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乔木在医院的谈话
8月8日，秦川和我到303医院去看胡乔木，谈毛泽东诞辰九十周年的宣传问题。
秦川向胡乔木报告了《人民日报》的宣传计划——准备宣传四个月，搞十五到二十块版。胡乔木曾多次批评《人民日报》对“四项基本原则”宣传不力，也曾指示《人民日报》多用一些版面来纪念毛的诞辰；我们满以为，这一次胡乔木会点头表示赞许，至少不会批评我们不重视了。
出乎我们意料的是，胡乔木对这件事显得很冷淡，他表示：“不要四个月。九十诞辰如果四个月，一百诞辰就要八个月了。纪念是要纪念，不要太多；太多了反而没有人看。搞那么多版我就不赞成。”
接着，他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纸来，那上面已经开好了十个社论题目，是宣传即将出版的《邓小平文逊的。
这十篇社论怎么写？我们都觉得为难，但不好说什么。说实话，我对少宣传一些毛是赞成的，但这样宣传邓就不嫌多吗？中央还曾专门发出过“少宣传个人”的指示埃另外，胡乔木这种对毛的冷淡态度，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不免吃惊。但继而一想，也就明白了：毛究竟死了六年多，而邓还健在。
谈到《人民日报》的整党学习问题，胡说：“《人民日报》学《邓逊，要集中力量解决同中央一致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整党可以不整。这是重大的是非原则问题、组织原则问题。”
胡乔木否认外间关于他要搞掉胡绩伟的传闻：“这从头到尾都不是事实。能够把党中央的政治生活说成是这样吗？”他批评说：胡绩伟说过，《人民日报》工作困难，主要是中央不信任。“应该弄清，是中央不信任《人民日报》，还是《人民日报》不信任中央？”十二大前，在准备新的中央委员名单时，他提过胡绩伟的名字，说，胡绩伟的缺点大家都知道，但还要看他的优点，他在新闻界有代表性。第二天，胡乔木收到《人民日报》的一个匿名小报告，揭发胡绩伟在纪念“七一”时对记者部的谈话。胡乔木说，他只好撤销他的建议。
胡绩伟这个谈话的内容是说，要研究党为什么执政后会变腐化，还说六中全会关于党的历史问题的决议“基本正确，但还要实践检验”。这其实没有什么不对，但胡乔木的反映强烈。
当时胡绩伟到江西出差去了。胡乔木找了秦川去，说他很惊讶，说连耀邦看了都说简直不能相信，还批评秦川不敢争论。这次胡乔木又说：“讲得非常不应该，不象一个党员。虽说这可能是冲口而出的话，但总是有这个想法。这就是对党不信任。实在难以置信！”
胡乔木又说到“党性和人民性”的问题（指胡绩伟说的"党报不仅要有党性，还要有人民性"）。
他曾在1982年3月为这个问题写了一封长信给胡绩伟。胡耀邦、习仲勋、王任重都看了，表示同意；胡耀邦还写了很长一段话，赞扬这个这封信，认为很重要，说服力很强。胡乔木想把这封信收进《十二大以来》这本党的文献集中，征求胡绩伟的意见。但胡绩伟不用意，说这个问题还需要讨论。胡乔木对此很生气。
现在这封信已经收进了《胡乔木文集》中。在这封信中，胡乔木引经据典地对“党性”“人民性”两个概念做了一番历史的考查，从马克思到别林斯基（其实具体的考证工作是下属替他做的）。他说：党性只能来源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性；人民是分为阶级的；离开阶级斗争来讲人民性，就会迷失方向。
从理论上看，胡乔木的论述可能有一些道理，但这个论述是学究气的，完全脱离了问题的现实背景。这个问题是怎样提出来的呢？在华国锋时代，负责意识形态的汪东兴批评《人民日报》没有党性，因为《人民日报》不听他的指挥，批评“两个凡是”。当时胡绩伟回答说，党报要有党性，也要有人民性。意思是说，党报还要对人民负责，要反映人民的声音。后来，胡绩伟又把这个观点加以发挥。他说，党性和人民性应当是一致的，可是有时也会出现矛盾。
所谓要有党性，就是要服从党的组织纪律和党的指示。在“文革”期间，《人民日报》忠实地贯彻了党的意图，成为“四人帮”的驯服工具，可以说是有党性，但这样做的结果是完全脱离了人民，因此没有人民性。当时胡绩伟抵制华国锋和汪东兴的错误领导，受到了邓小平和胡耀邦等的支持。现在，新的领导上台了，胡乔木又嫌《人民日报》不听话了。党报是否只要服从党的指示就够了，还是也要考虑自己的声音有没有代表人民的利益？是否除了做党的喉舌之外，还要做人民的喉舌？这就是“党性、人民性”问题的实质。胡乔木的信完全避开了这个实质。
“去年我回来后找你们谈，希望《人民日报》成为中央的喉舌。”胡乔木说，“我是一番诚意，不需要阴一套阳一套。但这些错误如不加以清理，党报历史上也很少见。”
“说党性来源于人民性，这不是小问题。绩伟同志也是当做根本问题提出来的。用这种观点来组织《人民日报》工作，是不可思议的。总之，在报社领导人中，有这样一些思想，如果不能在整党中解决，是说不过去的。这个样子，怎么能成为中央机关报！”说到这里他又激动起来。
胡乔木又说到了我：“粉碎‘四人帮’后，党内外有一股思潮，就是对党不信任。我曾反复说过这个问题。例如在新闻学会成立大会上讲话，我就说如果不信任党，就是有背于为人的道德。……"说到这里，胡停顿良久，眼眶都红了，看来是动了感情。
那是1979年上半年的事。中央决定让叶剑英在国庆30周年作一个讲话。胡乔木把一些"秀才"召到毛家湾，包括我在内，讨论起草讲稿问题。他们事先拟了一个提纲，拿出来征求意见。在我之前好几个发言者都说，提纲的调子太低，不能鼓舞人心，希望成绩再多说一些，调子更高昂一些，气魄再大一些。轮到我发言时，我说：现在的问题不在言辞，而在行动。
老百姓的情绪不是靠几句豪言壮语就能鼓舞起来的，因为他们会觉得那只是漂亮话。过去几十年一贯是这样宣传的，老百姓已经厌烦了。与其唱高调，不如切切实实总结一下过去四十年的失误的经验教训，老老实实承认错误，做一些自我批评。这反而会给人一新耳目的感觉，增加老百姓对党的信心。这比那种讲空话的效果会好得多。既然社会主义有那么多优越性，为什么会出现"文革"？不容讳言，在"文革"中，党腐化了……说到这里，胡乔木打断我：“不能这样说。只能说，党的一部分腐化了。”
胡乔木显然对我这一番话老大不高兴。本来到会的人都是要分担写作任务的，但后来分工时，胡乔木没有提我的名字。
我对这一点并不在意，说实在的，那样的写法我也不感兴趣。但胡乔木对这件事的反应叫我吃惊。他后来对胡绩伟发泄了对我的不满。1980年2月6日，在北京新闻学会成立大会上，他讲到：有些人对社会主义失去信心，不但这样，还要散布这种失望情绪。他大声说："这是不道德的！"说完这句话，他默然不做声，显然在控制自己的感情。
那时我隐隐觉得胡乔木可能是指我，但我没有把握。现在，这一点确实无疑了。
胡乔木又谈到发表周扬文章的事情。他说：“现在还没有做结论。但我觉得，周扬的态度，尽管不甚坚决，比《人民日报》好。这样一篇文章，涉及到理论、政治问题，关系如此重大，报纸当儿戏发表，完全没有考虑到其中厉害，把影响置之度外。若水还说对这篇文章的反映是好的……"胡乔木从抽屉里拿出一张条子，那是薄一波的谈话记录，是对周扬文章的三条意见：（一）对人道主义没有解释透彻（同意乔木同志意见）。（二）异化部分，是抄自1980年王若水的文章。
把异化和改革联系起来，但改革有两种，一是改到资本主义，一是改回到社会主义。（三）建议写一篇短文澄清，因周很有影响。
这使我产生一个感觉，就是胡乔木还没有得到政治局的一致支持，他还在争取更多的支持者。
胡乔木又开始了他对人道主义的长篇批评。
“我说过我是热烈的人道主义者，我不修改。但人道主义如何实现？今天抽象地讲人的价值，那么社会上有没有阶级斗争？社会上有那么多杀人犯，你如何对他讲人的价值？……这个问题的讨论是沿着唯心主义的道路进行的，离开了社会具体环境，离开了国内外环境，这怎么能说是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把人道主义同异化扯在一起，这就给一些反党分子以重要武器。"”在现在，离开社会主义建设，离开阶级斗争，讲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就加入了社会上的反党潮流，或者成为它的一个重要部分。否则，怎样解释南朝鲜要发表周扬文章？“
“国内外形势不以人为转移，总有一些人找各种思想武器来妨碍社会主义建设和十二大任务的实现，一直到组织反革命地下组织。这些问题是理论问题，也是实际政治问题，而且已经成了实际政治问题。”
“若水同志，我相信你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有些问题看法有些偏；周扬也对我这样说。所谓偏就是偏离了马克思主义。这不是一两次谈话能解决的，也不要求勉强解决。你是个好党员，当然也不是没有缺点。你这个好党员，马克思主义者，还可以做得更好一些。现在思想界的问题错综复杂，而又影响到社会、大学生、文艺界。文艺界是最敏感的。这不单是《晚霞消失的时候》、《离离原上草》等作品，而且有论文。”（以下胡乔木举了一些文艺评论的例子。）“我不会感情用事，我不会抱成见，但原则问题是原则问题。如果在党中央报纸工作不适宜的话，这个问题是要提出来的。当然，如果经过讨论，放弃了原来的观点，又当别论。”
最后几句话是警告，暗示要对《人民日报》采取组织措施，这既是对我，也是对胡绩伟。
我对胡乔木说，感谢他的关心。我学习不够，但我是相信马克思主义的，也是支持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的。乔木同志说要批判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这点我同意。我正在写一篇批评《晚霞消失的时候》的文章。当然，有些具体问题，不涉及路线、党章，我认为是可以讨论的。
我还为胡绩伟辩护了几句。
这次谈话后，秦川安慰我说，“乔木同志还承认你是马克思主义者呢！”可是我不在乎这个话；我想我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不要胡乔木来封。胡乔木一方面那样说，一方面又说我加入了反党潮流，把我和“反革命地下组织”联系起来，这个话是很重的。通常，胡乔木在当面批评高级干部时并不正颜厉色，而是温和的。这次，他对胡绩伟的批评要比对我还严厉，但我很清楚，他在别的场合下关于我说的话要厉害得多。我并没有因为他的说话的语调而产生幻想。这次谈话的信息是很清楚的：胡绩伟和王若水必须作自我批评，承认错误；不然，就要下台。
这次谈话后的第二天（9日），胡乔木又给秦川来电话，说到我正在写的文章，他提一点意见：希望联系到当前政治，不要纯哲理式；还说，希望通过这篇文章改变我的形象。
11日，胡乔木的秘书又来电话给秦川，说胡乔木对我有个建议：也要批评一下《人啊，人！罚蛭馄∷当取锻硐枷У氖焙颉酚跋旄螅徒鹨渤圃蘖耍蛔詈冒颜饬狡髌贩旁谝黄鹋？
按照通常的习惯，胡乔木既然如此关心我这篇文章，我理应把稿子送给他看一看。我没有这样做，也没有接受他的意见。我写这篇文章是表达我自己的观点，不是为了改变自己的形象；我的形象没有什么不好。《人啊，人！肥且槐竞眯∷担椅裁匆？
8月13日，胡乔木给秦川来信，其中说：若水同志在多次谈话中，迄未表示应有的自我批评，而这是一个党员党性的重要标准，对此我很希望他能有所觉悟。以前中宣部认为他对发表周文应负主要责任（你应负直接责任），是有理由的，因我特意邀请他参加在周扬处的谈话（《人民日报》没有第二人），而他对我作为中央负责人特意为周文要修改后才能发表所作的谈话全不介意，实难理解。何况周文的最厉害并已形成祸害的部分正是出于他的手笔或构思，恰好这部分已非单纯学术问题而是重要的政治问题（说我们的思想、政治、经济都异化，这是他在80年文中的原话，他还说当前文艺应以批判异化为重点，而这在今天文艺界也确实形成了一种重要倾向），这些论点我在宣传工作会议上已着重批评了（虽未提经济异化，但这太牵强，不言自明）……这无论作为一个党员或马克思主义者都是很严重的缺点，非克服不可。因上次谈话比较客气，为防止以后又成为口实，故特以共产党员应有的坦白态度予以补充，并盼转告。
这封信是在胡乔木离京休养前写的。秦建议我给乔木写一封信，表示一下态度。我拒绝了。
8月17日，我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怎样画最新最美的图画》的短文，针对毛泽东的一个著名的观点提出了批评：他说中国文化落后也是一个优点，因为"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我说：文化落后并不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有利条件，何况中国人民的心灵也不是一张白纸，那上面早已被几千年的封建主义画得一塌糊涂了。为了保护自己，我在文章开头引用了邓小平的话，表示我对邓的拥护。编辑部的同事对我在这个敏感的时刻发表文章表示忧虑，他们担心文章又将成为批评我的新的借口。我自信这篇文章是经过我仔细推敲的，没有什么辫子可抓。文章出来后，秦川告诉我，有关人士（秦川没有说是谁）认为，这篇文章还是不发表为好。后来我听说：中宣部把这篇文章的问题看得很严重。他们翻阅了这个时期的报纸，查来查去，别的问题没找着，就抓住了这一篇。理论局搞了一个简报，说这篇文章是利用学《邓逊反对毛；郁文把这个报告压下了。十几天以后，中宣部的《理论动态》上有一篇文章《思想工作要激励人鼓舞人》，其中有一句话说："还有人把穷则思变、立志改革的精神同'穷过渡'一类错误简单等同起来，提出指责。"这是不指名地批评我了。其实，用"穷则思变"来为"穷过渡"辩护的，正是毛泽东。
我明白了，只要我不作自我批评，这个时候我无论发表什么文章，他们都是要批评的。
大概在7月20日左右，胡乔木有一个亲戚找到报社一位同事，悄悄告诉他说：胡绩伟不行了，王若水也不行了；将来可能是秦川当社长，李庄当总编辑。但是报社提出的秘书长人选，中央不会批准（注：原秘书长将离休，可能的继任者被认为在观点上是接近胡绩伟和王若水的）。
他暗示，新的秘书长可能是他。"我来给你们当秘书长怎么样？这是过渡一下。我有一个好处，可以帮助你们打通和中央的关系。"秦川把这件事用书面报告了胡耀邦。我后来听说，耀邦有个批示，请习仲勋做工作，搞好报社和中宣部的关系。
秦川这样做是很聪明的，但胡耀邦的批示却有点息事宁人的味道。
胡乔木的这位亲戚的预言后来证明是对的，只是除了一点：他自己没有当成《人民日报》秘书长。他说这个职务只是“过渡一下”，表明将来他还要当总编辑，或者另有高就。可惜的是，他过分得意，忘掉了管住嘴巴，泄露了胡乔木的天机，从而也毁掉了自己这个仕途机会。
后来，又陆续有些传言，说王忍之等几个人要调到《人民日报》来，那都是追随胡乔木、邓力群的人；胡耀邦没有同意。胡耀邦也推荐了一两个人，最后也没有成为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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