，可是人家看行动。行动如此，人家害怕。我倒无所谓，撤职无非是顾问。对王若水不公道。并非我对王若水有感情。我还对王元化说过，注意王若水的影响。当然我也没有注意王元化，他提出了“三性”*.王若水的问题，我还是希望中央考虑一下。不管我吸收了多少他的意见，这总是我的讲话。"*指王元化在周的报告中提出了认识的阶段除了毛泽东说过的感性、理性外，还要加上知性。
这一点也受到有些人的批评。
邓力群说：“这次主要是核对事实，至于看法，今天不希望取得共同意见。书记处讨论时就谈了：如果三位同志对问题的看法仍有不同意见，书记处拟再开会讨论一次。届时你们可以列席，在会上申述自己的意见。”
此后，我们三人都没有接到列席书记处会议的通知。
后来我得知，不久前胡乔木曾打电话给周扬，说要去看他。这是从那次吵架后的一个和解姿态。周扬说，还是我来看你吧，就到医院去了。据说谈得客客气气。乔木只是说《人民日报》不听话，实在不能容忍。周扬为我说话，力图使我免受处分。可是胡乔木把手一扬，说：“这件事你不要再说了；常委已经做出决定了。”胡还要周扬再写一篇关于异化的文章，周没有答应。
秦川说：以前是胡乔木拉他，批评周扬，重点整王若水；现在又拉周扬，集中目标对付《人民日报》。我猜想，胡要周扬写这篇文章，除了要周扬做承认错误的表示外，还要他在异化问题上同我划清界限。
也是在4月12日这一天，胡乔木批发了一个"中央传阅文件".那是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周原冰写给中央书记处的一封信，说他不同意周扬文章中关于人道主义的论述。其中说什么："'目的是人'，那么在目的未达到之前就该不是人了，请问马克思、恩格斯和无数先烈们究竞是人不是人？"又说，王若水在《文汇报》发表长文，"俨然是一篇人道主义的宣言和挑战书".在此之前，胡乔木还曾叫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把台湾《时报杂志》第172、177期发表的一篇文章《异化论与中共政治斗争》在内部参考上转载，送中央领导人参阅，并送周扬和《人民日报》。编者按语说这篇文章"除声援已被关押的反革命分子魏京生、王希哲外，并利用我理论界一些同志关于'异化论'、'人性论'、'人道主义'的大量言论，对我们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进行了肆意的歪曲和恶毒的攻击。"胡乔木就用这种批发传阅文件的方法，向中央领导人证明人道主义和异化论的危害，灌输他的观点。
后来，邓力群属下的中央政策研究室又接连整理了五份关于思想战线的问题的材料，包括我的一些言论，送交中央领导人。
这一段时间，香港传媒对周扬文章的反映，客观上起了刺激中共高层领导的作用。《争鸣》的4月号说周扬的长文"是一篇大胆、开放而诚恳的文章，细读之后，就可以知道周扬之所以能赢得普遍好感的原因了。"又说，这篇文章批评了毛泽东，"人们隐隐地感到，这似乎是对'四项基本原则'的一种委婉的挑战。""非常有趣的是，在周扬的这篇二万字左右的长文中，没有一处提到'坚持四项原则'.这在近期公开发表的中共高层官员的文章中是罕见的。"谈到人道主义，这篇文章说："海外某些观察家认为，人道主义正在成为对抗'正统理论'的一股强大力量。正因为如此，人道主义的理论是否会遭到批判，是否会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给人道主义一个存在的合法席位，这就成为人们共同关心的问题。"还说周扬"批准了"这种合法席位。
这时还发生了一件事。香港《大公报》的陈凡在访问我之后，在5月29日发表了一篇通讯，说他曾经问我，在人道主义问题上，我有没有受到压力。他报道说，我的回答是"目前谁也别想压倒谁。一切问题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都可以解决。"这个报道使我大为狼狈。陈凡是很尊重我的，他凭他的不可靠的记忆做了这样的报道，从香港的观点看，这样的回答很正常，对我无损。可是在这样一个敏感的时刻，从共产党的观点看，"谁也别想压倒谁"的话就很刺耳了。我不得不去信给报纸做更正。我在编委会上做了解释，后来中央领导人还问到这件事。陈凡先生可能莫名其妙，但我相信通过后来发生的事，他会理解我当时的反应。
“五四”青年节那天，胡乔木发表了对共青团的讲话，其中他含蓄地批评了人道主义。他说，今天仍需要发扬勇于自我牺牲的精神，“没有这种精神，任何个人和人民的幸福都不会自动地从天上掉下来”。“我们要高举起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旗帜，反对无论以何种形式出现的个人主义思想。”
我感到，胡乔木提出这种号召的实际意义，就是要人民继续象战争年代那样忍受低水平的生活状况。他非常害怕人民对现实的幸福的追求，而把幸福推到遥远的将来，或者叫人们为一个抽象的“集体”而牺牲。他号召青年“志在四方”，到边远地区去工作，可是他自己的孩子在哪里呢*？在维护统治集团的利益方面，胡乔木确实是非常自觉的。难怪他如此害怕人道主义。
*胡乔木的儿子在1986年被拘留并被控以诈骗罪。书记处有几个成员负责处理此案，但实际上没有怎么过问；调查工作主要由北京市公安局的几个低级干部担任。在儿子被关期间，胡乔木频频在电视上亮相，实际上给办案人以压力。传说胡乔木还曾为此事向党的元老求情。他的儿子在关了不太长的时间后出狱。这件事从未在报纸上公布。人们普遍对此案的处理感到怀疑。
5月18日，胡乔木以"则鸣"的笔名在《人民日报》头版的"今日谈"栏内发表短文《劫机与"人道"》，借最近发生劫机事件的机会，批评"世上居然有极少数人却说什么对劫持飞机的凶犯要讲'人道'".文章说："这样的人把自己摆在毫无人性的凶犯一边，他们自己有没有人道，他们配不配讲人道？"又说：由此倒可以给世界上各种各样宣传人道主义的人们一个教训：世界上并不存在什么抽象的人道和人道主义，或者是站在绝大多数善良正直的人一边，或者是站在与绝大多数人为敌的种种凶犯一边（这些恶棍不幸也是人，因此支持他们的人总可以有"理由"为这些恶棍讲所谓勿抗恶等等的人道）。只有毫不含糊地分清这道界限，才好讲什么样的人道、人道主义以及人性、人权、人的尊严等等。如果不分清这些界限，人道、人道主义以至人本身这类美妙的名词，无论怎样大写，也不可避免地要被反对绝大多数人的凶犯和他们的各种自觉或不自觉的帮凶利用。\小号字{（1）“或者是站在……或者是站在……"这种句式我们感到很熟悉。这是毛泽东喜欢用的表达方式，他动不动就抬出"两条道路"、"两个阶级"一类的大帽子来，逼你划清界限，无条件的站在他一边。毛曾用这个办法，成功地把无数善良人打成所谓"反革命"，制造出成千成万的冤案。一旦被划为"反革命"，你就失去了辩护的权利；旁人也不能为你讲话，不然就是立场问题。当然那些劫机犯并不是善良人；我并不同情他们。他们并不是如某些天真的西方人士所想象的那样是出于"追求自由"的目的，而只不过是一些追求金钱的亡命之徒。但是他们并没有杀人，不能说是什么"凶犯"，也不能说他们就是"与绝大多数人为敌"；要求对他们宽大（尽管可以不同意）也并不等于是"帮凶".如果这样的话，他们就根本不能有辩护律师了，那么法律规定他们的权利也是错误的吗？如果要求对罪犯讲人道就是站在罪犯一边，那么中共为甚么要对许多战争罪犯实行宽大处理呢？照胡乔木的逻辑，似乎对"敌人"或"罪犯"无论怎么做都可以，不存在人道不人道的问题。但是毛泽东说的"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是包括敌方伤兵的，在这里恰恰要超越阶级界限，在对方失去战斗力以后，就把他当做人看待。
7月13日，在全国宣传会议上，胡乔木讲话，主题是学习新近出版的《邓小平文选》问题。
整篇讲话是对邓小平的颂扬。
我出席了这个会。胡乔木在讲话中称邓小平为十二大作的开幕词“对于中国革命、对于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前途可以说是有非常伟大的意义”，批评宣传部门宣传不够。他还把邓小平提倡建设精神文明说成是对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发展：“毛泽东同志就没有讲过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苏联也讲精神文明，但没有这样的提法”：“（提出）这样重大的纲领性口号，在全世界现在还只有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十二大的政治报告是由胡耀邦作的。按照党的习惯，开幕词并不重要，政治报告才是重要的。
这不是个人的发言，是代表党中央的。胡乔木大肆赞扬邓小平的开幕词而故意不提胡耀邦的报告，以此来贬低胡耀邦。可是，他高度评价的邓小平开幕词的内容，早已被人们遗忘了。
胡乔木这次没有象3月10日在周扬家中的谈话那样，说十二大提出的"两个文明并举"是"人道主义的发展"，说今天全国广泛开展的学雷锋活动是"人类历史上、世界历史上空前未有的人道主义高涨".那次他批评我们没有宣传这一点，不过今天他也没有要求全国各地的宣传部长这样做。
讲话人颂扬了邓小平提出反对“两个凡是”，说这“比把‘四人帮’几个头头抓起来要困难得多。”“小平同志提出反对‘两个凡是’的时候，他指出‘两个凡是’是讲不通的，毛泽东同志从来没有这样讲过，马恩列也从来没这样讲过……"胡乔木在这里没有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大概因为这不是邓小平首先提出来的，于是，反对”两个凡是“的理由，就只有马恩列毛”没有这样讲过“。马恩列毛没有讲过的就一定不对吗？这种逻辑本身和”两个凡是“是一样的。
胡乔木的讲话是从评论国外关于学习《邓逊是恢复个人崇拜的说法开始的。他说：我们党的力量所在，是思想上的统一。《文逊中的见解不仅是代表整个党中央的，而且大部分是经过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一部分关于将来的见解还需要继续经过实践的检验，但这些见解也是从已经验证的客观真理推论出来的。“因此，按照全党服从中央的纪律，这些见解本来就是应该成为全党统一思想的标准。不能说学习《邓小平文逊或学习其他同志的文选，就是对那一个同志的个人崇拜，不能把这两件事混为一谈。”
这里胡乔木把“全党服从中央”的纪律作了新的解释，按照这个解释，这条纪律不仅指行动上服从中央，而且思想上也必须同意一个人的见解。这就取消了党章规定的下级和个人保留不同意见的权利。这不禁使我想起1981年的一件事来。在一次中宣部的会议上，胡乔木谈到：宣传要有纪律，言论要有纪律，思想也要有纪律。我当时问他：思想怎么能有纪律呢？一个人脑子里想什么，别人怎么管得了呢？我这个话一定得罪了胡乔木，他当时一言未发。从他这次讲话看来，他并没有改变这个观点。在批判了对毛泽东的"两个凡是"以后，胡乔木又开始搞对邓小平的"两个凡是".如果每个党员都要象服从中央的决定一样赞同邓小平的观点，那还要自己的脑子干什么？如果这不是个人崇拜的话，那就是比个人崇拜更可怕的思想专政。但是如果以为胡乔木是真地那样崇拜邓小平，那就错了；他不过是给新主子"抬轿子"而已。
胡乔木继续说：“我们也不能因为坚持集体领导、坚持民主，就否定党的领导人物权威的意义。”有人强调民主，不那么赞成党的领导。但光讲“民主”不够，还要加上“科学”。民主是少数服从多数，而科学问题不能用少数服从多数来解决，不能说多数人就不犯错误。胡乔木用科学的重要性来论证党的领导的重要性。他的意思是说，党的领导是马克思主义的领导，而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所以党的领导就是科学的领导。“党的领导也可能犯错误，但从原则上说应该是科学的领导，马克思主义的领导。”
他回避了这样的问题：现在讨论的问题不是科学，而是政治。科学问题不能靠少数服从多数来解决，而政治问题的解决在民主制度下却是多数决定。这并不是说不要领导，事事都要靠讨论表决，但领导是选举出来的，是经过人民同意的。共产党人的一种自大狂，就是自认为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因而也就掌握了科学，掌握了真理。他们在马克思主义和科学之间划等号，又自封为马克思主义的权威，于是就自认为有权来支配人民的命运。多数决定并不意味着多数人一定是对的。但在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是正确的情况下，只能用多数决定的办法。
任何人都不能自认为是科学的代表，不经过人民的同意就可以来领导他们。胡乔木说党的领导从原则上说“应该是”科学的领导，似乎“应该是”就等于“实际是”。至于这个“科学的领导”为什么犯了那么多错误，他就不说了。
下面胡乔木针对我在《谈谈异化问题》中的观点说：恩格斯在研究巴黎公社经验时是讲过，要防止人民的公仆变成人民的主人。……我们在使用这些概念的时候，需要比较谨慎，不能随便地引起思想上的混乱。除了有确实的真凭实据，即确有少数人骑在人民的头上屙屎屙尿（在十年内乱时期这成了广泛的现象，但究竟还不能说已经达到了百分之百；在今天这样的人是我们首先打击清洗的对象），不能随便地说人民的公仆变成了人民的主人。因为那样一来，社会主义就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没有什么区别了。
上面的引文根据正式的记录，看起来是经过本人修改的，所以有括弧里那个补充说明的长句子（这显出胡乔木的文风），可是这无济于事。"骑在人民的头上屙屎屙尿"的事情还少吗？
要找这样的"真凭实据"是件难事吗？我想，胡乔木不会不明白，他自己也承认"文革"期间这曾是广泛的现象。不错，还没有达到"百分之百"，但要说明公仆变主人，也不需要百分之百。而且，任何腐朽政权的官吏也不会百分之百都是坏蛋，共产党难道可以用"没有达到百分之百"来安慰自己吗？至于说在今天这样的人是打击清洗的对象，这不正好证明他们已经不是人民的公仆了吗？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也可以说，欺压人民的官吏是要受法律制裁的。所以，要在这点上区别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是区别不清楚的。不能为了要使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就去否认有公仆变主人的事实。
胡乔木继续说：如果随便地讲，就造成一种印象，我们这个社会主义社会充满了所谓“异化”，这也“异化”，那也“异化”！这样一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就没有什么区别了。就是个人崇拜问题，也要分析，不能一说到个人崇拜就是“异化”。个人崇拜这个问题，是马克思在给布洛斯的一封信中提出来的，他是最厌恶个人崇拜的，厌恶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我们能不能说马克思与写信人之间的关系已经是“异化”了？究竟是谁“异化”了？是马克思“异化”了，还是写信的人“异化”了？马克思也没有使用这样的概念，所以我们也不能说。比如在延安的时候，陕北的农民李有源，唱《东方红》的，是李有源“异化”了，还是毛主席“异化”了？如果是，不管是谁“异化”了，好象这个“异化”就引导抗日战争得到了胜利，解放战争也得到了胜利，而这种胜利，是在“异化”的条件下得到的。这是没法解释的。至于把犯错误说成是“异化”，这个问题就更加难以解释了。因为说到个人崇拜问题，我就在这里顺便说一下。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要有一个分析的头脑。我们要对把我们的社会说成是到处都是“异化”的这种思潮，进行反驳。我们不能承认这种说法。我们不是说社会主义社会没有“异化”的现象，但绝没有象有些文章所说的那样。\小号字{（2）可以注意的是，直到这次讲话，胡乔木仍然没有断然否定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异化现象（"我们不是说社会主义社会没有异化的现象"）。
在我听来，这个讲话的许多观点是不值一驳的。但胡乔木在许多党的干部中威信仍然是很高的。我记得，讲话完毕后，在大家走出会场时，我听见一个与会者对旁边的一个人（大概都是省委宣传部长）感叹地说："乔木同志的脑子啊！……"这段时间，由于要应对上述政治压力，加上漫长而痛苦的离婚官司，从5月份起我开始出现头昏、气短、失眠现象，身体坏下来了。到医务所检查，医生说我血压高，脑血管供血不足。
7月下旬，我到北戴河去休养。
北戴河警备森严，中央正在这里开会。但和过去开会的情况有些不一样，我感到有某种紧张气氛。听说，中央领导人在到北戴河的路上，遇到了麻烦。李先念的车遇到一群流氓在公路上打群架，车过不去。警卫通知了后面邓小平的车，要它绕路走。邓小平大怒。到了北戴河就召集各省委开会，部置打击流氓犯罪分子。各地随后紧急动员起来了。那些盛市委书记都要表示自己积极，宁过无不及。后来我回到北京，看到一些判决告示，感到有的人显然是不够枪毙资格的，也被枪毙了，心里很不安（照胡乔木的逻辑，我是站在与绝大多数人为敌的凶犯一边了）。相反，对经济犯罪分子的打击却很不够。原因很简单：经济犯罪分子都是有后台的。
到北戴河前我看了一些新近发表的引起争论的小说，感到在目前这股人道主义思潮中，确实有不同的流派，有些观点是我不能同意的。我利用休养的机会写了一篇对小说《晚霞消失的时候》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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