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王若水1995年10月）
从追求到幻灭
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有一段讲中国人如何寻找革命真理的话。他说，从一八四零年鸦片战争後，先进的中国人，象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孙中山等，经历千辛万苦，向西方寻找真理，可是都行不通。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後，中国革命才面貌一新，取得胜利。於是，“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
时间过了四十多年，这个描写西方学说在中国的命运的话，现在可以移用来描写马列主义了。在建国以後，多次运动，包括“大跃进”“人民公社”和“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翻天覆地的运动，都失败了。毛泽东把中国拖到了绝境。因此很自然，“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
我可以借用恩格斯的一段话来描写现在一些包括我在内的知识分子的心情。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中，恩格斯说到十八世纪法国的那些伟大的启蒙学者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他们自认为代表永恒真理和普遍正义，他们要求建立一个理性的王国。法国革命胜利了，结果如何呢？新的制度诚然比旧制度合理，可是仍然弊病丛生，充满罪恶。所谓"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却不过是一幅令人失望的讽刺画。我读到这一段话很有感概。共产党也曾用豪言壮语向人民做过一次又一次的许诺，指点着那宏伟美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图景，後来呢？谁都看到共产党的宣传和现实之间的巨大差距。
毛泽东逝世，国门打开了，中国人惊讶地看到了那个“一天天烂下去”的资本主义体系竞是一个高度发展的文明，和千疮百孔的中国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这不能不使我们反思自己走过的路。经过改革开放，我们重新找到一条比较适合中国情况的发展经济的道路。
这期间，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体系崩溃了。於是，十月革命的道路，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人民心目中，一齐破了产。
二十世纪确实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勃兴和失败的世纪。在本世纪初，俄国十月革命取得了胜利；到这个世纪末，苏联和东欧的红旗落地。我们曾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现在难道不应当用实践来检验一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吗？另一方面，我们的实践是否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不也是一个问题吗？本文的目的，就是想初步用共产主义的实践来检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又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批判共产主义的实践。
十月革命和列宁的机会主义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主要是从苏联学来的，是俄国版的马克思主义，即列宁主义。担任过为毛泽东管理图书报刊工作的逄先知说过：在马恩列斯的著作中，毛泽东最喜欢读列宁的著作；读得最多、下工夫最大的也是列宁的著作。毛泽东自己也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多少年来，们跟着苏联人说"马列主义"，好象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是一个东西，谁违背了列宁主义就是违背了马克思主义。我们从未想过，马克思主义可以有不同的学派，列宁主义只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学派，尽管它取得了正统的地位。
过去习惯说，十月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中国革命的胜利也是一样。实践的结论果真如此吗？其实，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的胜利只是证明了一件事：在当时的条件下，布尔什维克和中国共产党人能够武装夺取政权。这一点只是证明了列宁的思想。但是武装夺取政权和建设社会主义不是一回事。列宁在贫穷落後的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计划最终被证明是失败的。
在二十世纪初，俄国需要的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根据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中引用的1897年的调查材料，当时经营农业的人口约占全人口的六分之五，这一点有力地说明了俄国资本主义的落後。列宁承认这一点，他在《两个策略》中批评民粹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关於俄国可以避免资本主义发展的说法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梦呓。
"除了使资本主义向前发展以外，妄想在任何其他方面替工人阶级寻找出路，都是反动的。在俄国这样的国家里，工人阶级与其说是苦於资本主义，不如说是苦於资本主义发展得不够。""要最充分地保证资本主义获得最广泛、最自由和最迅速的发展。"（《列宁选集》1卷541页）当然，列宁认为这样的革命要有工人阶级来领导，并在胜利後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但这不是社会主义的专政。“这样的胜利还丝毫不会把我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同上548页）。"它不能触动（如果不经过革命发展中的一系列中间阶段的话）资本主义的基矗"（同上547页）。
可是一九一七年的二月革命後几个月，列宁就发动起义，来了一个十月革命，接着就是把一切大工业收归国有。那时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远没有完成，而且并没有“经过革命发展中的许多中间阶段”，更谈不上“使资本主义向前发展”就马上越出民主革命的范围，直接进入社会主义革命。
列宁在《两个策略》中提出过要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可是列宁并没有提到这个过渡的经济条件，而这本来是最重要的。第二国际和俄国有一些理论家反对在俄国搞社会主义，他们认为俄国没有这种客观的经济前提，俄国的生产力没有发展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水平。列宁在1923年初写的《论我国革命》中反驳了这种观点。
今天重读这篇文章，抛开那些对论敌表示愤怒和讽刺的词句，其实真正的论据是很薄弱的。
列宁说："我们为甚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後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追上别国的人民呢？"（《列宁选集》第4卷691页）"我们为甚么不能首先在我国创造这种文明的前提如驱逐地主，驱逐俄国资本家，然後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呢？"（同上692页）建设社会主义需要高度发展的经济和文化，需要高度的文明水平，这是社会主义的前提。
现在列宁说，达到这个水平也需要前提，我们可以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这种前提，这就是驱逐地主和资本家，建立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然後走向社会主义。
但驱逐资本家，建立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这已经是在搞社会主义革命了。对方的意思是说，搞社会主义革命，需要高度发展的生产力水平或社会文明的前提；而列宁把对方的逻辑颠倒过来，说社会主义革命是使生产力和社会文明达到社会主义水平的前提。
这样一来，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是不以经济和文明水平为前提的东西。
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布尔什维克就这样草率对付过去了。三十年後，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重述了列宁的观点。斯大林承认，在十月革命後，“由於国内没有任何现成的社会主义经济的萌芽，苏维埃必须在所谓‘空地上’创造新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斯大林选集》下卷，542-543页）同一个斯大林在不久前还说"基础创立上层建筑"（同上502页），现在变成上层建筑创造基础了。
这怎么可能呢？斯大林说，这是因为苏维埃政权"依靠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这个经济规律。当时我国的生产力，特别是工业中的生产力，是具有社会性的，但所有制的形式却是私人的，资本主义的。"（同上543页）苏维埃政权把生产资料公有化，就解决了这个矛盾。
斯大林说俄国工业中的生产力具有社会性，其实一切近代工业都是这样。但是在工业发展初期，其社会性也是很低的，所以它和占有的私人性的矛盾并不显著；只有到工业高度发展後，这个矛盾才突出起来。要搞社会主义革命，需要这个矛盾发展到成熟的阶段。
但当时的俄国离这个阶段还很远，它还处在资本主义初期阶段，怎么可以以此为理由搞社会主义革命呢？斯大林用"特别是"这个词来强调社会性存在於工业中，以便使读者忽视在工业以外的农业，而俄国是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从整体说，俄国的生产力并不具有社会性。照斯大林的逻辑，等於说，只有"先进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才是适合於俄国落後的生产力水平。
这是违反规律的。斯大林的辩护完全站不祝不如说，俄国革命是依靠了布尔什维克自己创造出来的一条规律，那就是：生产力一定要适合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
布尔什维克做到了生产资料的国有化和农业的集体化，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但是他们无法使整个社会的生产力水平超过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农业，许多年内还达不到沙俄时期的水平。如果一种生产关系不能促进生产力发展，那么凭什么说它是先进的呢？毛泽东继承了列宁的理论，把中国革命分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他说过：“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毛逊3卷1060页）。"在革命胜利後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一切"於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产阶级成分，都应当允许其存在和发展"（《毛逊4卷1431页）。他还预言那时"资本主义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毛逊2卷650页）。到一九五三年，毛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还说，过渡时期是"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可是三年後，他就忘掉了自己说过的话，匆匆忙忙搞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
一九五六年，中共在八大决议中，说是中国目前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後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等於公开承认，社会主义制度是不适合中国的经济水平的。
在俄国这样一个落後的国家搞社会主义革命，过去说这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不对；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违反。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水平，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列宁批评第二国际执行机会主义路线，其实他自己就在搞机会主义。
如何看资本主义建国以後，我们本应当批判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但毛泽东却要批判所谓修正主义。“修正主义”（revisionism）这个词，本应当译为"修订主义".修订可能是对的，也可能是错了。现在不管对错，一律斥为"修正".由於我们多年批判"修正主义"，"修正"这个词也变成了"以错误代替正确"的贬义，这和这个词的本义正相反，并且造成一种印象，好象马克思主义是不能修正的。
其实，马克思主义是应当在实践的检验中不断修正的，问题只在修正得对不对；或者说，是不是真正的修“正”。斯大林和毛泽东有一个教条，说马克思主义的个别原理和个别结论是可以修正的，基本原理则不能。他们批判“修正主义”，就是因为修正主义者修改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我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要在实践中不断检验，如果错了也要修正；那种认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能修正的观点，是教条主义。根据波普尔的观点，任何科学理论都无权认为自己是永远不会推翻的；我同意这个观点。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已经和社会生产力发生了尖锐的矛盾，这种矛盾表现为阶级斗争，即代表旧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资产阶级和代表新的生产力的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无产阶级要打倒资产阶级，废除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在这里，马克思是把资产阶级当做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势力来看的。
马克思在十九世纪就认为，资本主义的寿命不长了。晚年恩格斯在一八九五年写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中，纠正了过去的过分乐观的看法，指出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还没有达到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工人阶级的战略应当是由革命转入和平发展，应当很好地利用合法斗争形式，如争取普选权，参加国会等。
二十世纪初，列宁写《帝国主义论》，重新论证资本主义到了最後阶段。然而二次大战後的世界历史证明：帝国主义阶段过去了；资本主义发展着。资本主义制度也有很多变化，它仍然能促进生产力发展。这些变化，马克思预见不到，列宁也预见不到。
今天我们重新审视这个问题，应当说，从马克思逝世到现在的一百多年里，资本主义的经济总的来说是在发展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仍能够容纳生产力发展，资产阶级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阶级。马克思说过，“无论哪一种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马恩选集》2卷83页），但当初无论是马克思还是列宁，都过早地宣判了资本主义的死刑。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的毛病，不是中国党独有的，这是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问题，根子在老祖宗那里就产生了。
中国的资产阶级还处在发展初期，他们是资本家又是经营者、管理者；对於发展工业和商业，他们比共产党有经验。五十年代，中国大陆消灭了民族资产阶级，当时庆祝了社会主义的胜利。实际上，这是把一大批有经营管理经验和能力的人抛弃了，不是有利於生产，而是相反。到今天，我们还不得不从海外和境外“引进资产阶级的人才和经验。
刘少奇在50年代公私合营前提出"剥削有功"是对的。让他们进行一些剥削，换取他们努力增加国家和社会的财富，这是得大於失的事情。八十年代我写过一篇《重提猫论》，其中说，我们长期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看成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关系，猫与鼠的关系，其实是不对的。真正的老鼠不是资本主义，而是"贫穷"与"落後".资本主义是一只猫，它可以帮助我们消灭这两只老鼠。资本主义有利也有害，但是它的祸害比较起贫穷与落後来是较小的。
中共曾经吹嘘过在大陆消灭了剥削，实际上从来没有过。我们应该反对超经济的剥削，反对过分的、残酷的剥削，但是完全消灭剥削是做不到的，也没有必要。资本家个人的消费总是有限的，大量的利润还是要用来扩大再生产，既给社会增加了财富，给国家增加了税收，也增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可怕的是“官僚所有制”。我们国家这几十年来由於官僚主义的决策错误而造成的损失和浪费，是任何资产阶级的剥削也不能比的。
我想提一个尖锐的问题：拿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比较，到底哪一个阶级是进步的，哪一个阶级是落後的呢？几十年来，我们从政治学习中受到的教育，都是告诉我们，农民阶级是革命的，资产阶级是动摇的，後来变成反动的，是专政的对象（这就是《5.16通知》的思想）。
但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衡量一个阶级的进步与否，要看它的经济地位，要看它在社会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资产阶级是同现代大工业和市场经济相联系的。它和无产阶级、科学技术人员一起，代表一种新的生产力，因此它是进步的阶级；至少在它没有变得阻碍生产力发展之前，我们不能说它是反动的阶级。上面我已谈到经营管理的作用，现代的资本家许多已变成了股东，不参加企业的经营管理了，怎么看这个问题呢？我认为，如果我们不反对普通人在银行存款获得利息的话，那么我们也不能反对从投资中获得利润，只要这对社会的生产发展有好处。这是从总的历史过程来说的，它并不排斥在某个时期，某个国家，资产阶级可以在政治上可以采取反动的立常《共产党宣言》高度评价了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但是过早地认为，这种积极作用已经完了。对於农民，《宣言》却认为，这个阶级是和小生产联系的，因而是没落的和保守的阶级；他们只有离开原有的立场，站到无产阶级方面来，才能变成革命的。後来，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联合农民的思想。这是为了壮大无产阶级的力量，并不表明他们认为农民是一个先进的阶级。
列宁和毛泽东都很重视农民。同农民联盟是共产党取得胜利的关键，因为农民占人口的大多数。农民渴望改变自己的贫困地位，在民主革命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可是农民究竟不代表新的生产关系，不能创造新的生产关系，所以在中国历史上，每次农民起义，即使取得胜利，最後还是回到封建主义，起义领袖背叛了原来的阶级，当上了新的皇帝。
那么知识分子呢？毛泽东认为中国知识分子都是受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影响，因而都是要改造的。把知识分子赶到农村去，就是让农民改造他们。
中国许多知识分子都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但在一九四九年以前确实受过“资产阶级式的教育”，也就是民主、自由、平等这些东西。这是毛泽东不喜欢的，但这是进步的思想，比毛泽东头脑中的帝王思想要进步得多，也比农民的封建思想和小生产思想进步得多。我不是说知识分子没有缺点，但是把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或阶层加以贬低，作为“臭老九”加以歧视，是荒唐的。
共产主义——科学还是空想？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过去的社会主义都是空想，只有他们才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现在看来，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仍然是乌托邦。“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这个共产主义原则是非常好的，可是怎么实现呢？如果你去读一读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就会发现，在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里，甚至在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也就是社会主义社会）里，是没有商品交换和货币的。马克思描绘说，在这样的社会里，一个工人"从社会方面领得一张证书，证明他提供了多少劳动（扣除他为社会基金而进行的劳动），而他凭这张证书从社会储存中领得和他所提供的劳动量相当的一分消费资料。"可是这种制度并不诱人。就我来说，还是宁愿带着钱包，到市场上去自由选择。不但如此，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做到了这一条；而且在看得见的将来，这也是不可能做到的。所以，现在所有自称建成了社会主义的国家，从马克思的观点来看，都是不够格的。怎么办？要这些国家不用"社会主义"的名称，也不好办。於是有些学者区别了两种社会主义，一种是"理论上的社会主义"，一种是"现实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为甚么要消灭商品与货币呢？因为他要彻底消灭剥削。一个工人创造的价值，大於他所得到工资，因为工资是劳动力的价值的货币表现，和他的劳动所创造的价值不相等。这种情况，使得剥削成为可能。只要有商品和货币，价值与价格的背离就是不可免的。要彻底消灭剥削，严格实行按劳分配，就要废除货币，直接按照工人的劳动来计算他所创造的价值来付予报酬，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劳动证券。同样，一切产品也不能有价格，而是标明其中含有多少劳动量。工人就用他的劳动证券，去领到具有同等劳动量的产品。这样也就消灭了商品。
马克思的这个设想，建立在他的价值理论的基础上。劳动创造价值，一个产品的价值，就以制造这个产品所需要的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来衡量。比如造一张桌子，甲要三天时间，乙要两天时间，丙要一天时间，那么制造这张桌子的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就是两天，这就是它的价值。这个理论，是以体力劳动为基础的。应用到简单劳动上，好象没有什么问题；应用到复杂劳动上，就有些困难；应用到单纯的脑力劳动上，特别是创造性的脑力劳动上，就完全不行了。体力劳动的产品，是可以规格化的。甲乙丙三个工人造出的桌子，必须是一样的，这样才好比较，才好用数字来计算。但是脑力劳动的产品怎样比较？怎样计算？鲁迅写《阿Q正传》，该给多少报酬才是不多不少？如果有另外的张三和李四，也写出了《阿Q正传》，一模一样，那就好办，可以把三个人所化的写作时间平均一下。但《阿Q正传》是独一无二的，别人写不出来，那么就没有什么社会平均劳动时间。不仅如此，仅仅按一部文学作品的写作时间来给予报酬，也是不公道的。
写作一小时总比造桌子一小时的劳动复杂得多。那么怎么计算？按计算复杂劳动的办法也不行，因为这里有天才，有灵感，这是根本不可能计量化的。按照一部文艺作品的创作时间来衡量其价值，这是可笑的。
还有，在这个信息时代，信息是最宝贵的财富，但如何计算信息的价值？用劳动时间也是不行的。
战後的科学技术革命表明，科学家和工程师对社会财富的贡献，他们所创造价值，比工人农民多得多（尽管他们离不开工人农民）。在毛泽东时代流行的对脑力劳动的蔑视以及"工人农民养活了知识分子"的说法，是根本错误的。
我们还可以想一想，除了科技的作用以外，企业管理的作用难道可以忽视吗？同样一个企业，由某个厂长来经营就亏损，换一个厂长来就扭亏为赢。应当承认，经营管理也是创造价值的；不过这种劳动也是脑力劳动，同样无法按时间来计量其价值。
所以，在现代的条件下，单靠工人来创造价值是不行的，还要靠科学家、工程师、技术员，还要靠经营者和管理者，即现代的经理阶层。工人是生产力，科学技术工作者也是生产力，经营管理者也是生产力：财富是由这三部分人联合创造的。虽然我们无法计算这後两部分人的贡献，但是可以肯定一个科学家或一个总经理的贡献要比一个工人大得多。
这样，“剥削”的问题就变得模糊起来了。从总的方面来说，现代社会财富的巨额增长，工人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主要不是由於工人和农民加重了劳动强度，而是受益於科学技术；科学家所得到的报酬，一般的是低於他们的贡献的。难道不可以说，脑力劳动者所给予体力劳动者的，要大於他们得之於後者的吗？我们不可能要求严格的按劳分配（尽管这已载入宪法和党章），但是我们应该要求相对合理的分配。在今天的中国，这种相对合理的分配也没有做到。
马克思为甚么要废除私有财产？
这是基於两个理由：一、为了消灭剥削；二、为了实行全面的计划经济。马克思认为，残酷的剥削和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导致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停滞，废除私有财产将解决这两个问题，从而极大地解放生产力。我们已看到严格的按劳分配的不可能，那么全面的计划经济可能吗？资本主义经济是靠市场的"看不见的手"，人们能不能用自己的手来完全代替那只看不见的手呢？事实表明这是不可能的。现代市场经济瞬息万变，复杂万千，就是有一个万能的超级计算机，也不可能把全部变数纳入人为的计划之中。这一点，苏联和中国的经验已经证明了。我们至多只能做到在市场的自发经济基础上加上人为的计划调节，但不可能不要那只看不见的手。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英国经济学家海耶克批评马克思过於迷信理性的力量，错误地以为社会制度的变革是可以用理性来设计的；我以为这个批评是有道理的。
既然完全消灭剥削和彻底实行计划经济是不可能做到的，那么废除私有财产的理由也不能成立了。不要说在本世纪初的俄国没有条件实行马克思所主张的那种社会主义，就是在今天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生产力水平很高的美国，如果要没收私有财产，取消货币，那么美国的经济马上就会崩溃。
马克思对这种危险，并不是没有一点预计，所以在《共产党宣言》里，尽管在原则上提出了“消灭私有制”的口号，但它的十条纲领并不是那么激进的，只提出剥夺地产，高额累进税，没收流亡分子和叛乱分子的财产，国家垄断经营银行、运输业等；至於消灭阶级差别和“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手里”，马克思只是含糊地说那是要在发展过程中解决的事。
有趣的是，今天我们来看《共产党宣言》的十条纲领，会发现，在有些方面，如高额累进税，工业和农业的结合，城乡对立的消灭以及义务教育，西方国家比社会主义国家做得更好。
时代变了，今天社会主义国家或者转到资本主义，或者采取一些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措施；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国家也采取了一些社会主义性质的措施。两种制度正在靠近。
马克思恩格斯的本意是要解放全人类，但他们过分强调了阶级斗争的作用，又误以为一切问题的根源在私有制。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发展下去，社会将迅速两极分化，好象一个葫芦形，中间最细，两个头，一大一小，一头是人数很少的大资产阶级，另一头是广大的无产阶级，这两大阶级的斗争将决定人类的未来。历史的发展否定了马克思的预言。
拿现在美国的例子来说，出现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整个社会象一个橄榄形，两头小，中间大；这样的社会结构是比较稳定的。至於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并没有象马克思预言的那样贫困化，而是大大改善了。恩格斯在上世纪四十年代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和马克思在六十年代的《资本论》中描绘的英国工人的悲惨生活状况，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早已看不到了。这就是西方国家的工人不接受共产主义的根本原因。
工人阶级队伍本身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办公室工作的“白领工人”的数量已经超过了在车间劳动的“蓝领工人”。现在的工人阶级已经不是马克思那个时代的工人阶级了。
从战後这些年的历史看，资本主义世界中推动历史进步的并不仅是工人运动，还有学生运动，妇女运动，黑人等少数民族运动。工人阶级也不一定走在社会的前列，更谈不上领导社会的潮流。现在在所有的西方国家中，共产党的势力都在衰落，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景是没有的。大学里倒有不少学者在研究马克思主义，但那并不是同工人运动结合的。
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肩负着历史的使命，即通过解放全人类而解放自己。《国际歌》批评了“救世主”的观点，但这种把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任务赋予一个特定的阶级的观点，何尝不是承认有一个“救世阶级”？从无产阶级专政到领袖专政马克思关於工人阶级赋有历史特殊任务的观点，为列宁所继承和发展，形成他的共产党领导权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
既然无产阶级是最先进的阶级，那么它当然要来领导革命。无产阶级怎样来实现它的领导呢？通过共产党。这是列宁的观点。
在中国，过去把一切邪恶的品质都归於资产阶级，而无产阶级被说成是大公无私，最有远见，最富於革命的彻底性，无产阶级的阶级性似乎就是一切美德的化身。这样的无产阶级只存在於头脑里，在现实中从来不曾存在过。现实情况是，工人身上也会有这样那样的品质缺点，於是就把这些归咎於资产阶级的影响和资本主义的腐蚀。
在理论上无产阶级是领导阶级，但在现实生活中，工人阶级似乎并不占有特殊的地位，无论政治上还是社会地位上。他们应该有的特殊地位，被代表他们的党占有了。
这样，共产党就在无产阶级的名义下，成了改造者、解放者、教育者，其他的人们都是被改造者、被解放者、被教育者。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就有了合法性。社会主义国家成了西方学者所谓的党治国家或“党国”（party-state）。我们中国叫做"党天下".马克思恩格斯都不喜欢国家（此处的"国家"指国家机器，或马克思说的"政治国家"）。他们说的"无产阶级专政"只不过是暂时的过渡。国家要消亡，国家的某些职能将转交给社会来承担。他们心目中的公有制，是社会所有制，并不是国家所有制。
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度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最适宜的形式是巴黎公社式的政治组织。後来马克思没有重复这个观点，而恩格斯提出民主共和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列宁则认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最好形式不是国会制的民主共和国，而是苏维埃共和国。这又被说成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列宁提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共产党专政，而党又是由少数领袖来代表的，这样共产党专政又变成领袖专政了。今天我们所说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主要属於列宁。
马克思和列宁都抨击了资产阶级民主，在当时，这是有道理的，因为资产阶级民主在当时确实不完备。列宁的抨击尤其严厉，他声称资产阶级民主是虚伪的、形式的、残缺不全的，而无产阶级民主要比资产阶级民主好万倍。这个比资产阶级民主好万倍的无产阶级民主从来没有出现过。一百年来，资产阶级民主有很大进步，过去没有选举权的妇女、穷人、少数民族，现在都有平等的选举权了；人民也享有充分的言论自由和结社、游行等自由权了。相形之下，社会主义国家并没有建立一套有效的社会主义民主机制来表达民意，监督和控制党和领袖，防止滥用权力，其结果是党和领袖凌驾在人民和无产阶级之上，异化了。
当年列宁对资产阶级民主的抨击，如“虚伪的”“形式的”“残缺不全的”，移来描绘所谓的“无产阶级民主”，倒是很合适的了。现在官方已经不再重复列宁的论点，而是说西方民主不适合中国情况。
德国“左派”共产党人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党专政还是阶级专政？是领袖专政还是群众专政？列宁回答说：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阶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为领袖的人们来主持的（《列宁选集》4卷197页）。
列宁批评德国“左派”共产党人把群众和阶级，政党和领袖完全对立起来，这是对的；但列宁却陷入了另一个极端。照这个说法，因为无产阶级代表群众，所以群众专政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因为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所以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党专政；因为党是由领袖领导的，所以最後是归结为领袖专政。
斯大林看到了这种理论的容易受到批评，在《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中企图加以弥补，说无产阶级专政和党的领导作用（党"专政"）之间不能划等号。无产阶级专政"实质上"是党专政，但不是说"完全"是。党"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但前提是"先锋队和工人群众间、党和阶级间有着正确的相互关系"（《斯大林选集》上，423页）。"如果党的政策不正确，如果党的政策和阶级的利益发生冲突，可以不可以认为党是阶级的真正领导者呢？当然是不可以的。"（同上425页）。
斯大林看到了这种危险，可是後来他自己忘掉了。在中国，从来就没有提出过这样的问题，似乎一个党自称代表无产阶级，它就代表无产阶级，用不着征求一下广大工人的同意；一个党曾经代表过人民，那么它就永远代表人民，不需要人民来审查是否合格。任何地方、任何部门的工作出了问题，有了缺点，需要纠正和改进，第一条就是“加强党的领导”。几十年中，不断加强党的领导，随之是领袖地位的加强。党是全能的，党的全能又归结为领袖的全能。
斯大林大搞个人崇拜，毛泽东也想搞对自己的个人崇拜，就批判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在“九评”的第二评即《关於斯大林问题》中说："所谓'反对个人迷信'，是违反列宁关於领袖、政党、阶级、群众的相互关系的完整学说的"，"实际上是把领袖同群众对立起来，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统一领导，涣散党的战斗力，瓦解党的队伍。"在这里，正是利用列宁观点中的弱点来为个人崇拜辩护。
列宁观点中的主要问题在於忽视了这一点：党是可能从本阶级异化的，领袖也是可能从群众异化的；异化了的党不能代表无产阶级，异化了的领袖也不能代表群众。
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大问题就是无法防止党和领袖的异化。毛泽东在1957年提出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他没有看到，最主要的危险是党和领袖的异化。後来，为了要搞"文革"，他提出党内出现了一个官僚资产阶级。其实，问题出在他自己身上，他脱离了人民，君临於群众和党之上，谁也不能制约他了。
马克思主义本来是批判“救世主”思想的，但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无产阶级实际上代替了救世主的地位，成为救世阶级。到了列宁，这个救世阶级又为共产党所代表，成为救世党；党又掌握在领袖手中，於是领袖实际上成为新的救世主。绕了一个大圈子，又回到了原来的地方。
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在欧洲已陷入困境。列宁胜利地领导了十月革命，又提出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口号，使得马克思主义走到东方来了，获得了第二次生命。列宁主义从此成为被压迫民族解放的旗帜，十月革命成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解放的道路。但俄国革命的经验实际上并未经过批判的审查。列宁组织“第三国际”，就急於推广俄国的经验，这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许多负面的影响。
现在再来看看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这是一个马克思遭到严重误解的领域。为甚么会误解呢？马克思主义的普及和研究工作已经做了几十年，为甚么还有误解呢？马克思的经济学是较少受到误解的，因为马克思有三卷《资本论》摆在那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就有误解了，因为马克思讲得少。哲学呢？我们过去受苏联影响，只读恩格斯和列宁的几本书，很少读马克思原著。马克思早年钻研哲学，写过一些文章，但都不好懂，後来他把重点放在政治经济学上去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有些重要遗著只是到本世纪的三十年代才发表，如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的《1844年哲学手稿》和《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列宁都没有读过。不能说列宁对马克思的哲学思想的了解是深刻的，斯大林就更不消说了。斯大林有条件读到上述的马克思著作，但他根本不重视，也不知读过没有。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又是受苏联影响的。我们长期跟在苏联後面，把列宁主义看成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全面的合法的继承和发展。这个影响时间是很长的。
为了说明列宁的哲学思想同马克思的不同，让我们先从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谈起。
《唯批》的基本思想，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意识是物质的反映。这个命题好象没有错，难道马克思不是也这样说吗？问题就出在对"反映"的了解。列宁是把这个词和"摄影""复写"的同义词来使用的；他在书中的任何地方都没有声明"反映"和"摄影""复写"有什么不同。这种认识论，是常识的唯物论。在中国，由於多年来照抄苏联的说法，学校和课本中都是这样讲的，所以许多人也就以为这就是马克思的哲学。
列宁反复强调，认识的对象，即客体的存在，是独立於人之外的。这种话只有在一定条件下才是对的，但不能成为一个普遍的命题。我面前的这种桌子，当然是独立於我的意识而存在的；但是桌子不是自然物，它是人造出来的。造第一张桌子的人，总要事先有一个设想，也就是桌子的观念。马克思指出，人的劳动的特点，就在於他在制造一件产品之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的结果在一开始“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马恩全集》23卷202页）。
不仅桌子，所有的社会财富都要这样看。自然是财富的母亲，劳动是财富的父亲。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最初把财富看做是单纯的客体，看成是独立於人以外的、不依赖於人的自然物，亚当斯密则把财富看做是劳动的创造，马克思认为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所以，我们不仅要把桌子看成是客体，还要看到桌子的主体方面，也就是从桌子中看到人的劳动、人的意志、人的智慧。这就是见物又见人，并且是从物中见人。不仅如此，桌子是商品，它有交换价值。交换价值是什么呢？表面上是物与物的关系，实际上是人与人的关系。离开了人，离开了社会，就没有什么价值。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就是要在物与物的关系背後揭示人与人的关系。如果按照列宁的观点，客体就是客体，不依赖於人存在，这正是马克思所批评的。马克思在著名的《费尔巴哈论纲》中说以往的唯物主义对现实只是从客体方面来了解，没有从主体方面来了解，就是这个意思。
上面说的是对马克思的第一个误解；现在来说第二个误解。
马克思说过，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列宁按照他的反映论观点对此作了解释。
他说："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这就是马克思的学说。反映可能是对被反映者的近似正确的复写……意识总是反映存在的，这是整个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看不到这个原理与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有着直接的和不可分的联系，这是不可能的。"（《列宁全集》18卷338页）那么马克思说的“存在决定意识”就是说意识是存在的“近似正确的复写”吗？错了！马克思说的“存在”是社会存在，它并不是在人以外的东西。马克思说的“社会意识”，包括宗教、道德、文艺、法律、哲学等意识形态，它们不是反映人以外的东西，而是反映人自身的存在，而且这种反映也不是依样画葫芦的复写。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是在贬义上使用“意识形态”这个词的，是说这是一些打上了阶级烙印的虚幻的观念。拿宗教来说吧，它不但不是什么客观存在物的“近似正确的复写”，甚至根本不是复写。那么怎样用社会存在来解释它的来源呢？人创造了上帝，但人却反过来说上帝创造了人，这是一种异化，一种颠倒。马克思说："国家、社会创造了宗教即颠倒的世界观，因为它们本身就是颠倒了的世界。"（《马恩选集》1卷1页）"宗教里的苦难就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或者说，它是"人民幻想的幸福"（同上2页）。50因为人民遭受苦难，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所以要创造出一个上帝来，作为祈求的对象，把幻想寄托於死後的天国。这样，宗教是现实生活的一种反映，但它是一种曲折的、歪曲的反映，不是那种照镜子式的反映，不是列宁理解的那种反映。
列宁在《唯批》後写的《哲学笔记》中，局部地纠正了自己的错误，说人的心灵认识事物，“不是简单地、直接地、照镜子那样死板的行为，而是复杂地、二重化地、曲折地……".照镜子和照相是一回事，说认识不是照镜子，就是说不是照相。
其实，意识形态已经不属於认识论的范畴了（并非一切思想都是认识）。拿客观的桌子产生桌子的观念这种"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来解释意识形态的产生，是根本不行的。前者是用人以外的客观对象来说明感觉和表象的来源，而後者是用人自身的社会存在来解释意识形态的根源。在前者的情况，人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观念是来自面前的客观对象。
在後者的情况，人们并没有意识到他们的思想是受什么东西在背後推动的；正如恩格斯所说，"头脑中发生这一思想过程的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归跟到底决定着这一思想过程的进行，这一事实，对这些人来说必然是没有意识到的，否则，全部意识形态就完结了。"（《马恩选集》4卷250页）马克思恩格斯没有用过“辩证唯物主义”这个词，只用过“历史唯物主义”这个词。“历史唯物主义”的“物”，就是哲学上讨论的“心物关系”或“意识与物质的关系”的“物”吗？否。马克思指的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生产、生产方式、社会存在，但所有这些都是离不开人的。它是指人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人的生产活动和生产方式、人的社会存在；是指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人不是纯粹的物质，人有肉体和精神，人的活动是有意识的活动。所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并不是简单地把一般唯物主义原理搬到社会历史中而得出来的。
官方马克思主义或正统马克思主义把人的本质归结为阶级性，这样就一方面取消了人的共性（人性），另一方面抹杀了人的个性。他们的根据，就是马克思说过"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第三种普遍误解。
第一，社会关系是很丰富的，两性关系、亲子关系和朋友关系等都是社会关系，不能全部归结为阶级关系。阶级关系诚然很重要，但是把这种关系从人的总体抽出来，抛掉其他关系，这仍然是抽象的人。马克思说的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并不仅仅是阶级关系。
第二，社会关系是会异化的。许多人都忽视了，马克思在上面那句话之後，紧接着说："费尔巴哈不是对这种现实的本质进行批判……".这是什么意思呢？为甚么要批判人的本质呢？马克思在另外的地方说到“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自觉的活动”（《哲学手稿》），又说，劳动是使人和动物区别开来的东西，而劳动是自由的实现。我们有足够的根据认为，马克思的意思是人的本质是自由。但这个本质不是现成地给予人的；换句话说，人不是生而自由的。在这一点上，马克思既区别於卢梭，又区别於萨特。人能够自由，这只是人的潜能，要通过劳动来实现它，而劳动总是在一定的生产方式、社会关系中进行的，而生产方式是前一代人留下来的，不是人们可以自由选择的。人只有在社会中才能获得自由。自由的实现也就是人的本质的实现，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最初的、从动物分离出来的人，在一切本质方面是和动物一样不自由的；但是文化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反杜林论》）但是这是一个辩证的过程。人在获得自由的过程中又会陷入新的不自由。例如，一定的社会关系本来是使得人的自由能够实现的条件，却又可能变成人的新的桎梏，这就是社会关系的异化。
现在我们可以较好地理解马克思的话了。马克思的意思是说，人的本质只能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实现，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社会关系是人的现实的本质。但是社会关系是会异化的，异化了的社会关系不但不是人的本质的实现，反而成为反人性的东西。所以马克思说，专制制度使人不成其为人。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的错误就在於没有批判这种“现实的本质”，所以没有革命性。按照马克思，这种现实的社会关系不仅要批判，而且要推翻："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受屈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一切关系"（《马恩选集》1卷9页）。
从这个观点来看，阶级性虽然可以说是人的现实的本质，但这是异化了的本，不是人的真正的本质。例如，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人被摧残为畸形的人，变成了奴隶，变成了活的机器，变成了齿轮和螺丝钉（雷锋以当齿轮和螺丝钉而自豪，马克思则尖锐地把这当做资本主义对人的扭曲来批判），这是人性的异化。
马克思说："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是人的自我异化。"无产阶级之所以必然产生对他的生活状况的愤慨，就是由於"它的人类本性和它那种公开地、断然地、全面地否定这种本性的生活状况相矛盾。"（《马恩全集》2卷44页）马克思曾赞扬过工人阶级的革命性，但是他从没有把工人阶级描写得完美无缺，象後来的正统马克思主义那样。马克思认为工人阶级应当消灭自己，消灭自己的阶级性，恢复自己的人的地位。
马克思主义的精华—实践的唯人主义几十年中，某些流行的哲学教科书翻来复去讲的是“存在第一性，思维第二性，思维是存在的反映”，这种讲法，没有跳出旧唯物论的窠臼。人们以为，只要加上“思维对存在起反作用”就足以和旧唯物论划清界限了，其实是大谬不然的。
一九三二年马克思的《1844年哲学手稿》的发表是马克思主义史上的一件大事，欧洲一些"马克思学"的学者开始从新的角度来研究马克思。他们发现了一个不同於俄国版的马克思主义，一个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一时轰动了欧洲。虽然这项研究为二次大战所中断，但战後又以其冲击波震动了北美，出现了一大批有关著作，并且孕育出了不同的学派。可以说，《手稿》赋予马克思主义第三次生命。
中国翻译《哲学手稿》不算太晚，一九五六年第一个译本就产生了。然而由於原文的艰深和译文的晦涩，当时只有少数人注意。到八十年代初才在学术界形成研究的热潮___然而这时青年人已开始厌倦马克思主义了，他们追求更时髦的东西，从尼采到萨特。另一方面，官方又把这种"异端"马克思主义视为主要敌人和批判对象。到现在，青年学生仍以为马克思主义只此一家，无非是讲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还有什么别的呢？然而如果不把青年马克思和成熟的马克思联系起来，就不可能对马克思有完整准确的了解，就看不到马克思思想中最宝贵的东西。
马克思的出发点既不是精神也不是物质；马克思的出发点是人，是现实的人或实践的人。
马克思是哲学是一种历史哲学，它认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马恩全集》42卷131页）。这个过程还没有结束。人创造了并还在创造着人的世界，同时创造了并还在创造着自己。
最初的人和动物的区别不是很大的。人类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生存，就是解决衣、食、住的问题，因此就要进行物质生产。马克思恩格斯对这一点的重要性予以充分估计，说这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马恩选集》1卷32页）。这个问题不解决，人不能维持自己的生存，其他都谈不上。
但仅仅是停留在维持生存这个水平上，人和动物就没有多大区别了。“饮食男女等等也是真正人类的机能。然而，如果把这些机能同其他人类活动割裂开来并使它们成为唯一的终极目的，那么，在这样的抽象中，它们就具有动物的性质。”（《哲学手稿》）对马克思主义的第四种流行的误解，就是以为马克思最关心的是人们的吃饭穿衣这种基本的物质生活需要，马克思理想中的社会主义就是人人有饭吃，有衣穿，马克思心目中的共产主义就是人人都过富裕的生活；或者说，马克思主义就是“吃饭哲学”。
E.弗洛姆早在一九六一年发表的《马克思关於人的概念》中就有力地批驳了这种观点。
他感到奇怪的是：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敌人这样批评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辩护者也这样理解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批评过把达尔文的“生存斗争”公式用来解释历史（见（《马恩全集》32卷671-672页）。恩格斯把人的需要分为三个层次：生存、享受、发展。因此，阶级斗争不仅是争取生存资料，而且是争取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见《马恩选集》3卷572页）。马克思主义并不反对享受；我们在许多年内把享受当做资产阶级的专利品，这是违反马克思的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只反对把自己的享受建筑在别人的痛苦的背上，要改变工人只劳动无享受和资本家只享受不劳动的状况。享受有物质享受和精神享受（或文化享受）之分，物质享受是消极的，精神享受高於物质享受。享受不是最高的需要，最高的需要是发展的需要，也就是发展自己的潜能，实现自我。这要通过自由劳动来实现。所谓自由的劳动，并不仅仅是不受剥削而已，而是一种创造的劳动，这种劳动是人性的需要，同时也是享受，是"乐生的要素".马克思认为，即使消灭了剥削，只要劳动是为了衣食，为了解决人的生存问题，这种劳动就仍然不是自由的，是不得不进行的，它仍然属於"必然性的王国"，真正的自由王国存在於"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马恩全集》25卷926-927页）。恩格斯认为，到了共产主义，人类就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但是马克思认为，物质生产领域是人类不能完全摆脱的，只有在这个基础上，自由王国才能繁荣起来。
这里的关键在於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增加自由时间。经济学上有所谓“恩格尔系数”，是指食品开支与家庭总消费支出之比，其数值越小越表明生活富裕。按照马克思，必要劳动时间越少，自由时间越多，越表明生活的自由和丰富。所谓自由时间，主要不是指闲暇时间，而是指进行创造性劳动（科学研究、技术发明、建筑设计、理论构思、文艺创作、艺术表演等等）的时间。
马克思曾从人的发展角度把社会形态分为三个阶段：最初的形态（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特点是人的依赖性；第二大形态（资本主义的）特点是人的独立性，但这种独立性是以对物的依赖为基础的；第三大形态的特点是自由个性，这种自由个性是建立在个人的全面发展和共同财富的基础上的。（见（《马恩全集》46卷，下，104页）马克思理想中的共产主义，就是要创造一种全新的人，为了创造这种人，就要创造一种全新的社会条件，使得每个人都能充分地全面地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在实现自我的同时为社会做出贡献。这样的社会不要求个人牺牲自己，相反，“每个人的自由是一切人的自由的条件”。异化克服了，人将成为“自为的人”，世界成为“为人的世界”。人将成为自然的主人，社会的主人和自己的主人。
我在1986年发表的《关於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哲学》中说过："以为共产主义社会就是'要什么有什么'的社会，就是每个人都过百万富翁的生活，这是普遍存在的误解。它的错误不是把共产主义看得太高了；恰恰相反，是看得太低了，因为在这里使用的价值尺度，仍然是资本主义的尺度。马克思的着眼点不是'物'而是'人'，不是享受，而是创造（创造本身也是一种享受）".马克思心目中的共产主义的人不是占有得多的"富有的人"，而是充分发展了人的本性的"丰富的人".马克思是重视物质生活条件的，因为它是人类生存的基础，但是这不等於说，物质生活是最重要的；正相反，马克思把精神的价值放在物质的价值之上。黑格尔提出，精神的本质是自由，而精神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见黑格尔：《历史哲学。绪论》）。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这个思想，把自由看做是人的本质。
只有这样来理解马克思的哲学，才能把他的哲学思想和他的共产主义思想有机地联系起来。把马克思主义说成“吃饭哲学”，这是一种浅薄的了解；毋宁说，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哲学，革命的哲学，自由的哲学。
以为马克思主义是反对或者害怕自由，特别是个人自由，这是对马克思的第五种误解。
这种误解在西方很流行。我在哈佛时，有个学生问我：“如果要中国人民在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之间做选择，他们会选择什么？"他们总以为，社会主义国家没有自由，是因为这些国家遵循马克思主义。这不奇怪，奇怪的是号称社会主义的国家也这样宣传。在我们国家，"自由"一词在很长时间里是带一些贬义的，好象这是只有西方国家主张的东西。在六十年代，《人民日报》的头版曾出现过一条报道，题目是《管庄——自由王国》。
管庄是北京东郊的一个住宅区。你以为它是说管庄提前进入了共产主义吗？不对。它是说管庄的秩序如何乱，小偷、流氓如何猖獗，卫生情况如何糟，总之，是无人管理，一塌糊涂，这就叫"自由王国".一个自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国家的报纸，就是这样亵渎马克思恩格斯的理想的。
对马克思主义的第六种误解，就是以为马克思是轻视个人价值的，共产主义就是“大公无私”的社会，就是集体主义彻底克服个人主义。有这种误解的人，以为个人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产物，集体主义是共产主义的价值标准。个人主义与资本主义相联系，这是不错的；但把个人和集体对立起来，这也是阶级社会的观念。马克思指出，有两种集体，一是“虚幻的集体”；资产阶级国家就是这样的集体，它把资产阶级的利益冒充为全民利益。另外一种是“真实的集体”，它乃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在这种集体中，个人并不湮没在集体中，而是在集体中得到自由和发展。马克思认为，在他的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里，集体和个人的对立的物质基础已经消除了；所以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共产主义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既不是“自我牺牲精神”，也不是“利己主义”（《马恩全集》3卷275页）。
当然，我并不认为马克思找到了一条实现这个理想的具体道路，前面已经说过了。
上面所说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澄清一些误解。这还不是所有的误解，但仅从这些，也可以看出，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的误解是很严重的。我敢说，这些误解，并不是只存在於一般人的心目中，而且存在於一些学者的头脑中。
十九世纪的欧洲，无产阶级的贫困化和悲惨命运成为一个触目惊心的问题，作为人道主义者和革命家的马克思把注意力集中於这个问题是很自然的。但是这个问题已不再是今天的头号问题了。虽然如此，只要异化存在，马克思的一些思想就没有过时。剥削是异化，但只是异化的一种形式，还有其他形式的异化。今天全球性的问题如环境污染，人口爆炸，核武器，南北对立等，都不是自然灾难，而是人类自己制造出来的祸害，是人的行为异化的後果。我们今天要坚持改革开放，但市场经济不可避免地会带来一些消极方面。我们已经有了权力的异化，现在金钱的异化也严重起来了。在某种意义上，这是进步的代价；不要任何代价的进步道路是没有的。但是我们也不能放弃对异化的批判和采取措施来减少这种现象，马克思的思想就为我们提供这样的武器。
总起来说，我不是列宁主义者；也不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我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基本过时了，他的共产主义仍然是乌托邦。马克思的最有价值的东西在他的哲学里面，但不是列宁所阐述的那种辩证唯物主义，也和马克思本人讲的历史唯物主义内容不尽相同。这种哲学，我想称之为“实践的唯人主义”，也就是马克思的人的哲学或“哲学的人学”（philosophicalanthropology）。"唯人主义"是我创造的新译名，德文里是Humanismus，英文里是humanism.译为人本主义也可以，但我觉得"唯人主义"更好。
过去译为人道主义，但这个词的伦理道德色彩太重；这个译名可以保留给英语中的另一个词，即humanitarianism.实践的唯人主义并不否认自然界的在先性，但是它在解释历史时是从人出发，又以人为归宿。马克思在早期一度自称为Humanismus，後来他抛弃了这个名称，改用了唯物主义这个词。这里不可能详细讨论马克思改用这个名称的原因和得失，我们也不需要处处以马克思为根据。我只想说，马克思的这一部分思想在当今世界上仍然有生命力。实践的唯人主义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价值标准，它既可以用来批判资本主义，也可用来批判现实的社会主义。这种思想也使我们在一个充满权利异化和金钱异化的社会中，保持独立的人格，不致失去自我，不致看不到人的价值。
我所信仰的这种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批判的、人道的。马克思主义经过实践的检验，有多少错误就否定多少，不必可惜。但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也要有完整准确的认识，要把後人加在马克思头上的东西和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区别开来。我主张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批判的审查，而不是弃之不顾，好象它根本不存在。官方认为我是马克思主义的异端而加以批判；海外又有人因为我仍然讲马克思主义而觉得奇怪：这些我都不在乎。
马克思逝世後的这一百多年里，世界发生了翻天动地的变化。如果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瓦解表明马克思主义的衰落，那么西方国家的科技革命和信息时代的到来又使人看到马克思的某些卓越的预见。自动化使人从单调累人的体力劳动下解放出来，电脑则使人从某些枯燥乏味的脑力劳动下解放出来。过去的八小时工作制的理想，已经为现实的每周五天工作制代替。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也发生一些变化，即使没有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但在这种社会中，马克思的若干理想正在变为现实。
“一切产生出来的东西，都一定要灭亡。”——恩格斯引用过歌德的这句话。这对马克思主义当然也适用。据我所知，毛泽东也表达过这个意思。马克思主义产生将近一个半世纪了，现在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正在走向灭亡。这是历史的进步，应当欢迎。我只是想补充两点。第一，马克思主义在人类思想史上将永远占据一个重要位置，不管人们怎样评价它。第二，马克思主义中的精华仍会被许多人继承、发展；这些人可以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流派，也可以不是。说得确切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灭亡不是简单地消失，而是被“扬弃”。我们今天对马克思主义应当做的工作，就象马克思恩格斯当年对黑格尔做的一样：从这个思想的废墟上救出其中有价值的内容，并加以发展，使之适合当今世界的需要。象历史上许多思想巨人一样，马克思的影响还会长期存在。在一个新世界的多元的文化格局中，马克思主义的新流派毫无疑问会有自己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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