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全会前夕的斗争

一场幕后的较量正在进行。

这期间，胡耀邦在做什么呢？

他正在风尘仆仆地巡视青海、甘肃，接着又到延安。他关心的是生产。一路上，他大谈农业，谈“翻两番”。偶尔，他也谈到报纸宣传，说：“空谈路线，不谈翻两番，不行。你们报纸最近很少讲翻两番了。十二大的核心就是翻番，不讲这个就很难说是同中央一致。最大的一致就是翻两番。”“报纸要围绕翻番做文章。”他的这个提法和胡乔木、邓力群搞出来的《十二大宣传提纲》是不一致的，后者说十二大的核心是共产主义。胡耀邦还批评说：“北京的最大问题就是概念的东西太多，写文章套话太多。中央一级的普遍现象就是高谈阔论，坐而论道。”

胡耀邦回到北京后，找秦川、吴冷西谈话。他似乎是乘邓力群不在北京时这样做的。吴冷西因病未到。谈到宣传邓小平的问题，胡耀邦说：《邓逊实际是《毛逊的续卷，要认真学习，学二三年。前一段宣传也是好的，但象目前这样，要注意。不宜集中，要拉开一些，不要表态性的东西。《人民日报》写的一篇社论，我主张不发了。不要帮倒忙，抬轿子。上去就下不来了。老人家（指毛）就是这样。朝鲜也是这样。你们要掌握。这个意见不是我个人的，常委也同意。小平同志本人也是反对这样做的。

这话只有我能说。

胡耀邦一直是主张充分吸取毛泽东时代的个人崇拜的教训，反对过分宣传个人的。然而胡乔木、邓力群却仍要把过去对待毛的一套移过来对待邓小平，虽然程度上要收敛得多。

但胡乔木、邓力群并不支持胡耀邦，尽管胡耀邦是邓小平扶植起来的。这一点表现出他们的虚伪。他们用大肆突出宣传邓小平的方法来证明自己比胡耀邦更忠于邓小平。过去，中央有过“少宣扬个人”的指示，那是针对华国锋的；现在华国锋下台了，对邓小平好象就不适用了。这样，他们和胡耀邦之间的矛盾就成为不可避免的。

这个期间，我听说：胡乔木去找了习仲勋，向他表白，他并无反耀邦之意。习仲勋说，怎么能这样说呢！不过你上一次的发言是不好的。

我不了解中央会议上争论的情况。但从这几句话里，也可以猜到一些。

胡乔木和邓力群在这个时期显得特别活跃。他们利用各种机会亮相，突出自己。有些无关重要的会议，他们也参加，或讲话，或题字，或发奖，这样他们的名字或形象就频繁地出现在传播媒介上。有一天晚上，秦川发现第二天报纸上将出现三条邓力群的消息，而且都在一版，不得已给邓力群打电话。邓力群只得说可以去掉一条。

这两个人挥舞着大棒，指责意识形态领域没有贯彻“四个坚持”。

胡乔木找王若望谈话，说：“你写的那些文章，反映了全国一股思潮。有许多党员、马克思主义者变成了自由主义者。有些人还说自己是贯彻双百方针，但他们那些言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你的《饥饿三部曲》，会使人感到我们的监狱比国民党法西斯还残酷。如果把‘文革’中的事情都写出来，怎能教育青年走革命道路？我们有些作家为何对‘文革’题材如此感兴趣？”“刘晓庆《我的路》，《文汇月刊》发表了，《文汇报》还要登。有人（胡本人）批评了，还说他'大事不管管小事'.怎能这样说？"胡乔木并不问王若望描写的是不是事实，他只是反对描写这种事实，认为这会让读者感觉到共产党的监狱比国民党的还要残酷。他批评刘晓庆？《我的路》，也不是说它不合事实，而是说刘晓庆只写了她的个人奋斗，让人感觉到没有党的领导。（后来《文汇报》为登刘晓庆文章事做了检讨。胡乔木又写信给北影，建议发展刘晓庆入党。）8月11日，胡乔木在审查世界工艺美术展时，谈到文艺界的情况说：我们不能眼巴巴看国家和平演变。搞这些，让青年人看搂搂抱抱，或者看武打片，或者看慈禧太后，这就把青年人引到斜路上去了。最近文化系统发生的一些乌七八糟的事，很不象样，是解放以来没有的。

还有些刊物发表了真正是离经叛道的文章。戏剧学院的一个女同学写了很多小说（疑为张欣欣），总的说来是反社会主义的。

8月14日，何东昌在教育部传达胡乔木的谈话，大意是：王若水参加起草的周扬文章是纪念马克思逝世百周年的，说是批资本主义，其实是批社会主义。文章被台湾报纸部分转载，被他们利用。南朝鲜也利用了。这是为反党分子造舆论。王若水的文章说批社会主义异化是文艺的中心任务，这不是唯物主义的观点。马克思著作里很少讲异化；《共产党宣言》说的是异化劳动。

现在思想战线的状况，比开思想战线座谈会时还严重。

出版部门出的书中，西欧、美国的书和苏联的比例是十比一；苏联的书出少了。我看，我们和苏联共性的东西多一些。我们不能在思想上和资产阶级搞联合。

胡乔木还继续批了一些材料给中央领导人看，也让周扬、胡绩伟、秦川和我看。其中有些是港台报刊对中国大陆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评论。有一篇报道说南朝鲜汉城大学出版了一本《中国专辑》，其中收进了周扬纪念马克思逝世百周年的讲话。消息中并没有说他们对此文有什么评论。胡乔木对这件事很警惕，但我不知道这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还有一个材料是《清华大学一些学生受人道主义影响的表现》。这是清华大学党委宣传部干部的一次谈话，说：人道主义一类的思潮对学生的人生观、世界观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腐蚀侵袭着部分青年学生的思想”。1980年秋天"竞选"前后那些讲"人"、"人性"、"人道"的观点以及"个性解放"、"要民主、自由、人权"等口号，对一部分学生影响很大。从去年春天开始，有些学生对西方的存在主义和历史上的人本主义哲学感兴趣。学生中还流行看一些提倡"个人奋斗"的小说，如《约翰。克利斯多夫》、《飘》、《简爱》、《基督山伯爵》。

对于那些不了解思想文化问题的中央领导人来说，胡乔木这些材料足够唤起他们的“阶级斗争”警惕性了。

后来，《中国青年报》的人打电话给我，询问：是不是有个北大学生写信给我？此人叫什么名字？我是否回了信？我告诉他们：有这件事，那封来信登载在《中国青年》杂志的内部参考上。乔木同志看到了很重视，叫送中宣部和教育部参阅；为此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还开了座谈会，讨论如何改进政治课的教学。

我猜想，也许有关方面提出了这个问题，要对这个学生进行追究。他们大概想不到，胡乔木当时是这个态度。

8月20日，胡乔木给朱穆之写信，说出版方面的领导太软，造成了当前的西方现代思想泛滥，今后应对出版物进行检查。胡还建议中央发一个文件，控制对西方生活方式和西方物质文明的报道；说与其让美国电影流行，不如提倡看苏联电影，五十年代的苏联电影教育了一代人。

中宣部文艺局向贺敬之、郁文写了一个《关于筹备召开当前文艺思潮讨论会的请示》，已得到批准。其中说要讨论的问题之一是：“人道主义、人性论、异化问题在我国当前文艺界的反映（例如：王若水、李陀等人谈文艺与异化的文章，张笑天的中篇小说《离离原上草》、戴厚英的长篇小说《人啊，人！》等涉及的问题）。"又说："拟请理论界、哲学界的同志来做专题报告，把讨论、批评和学习结合起来……对于党员同志，则要求他们遵照党章和党内生活准则的精神，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政治上无条件地和同中央保持一致。"好啊！如果他们邀请我去，对我围攻，我准备同他们大辩一常我知道打击就要到来，但我的精神状态很好。

我想起了高尔基歌颂的海燕。暴风雨，来吧！我发现我受到了监视。有一次我在人民日报的会客室接见一个外国来的客人。在我送走客人之后，一个报社的工人悄悄告诉我，他发现刚才在会客室的窗下停了一辆安全部的汽车。他认识那种车，形状很怪，是专用来监听的。这件事无论在事前或事后都没有通知我。显然，监听的对象并不只是外国客人，而且还有我。

本来，1983年春，我预定要到澳大利亚去访问。这已经是澳大利亚外交部连续第三年邀请了。

这次已经答应他们了，国务院也批准了。他们已经安排外长接见，还预订了旅馆。可是上半年发生了这些事，我只能推迟行期。怎样向澳大利亚方面解释呢？我还得找托词。胡绩伟建议，就说自己工作忙。我说，那怎么行。最后只得说，非常抱歉，只得延迟到下半年了，因为我临时得到通知，要我去参加一个重要的会议，而这个会别人不能代替我参加。这也不完全是假的，因为那时我确实等待着可能叫我参加申辩的书记处会议。现在澳大利亚使馆又一再来电话问我出访的时间定了没有。这次没有理由再拖了，怎么办？胡绩伟为这件事打了报告。后来他告诉我说，姬鹏飞批下来了，说是经与乔木、力群商量，目前不去为好。这种突然变卦当然很难叫人理解。澳大利亚使馆给报社外联室来了电话，要求人民日报给他们去一封公函，解释王若水取消访问的理由，以便向国内交代。外联室来问我。我说反正我不答复，由别人去编造什么理由好了。

秦川告诉我，前年（1981年）我出访意大利和西班牙，就有某一个人告状，说我跟地下组织有关。陈云还有批示，说不宜让我出国。可是当时我已经出国了。后来还向驻意使馆和驻西使馆作了了解，说是我表现不错，这才无话可说。

日本《朝日新闻》代表团来访，结束时举行告别宴会。团长中江利忠在席上讲话，希望人民日报明年派代表团访问日本。中江利忠还对我说，他看了我的文章，很感兴趣，希望我担任代表团的团长，到日本后同他们开座谈会。他们不知道没有这个可能，而且他们越是这样说，我越是不能去。明年我在哪里，我自己还不知道呢！

外联室还不止一次接到美国使馆的电话，希望同我谈谈人道主义的问题，自然都推掉了。

我等待着对我的判决。

胡乔木、邓力群的改组人民日报、撤掉王若水的计划进展得并不顺利。书记处成员的意见不一致，胡耀邦把这件事拖延下来了。胡要出国访问罗马尼亚。他说，他回来后，要找王若水谈一谈。但是，他始终没有这样做。

于是，胡乔木、邓力群决定绕过书记处，直接找邓小平。邓力群带着两个“秀才”向邓小平汇报思想文化界的“严重问题”。

这一着收到了效果。邓小平问："异化是什么意思？"他感到这是一个"怪名词".邓小平从他们的汇报得到了一个印象：思想文化领域的情况是"一团混乱".邓小平是一个不读书的人。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当然只能是邓力群汇报什么就信什么，何况胡乔木、邓力群在他的心目中本来都是党内的马克思主义权威。

邓小平接受了胡乔木和邓力群的建议，准备在即将到来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讲一讲“精神污染”的问题。9月12日，邓小平作了一个谈话，涉及到他将要在二中全会上讲话的主要内容，要点如下：有的同志把异化引申为重要理论，不讲封建主义社会制度怎样异化，也不讲资本主义制度怎样异化，唯独讲社会主义社会异化！现在来说社会主义异化，实际就是对社会主义没有信心，认为社会主义没有希望。这样讲异化，实际是否定社会主义。这样讲，势必走到反马克思主义，至少是非马克思主义。既然这样，还搞什么社会主义！如果社会主义自身不断产生敌对的东西，还叫什么社会主义？而且说，异化不断产生、不断发展，那还有什么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台湾还讲要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而我们去发表这样的议论！其实台湾有些人并不反对大陆搞社会主义，他们欣赏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他们觉得大陆搞社会主义有希望，并不坏嘛！可是，我们自己人倒讲起社会主义不断产生异化了。

还有联系异化讲人道主义。你们知道不知道：卡特要同我讨论人权、人道主义问题？我说，我不同他讨论这个问题；如果要讨论，我要说的话多得很！美帝侵略中国，帮助蒋介石打内战，杀了多少中国人民，这是什么人道主义？人权也好，人道主义也好，各有各的理解，各有各的含义。我们搞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保护绝大多数人利益的，也可以说是最人道的。这样一说，卡特不敢同我争论了。如果要讨论，我要翻他的底！资本主义是什么人道主义？帝国主义是什么人道主义？……所谓“灵魂工程师”，不只是作家、艺术家，还包括理论家、教育工作者、政治工作人员，他们有责任不搞精神污染。现在好多人都在搞污染。……有些人同中央不一致，表现在许多方面，也表现在对这样一个重大原则问题上不按十二大通过的原则办事。

怎样解决这个问题？主要办法是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加强理论上的争鸣。马克思主义要出来讲话。现在要贯双百方针，有一种很坏的风气，就是只许宣传资产阶级这一套，不允许马克思主义出来争鸣。现在的问题是各家都出来争，唯独"马家"没有出来争。原因何在？也许马克思主义者本领太小，写不出有分量的文章，或者文章说服力不够？更主要的是有一种坏风气：不允许马克思主义者出来批评。不少人可以不顾事实，肆无忌惮地批评党，批评社会主义制度，批评我们各方面的工作；你一反批评，摆事实，讲道理，这些人倒更吃得开了，会有相当一部分人为他打抱不平。一批评就叫打棍子，就叫违反"双百".这不行。马克思主义者要出来讲话。该奖励的奖励，该批评的批评，至于处分不处分，那不是主要的。在这个问题上，特别要着重讲老同志、老共产党员的责任。可以不点名，但对他们搞精神污染要批评。他们搞污染，很不应该，带坏了一批年轻人。

现在思想界一篇混乱，主要在理论战线和文艺战线。青年中间、人民中间，相当一部分人不知道哪种观点是对的，哪种观点是错的。这几年拨乱反正，在各条战线还搞得比较有条理，但在思想战线还没有理出头绪，还是乱的。当然，精神污染也没有什么可怕，让它再搞几年也没有什么可怕的，可是那个时候就可能出现非大搞不可的局面。57年那个时候也是一片混乱，有的人杀气腾腾。那个时候一些言论的内容和现在很相同。人道主义、异化，当时也露了一点头。虽然还没有现在这样明显，但核心内容是一样的，都是要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党的领导。

台湾对“四个坚持”最反感。我跟他们说，宪法里头怎样写可以研究，但共产党要坚持对人民进行“四个坚持”的教育和宣传不能变。

有些有点资格的同志有这样一种看法，以为他比党正确，比党高明，他愿意怎么说就怎么说，愿意怎么做就怎么做，都是合法的，党不能干涉他。

思想战线总的形势是一片混乱，党的领导软弱无力。我们中央的同志都有责任。我第一个软弱无力。现在应当允许我们出来改正错误嘛！有些同志讲的那种人道主义，在清华一部分倾向自由化的学生中间反映很强烈，一片欢呼声。

在异化问题上搞污染，可能要产生更深远的影响。总之，这样一些观点有人叫好就是了。首先台湾叫好，南朝鲜也叫好，大概西方也叫好。要奉劝这些人注意什么人叫好。不是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吗？这就是个实践！这样一种理论，是引导青年走邪路。}邓小平批评“有些有点资格的同志”自以为比党高明，我想是指周扬，大概还有我。

那大概是1979年，胡耀邦还是中宣部长时的事。在中宣部的一次会上，在讨论理论界的成绩的时候，我曾说，从1978年以来，理论界是走在前面的，提出了很多观点，被中央采纳了。

我的原意是说中央很民主，不料这竟被邓力群说成是我"自以为比中央还高明".最近，8月6日，邓力群在内蒙对华北六报会议发表讲话，除了大批一通"人民性"以外，又说："个别同志甚至说，三中全会以后的一整套正确办法，是理论界走在党中央的前面。理论界提出舆论，制造舆论，然后压迫中央接受。"看来邓力群的这种挑拨的说法被中央领导人听进去了，包括胡耀邦在内。

胡乔木曾经赞扬邓小平的谦虚，善于采纳下级的意见；例如，"精神文明"的提法就是采纳了李昌的建议，批评封建主义是采纳了李维汉的建议。其实，理论界在李维汉之前就提出了批判封建主义的问题，只是邓小平没有重视。李维汉和李昌究竟都是老革命，而理论界的人大多没有那样老的资格，也许这就是不同？在中共的元老政治体制下，谁取得了邓小平的支持，谁就会取得胜利。胡乔木、邓力群不但成功地使邓小平相信惩罚王若水、周扬的必要，而且得到了一个胡耀邦“软弱无力”的印象。

“软弱无力”是客气的说法；直率地说是"纵容包庇".胡耀邦的温和方针面临无可挽回的失败。我想他不会不明白，对我们的打击，间接地是针对他的。

胡乔木带了几个“秀才”到杭州为邓小平起草二中全会的讲话去了。

9月19日晚，我去看周扬。他告诉我：薄一波去找过他，说是书记处讨论，鉴于周扬的错误态度，建议薄去找他谈一谈。薄劝周扬在即将到来的二中全会上做一个检讨。周说，我不能说马克思是错的，但我可以讲讲文艺界的情况。薄说，他看了材料，马克思讲的是劳动异化，没有讲政治异化和思想异化。他还希望周写一篇文章，"三全其美"：既对中央有个交代，又不伤害拥护他的人，还使自己过关——听起来真象做生意人的口吻。周扬一副无可奈何的神情，对我说："这怎么写？"[我说：谁说马克思没有说过政治异化和思想异化？他们没有看到罢了。况且，马克思没有说过我们就不能说吗？周说，他已经写了一个材料，托薄一波转邓小平和胡耀邦。其中说到：1963年周在科学院社会科学部讲话，事先曾把讲稿送给毛主席审阅。毛主席当时在杭州，看后很感兴趣，打电话到北京，要刘少奇主持修改。后来毛自己也审阅修改。那个报告里采纳了王若水关于异化的解释（周说，那时主席很欣赏王若水，多次提到）。周扬把毛主席审阅过的稿子的复印件也附上了。

这件事我记得很清楚。周扬还曾经转述毛的话说：异化这个概念还是好的；从"一分为二"的观点看，异化是普遍现象，不仅人类社会有，自然界也有；当然异化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这个意思写在报告里了*.*这一点没有得到证实。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中的《对周扬<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讲话稿的批语和修改》这个材料中，没有这一段话。}周扬说，王元化最近去看他，说到现在要整上海，包括巴金。巴金在香港报纸（中共报纸《大公报》）发表杂感并出书，引起胡乔木的不满。有关方面酝酿提名巴金为诺贝尔奖金候选人，乔不同意，说还不如提沈从文。乔还反对巴金任上海文联主席。

我还听说，胡乔木对北京的朱光潜教授也有意见。

9月22日，我到夏衍处。这是我头一次到他家。虽然夏衍对革命文艺有很大贡献，可是住房条件比周扬差多了。周扬有一座宽敞舒适的北京式的大院子，夏衍的住处却有些破旧狭校在中国这个"官本位"的社会，毕竟一切待遇要看级别。

谈到周扬的处境，我问：有没有办法让哪位老同志为周扬讲几句话？例如邓大姐行不行？夏衍说：他已经找过邓大姐，刚说几句就被碰回来了。邓大姐说周扬文章是错的，小平同志都说了。

夏衍还告诉我：书记处讨论时，耀邦说，王若水的问题暂不要做结论，等他找王若水谈一次再说。这是胡耀邦去罗马尼亚之前的事。我以前只知道要谈，还不知道前面的话。但胡耀邦始终没有找我。

夏衍对异化问题似乎很感兴趣，问了我几个关于“异化”的问题。

后来我还听说（不是夏衍告诉我的）：薄一波没有转交周扬的信，但在口头上对邓谈了几句。邓听了很生气，说：毛主席赞成讲异化，这正是毛主席的错误，"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的观点就是这样来的，为此毛主席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我知道这是胡乔木的观点。胡乔木已经给邓小平打了预防针了，他听不进别的意见了。如果邓看一看周扬和我的文章，就会明白：我们没有说异化的意思是党内存在资产阶级，而是说毛本人从党异化了，凌驾在党之上，这就是"个人崇拜".正是由于这种异化，毛才能发动"文革".“异化”是不是错，全看人如何应用这个概念到实际中。毛泽东也应用了“矛盾”的概念来为“文革”辩护，这不表明“矛盾”概念本身是错的。

9月27日，胡绩伟召集编委和理论部、文艺部的正副主任开会，讨论中宣部文艺局整理的材料《西方现代派文学和异化的一些材料》。胡乔木嘱咐我们"议一议"，但大家都说看不懂。

那个材料整理得乱七八糟，我看材料整理者本人也没有弄懂。胡乔木把这些材料到处送。书记处的人读过卡夫卡或加缪吗？他们如何讨论？同日，《文汇报》登出了我对小说《晚霞消失的时候》的评论——《南珊的哲学》。文章很长，要分两天登完。我一直担心这篇文章登不出来，现在我松了一口气。我想这大概是我最后一次的发言机会了。

这篇小说描写一个“文革”时期当过红卫兵的男青年的忏悔，他在一个家庭受到迫害的女青年的影响下彻底改变了人生观。小说发表后在相当多的青年中引起了热烈的反响，也引起一些争议。我不能接受这部作品的非理性倾向，宗教色彩和逆来顺受的哲学。作者通过女主人公的口宣扬这样的生活态度：在暴行面前不但不争取改变自己的命运，反而保持"内心的永远平静"，毫无鄙视、怨恨和愤怒，"宽容所有的人".我评论说：要宽容，但不是对所有的人。对林彪、江青为什么要宽容呢？为什么不要仇视或鄙视呢？如果连这种感情都没有了，那才是可悲的麻木。请对比一下恩格斯说的话。他说：既然资产阶级不把工人当人看待，那么，"工人只有仇视资产阶级和反抗资产阶级，才能获得自己的人的尊严。"我们摈弃"文革"时期的"斗争哲学"，但是并不要摈弃对邪恶势力的抗争。我们并不是要退到马克思主义以前的人道主义，而是要前进到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这种人道主义不是软弱的。马克思主义并不冷冰冰，它充分肯定人的价值。马克思主义不相信救世主，它相信人民的力量。在地上的神还原为人以后，为什么又要去寻找天上的神呢？在思想从新的教条中解放出来后，为什么又要用老的教条去重新束缚思想呢？关于小说宣扬的那种悲天悯人的历史观，我说：单说野蛮是坏事，单是谴责历史上的暴力和战争，这并没有对这些现象何以会发生做出说明。道德不能解释历史；科学才能解释历史。历史是在矛盾中前进的。奴隶制是野蛮的，但没有奴隶制就没有希腊文明。暴力摧毁了许多人的生命，但暴力也有革命的作用。

我在这篇评论中也有为作者辩护的地方。小说描写了一个正直的国民党军官，这遭到一些评论者的非议，说他美化了一个罪恶的国民党战犯，或者说他描写了抽象的人性。我反对这种说法，说这种人在现实中是存在的。但总的说来，我对这部小说的思想倾向是持批评态度的。

《文汇报》编者告诉我，读者对我的文章的反应是热烈赞同的。后来，许多地方转载了。但我从别的渠道得知，有的青年不满意。我想我在文章里采取了平等的、说理的态度，没有“打棍子，扣帽子”，但在这种时候，许多人自然地倾向同情被批评者，何况对方又是一个青年。

虽然批评这篇小说也是胡乔木和邓力群的意愿，但我是要说明我的观点与托尔斯泰式的人道主义的区别，并不是要取悦于胡乔木和邓力群。我在文章中继续讲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他们即使不高兴，也无话可说。

后来，邓力群在二中全会上提到了我这篇文章。他说王若水反对宣传宗教还是好的，“但也要说一句：这同他的思想并不矛盾，因为他是一直反对宗教迷信的".这个话说得很笨拙。如果这是我的一贯观点，那有什么不好呢？我想他的意思是，这篇文章并不表明我的观点有改变。

这倒说对了。

10月6日，《人民日报》在头版登出了胡耀邦对日本客人田英夫的讲话。田英夫说，日本人民通过募捐向柬埔寨军民提供药品，支援他们的正义斗争。胡耀邦说：好，这符合人道主义精神。《北京日报》也照登了这句话。但《光明日报》、《工人日报》、《解放军报》都把这句话删掉了。

中央快要开会了，胡乔木和邓力群在加紧准备。我听说他们以中宣部的名义给政治局打了报告，说我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人物，提出撤我的职。这比调动我的工作进了一步。

中央还没有决定，可是各种谣传都来了，说是谁谁谁要调到人民日报来当领导。

胡绩伟预感到一根大棒即将打下来，他很难继续工作。在10月1日国庆节那一天，他以年龄为理由向中央递上了辞呈。

各种关于人民日报的传言，弄得报社人心惶惶。一个新到报社的新闻系的研究生来看我，说：他们听到不少传闻，很关心，希望胡老师、王老师保重。又说：他们有些人议论，如果胡老师、王老师都呆不住了，他们也觉得人民日报没有什么意思了，不想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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