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扬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后探索(王若水)
1995年第12期《读书》杂志上，曾经发表常念斯的一篇回忆文章《老泪纵横话乔木》。
作者在盛赞胡乔木之余，特地表示："近十五年里，乔木与周扬、王若水的对立，我看恐怕乔木是错的。乔木反对提'社会主义社会中同样有异化'，反对提'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在理论上，恐也未必对。"我感谢作者的好意。后来，秦川在香港《镜报月刊》1996年12月号上，于光远在1997年的《广州文艺》上，也都叙述了这件事的过程并表明了他们支持周扬的态度。虽然这都是个人意见，但这也许是一种迹象，表明在经过这么多年之后，在这个问题上终于可以发表不同意见了。；作为知情人，我觉得我有责任把我所知道的有关这桩公案的情况写出来。至于其中的是非曲直，让历史学家去评说吧！六十年代批判人道主义“文革”前后的周扬，变化是很大的。
在60年代初，周扬本是批评人道主义的。在1960年7月的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时周扬是中宣部副部长，党在文艺方面的最高官员）作报告，就批判了"资产阶级人性论、资产阶级虚伪的人道主义、'人类之爱'和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等"，称之为"修正主义的"谬论。周扬指名批评了"南斯拉夫铁托集团"，说他们在他们的纲领中宣扬了"人与人之间的人道主义关系"，提倡"人道主义精神".周还批评了中国的胡风、冯雪峰和巴人，说他们宣扬了同样的"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
1963年，正是在批判"修正主义"高潮的时候，刘少奇提出一个意见，认为单是写批判文章不够，还应该写小册子，从理论上进行系统的深入的批判。当时拟出了一批题目，其中有个题目就是《批判人道主义》。这个课题由周扬主持。他挑选了几个人，包括洪禹、汝信、邢贲思、罗国杰、王春元、王若水等，组成了一个写作组。
作为这项工作的准备，我们看了一些当代国外的有关人道主义的材料，还编了一本《马恩列斯论人性和人道主义》。周扬虽然不能花很多时间到我们这个小组来，但他每次来都很认真地出主意和参加工作。那本语录就是他和我们一起一条一条审定的。
我们当时都是支持对人道主义的批判的。但是，小组在讨论到异化问题时，却有一些不同意见。有些人说，这是一个唯心主义的概念，应当象抛弃人道主义一样抛弃它。我主张，“异化”不是一个唯心主义的概念，而是一个辩证的概念，唯心主义者可以用它，唯物主义者也可以用它。我的观点得到了周扬的赞同，被分配写“异化”和“人性”这两章。
1963年10月26日，周扬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会扩大会议上讲话，再次把"资产阶级人性论"和人道主义当做批判重点。这一次，周扬不仅批评了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而且批评了苏联的"修正主义".在这次讲话中，周扬首次论及异化概念，说“现代修正主义者”和某些“资产阶级学者”企图利用青年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中关于"异化"的某些论述，来把马克思描述成"人道主义者"，这完全是徒劳的。周的这篇讲话经过毛泽东审阅，并得到他的表扬。
然而周扬却无法完成他的这本小册子。在他作完上面那个报告后不久，1963年12月，毛作了关于文艺问题的一个批示，批评了周扬所领导的文艺部门"问题不少"、"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1964年6月，毛又作了第二个批示，批评文艺联合会和它领导的协会"不执行党的政策，当官做老爷"，"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这是很重的批评。熊熊的批判烈火在文艺部门和文艺团体中燃烧起来，周扬只能抛下写小册子的工作去应付。一颗新星正在冉冉升起，它要把周扬排挤掉——这就是江青。
纪念马克思逝世百周年的报告“文革”结束后，周扬出狱。他住在招待所里，没有多少事情，有充分时间接近一些普通干部，我认为这对他的思想转变起了很好的作用。另外，他抓紧时间读书。他曾表示，想找一些黑格尔的书来看一看。那时，这种书很难找。我借了两本书给他，一本是黑格尔的《小逻辑》（中译本），另一本是Stace的《黑格尔的哲学》（英文本）。《小逻辑》很难读，但Stace的书解释得很清楚，我得益此书很多，我想也会对他有帮助。在象他这样高层的中共官员中，到老年还对理论这样有兴趣的人是不多的。
周扬研究理论，我想也是为了对“文革”进行反思。不久他担任中宣部顾问。在一次中宣部的会上，他承认了他过去对人道主义的批评是不妥当的。汝信参加了这次会。大概他早就有这种想法，周扬的表态鼓起了他的勇气，不久，他写了一篇文章，题为《人道主义就是修正主义吗？》。这篇文章在《人民日报》1980年8月15日发表了，其中肯定了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的一致，肯定了"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概念。这篇文章当时得到了胡乔木的表扬，因而被评上了《人民日报》1980年"好文章"奖。谁也没有想到，三年以后，胡乔木又授意汝信对这篇文章作检讨。
1983年是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为了纪念，中共中央决定召开一个大会，由总书记胡耀邦做讲演。此外，再召开一个由中宣部、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教育部联合举办的学术报告会。中宣部提名，由周扬来作主要报告人，题目是有关马克思主义和文化问题的。贺敬之挑选了几个文艺方面的意识形态专家来帮助周扬起草报告稿。周扬同意做报告，但他不满意这个题目，认为范围太狭窄了；他也不满意中宣部挑选的助手。他决意要从更广阔的视野来阐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并亲自物色了三个人来协助他：上海的王元化、中宣部的顾骧和《人民日报》的我。
周扬在天津迎宾馆找了几间房子，让我们和他住在一起。迎宾馆是过去天津市委为毛主席修建的“行宫”，占地很大，有好几座楼。这里树木繁盛，景色宜人，环境安静，没有干扰，是理想的写作地方。
我们几个人讨论了三天。周扬说这个讨论对外保密，让我们每个人都畅所欲言，无所顾忌。最后让周扬来确定报告的基本思想。我建议周扬讲讲人道主义，但是周扬似乎对异化更有兴趣。他对异化问题是有研究的，曾在中央党校作过有关这个问题的报告。
为考虑这个问题，有一夜他没有睡好觉。第二天他说，他决心讲异化问题。我对他说："你决心讲异化，我很高兴。"我原来想，以周扬的身份，可能会觉得谈异化这样的敏感和有争论的问题是不合适的。他下这个决心需要勇气。
周扬根据我们的讨论，决定挑选四个问题来讲：一，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学说；二，要重视认识论问题；三，马克思主义与文化批判；四，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文章题目，就定为《关于马克思主义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
第一个问题由顾骧起草，第二和第三个问题由王元化来写。第四个问题本来是准备分配给我写的，我因为还有一大堆事情，推卸给顾骧，提前回北京了。但稿子写成后，周扬又要我修改人道主义这一部分。我在北京对这一部分做了大的修改，不少地方是重写。
因为时间匆忙，我只能把我过去的文章中的一些现成的话照抄上去。其他两位大概也是这样做的。我们向周扬说明了我们的不得已，但周扬似乎不以为意。
周扬报告中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的绝大部分观点也就是我的观点，但有些地方是按照他的意思写的。周扬并不完全同意我的观点，觉得我走得太远了。
这次，周扬不象过去那样，认真修改助手起草的初稿，亲自加写一些内容，而是有些大而化之。我明显地感到周扬是老了。
报告会3月7日在中央党校礼堂开幕。中央党校校长王震、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宣部长邓力群出席开幕式。
我没有参加这个会，因为头一天晚上和王元化一起对讲稿进行最后的润色，工作到凌晨，弄得很疲劳。讲稿在《人民日报》印刷厂排印；王元化和我就在排字房修改，边改边排，第二天早晨临开会时才匆匆忙忙送到会场上（周扬对我们很放手，让我们替他最后定稿）。因此，事先送审是来不及了。邓力群似乎很放心地说："先讲吧！"在开幕词之后，第一个也是主要的报告人是周扬。周扬本是出色的演说家，他的报告常常是很吸引人的，但现在他已年迈，身体也不好，只简单地作了一个开场白，就由一个广播员代念讲稿。据参加报告会的记者回来告诉我，这个广播员很有本事，事先没有看讲稿，拿起来就念，居然念得抑扬顿挫，声调铿锵。当时，台下鸦雀无声，大家聚精会神地倾听。
报告结束时，全场一片热烈的掌声。这是这次会上最受欢迎的报告。王震走到周扬面前说："讲得很好！我还有一个问题想向你请教：你说的'YIHUA'，这两个字是怎么写的？"《文汇报》驻京记者马上要求周扬把这个讲话给他们发表。我说，《人民日报》有优先的权利。周扬当然希望能在中央党报上刊载。当天晚上发会议的新闻，着重报道了周扬讲话的要点。我特地在新闻后面加了一句预告，说："全文本报另行发表。"这是为了防止别的报纸来争夺。
胡乔木在周扬家中的谈话周在报告后马上把报告稿分送给胡耀邦和胡乔木审阅。送给胡耀邦的稿子退回来了，那上面有胡耀邦在文章中划的记号，但是没有注上意见（后来胡耀邦解释说，他还没有看完，秘书误以为看完了，就把稿子退了回来）。
在一篇赞扬声中，只有胡乔木一个人的反应与众不同。不过这一点人们是逐步知道的。
最初的一个不祥的迹象是：原定在3月9日结束的会议突然宣布延长，据说是因为有些同志还有不同意见要发表。可是10日和11日这两天都没有开会，看来是所谓"不同意见"还没有准备好。
3月10日，我按照事先接到的通知，到了周扬家中。胡乔木要和我们谈他对周扬文章的意见。去的人还有中宣部副部长郁文、贺敬之以及文联副主席夏衍。胡乔木正在住医院，他没有把周扬叫到医院而是登门造访，因为尽管胡乔木在党内的官职比周扬高，他的资历却没有周扬那样老，三十年代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还曾受周扬领导。
胡乔木开始说："人道主义问题，周扬同志文章讲得比较周到".他申明："我是赞成人道主义的，我自认为是非常热烈的人道主义者。"接着他说："我看了一些文章，抽象化的比较多，离开了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他批评了我的《为人道主义辩护》和《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还批评了《离离原上草》等文艺作品，不过他的语调并不严厉；而对周扬，他自始至终是很客气的，没有正面批评他的讲话，只是说了一些"不够".胡乔木讲话的大部分是批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也许这就是他认为周扬文章中"不够"的地方，其实这都是一些老生常谈，周扬文章也说到了，只是没有说得那么多。我听不出两人有什么实质性分歧。
“从资产阶级观点看，他们认为社会主义是反人道主义的。这个话很流行，例如‘大赦国际’批评苏联和中国，他们就是人道主义者。托尔斯泰也是人道主义者。人道主义中有各种糊涂观念。我们现在提人道主义，究竟指什么？很难给人以明确概念。如果不在'人道主义'前面加一个限制词'社会主义'，就容易引起误解，好象社会主义和人道主义是两件事。当然周扬的文章讲到了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但没有展开讲。要展开讲。不能说服资产阶级讲人道，不去剥削。只有经过阶级斗争才能达到人道主义。很可惜，这方面的道理，在宣传人道主义时没有很好讲。"”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必然是一个长时间的发展过程，不可能一个早上全部实现。在这个过程中要有艰苦斗争，有时从表面上看可能不符合人道主义。如开矿，有时是不重视安全生产，但不管怎样也有危险。更不用说抗美援朝那样的牺牲了。对这种事情采取什么态度？不能给人以暗示：社会主义不人道。社会主义社会中，不可避免地存在许多非人道主义的、反人道主义的现象。还不讲'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是一种反动。如果为了批判'文化大革命'而提出这个人道主义的问题，就没有多大意思了。我们现在的社会，已经清算了'文化大革命'，但在某种范围内，还生长非人道主义的东西。……"胡讲了许多，但还没有提到异化这个词。周扬忍不住了，抓住机会插话说："我没有讲非人道主义，我用了异化的概念，所以我找了若水。你觉得怎样？"胡乔木没有答复，继续说："例如遗弃女婴、拐骗妇女，在我们社会都是犯法的。但要一下解决还不是那么容易。因此，我想一方面社会需要人道主义，另一方面要说明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需要一个长期的斗争过程。"胡宣称十二大提出的“两个文明并举”，就是人道主义的发展。今天全国广泛开展的学雷锋活动是“人类历史上、世界历史上空前未有的人道主义高涨”。这些都应该宣传，不应该视而不见。“不谈这些，是很大的缺陷。这使哲学家和人民群众隔离开来了……"周扬插话说："我找了若水，我觉得要谈改革，要落实到改革，当然还强调得不够……"我解释说，”没有时间加以发挥了。“
周扬点到了一个关键问题。我们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异化现象，是为了说明改革的必要，把改革当做克服异化的重要手段。胡乔木却是宣传党的建设精神文明的方针和全国开展的“学雷锋”运动本身就是人道主义的发展和高涨，此外就是强调不能离开阶级斗争，对于改革却是一字不提。即使周扬把这个问题当面提出来，他也回避了。
最后胡乔木建议：周扬同志是不是可以“再辛苦一次，把讲话修改一下，把文章中没有涉及的地方，或者没有说清楚的地方，索性说清楚一些，然后出单行本……"周扬打断说，”我还要交给《人民日报〉发表呢！"胡乔木显然没有料到周扬的态度如此坚决，只好说："那没有关系……如果在报纸上发表，是不是在前面加一个说明。"在大门口告别时，胡乔木对周扬行九十度鞠躬。
这次胡的谈话时间很长，也很杂乱无章。我花了不少气力从谈话记录中找出实质性的东西，抓住他的意思。他主要是批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或“抽象地阐述人道主义”，我不觉得这是对我们的批评，因为这不是我们的观点。
我弄不清胡乔木的思维逻辑。他说“抽象地”谈人道主义会引导人们反对社会主义，那么具体地谈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违反人道主义现象不是更会如此吗？他说遗弃女婴、拐骗妇女在我们社会都是犯法的，以此来说明社会主义社会是人道的，可是这种事情在资本主义社会不也是犯法的吗？他不是对人道主义的倡导采取欢迎态度，相信人道主义的普及有利于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建设，而是对讲人道主义抱着无穷的忧虑，唯恐弄得青年人反对社会主义。他如此忧心忡忡，恰恰暴露了他自己对社会主义没有信心。在他看来，叫青年人相信社会主义符合人道主义是很难的；相反，让他们觉得社会主义不人道却是很容易的。他心目中的社会主义是经不起一点批评的，是十分脆弱的，在宣传方面稍有不慎，人们就会起来反对社会主义。他并不去进一步想想，如果情况确实是这样的话，那么为什么会这样，这种思想反映了什么样的现实。他强调不能因为讲人道主义就否认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但他并不去反思一下过去搞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出了什么问题（如"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全面专政"），以至使人们觉得社会主义不人道。胡乔木只知道靠宣传的办法来使人们相信社会主义不是不人道，如果有不人道的地方也是不可免的；但他从不想用改革的办法把社会主义社会在实际上变得更人道一些。
但当时我在听完胡乔木的讲话后，还是松了一口气，因为他的话比我预料的要温和。回到报社，我把胡的谈话的内容向总编辑秦川作了汇报。我说：乔木的观点和周扬的观点没有大的分歧。他强调批评抽象的人道主义或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这个观点周扬和我也能接受。我最担心胡乔木批评异化概念，但是他只字未提。
秦川曾打电话给邓力群，说《人民日报》打算发表周扬文章，征求他的意见。邓说，他没有把握，要秦川请示胡乔木。现在我们自认为知道胡乔木的意见了。
后来我才知道，胡乔木回到医院后，在当天下午打电话给郁文，补充了他对异化问题的看法。郁文的记录是：关于异化的问题我忘记谈了。我想马克思早期说的异化和晚期说的不一定一样。不管一样不一样，社会主义社会将它应用过来，不加区别，不对。用这个名词要加以区别。如果因为（社会主义）社会中有非人道现象，同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非人道现象混在一起，就把问题谈乱了。一个是非基本的现象，甚至是非法的；一个是基本的现象。我这个意见将另外写信告诉他们。如有关同志谈到这个问题时，可把这个意见补充上。
那么，当周扬问胡乔木时，他为什么不回答呢？我认为，胡乔木说“忘记谈了”其实是托词；他本来就没有准备谈异化问题。他大概是回医院后又找了一些书来看，这才发表了上面的意见。当然这是临时抱佛脚提出的，但他既然是领导，别人就必须奉为指示了。
胡乔木这几句话有些含混。他说把异化概念应用到社会主义社会，不和资本主义社会区别，是不对的。这个话可以作两种解释：一是说，社会主义社会有异化，但是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不一样；一是说，社会主义社会根本没有异化。如果是前一种意思，那么周扬文章已经说到了；所以胡乔木的意思应该是后者。但是胡乔木在下面又说，非人道现象在资本主义社会是基本的，在社会主义社会是非基本的。这好象是想说明，社会主义社会的异化现象是非基本的，而不是根本不存在。
第二天，周扬叫秘书打电话给我，问他的文章什么时候发表。我说，“乔木同志已经提了修改意见，不知周扬同志如何考虑？"秘书说他将问问周扬。后来秘书回电话说："周扬同志的意思是就照这个样子发表。"我觉得为难，就说："耀邦同志要在13号纪念马克思大会上讲话，14日登报。周扬同志文章，恐怕要放在这以后为好。请再等些天。"报告发表引起的风波3月10日和11日这两天虽然没有开会，中宣部的人却是在紧张地进行幕后活动，四处奔波。12日，中央党校的会议继续举行。四个人上台演讲，发表与周扬不同的观点。他们都没有提周扬的名字，也没有鲜明地摆出分歧在哪里。粗心的听众会感觉不出这是对周扬的批评。其中主要演讲者是北京大学某教授，他的观点很特别，说："它（异化）就是矛盾，作为矛盾的同义语的异化当然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不用说社会主义社会，在共产主义社会也将充满矛盾".这个观点，比周扬和我走得更远。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有没有异化，本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马克思是认为共产主义社会将消灭异化的，不过有些马克思主义者对此有异议。至于把异化解释为矛盾，却是这位教授没有根据地随意解释。但他却批评周扬和我"滥用"异化概念，因此受到胡乔木的欣赏。
《人民日报》奉命在4月6日以将近一个版的篇幅发表这个讲话的主要部分，当时这是作为正面文章来宣传的。
这四位同志的发言，影响很大，因为消息传出去了，说是要批评周扬，所以大家很注意。
那时，报社社长胡绩伟出差了，处理周扬文章的责任落在总编辑秦川和我头上。我和秦川商量。两人都认为，既然作者不愿意修改，编辑部也不必坚持非要他修改不可。一篇文章不可能把所有的问题都谈到。胡乔木并没有指出这篇讲话有什么错误，只是说有这样那样的“不够”。这些问题将来可以另行组织文章来讲。周扬文章的题目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这表明，周并不是代表党中央对理论问题发表结论性的意见，发表这篇讲话也不会妨碍别人提出相反的观点。为了表明这一点，可以在发表周扬讲话的同时，也发表四位不同意见者的讲话摘要。秦川和我都认为，这样处理是妥当的，用不着再请示胡乔木。当然，我们也准备冒风险。
这样，周扬的演讲稿终于在3月16日《人民日报》上发表出来了。接着当然是一场轩然大波。
当天上午，邓力群先打电话给秦川，接着找我。他说：乔木同志已明白表示周扬讲话不能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你们为何不听？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我刚才对秦川同志说了，他对这件事是有重要责任的，但你要负主要责任，因为你当面听了乔木同志3月10日的谈话，对这一点应当知道得很清楚。
我承认，在发表前未请示胡乔木是错误的，但对乔木同志所说的“不能发表”这一点却毫无所知。
邓力群说，胡乔木早在3月8日就打电话给中宣部，明白表示了这一点。随后，邓叫中宣部送了一份电话记录给《人民日报》。这个电话记录要点如下：周扬同志的讲话，难以处理，问题不少，不是加几句话、删几句话能解决的。这是目前思想界的重要讨论对象。总的意见，异化也好，人道主义也好，这种宣传本身是抽象的。
这篇文章没有分析。社会主义社会哪些存在异化现象？存在反人道主义现象？如有贩卖人口现象，有犯罪现象，（但这是）可以禁止的。文章中有的没有涉及，有的含混地说到一点，如关于特权等。如说权高于法，可以讲是异化，也可以说是违反人道主义的。如离开具体现象去讲，去讨论，会给人以暗示说，我们社会主义社会没有人道。
人道问题要具体讨论，拥护什么现象？反对什么现象？如干部服从分配到边疆地区工作，是不是异化？是不是不合人道主义？只抽象地讲，不具体答复，会给人以暗示：人要自由流动，不能自由流动，就是没有把人的权利放在第一位，就是不人道。
任何一个时期讲人道主义，都是为了拥护什么，反对什么，是有目的的。这篇讲话目的何在？是用来批判"文化大革命"？还是用来批判什么？如果是批判"文化大革命"，现在又没有"文化大革命"了。现在正在开展学雷锋运动，这是人道主义的高度发展，为什么视而不见？象雷锋这样的事，过去个别的会有，但不可能大规模地出现。现在讲人道主义，给人以什么目的？（原文如此）对当前的社会现象完全不提，或提得片面，只讲一点点，不加分析，这样一来，会给人以什么印象？我们党的十二大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就是讲人道主义嘛！为什么提也不提？不要抽象地提问题。马列主义要摆到具体条件下来讲。现在文艺界就有人在文艺上宣传超阶级观点，反对阶级斗争的作品已经发表好几篇了。
希望能有人在讨论会上做一个发言，这么讲可以讲到要害，不然毫无意义。关于异化、人道主义这方面的问题，邢贲思同志搞过一些，最好请他准备一下，明天做个发言（发言时注意口气不要太大），不然周扬的文章发表了可能成大的问题。
这个电话的调子与十日讲话明显不同，口气很严峻。如果我事先知道这个电话，我就不会误解胡乔木的真实意图了。十日那次讲话，过于委婉，过于绕圈子，使得我误以为对周扬文章没有很多意见。从这个电话看，胡乔木是认为周扬文章根本没有可能修改好，那么他为甚么还要周扬修改呢？我想，胡乔木是想给周扬出一些难题，让周扬"知难而退"，主动打退堂鼓，但这个目的没有达到。胡乔木说不出周扬文章有什么错，却连周扬讲人道主义的动机都怀疑，这使我惊讶。
不过，我知道这一点已经晚了。
接受批判起初，我还想争取使人道主义问题能够正常地讨论下去，写了一封信给胡乔木，说人道主义现在已经成为世界性的问题，不仅在西方讨论得很热闹，在东欧和苏联也兴起了“人道主义热”，中国也不应回避对这个问题的讨论。
1983年3月25日，中宣部召集一些单位开会。部长邓力群讲话，说："关于人道主义，作为一个学术问题，作为一个理论问题，这样开展一下讨论，其中包括不同意见的争论，包括相互之间的批评，很有好处。""要力求采取严谨的态度，科学的态度，绝不要感情用事，更不要随便地给人家下政治结论。""一定不要制造紧张空气，一定要坚持贯彻双百方针，形成正常的学术讨论、学术争论、学术批评的空气。"这个讲话听起来真是语重心长，可以叫人放心（后来还发表在4月11日的《光明日报》和4月12日的《人民日报》上）。但实际上是怎样做的，第二天就明白了。
3月26日，在中宣部开会，通知周扬、秦川和我参加。这个会由胡乔木主持。他说，关于《人民日报》犯错误的问题，中宣部写了一个报告给中央，提出处理意见。这个报告已经得到中央同意，但还要征求三位同志的意见。
接着，就由邓力群宣读这个报告，其中批评了周扬和秦川，重点是批评王若水。王若水要对发表周扬文章负主要责任，也要对参加起草周扬文章的人道主义和异化这一部分负责。他是企图利用周扬的威信，把自己的观点变成权威的观点。此外，“进几年来，王若水等同志发表了一系列宣扬人道主义、社会主义社会异化等观点的文章，而且由人民出版社收进了专门的文集。王若水题为《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的文章被收近其中的第一本文集，这本文集就以王若水同志文章的题目作为书名。”“还应该注意到，有一些人利用这些观点加以引申，发表了许多完全违背马克思主义的怪论，实际上成为当前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核心之一。文艺界也有人宣传超阶级观点，反对阶级斗争的作品已经发表了好些篇。他们用抽象的人道主义观点攻击我们社会主义社会是反人道的。”
因此，《报告》在最后提出：把王若水调出《人民日报》。
《报告》对周扬的批评部分如下：周扬同志不顾自己的地位，在乔木同志代表耀邦同志提出要他修改后再发表的意见以后，不认真考虑这篇讲话发表可能产生的影响，自食其言，不作修改。不论作者的主观愿望如何，但其客观效果势必是在思想界引起混乱。对周扬同志在这样关系重大问题上不严肃、不负责的表现，希望他有所认识，表示正确的态度。}中宣部这个报告早就起草好了，可是这并不妨碍邓力群在昨天的会议上谆谆告诫大家"一定不要制造紧张空气，一定要坚持贯彻双百方针".胡乔木讲话。他在谈到我的信时，拒绝了我的建议，说不能因为国外在讨论，中国也要讨论。“国外在讨论性解放，中国也要讨论吗？"胡乔木这个意见和前一天邓力群说的正相反。这并不表示两人的意见有什么不同；邓力群在中宣部所作的工作布置不可能没有和胡乔木事先商量过。不过邓力群昨天的话是要登报的，而胡乔木现在是在内部说的。
“人道主义有许多问题讲不通。尽管我们在实践上有许多错误（不算"文革"），还是实行人道主义的。但为何建国以来没有大张旗鼓地宣传？因为在一定意义上，人道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是完全对立的。所以，我对周扬同志文章不满足，没有批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也有几句话，但不够。否则，我何必如此认真地赶去谈？……"周扬很激动，和胡乔木争执起来。周扬说3月10日乔木同志的谈话并没有说他的文章不能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相反是同意了的。为什么发表了又成为大错误呢？胡乔木说，他没有说过周扬的文章可以发表。
周扬：“不是这样！一个中央负责同志说话，不能今天这样讲了，明天又那样讲。”
胡乔木：“我不会！”
周扬：“你可能忘了。有很多同志讲，乔木讲话常变。”
胡乔木：“你写信说请予审阅指正，我也提出意见了。”
周扬：“你没有说不能发表。”
他们都同意查记录。我念了我的笔记本上所记录的胡乔木的话：“周扬同志年高德劭，年老体弱，两样都有，是否可以‘宜将剩勇追穷寇’，索性将文章中没有涉及、没有说清楚的地方说清楚，然后出单行本。（周：报纸说要发表呢！）那没关系。在报纸上发表的时候，是否在前面加一个说明。"胡乔木：”你的记录是忠实的。我那样说，是因为人要讲礼貌。……"胡乔木接着说：“这里有很大的斗争。承认不承认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如果不承认，我们不能同意。（王若水插话：周扬同志文章讲到了这一点。）是讲了，但重点不在这里。……"周扬：”我想落实在改革上，也许我是错的。结合改革难道不是联系实际吗？“
秦川讲了几句调解的话。
贺敬之也出来圆场，但把矛头对着《人民日报》：“我没有做记录，但我觉得还是改一改好。周扬同志可能有些误会。但《人民日报》不是误会问题。”
胡乔木表示了他的大度：“你们放心，我不会因为今天发生的争论而影响我对你们的同志友谊，更不会影响对这件事的处理。”
接着秦川讲话，他也表示了对处理的不同意见。
我作了较长的发言，对《报告》的主要内容进行了批驳，为周扬和我辩护。周扬和秦川也说不应该对王若水采取组织措施，但没有用。邓力群说书记处还要开会讨论，届时请我们三人列席，听取我们的陈述。但此后就没有下文了。
胡乔木邓力群惩罚《人民日报》的计划在书记处进展得并不顺利。胡耀邦要出国，他说等他回来后找王若水谈，但他后来也没有找我。于是，胡乔木邓力群决定绕过书记处，由邓力群直接找邓小平汇报。这一着受到了效果，邓小平得到一个印象：思想文化界的情况是一团糟。他还得到一个印象，就是胡耀邦对思想文化界领导软弱。
当年十月举行的二中全会上，提出了“精神污染”问题。
周扬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的会议上试图为自己辩护。他说：关于异化问题，三十年来，他有过一些想法和看法，而他的思想也是有变化的。但他一直认为马克思恩格斯讲这个问题，是有道理的，对我们今天仍有意义。周追述说，他在1963年的讲演《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中就肯定了"异化"的普遍性，而这个讲演稿是经过了毛主席审阅并亲自修改的。当然，当时他的思想还是很左的，那个讲话主要是批评南斯拉夫和苏联。他还提到他在1982年6月23日《人民日报》上发表的《一要坚持，二要发展》一文中，已经谈到当前的社会主义还有异化，而这篇文章是经过中宣部长邓力群审阅过的。
周扬再次强调，他提出异化问题是为了从理论上说明改革的必要性：我这次提出异化问题，和二十多年前的情况相比，是对我过去左的思想有所自我批评。
讲话中我力图配合三中全会以来的党中央所提出的一系列改革方针。我党经过半个多世纪斗争取得了胜利，但在胜利后十七年还出现了十年浩劫。这虽有许多客观原因，但对社会主义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严重的异化现象。现在我党要肩负起实现四化建设的历史重任，而在各个领域里仍存在着各种阻碍四化的路障，其中有不少是和社会主义相背离、相异化的现象。但由于社会制度本身的性质，它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异化有本质的不同，它能依靠自身的力量克服这种异化，而目前我党所推行的一系列改革的方针，正是克服这些异化现象以及其他错误现象的可靠的保证。我认为只有这样联系当前的改革，谈论异化才不至于流于空谈。可能我这样联系不一定恰当，但我是真心想要使自己的讲话对当前的改革有所裨益，我是紧紧跟随中央的路线方针提出这个问题的。
周扬的这个辩护只是引来更多的批评，最后他作了检讨。
二中全会结束后，10月底，胡乔木在邓力群陪同下来到报社，宣布中央的决定：接受胡绩伟的辞呈；免去王若水的副总编辑职务。
1983年11月6日，各报发表了新华社5日报道的周扬谈话。在这个谈话中，周扬承认他在纪念马克思逝世百周年期间"轻率地、不慎重地发表了那样一篇有缺点、错误的文章。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这个检讨使周扬过了关，他可以继续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了___但报刊上的批评并没有停止。1983年12月22日的《人民日报》登载了周扬为《邓拓文集》写的一篇序言。他在分析邓拓的内心矛盾时说：一个作家发现自己在思想认识上同党的观点有某些距离，这是一件痛苦的事。……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党员作家首先应当相信群众、相信党，以严肃认真，积极负责的态度向党陈述自己的意见，绝不可隐瞒和掩盖自己的观点，更不可把自己摆在党之上，以为自己比党还高明。另一方面，作家也应当在党的正确方针和政策的引导下改变自己不正确的认识，……从而在思想上政治上达到同党中央的认识一致。
我想周扬的这一番话是经过反复推敲，字斟句酌的，从党的正统观点看是无懈可击的。
他在评论邓拓，他也在表白自己。他的有些话是真情流露，但另一些话又象是在给自己涂上一层保护色。至于他内心究竟是怎样想的，这就不是我所知道的了。
1984年1月3日，胡乔木作讲演，地点仍在中央党校礼堂，和十个月前周扬讲演的地点一样，主题也是周扬讲过的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不过，这次是由两个广播员代念了。
这给人一种暗示：周扬那次讲的不算，现在胡乔木讲的才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
周扬接受作纪念马克思的讲演的提议是犯了一个错误。他本应该表示谦虚，说这个讲演应该由比他更合适的人来作，比如由乔木同志来作，这就没事了。但他不但当仁不让，还不甘心讲文化问题，而要讲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这就更犯忌了___这样一来，把党内公认的马克思主义权威置于何地？周扬夫人苏灵扬曾气愤地说，胡乔木是"白衣秀士王伦".夏衍也对周扬说："你那个讲话什么错误都没有，除了一点，那就是它是你作的。"他们都有相同的看法。
胡乔木在讲话中再次声称自己赞成“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不过这一点始终没有给人以深刻印象。第一，因为他讲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内容仍是“学雷锋”等，这还是几十年来的一套，没有新的东西，只是插了一个新标签而已。另一方面，他对构成人道主义核心的东西，如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幸福、人的权利、人的自由等等，恰恰是否定的；而否认了这些东西，还有什么人道主义呢？第二，他对批判过去的"左"的反人道主义的错误没有兴趣；他的批判的主要矛头，恰恰是同样主张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周扬和我。这就使人感到，胡乔木只是要抓"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这面旗帜，而他需要这面旗帜只是为了防御。
看起来，胡乔木起初是把批评的重点放在人道主义上，并没有把异化当做一个大问题，或者说他对异化还没有形成固定的意见。我听过他几次谈话，都没有完全否定社会主义社会有异化，只是说没有我们说的那样严重。在10月份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胡乔木批发了两篇他认为是攻击社会主义的谈异化的文章，从那以后，对"社会主义异化论"的批判才突出起来。在1月3日的报告里，胡乔木断然否定社会主义社会有任何异化，并讽刺说："任何错误、挫折、事与愿违，都是异化，这是多么廉价而又万能的科学！人们将永远离不开异化，就象在太阳底下离不开自己的影子一样！"其实，无论周扬还是我都从来没有发表过这种观点。胡乔木把北大某教授的观点加在我们头上来批判了，而听那口气，好象他从来就是反对这种观点似的。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篇演说通篇没有一个字谈改革。后来还是有人提出意见，才在发表前加了一处，就是第二部分中的“我们改革和调整生产关系的各种活动……".在其他应当提"改革"的地方，胡乔木都避开了；如第二节中有一句话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决定了和实行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措施"，这里显然是有意不提改革。
在其他地方，胡乔木只说"社会主义改造".至于"开放"一词，全文中一次也没有出现过。
胡乔木的文章多处对青年人对社会主义的怀疑表示忧虑，批评了人道主义和异化论思想的危害是"诱发对社会主义的不信任情绪".胡乔木没有说到，对那种苏联式的中央集权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是否也不能怀疑，也要大谈其优越性；如果这样，那么还会不会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一系列改革开放的路线和政策？我们还要不要走有带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没有等待到的宽容胡乔木自己观点是变来变去的，但他却不允许别人持和他不同的观点。人道主义问题可不可以讨论，对这个问题胡乔木的态度有几次变化。最初他表扬汝信文章，就是鼓励讨论的意思。周扬讲话后，他变为反对讨论。一直到1984年初的这次讲话中，胡乔木还批评我们说：<span class=false>左空（2）\楷体{对于我们党已经做出的历史总结，有些同志不是在同党保持一致认识的基础上继续前进，而是仍然把它作为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去争论，企图离开马克思主义方向，从别的方向，例如人道主义的方向和异化的方向，去对‘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寻找更‘深刻’的答案。}胡乔木忘了，《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在1981年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做出的，而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是在1979年和1980年就提出来了，怎么能和《决议》保持一致呢？何况《决议》根本没有谈到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胡乔木的意思是不是说，党的决议没有谈到的问题，理论界也不许讨论呢？什么原因使得他的态度转变呢？胡乔木后来对人解释说：现实政治问题和理论学术问题的界限很难划分。人道主义和异化，本来作为学术理论问题不是不可以讨论；现在讲到这种程度，不管不行了。
可是，汝信的文章和周扬的文章关于人道主义的观点是一样的，为甚么汝信讲出来就受到胡乔木欢迎，周扬讲出来就觉得“不管不行了”呢？北大某教授关于异化的观点比周扬和王若水走得更远，为甚么不觉得对他的观点“不管不行了”，反而要支持他来批判我们呢？
奇怪的是，到讲话结尾，胡又申明，他"只是参加讨论"：其中一定还有不周到和不准确的地方，再一次恳切希望大家指正。不赞成我的讲话的基本观点的同志，我也恳切地欢迎他们参加争论。真理愈辩愈明。对于这样一些复杂的理论问题，唯有进行客观的、深入的、细致的研究和讨论，才能得到正确的结论。
这样说来，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仍然是没有结论的，而且胡乔木欢迎争论，并把它作为达到正确结论的条件。那么为甚么在同一个报告中，又要批评我们“把它作为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来争论”呢？胡乔木这次讲话得到了八个单位（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人民大学、中央党校、《红旗》杂志、《光明日报》、中央编译局、中央文献办公室）的协助，而且是"历时三月，四易其稿"，还多次召集专家讨论，征求意见，不知怎么还会出现这样的疏忽。
周扬的讲演发表时，胡乔木反对讨论，是因为他担心周扬的观点会占优势；现在，胡乔木批判周扬的文章发表了，胡乔木又赞成讨论，是因为他相信他已经把听众争取到自己这一边来了。他的讲话的最后这几句话说得如此情恳词切，给他赢来了一片赞美之声____不过很少人认真对待。我写了一篇反批评文章，不但未能在报刊上发表，还惹了不小的麻烦。
胡乔木对他的讲话相当得意。
他写了一首诗给周扬：谁让你逃出剑匣，谁让你割伤我的好友的手指？
血从他手上流出，也从我心头流出，就在同时。
请原谅！可锋利不是过失。
伤口会愈合，友情会保持。
雨后的阳光将照见大地更美了：拥抱着一对战士。
周扬只是割伤了手指，而这使胡乔木心头流血，可见胡乔木对周扬的友谊之深。可是这个指头上的伤口使周扬住进了北京医院，终于不起，我不知胡乔木有何感觉。
我记得有一次我去医院看周扬，他的心情很不愉快，还念念不忘地对我说：“若水，什么时候我们再搞一搞异化问题吧。”
1985年1月，作协四大期间，参加这次会议的356名作家给周扬写了一封慰问信，另外一封慰问信由11个代表团联合签名。
在毛泽东时代，周扬整过不少人。鉴于他在“文革”中受迫害和“文革”结束后表现出的忏悔，人们原谅了他。这次他受批判，更激起了大家的同情。
我到京西宾馆去看望一些参加作协代表大会的一些代表。他们正在联名给中央写信，说周扬同志现在病重，请求中央考虑为他平反。
我想，大家的意思并不是要求中央出来说周扬是正确的，只要说这个问题可以有不同意见，不应该由中央来下结论，就可以了。对胡风的文艺观点问题，就是这样处理的。邓小平在对胡乔木文章的批示中也说到：允许辩论，不打棍子。不过，整个事件中的关键人物胡乔木没有表态。
1989年3月14日，《人民日报》登出了一篇《胡乔木同志谈宽容》的文章，其中说到，政治家是掌握一定权力的人，很难承认自己不正确。领导者应有这种准备：即使认为某种意见不正确，也要承认它有存在的权利。全文没有一处提到"资产阶级自由化"，也没有提到"四项基本原则".这使我稍稍感到奇怪。
十天以后，胡乔木动身访美。我明白了：胡乔木需要改善自己的对外形象，他这番话是说给美国人听的，不是准备实行的。这就是这个谈话只登《人民日报》及其海外版，没有在其他报纸上发表的缘故。
那时周扬已经成了植物人，静静地躺在医院里，等待着死亡。宽容也罢，不宽容也罢，对他都无所谓了。
1997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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