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答辩文章
2月初，我们报纸的记者随赵紫阳访美回来，告诉我：美国对反对"精神污染"反应强烈。赵紫阳在纽约举行记者招待会，记者首先问的就是这个问题。一些认识我的美国记者还向他打听我的情况。还有一些美籍华人和华侨，虽然和我不一定有过直接接触，也对我表示关心。
会上还有人散发传单。赵回来后把这些情况向邓小平汇报了。
在中央内部，胡乔木邓力群的做法继续受到了抵制。
1984年2月7日，《人民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发表了一篇评论员文章：《谈谈统一思想》。
评论批评说："有的同志常常强调部门工作的重要性，忘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甚至不惜干扰经济建设、损害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怎么能说是同中央保持一致呢？"又说："我们说同中央保持一致，是说在党的路线、党的目标这样一些重大的政治问题、根本方针问题上同中央保持一致，并不是说每一句话都要同中央说的一模一样。如果这样的话，党员都变成谨小慎微的人，党还有什么创造性，还有什么生命力？……至于一些理论方面、学术方面的问题，更是需要讨论、允许争鸣的。可见，同中央保持一致，与发扬民主，与贯彻'双百'方针，并不是矛盾的。"这篇评论引起了大家的注意，纷纷猜测其背景。总编室接到电话，询问这篇评论送谁审阅过，“评论里说有的同志忘记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甚至干扰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这是指谁？”
我听说，这篇评论是根据胡耀邦的讲话写的。有的中央委员提出，二中全会原来决定，“精神污染”问题要到思想工作会议上讨论再作决定，怎么匆匆忙忙书记处就发文件决定了呢？
胡耀邦也觉得不妥。他在南方找邓小平谈了一次话，商定不发表邓在二中全会上的讲话。思想工作会议也不开了。
但胡乔木还在继续挥舞大棒。他要继续寻找打击对象，以证明思想文化界问题的严重性，证明反“精神污染”的必要性，证明胡耀邦的确是包庇自由化。2月15日，胡乔木批评人民出版社，说人民出版社在"文革"以前是对的，但是从三中全会以来就完全错了，被不受党的领导的理论界牵着鼻子走了，变成了"自由主义的出版社"."出版社应当为党所领导的理论界服务，但是理论界脱离了党，我们就不能为他们服务。不能让人家牵着鼻子跑，让你向东就向东，让你向西就向西，把眼睛蒙起来了。"扣这样大的帽子，证据在哪里呢？主要是人民出版社出版《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选译》的事。实际上这种书，从六十年代初到“文革”前，就在中宣部的直接领导下，出版了不少，从未受过批评，而当时还是在闭关锁国的情况下。“文革”结束后，各方面都有继续出版这类内部参考书的强烈要求。1978年6月中宣部批准的人民出版社的方针和任务中，就有这样一条："要根据出版社的分工，有计划有选择地翻译出版外国政治学术书籍，特别是有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工人运动正反两方面的著作和资料……要重视出版反面材料和参考资料。"关于这件事，胡耀邦在1980年7月21日有过一个批示，说："我赞成翻译一些现代社会主义各流派的一些著作，以及资产阶级关于社会学的一些名著。现在我们这方面知识贫乏得惊人。我不知道全国是否有十来个人认真读了十来本这样的著作。没有这一条，谈什么探索新理论？"3月6日，胡乔木找人民出版社领导谈话，再次提出批评。有人向胡乔木念了胡耀邦的批示，胡乔木说："耀邦同志是一般说说，不是对你们人民出版社说的。"这个批示就是写在人民出版社的一个编辑室给胡耀邦的信上的，怎么不是对人民出版社说的？
邓力群立即召集人民出版社部室主任以上干部到中宣部听传达。接着，朱穆之在全国文化局长会议上和文化部反精神污染总结大会上两次尖锐指责人民出版社。
2月8日，社会科学院召开学习胡乔木文章的座谈会，由院长马洪主持。到会的有张友渔、汝信、邢贲思、李泽厚、刘大年、许涤新、林甘泉等人，都是知名人士。各人都准备了稿子，照念一通，表示拥护。只有林甘泉提了一点商榷意见，说《德意志意识形态》并没有摆脱异化概念。会上，邢贲思介绍了这篇文章的写作经过，也提到胡乔木征求王若水意见的事，说：“若水同志给乔木同志写了一封信。他在基本上不同意乔木的文章，但有一点乔木同志接受了，就是关于‘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提法。当然，乔木同志讲的内容和若水不一样。乔木同志说，若水可以写文章，在《人民日报》、《红旗》发表不合适，可以在《哲学研究》上发。我已告诉了哲学研究所的同志，可以约若水同志写文章。”
这个会是公开进行的，有新闻记者参加。《人民日报》有一个记者去了，是他回来告诉我的。
邢贲思的话有一点新的信息，但这不是直接告诉我的。我等了好几天，哲学所并没有来人。
一直到2月16日，《哲学研究》负责人陈筠泉终于来约稿了。我对他说，"我不想浪费时间去写一篇不能发表的文章。我的基本观点没有变。你看我的文章写出来后，能送审通过吗？"陈强调说，他估计有可能登。他还告诉我小平同志有批语，“允许辩论，不打棍子”。
3月中旬，我写出了《我对人道主义问题的看法》（1），交给《哲学研究》。
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如下：我首先批驳了胡乔木的这个主要论点：人道主义作为世界观是唯心主义的，它不能对世界和历史做出科学的说明。胡乔木之所以要提出“什么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这样的问题来大加讨论（其实这个问题在文化界关于人道主义的讨论中根本没有涉及），就是为了说明人道主义不能正确回答这个问题。我说：人道主义确实不能，但这不是人道主义的任务。人道主义是一种价值观念，他的基本原则是“人的价值是第一位的”；唯心主义是一种解释世界的理论，它的基本原理是“意识是第一性的”。人道主义和唯心主义没有必然联系。人道主义和反人道主义争论的是一个问题，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争论的是另一个问题，两者不是一回事。十八世纪的法国启蒙学者和百科全书派的世界观，就既是唯物主义的，又是人道主义的。
爱尔维修等人有一个著名的观点：“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马克思就说这是“一种唯物主义学说”。爱尔维修的这种观点，和他的人道主义是一致的。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的理论“体现了和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可见，人道主义并不总是和唯物主义对立的。我们需要对世界做出科学解释，也需要对世界做出适当的价值判断，因此，我们既需要唯物主义，也需要人道主义，两者都是世界观。
胡乔木说的“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的人道主义”（他又称之为“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历史唯心主义”或“抽象人性论的历史唯心主义”），其实是指用人性去解释历史的理论。这当然是一种唯心主义的历史观，但并不一定和人道主义相联系。从思想史看，用人性去解释历史的，可以是人道主义者，也可以是反人道主义者。胡乔木把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人性论混同了。人性论，就是关于人性的理论。并不是所有的人性论都是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联系的；奴隶主阶级和封建阶级也有他们的人性论。也不是所有的人性论都是唯心主义的。马克思不承认抽象的人性，只承认具体的人性。马克思主义对具体的人性的研究，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人性论。
至于“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这个命题，这里的人是指现实的人，社会的人，这在我的文章中已经反复说明；而且，这是马克思提出来的，见之于他的成熟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胡乔木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不是人而是社会。这是把人和社会对立起来了。脱离了社会的人是抽象的人，脱离了人的社会也是抽象的社会。马克思说：“应当避免重新把‘社会’当做抽象的东西同个人对立起来。个人是社会的存在物。”“社会本身，即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人本身。”“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因而，这些个人的一定的社会性质的生产，自然是出发点。”离开社会不能说明人，离开人也不能说明社会。
不错，马克思确曾说过，他的分析方法“不是从人出发，而是从一定的社会经济时期出发”。
胡文引证了这句话。但第一，马克思在这里指的是从抽象的\黑体"人"（马克思用黑体字表示）出发；第二，马克思在这里说的是他分析商品价值采用的方法，不是说他的整个体系。
《资本论》是从商品出发，我们能说马克思的整个体系也是从商品出发吗？
关于“人的价值”，我说：胡乔木把社会和个人的关系比做树根和树叶的关系，说树根比树叶更重要。其实，社会和个人的关系，是全体和分子的关系。社会不是树根，而是整颗树。
树根和树叶都是社会的一部分。照胡乔木的比喻，似乎在所有单独的个人之外，还有一个社会；在所有的个人利益之外，还有一个社会利益。这怎么可能呢？这才是抽象的社会！
此外，照胡乔木的说法，近年来提出这个口号，只是干扰社会主义文明建设，没有任何积极意义。但胡乔木也承认，现在仍有官僚主义，仍有对人缺乏关心和尊重的冷漠现象。那么，针对这种现象提出“人的价值”问题，不是很有必要吗？人道主义和人的价值本来是分不开的，否定了人的价值还有什么人道主义？在人道主义问题上，胡乔木同志对那种“反对任何意义上的人道主义”还做了一点批评；可是在人的价值问题上，胡乔木同志对那种否定任何意义上的人的价值的偏见却没有半句非议。这样，就给人一种不一致的印象。
因为涉及的问题较多，一篇文章写不完，我打算至少写两篇。我唯恐发表了这一篇就不让我继续发表了，所以在文章最后预告说，“关于异化问题，我将另文答复和求教”。
我对《哲学研究》编辑说，要把这篇文章送乔木同志、邓力群同志审阅，这不仅是组织手续，也是我本人的愿望。我还说，“你们可以在我的文章前面加按语，表示不同意我的观点；也可以发表批评我的文章，这些我都认为是正常的。”
《哲学研究》处理这篇稿子十分慎重。他们看后，要求我把口气改得缓和一些。我同意了，心想，只要能发表，这是可以改的。后来他们告诉我，审阅通过了，定在4月号上发表。他们还把编辑部的按语给我看了，大意说：我们收到王若水同志的这篇文章，按照中央关于对待学术问题应采取百家争鸣的方针，特予发表。这是一个中立的按语。他们问我有什么意见。
我说，"很好。只是其中说你们收到我的文章，这不大确切，好象是我主动送给你们的，其实是你们约我写的。当然，这个关系不大。"对这件事，《哲学研究》和我都是严格保密的。但消息传得很快。后来听说，是邢贲思在广东召开的学习胡乔木文章的讨论会上透露的。那是一次全国性的会议，所以消息马上传到全国许多地方。不久，香港《争鸣》杂志报道了这件事。
在中央的一次会议上，有一位中央负责人说到：“乔木文章很好。中央看过了，认为很好。
有人还不同意……“这时邓力群插话：”王若水写了一篇文章，准备在《哲学研究》发表。“
在另一次会上，邓力群说：“要准备有若干人长期思想不通。我给大家透个消息：王若水同志看了乔木同志文章后，写了答辩文章，准备在《哲学研究》上发表；同时也准备了同他讨论的文章。中国有几个王若水不通，对我们坚持对外开放、搞活经济没有多大关系。”
邓力群还表示，王若水的文章是想翻案，要组织文章批判。
邓力群一年前那一番苦口婆心的话言犹在耳：“宣传部和研究室有这么一个意见：……用比较长的时间，陆陆续续地、心平气和地，以探讨真理的态度和方式，来进行讨论”，“由此使我们的学术问题、理论问题的讨论能够形成一种正常的空气”。“有了这样一种空气，有了这样一种方式，即使一年两年之内得不出多数同志都同意的一致意见，那也还可以按照这种方式继续讨论下去。如果搞得好，这对于活跃我们的学术讨论，进行理论探讨，会是一件好事。”
《哲学研究》为了防止引起注意，把这篇稿子拿到印刷厂发排时曾删去了我的署名。他们本来准备在最后的清样上恢复我的名字，可是他们的神经过于紧张，唯恐到最后忘记了这件事，又提前把我的名字加上了。《人民日报》一位同事在一个偶然的机会看到了这份校样，马上回来报告。
不同的渠道带来了同样的消息，全编辑部都震动了。
理论部的同志请我去一下。我到了理论部的一个办公室，大家都在那里，神色紧张。有人猛抽烟，屋子里充满了烟雾。看来他们已经议论了一阵了。
他们七嘴八舌地向我进言。
“你千万不能书生气，去写反批评文章。这会上当！”
“你怎么会相信胡乔木说的‘欢迎争论’是真的呢！”
“有这么多的教训，你怎么还不明白？这就是‘引蛇出洞’。胡乔木正等着你呢。你去反驳他，正中下怀。”
“你的文章正好给胡乔木提供一个靶子。他正要找靶子，你还送上门去？”
还有人说，我本应当对胡乔木说的“欢迎争论”置之不理，表示不信才是对的。这个时候我发表这种文章，就证明了胡是真心搞“百家争鸣”的。这在客观上是给胡乔木涂脂抹粉，帮助他改善形象。
我曾多年在理论部工作，是从理论部提拔上来的，因此和理论部的同志有特殊的感情。我和他们没有隔阂，他们向来是很直率地对我说话。
我努力向他们说明，现在的情况同过去有所不同。胡乔木不需要“引蛇出洞”，因为我已经出洞了。虽然胡乔木说的“欢迎争论”不过是一种姿态，但是他既然有了这个表示，就给了我一个反驳的机会，我为什么不利用呢？能够反驳总比不能反驳要好。最怕的是我没有发言权，由胡乔木怎么攻击，我不能还手。胡乔木肯定是要以我这篇文章为靶子的，但现在是我以他的文章为靶子，这是相互的关系。我这篇文章发表之后，胡乔木要继续批评我不是更容易了，而是更难了，因为我更完善地表达了我的观点。而且，他首先要防御，要回答我的反批评，然后才能进攻。胡乔木要批我就让他批，怕什么？条件是我也能批他。如果胡乔木真把我驳倒，我愿意承认错误。这有什么关系？我不怕承认错误。真心承认错误比做假检讨好。
如果胡乔木驳不倒我，就得让我反批评了。胡乔木要把我驳倒未必是容易的，而我有把握驳倒胡乔木。我认为这一回胡乔木并不是有意“引蛇出洞”，他并不认为真会有人敢于同他争论，因此他乐得表示开明。他没想到会弄假成真。如果他违背“欢迎争论”诺言，那么他就在公众面前暴露了自己的虚伪。如果他实现他的的诺言，那是好事，他不能整我了，就让他改善一点形象吧。不过他会发现，这样做对他来说是代价很大的，他的所失会大于所得。
但是，我未能说服理论部的同志们。
我仍然住在办公室，现在这个办公室从早到晚不断有人来找我谈话。全是我的朋友和熟人，一批又一批，都是向着我的，都来好心地劝我。我的坚决态度使他们很失望。有时谈到深夜。
谈话的人告诉我，别的老同志正在焦虑地等待谈话的结果，没有结果他们就睡不着觉。在谈话陷于僵局的时候，有的年长的同志拍了桌子，有的年轻的同志掉了眼泪。
报社领导也问我有没有这回事，我说有。他们要我撤回这篇文章，我拒绝了。
有人把这个消息告诉我在别的单位工作的大妹妹。她专为这事来找我，谈了很长时间。最后她说：“你要是不同意撤稿，我今天就不走了。”我好不容易把她劝走。
大妹有严重的心脏玻过了几天，有一个认识她的报社同事找到了一个说服我的办法。
“这两天你妹妹的身体很不好。将来一批判你，肯定会给她很大的刺激。这可是严重的事情！
万一她有三长两短怎么办？你怎么不想想？“
我犹豫了。
在办公室不得安宁，我就四处躲藏。我躲到家里，人们找到家里；我躲到图书馆，人们找到图书馆。没有办法，我只得成天在外面游逛。
我到大妹的家，询问了她最近的身体情况。她最近没有什么大玻我竭力安慰她说，虽然胡乔木发表了文章，可是人道主义问题还可以讨论。这是中央的决定。邓小平还有批示，说是“不打棍子”。现在情况不同，不会重复过去“反右派”的做法了。大妹似乎将信将疑，可是她不象原先那样坚决反对了。
我走出大妹的宿舍，一辆汽车停在我跟前。从汽车上下来三个编辑部的同事，其中一个是认识大妹的那个同志，为首的是理论部的党支部书记。
“哎呀，你在这里！我们找了你一天，总算把你找到了。秦川同志请你回去，要和你谈一谈……。"支部书记说得很客气。
“我不去！”我失去了冷静，大声地说。“写篇答辩文章有什么了不起？我一不违反宪法，二不违反党章。小平同志都说可以讨论，为什么我不能写文章？这是乔木同志让我写的，你们知道不知道？乔木让写的！”
说完，我气冲冲地走了。
4月14日，新社长秦川和新总编辑李庄联名给胡启立写了一封信，同时抄送一份给邓力群：胡乔木同志《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发表以后，中央一再肯定这是篇好文章，要求全党组织学习。王若水同志在此期间，就这篇文章写了一篇表示不同意见的文章。据他自己说，文章是胡乔木同志要他写的，并要在《哲学研究》上发表。
我们以为，在整党即将转入对照检查的时候，王若水同志的文章以不发表为宜，并对他一再进行劝阻。我们将继续对王若水同志进行批评，帮助。
特此报告报告是下午4时发出的。到6时半，胡启立就回了电话：你们的报告收到了，同意你们的意见。王若水同志的文章以不发表为宜。请说服动员王若水同志。这不是我个人意见。
胡启立给《哲学研究》的上级社科院党组打电话，说《人民日报》不同意登这篇文章。社科院党组也表示不同意登。
千斤重的压力在我头上。天啊，想不到争取一点小小的自由就这样难！
如果登这篇文章是政治错误，那么禁止发表就是了。如果胡乔木不愿意登这篇文章，他不予通过就是了。现在胡乔木说可以登，他并没有改口；为什么要我撤回？这样做，他们可以不承担压制的责任，却要我成为懦夫。
我绝对相信胡乔木在内心里是不愿意发表我的文章的，但是他不能这样说。倒是我的朋友、同事和熟人纷纷来阻挡，对我施加压力——全都是好意。
只有三个人表示了对我的做法的支持：刘宾雁、冯媛、我的二妹。
“这就好比在球场上，一个球落在你跟前了，旁边没有人，守球员是个庞然大物，你敢不敢踢？”刘宾雁说。
周扬和我是胡乔木的主要对手，但是周扬已经做了检讨，从而承认了失败，失去了反击的资格，现在只剩我了。别人反对他的文章可以不发表，我的文章胡乔木不能不同意发表。这是极难有的机会。自从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来，或者说自从建国以来，一个下级党员在报刊上公开反批评一个得到中央批准的政治局委员的文章，这种事还没有发生过。这当然不是胡乔木有意安排的，他是弄假成真。但总之是这个任务落在我头上了。也许，我的文章写得不够好，但是发表反批评文章这件事的意义超过了文章本身。“你敢不敢踢？”我敢！
我决定采用最后的手段。4月16日晚，我向邓小平写信。
我简要地叙述了写这篇文章的经过。我说：乔木同志明白地表示欢迎争论，你在批示中说“允许辩论，不打棍子”，中宣部的文件也说“对于有关学术理论问题，允许讨论和争辩”。我的文章已经胡乔木同志和邓力群同志审阅通过，即将在《哲学研究》上发表。现在，人民日报编委会却要我收回这篇文章。但是，这件事情的消息已经传出去了（不是我传播的），突然撤回，恐怕影响不好。“我现在弄不清的是，如果我这篇文章本身没有政治错误，那么，我会不会因为发表这篇文章而构成一个政治问题？我会不会因此而闯祸？我对要我撤回这篇文章一事不大想得通，但我作为一个党员，又必须服从组织的决定。在这种情况下，我只得写信给您，希望得到您的指示。”
邓小平没有表示态度，他把信转到了书记处。
胡启立觉得难办。他打电话给当时在杭州的胡乔木，征求后者的意见。胡乔木认为还是要登，但可以推迟一期，到5月份发表。胡启立对人民日报说，因为乔木同志仍然说应当发表王若水同志的文章，而王若水同志又不肯表示撤回，因此可以缓登。
4月21日，编委会开会，讨论这件事，对我做工作。
秦川劝我珍惜现在的大好形势，从大局出发。现在反对“精神污染”的声浪已经低下来了。
最近举办“文明礼貌月”活动，邓力群讲话，一句也没有提反对“精神污染”。如果这篇文章一发，就暴露了中央不一致。外国报纸一转载，“美国之音”一广播，肯定又要兴起“反污染”浪潮。中央负责同志不同意发，是从爱护我出发。这种情况下最好撤回来听听大家意见。“就算你完全正确，撤回来有什么不可以？以后再发也可以。现在是政治和组织问题。”
胡绩伟说，小平在二中全会的报告不发了，原定的思想工作会议不开了，这样反“精神污染”就冷下来了。不能让这篇文章使这个问题又热起来。应该考虑启立同志不是个人意见，还有报社这么多人的劝说。胡绩伟说，对我的理论观点，他不干预，但他认为我这篇文章还不大能解决问题。趁此机会拿回来研究研究，多征求意见，有什么了不起？
别人也说了许多话。
他们有他们的道理，虽然我仍然有保留。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从发表胡乔木文章后又发表了许多篇文章，都是一边倒的，并没有冷下来。我发表反驳文章，虽然会使得这个问题更加热起来，但未必会使得形势又变得和去年10月和11月那样。胡乔木邓力群要发动新的攻击，也只能集中目标对我；如果他们扩大范围，那不会得到中央其他人的同意。这是思想界的事，不会干扰经济建设的大局。从政治上说，中央的方针本来是可以讨论，我出来发表不同意见，应该是正常的，还可以表明现在的中央和过去不同了。即使外间有些猜测，也用不着大惊小怪。真正害怕的只有胡乔木、邓力群，而不应该是我们。如果胡乔木、邓力群要迫害我，那对他们的形象不利，而且我也不怕。
不过，关于对我的文章的评价，我倒是应该仔细考虑的。别人也曾提出这篇文章的缺点，说读起来有些吃力，不如我过去的文章那样明快和流畅；我自己也不是很满意。匆匆发表，恐怕不好。我表示同意两条：一、暂时把稿子要回来，征求意见，再做修改。二、如果将来发表，我一定事先给编委会打招呼。
我通知《哲学研究》编辑部，说我的稿子还要改，请暂缓发表。我没有说“撤回”。他们说，他们也得到社科院院方的“缓登”通知。
《哲学研究》的销量是五万份左右。这次他们估计要买的人会很多，把印数加到十万份。可是现在印好的杂志只能作废了。所有印好的杂志全部装进了大卡车，由一个保卫科的干部押送到造纸厂，化为纸浆。
我被这些天的折腾弄得精疲力荆我想集中精力把稿子改好。为了得到一个清静的环境，我带着稿子离开北京，到了上海。人民日报驻上海的记者原先是理论部的编辑，我把稿子给他看，也给另外一些朋友看，征求他们的意见。他们都对我抱同情态度。我在那里把稿子改了一遍，带回北京。
我让人民日报印刷厂把我的稿子印了100份，分送一些朋友征求意见，包括给新闻系的冯媛和她的同学。不少人来索取，我都给他们；只是叮嘱，这是未定稿，请不要外传。
5月上旬，一位理论部的编辑看到了邢贲思。邢贲思对他说：他并不主张发王若水的文章；只要王若水一句话，就可以把稿子撤下来，但王若水没有这样说。
邢贲思的态度变了。他忘了是他告诉《哲学研究》约我写稿的。
邢还说：乔木说，王若水既然要求发表，我们没有理由不登。
这就是说，这是王若水的要求，而胡乔木是被动的。胡乔木也忘了，他在讲话中关于欢迎讨论的恳切陈词，他那种谦虚的态度曾赢得一篇赞美之声。
我觉得从这些话不难看出胡乔木的尴尬处境，可是别的朋友不这样想。
他们特别重视的是这位同志带回的以下消息：胡乔木早在3月份就组成了一个班子，就住在玉泉山。对外说，这个班子的任务是起草学习胡乔木文章的文章；实际上，这个班子的工作是批判我的这篇新文章*.*最近郑惠告诉我，这个传闻和事实有出入。这个写作班子的任务确实是写学习胡乔木文章的文章。——若水补注，1997年12月。
他们非常着急地催促我赶快撤回文章，趁现在还来得及。
“现在是胡乔木着急；我有什么好着急的？”我说。
到了5月下旬，《哲学研究》编辑部告诉我，他们得到院长的通知，王若水的文章再推迟一期，到六月份发表。他们问我的意见。我正在吃力地修改自己的文章，自己还觉得不满意，因此我说我也需要更长的时间来修改。我不大清楚胡乔木为什么又要推迟。是不是他的那个班子的批判我的文章没有准备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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