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污"造成的混乱
前面已经说到，在3月，胡乔木批评的重点是人道主义，到10月批评的重点才转到异化概念；在3月，胡乔木还承认社会主义有异化，到10月，才变成明确反对把异化概念应用于社会主义社会。
这种变化使一个人陷入尴尬的局面，那就是黄楠森。如前所述，黄一面批评有人“滥用异化概念”，一面又说，无论社会主义社会还是共产主义社会都是有异化现象的。现在开始批判“社会主义异化论”了，怎么办？
这个问题没有难倒黄楠森。1983年11月1日，《北京日报》发表了他的文章《异化概念不能滥用》，继续批评"滥用"，说："近年来我国的报刊杂志中也经常出现异化一词，用异化来说明各式各样的现象：经济失调是异化，生态平衡破坏是异化，空气污染是异化……。这是对异化概念的滥用，是用异化概念来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想。"又说："有些人把认识上的失误、工作上的失败、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对抗性矛盾、非对抗性矛盾一股脑儿说成是异化。"可是黄楠森自己在十个月前是这样说的：“生产不当，就会造成环境污染，有害人民健康。
对鸟兽乱捕乱杀，就会破坏生态平衡，引起严重后果。……人们只要在自己的活动中不能完全消灭盲目性，就难免出现这种对抗性的异化……“（1）黄楠森还把"异化"当做"矛盾"的同义词，这当然就是把"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对抗性矛盾、非对抗性矛盾一股脑儿说成是异化。"黄楠森教授当然不会忘记他在几个月之前说过什么，可是报刊编辑部可能忘了。不管怎样，这并没有妨碍黄楠森成为红人，到处做报告、写文章、出席座谈会、接受记者采访，甚至还被派到在巴黎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的讨论会，代表中国做报告。
胡乔木和邓力群都不会在意这一点。对他们来说，某种观点的学术价值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为政治目的服务。
《中国青年》杂志6月份就在青年团中央书记处的领导下开始了整顿，从第8期起提出了消除"潘晓讨论"的"消极影响"，陆续发了一些文章。二中全会后，又检查了杂志近几年的工作。11月，他们做了一个检查报告，承认讨论产生了三条消极影响：一、把新形势下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错误观点系统化、条理化了，造成一部分青年思想的混乱；二、为个人主义思潮泛滥开了绿灯，冲击了共产主义教育工作；三、使一些意志消沉的青年更加"看透了一切"，以至丧失生活的信心，走向虚无主义的道路。后来，总编辑被调离了。
报纸上开始了对小说《人啊，人！返闹匦屡小R恍┦芘赖淖骷易髁思焯帧V屑臀扇说鞑槌禄拿涸谀瓿踔鞒值哪谴喂赜谖囊沾醋髦械娜诵浴⑷说乐饕逦侍獾奶致刍嶂械奈侍猓ɑ嵘仙⒎⑽业穆畚摹段说乐饕灞缁ぁ贰？
销路最大的刊物之一，甘肃的《读者文摘》杂志受到了批评。甘肃省委采取了措施，对这个杂志进行全面检查；编辑室集中一段时间进行整顿。省委报告称：这个杂志的头一条错误是“不恰当的宣传外国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统治者”。在十三期刊物中，先后刊登了有关外国首脑的文章三十篇，涉及近七十名总统、国王和王储等领导人物；其中根据《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的材料，把主张中美建交和改善中美关系的尼克松和卡特列为最差总统，把曾经支持蒋介石打内战和发动侵朝战争的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称为最佳总统。该刊的另一条错误是宣传了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如把《汉姆拉比法典》、《理想国》、《山上布道》、《美国宪法》等和《共产党宣言》并列，都说成“人类思想的里程碑”。再如摘录了约翰。戴。洛克菲勒的《信条》：“我相信个人的无上价值，个人有生活、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我相信法律为人而制定，不是人为法律而制定，政府是人民的仆人，不是人民的主人”等等。
这是“把资产阶级欺骗人民的话当做真的来宣传”。其他的错误还有描写纽约的“魅力”，说它是当今世界的“文化艺术中心”。这个“错误”，连同报道“1979年美国人平均打了1097次电话"，都算是"宣扬资本主义文明".年底召开了广播电视宣传工作会议。会上谈到广播电视中的”精神污染“的例子有：《四郎探母》、《爱，是不能忘记的》（”同情婚外恋的小说“）、《加里森敢死队》（”情节离奇，吹捧流氓暴徒“）、《姿三四郎》（”有美化军国主义分子伊藤博文内容“）、《希腊棺材之迷》（根据惊险推理小说改编的电视剧）。歌曲节目中，演唱抒情歌曲多，演唱革命歌曲少；演唱外国歌曲多，演唱我国歌曲少；在外国歌曲中，又是爱情歌曲多；爱情歌曲中，又是唱离别、悲伤、绝望的多。与会者普遍感到污染与非污染的界限不好划，如：批评党内某些缺点和某些社会弊病与散布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不信任怎么区别？宣传人民的美好生活与宣扬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怎么区别？革命的人道主义与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怎么区别？
《人民日报》编辑部检查了报纸上登了一些所谓有缺点错误的文章，包括批评毛泽东的某些观点的文章，郭罗基和白桦的文章。还有，报纸登载过几条宣扬资产阶级政治家不搞特殊化的消息，如葡萄牙总统途中救人，西德总统夫人救护病人，英国大臣参加宴会自付费用等，这些也被当做不适当的例子。
周扬的日子不好过。
当他听到对我的免职决定时，曾感叹地说，“我对王若水还是一直保的……”周扬的夫人苏灵扬插话：“得了吧，你能保他？你自己呢？”
周受到了强大的压力，要他公开承认错误。胡乔木又一次登门造访，对周扬进行劝说，说只要检讨几句，这场批判就可以了结；如果不这样做，中央就下不了台，事情就不好办了。胡乔木还眼里含了泪水，大讲了一通和周扬的友情。接着，新华社来了电话，说是要派记者来采访，请他谈谈对邓小平关于反对“精神污染”问题的讲话的想法。周扬无奈，只得同意。
1983年11月6日，各报发表了新华社5日报道的周扬谈话。在这个谈话中，周扬表示他拥护邓小平的讲话，并承认他在纪念马克思逝世百周年期间"轻率地、不慎重地发表了那样一篇有缺点、错误的文章。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首先把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些性质不同的阴暗面笼统地用“异化”概念来概括、解释，这样就只是把“异化”这个概念任意扩大化，无助于对于这些问题的认识和解决。特别是在这个问题上，我没有很好地注意在思想上与资产阶级的“异化”观点划清界限，以至有可能为某些别有用心，有反对社会主义的思想和情绪的人们所歪曲、利用，也可能使一些意志薄弱、思想动摇的人们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前途丧失信心。
我承认，当我读到这后一句时有些感到意外。“别有用心”的人指谁呢？邓力群曾指责我利用周扬的声望来扩大我自己的观点的影响（大概他以为，胡乔木既然可以利用邓小平，王若水当然也会利用周扬），现在他可以把周扬的话解释为对这一点的承认。
周扬的检讨使许多人失望。我知道有一个女作家在报纸上读到这个报道后哭了。她大概是觉得，如果周扬不认错，那么人道主义的主张还有获胜的希望，而现在完了，她不知道现在该怎么办。
周扬告诉我，他收到一封青年人的信件，对他的检讨表示遗憾，认为他不应该这样做。不过周扬说他并不同意这种意见。
周扬还告诉我，他在这个检讨里安了一根对胡乔木的刺。那是这样一句话：“至于资产阶级政客所讲的人道主义，不过是鳄鱼的眼泪罢了。”
晚年的胡乔木是一个容易掉眼泪的人，我就曾几次看到他老泪欲垂。
在周扬受到批判并作了检讨之后，暂时不能进一步对他做什么了，胡乔木觉得可以和周扬做出和解的姿态了。一天晚上，他在观看阳翰笙的《天国春秋》时遇到了周扬，于是他在剧场里来了一个当众表演：和周扬拥抱。
胡乔木在二中全会发言中最引人注意的提法是说“异化”问题可以是“持不同政见者的纲领”。
当时他并没有任何证据，不过，他既然这样讲了，证据自然会有的。11月10日，中宣部教育局整理了一个材料，题为《"异化"观点导致一些学生走向反社会主义道路》。其中说：近两年来，"异化"观点对一些青年学生的毒害相当严重，甚至成为他们对党持不同政见的主要依据，使他们走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道路。河北大学有一个学生认为社会主义的各方面都有异化，因此串联一些学生"秘密成立非法组织，出非法刊物".他们说：社会主义的弊端往往产生官僚主义，产生于掌握政权的人手中。因此，单纯用正统的方法难以解决，必须产生一批新的实干家，形成一种新的力量，以此来改造不良的社会环境，克服那些与社会主义实质不相容的东西，推进社会主义民主的进程，以达到消灭异化的目的。
11月5日，邓力群在首都部分理论工作者座谈会上讲话。他说：“小平同志在十二届二中全会上讲，面对精神污染的严重情况，马克思主义者要出来说话。
这是完全正确的。我要补充一句，我们的马克思主义者，包括在座的许多同志，多年来是在说话的。这表现了同志们的马克思主义的自觉性。问题是，大家还处在分散状态。作为党中央的宣传部，我们对同志们这方面的工作情况，了解得不够，组织得不够，还没有形成一支队伍。“
“中央要我们把理论队伍组织起来。从我们的工作来讲，也意识到没有一个队伍不行。……同志们说，人家搞精神污染，是互通声息的，搞马克思主义的人却彼此隔绝，希望中宣部采取一些办法，把大家组织起来。”
邓小平曾说在精神污染面前，理论工作者没有站出来讲话。邓力群讲这个话，是为理论工作者讲了好话。邓小平还说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形成队伍，这个话给邓力群一个机会，他可以担负起“组织理论队伍”的任务，乘这个机会搜罗自己的人马。
实际上邓力群正是这样做的。他网罗了一大批人到他掌管的中央政策研究室。这些人中有不少人有不光彩的履历，以至引起人们议论纷纷。可是邓力群不在乎这一点。他给自己的人以种种好处。老婆户口不在北京的，调到北京来；没有房子的，分配房子；职位不高的，提级或升官；过去入不了党的，想一切办法塞进党内。这些做法有的可以看做是爱护干部的表现，可有的做法达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他的要求只有一个，就是政治上忠于他。以后，这些人被陆续安插到各宣传部门，形成了一个网络。……邓力群说，要把精神污染同刑事犯罪区别开来。制造和传播淫秽书画、淫秽录像带等等，是一种污染，但这本身是犯罪行为。对犯罪行为要按法律处理，不要同精神污染搅在一起。
邓力群有几句话是暗指胡耀邦的。他说：首先要纠正思想战线上领导软弱涣散的现象。在这个问题上头脑不清醒，听任精神污染祸国殃民，是一个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严重失职的行为。
这个讲话中还有一大段涉及到我的地方。邓力群重复了在二中全会上他对我的关于“自由和责任”的言论的批评。我说过，纪律是外加的，责任自己对自己的要求。邓力群宣称这个话和我的共产党员身份不符合。如果我在入党前作这样的申明，就不能入党。
这又是一个迹象，要把我清除出党。可是邓力群在讲话中还反复强调，清除精神污染不是要整什么人，不能重复“文化大革命”那一套。
11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评论员文章，题为《十分重视整党学习，提高共产党员自觉性》，其中提到："一个共产党员在本报写文章，提出要改变一个提法，把'自由和纪律'改成'自由和责任'，理由是责任是发自内心的，而纪律是外加的。"当天，我就这个问题写了一个书面说明，要求送交中央。秦川说暂时不要急于为自己辩护，到整党后期再说。他是好意，我接受了这个意见，把信压下了。
“清污”并不限于文化部门，它波及到各个领域，包括日常生活。人们在一段时间内感到好象是第二次“文革”开始了。“精神污染”是个含混的字眼，没有严格的含义。什么是“污染”，什么不是，可以任人解释。当时有一句顺口溜说：“‘精神污染’是个筐，什么东西都往里装。”北京市做出了几条规定，不准中小学生穿高跟鞋、烫头发、抹口红。这几条是可以的。可是它还有一些过份的规定，包括妇女干部不得留长发，还有各家有邓丽君、程琳的录音带的，都要上交。于是，西方音乐的磁带能不能听？爱情小说能不能看？好象这些重新成为问题。
有一个人大常委宣称，贝多芬、芭蕾舞、女子体操都是污染。
有三件事可以说明当时的气氛。一件是，有个女记者到中共北京市委采访，门房不允她进去，理由是她留着披肩发。女记者和门房争论，最后找到一个妥协办法，让女记者用橡皮筋把头发扎起来，这样才允许进去。另一件事是，北京市公安局下令禁止男女共同在公共游泳池内游泳。第三件事发生在外地。某部队检查战士看的书，发现有一本书里有一个露肩袒胸妇女的图片，当即认为是“污染”而加以没收。后来发现，那原来是马克思的夫人燕妮的像！
街上的妇女的衣着变单调了。青年人不敢跳舞了。电视上没有丰富多采的节目了。
宗教人士感到忧虑：宗教活动是不是污染？
农村中找不到宣传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异化论的例子，于是一些乡党委和村干部就发动党员和群众“细查、细找”，找出了多少条，如“一切向钱看”、“铺张浪费”、“包办婚姻”、“早婚早育”、“重男轻女”、“封建迷信”、“奇装异服”等等。河南省南乐县梁村公社党委决定拆除鬼神庙，基干民兵在一天之内把全公社范围内的67座鬼神庙全部拆除。本来这里面许多东西是应该反对的，但这种搞运动的做法引起农民的不安，他们认为党的政策变了，也要象"文革"中那样"割资本主义尾巴"了。
在南方的经济特区，一些外商中止了合作谈判，他们觉得中国的政局太不稳定，风险太大了。
广州人也感到压力，因为广州被说成是“污染源”。从外地开到广州的火车上贴上了标语：“警惕来自广州的精神污染”。“清除精神污染”已经直接造成了经济上的混乱和损失。
党曾保证不再搞运动，可是现在实际上“清污”来势很猛，使人回想起“反右派运动”。
胡乔木在人民日报社党员会议上的讲话曾批评新闻研究所请王若水去讲异化，还有美国教授也讲异化，后来上面就来调查这件事，弄得新闻研究所很紧张。实际上不是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而是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请我去的。于是研究生院也紧张起来。后来查清，美国教授讲异化，是学生向他提问题，请他作介绍的，并非他存心“污染”中国学生的心灵。
新闻系找出了我当时讲话的录音，证明我讲异化也是由于学生递条子问到这个问题，我讲异化的时间是20分钟。他们又找了当时听过我讲演的学生来回忆，王若水究竟讲了些什么，这才向上面写了报告。
然而，事情并不到此为止，又从别的方面对我进行了秘密调查。除了我和“地下组织”的联系和海外关系外，还涉及我的几篇文章和讲话的时机和场合，似乎这是一个配合好了的，精心策划的行动。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有人去调查，去年年初那个讨论文艺中的人性和人道主义的讨论会（陈荒煤主持），有些什么言论，为甚么散发王若水的《为人道主义辩护》。北京还有人到东北调查：张奎良的谈异化的文章是怎么出来的？意思是想了解和王若水有什么关系。
我听到一些要进一步迫害一些知识分子的传言，那完全是“文革”中和以前的那一套。我不知道这种传言的确实性如何，但我确实知道，胡乔木曾想撤掉巴金的上海文联主席职务。当然，这个企图没有成功。胡耀邦给上海传去了信息：巴老只要不死就不能动！
胡乔木、邓力群的目的不只是要整几个知识分子，他们还要借口反对“精神污染”来反对随改革而来的西方思想的影响，进而反对改革本身。
这种现象引起了总书记胡耀邦和总理赵紫阳的注意。胡耀邦觉得这样做是打击面太宽，而赵紫阳看到这样做对经济造成冲击。
早在10月26日中纪委的一次会上，胡耀邦就说，清除精神污染要划清界线，防止混乱。不能把某人穿花衣服、下饭馆叫"精神污染".精神污染主要是文化界、理论界的问题，党内的问题，不要扩大。方法主要是批评和自我批评，不要搞"文革"的一套。
11月14日，在书记处会议上，胡耀邦和赵紫阳都讲了话。第二天，胡启立向人民日报通报了这次会议的讨论情况，说：有两点已经电告各省市：一、不要因为整党和"清除精神污染"而影响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经济政策的实行，更不能把它们对立起来；二、"清除精神污染"有它的特定概念，要研究分析各种具体情况，注意界限，注意政策，不能简单化。要严格按照小平同志讲话，"精神污染"主要指文艺、理论战线的问题，不能什么都说成"精神污染".最近有些报刊把经济工作中正在探讨的问题都批评了，这么搞下去，就干扰了经济的搞活，也影响了工农业生产，不要三个月就搞乱了。
这是一次很重要的会议，是“清污”运动受到的第一个挫折。可以看出，在这个会议上，胡赵的观点得到多数人的支持，胡乔木邓力群陷入孤立。胡赵的联手行动，对遏止保守派的图谋，起了关键作用。
胡耀邦和赵紫阳之间并非总是一致，但这是改革派内部的分歧，是工作上的。我有一个感觉，就是胡耀邦由于他的好动的性格，往往不等一件事情酝酿成熟就轻易表态，讲话太多，难免有失；有不少话涉及经济领域，这可能干扰了国务院的工作。邓小平提出成立经济领导小组后，胡耀邦就不再插手具体的经济工作了。这次“清污”运动的发动，可能进一步促进了两人的团结。我听说胡耀邦曾登门拜访赵紫阳，两人交了心，谈得很好。
11月16日的《人民日报》的社论以《建设精神文明，反对精神污染》为题，其中说：反对精神污染是长期的斗争。就以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来说，六十年代就受到了批判，"文革"中更在"横扫"之列。当时上纲上到了顶，但并没有解决问题。这个教训不应当忘记。现在要批评一些同志在人道主义问题上的错误观点，绝不能采取放纵态度，但是也不可操之过急。写文章要心平气和地讲道理，允许被批评者说明情况和进行答辩。不允许象过去那样搞什么运动。我们要用文明的方法来纠正不文明的现象。有些外国通讯社把反对精神污染说成是一场运动。这不是一场运动，而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项经常性工作。我们相信，事情的发展将有助于消除这种误解。至于有人说我们"镇压西方文化"，那就有些荒唐了。我们历来主张以科学的态度对待一切外来的东西：既不盲目崇拜，又不一概排斥。
11月17日，《中国青年报》根据胡耀邦的意见发表了一篇文章：《污染要清除，生活要美化》，强调女青年烫发、搽雪花膏、穿时装以及和男青年一起跳"健康的集体舞"不能被视为"精神污染"而加以禁止。这是放松的又一个迹象。
以后陆续有指示说，经济部门不搞“清污”，农村不搞“清污”。
11月21日，中央书记处再次开会，议定：一、不要因为抓"清除精神污染"而放松了整党工作。
二、“清除精神污染”主要是解决思想战线特别是理论界和文艺界的问题。什么是“精神污染”，目前有各种理解。有的人把它扩大到日常生活穿衣、理发一类问题上；有的人把它扩大到经济工作的领域中。同时也有很多谣传。我们在清除“精神污染”时，必须认真分析研究各种不同的具体情况，划清政策界限，不要把什么都说成是“精神污染”。请中央宣传部根据会议讨论的意见，提出“清除精神污染”的政策界限，发给各地参照执行。
三、国有些经济政策正处在实践中，处在探讨过程中。实践中出现了有错误的东西，可以进行批评，但不要把它说成是“精神污染”。
四、在清除“精神污染”时，要加强正面教育。
邓力群无可奈何，为了争取主动，不得不亲自出来解释“清污”的范围、政策和界限。他在11月28日的一次会议上透露，最近中央书记处开了两次会，讨论整党和"清污"在新闻报道以及其他有关政策上要注意一些什么问题，掌握一些什么界限，并责成中宣部召集新闻、广播、报纸等有关部门，讨论出一些意见来。
邓力群提到最近发生的到学生宿舍里一个个检查的事，看到有《大众电影》上的女演员像，就叫黄色的东西，看到挂历里有一、二张外国的裸体美术画，也叫淫秽物品。他还批评有的地方为了“清污”，让教员隔离审查。
这个讲话还提到不能把经济体制改革试点中不成功的和失败的东西说成是精神污染。今后我们要继续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要继续执行对外开放的政策。邓力群透露说，书记处座谈时曾提醒说，一个是对农村的问题要注意，一个是对城市的问题要注意。现在农村已经有一些谣言，说清除精神污染，这个也要批，那个也要批，这个是污染，那个也是污染。因此，在农村不提反对精神污染的口号，仍然执行原定的方针政策。我们现在在城市正在进行各种各样的改革。不能把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不成功的甚至失败的东西说成是精神污染。
有些党外人士担心，说整党不会整到我头上，可是“清污”就很难脱身。还有传言说，有几部电影要批判。邓力群安抚说，中央确定的原则，是党员从严，非党员从宽；至于批判电影，没有这回事。
邓力群这个讲话的许多内容，显然是胡耀邦和赵紫阳的意见。当然，我想他自己也不愿意看到“清污”中出现那么多过火行为，引起群众的反感。但是那些过火的行为，正是胡乔木、邓力群这些人自己的过火行为引起的。邓力群批评别人，并没有想到批评自己。他现在以“纠偏”的面目出现，不过是权宜之计。到了1987年和1989年，在胡耀邦和赵紫阳分别被赶下台时，这些左倾分子对他们的一个攻击就是没有把"清污"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坚决进行下去。
11月下旬，胡耀邦在访日前夕给秦川打电话，说："清除精神污染"搞了二十八天。明天我去日本。我已经给二十八个盛市、区打了招呼。
11月30日，胡耀邦从日本回到北京。
12月13日，胡耀邦接见团中央及各盛市、自治区团委负责人，作了一次讲话，谈到不要因为"清污"就不许女孩子打扮了，不许穿时装了。他透露了书记处一些成员对"清污"的方式的不满。这次"清污"因为在一开始没有划清政策界限，所以在许多地方走了样：“走样子的实质在什么地方？就是用”左“的东西或者守旧的观点，用封建主义的观点，去对待清除精神污染。这是万里同志提出来的，我觉得他提得很对。一个‘左’的东西，一个封建主义的东西。前天书记处会议上，杨尚昆同志说：我们许多东西一做起来就采用‘文化大革命’中‘破四旧’的方式，造成很大的损失，把文物古迹都横扫了。‘文革’后，拨乱反正，已经过了五年，怎么还搞‘左’的东西，还有封建主义的东西？有封建主义思想的人对现代、对现代世界各国的东西都看不惯，还要把社会生活拖到一百多年以前去，拖到封建秩序方面去。”
12月14日，胡耀邦对新闻界的几个负责人秦川、吴冷西、穆青谈话。胡首先谈了整党问题，说关键问题是搞掉不正之风，现在不正之风、官僚主义相当厉害。这次整党要换掉一些干部，选拔一些年轻人。谈到"清污"，胡耀邦说：小平同志提出这个问题很重要，今后要用长时间来解决。前一段急了一些，走了点样——我不用“偏差”这两个字。本来小平同志说得很清楚，是指思想战线，特别是理论界，要宣传部门的领导同志不要放毒，后来却把矛头指向社会、人民。乔木同志和力群同志也感到有些问题，所以打了几次招呼。本来这件事我在出国前讲过几次，在中纪委、中顾委都讲过，还叫胡启立向全国二十九个省市打电话。有人说我们的政策变了，收了；没有变，没有收。现在要回到小平同志讲话。我历来认为，政治思想战线问题不能用表态方法来解决。我们都是“文革”过来的，好比笼中鸟，还不会飞。知识分子敏感，容易惶惶然。看来理论家不一定都是政治家。
“清污”为何会走样？万里同志说得好，主要是封建思想和左的干扰。我看根本问题是我们的干部太无知，过去打仗行，搞四化不行。老干部不能打倒，但要让位，让三、四十岁的人来。
“清污”主要抓精神文明建设。昨天我在团中央讲了衣着问题。今年棉花大丰收，八千万担，穿好一点有什么错？报纸不要再用“怪发型”、“奇装异服”的字样。音乐，过去提倡进行曲，当然对；但每天“前进”也不行，总要有点轻音乐。不能采取封闭的办法。世界各国只禁止色情的东西。电影不能随便禁止，越不准看越要看。只有增加免疫力。
现在主要是两个问题：一是对社会主义没有信心，这在知识分子中相当普遍。老干部中一些人对翻两番没有信心。二是敢不敢改革创新。十二大提出“开创新局面”。现在报上改革的声音比较淡保整党要解决思想统一，就要解决信心和精神状态的问题。什么人道主义、异化，统一不了没有什么了不起。关键是经济。异化、人道主义到底有多少人看？主要是把改革宣传好；人道主义、异化再发几篇就可以了。
当前要宣传党中央的集体领导，宣传在这中间起核心作用的老一辈（小平、陈云）。不要孤立地宣传小平同志，这样反而不利。九月份我对郁文等人谈，就讲到要吸收历史教训，还说到这件事是常委同意了的。小平在党中央集体领导中是核心，还有陈云。但邓、陈，还有我，总有一天不在人世。你们现在这样宣传，小平也不赞成。以后别搞题词了。
胡绩伟坦率、耿直。主要缺点是理论底子不够，偏激。他顶过我不止一次了。我看不能说他完全和中央不一致。“人民性”问题，我看他站不祝王若水太骄傲，自以为了不起，好象只有他才能发现中央不能发现的。说老实话，中央并没有从王若水那里得到什么。
六天以后，1983年12月20日，胡耀邦在书记处会议上说：“上次关于精神污染的问题，小平同志提出这个问题是完全正确的。思想工作者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因此理论战线、文艺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后来由于我们自己的失误，工作出了漏洞：一是扩大到社会上去了；二是把‘不能搞’变成‘要清除’了；三是一哄而起，造声势。后来我们刹车了，这个问题以后不提了。（万里：我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以后也不要提了。什么”自由化“，说不清楚；以后提反对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腐蚀和反对封建主义的遗毒，就很够了。）我同意这个意见。‘精神污染’与‘资产阶级自由化’都不要提了。
但也不要去批判这个提法，让它慢慢消失。正面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胡耀邦这些讲话表明他关于“清污”运动的意见得到了邓小平的支持，所以这是胡乔木、邓力群的挫折。胡耀邦说的“理论家不一定都是政治家”，显然是对胡乔木邓力群的批评。
以后我听到传达解释说：小平同志并没有说过“清除精神污染”；他说的是“不搞精神污染”。
我还听说，邓小平批评邓力群对意识形态领域问题的汇报是“谎报军情”*.*1984年4月11日，《人民日报》登了一篇署名文章，题为《切莫"谎报军情"》。其中说，有人"在一些向上报的材料中，断章取义，夸大渲染，以偏概全，任意裁剪，强加于人".又说，这可能是为了邀功、讨好，但"也不能排斥个别的还可能出自更为卑劣的动机".还可以注意的是，题目中的"谎报军情"四个字是加了引号的。这篇文章可以作为邓小平讲过这种话的旁证。
后来胡耀邦还说，从开始起，大约有二十七天时间，没有按小平同志指示做。小平主要是讲文艺、理论，后来扩大到全社会，这就不对了。幸亏中央发现得早。现在不能象前一段那样搞了；今后要正面强调精神文明。但也要肯定前一段的必要性，否则搞黄色东西的，搞自由化的人又要翻过来了。
这个讲话还暴露了在宣传邓小平的问题上他和胡乔木邓力群继续有分歧。后来，在1984年1月17日的一个讨论整党问题的会上，胡耀邦还说：今后不要搞"大树特树"某人权威。威信不是人为树立起来的。小平同志为何威信高？不是人为树立的。可是对这些意见，胡乔木、邓力群是不听的。
胡耀邦对胡绩伟、王若水虽然作了批评，但一句也没有说到我们搞自由化。谁都能感觉到，他的态度和胡乔木邓力群是很不相同的。所以在这次传达后，报社不少同志提出应当按照耀邦同志的口径来重新审理胡、王的问题，出现了一次小的回潮。后来，薄一波为此还把秦川找去，作了批评，意思是说他不该这样传达。
胡耀邦大概也受到了保守派的攻击，说他纵容和包庇了自由化。我听说他曾在中央的会议上表白说，从1980年以来，他就有意识地回避和《人民日报》发生过多的关系，还说自己和王若水以前并不认识，后来也很少直接接触。其实，他作为总书记，本来是有权力也有责任来领导人民日报的。这次他之所以谈到胡绩伟和王若水，我听说是因为有人向中央告状，说人民日报的整党走过场，包庇胡、王两人。他说王若水骄傲，大概指1980年我在中宣部的一次发言。那次我说的是理论界提出了一些好的意见，中央采纳了。这是事实，例如严家其在"理论务虚会"上提出的废除领导干部实际上的终身制问题，就被中央采纳了，这是让华国锋下台的一个理由。我并没有说我自己。我不知邓力群是怎样汇报的。但邓力群在1983年8月6日曾经对"华北六报会议"的部分负责人有一个讲话，其中说到中央的决策并不是哪一个工人、农民或者知识分子提出来的。"个别同志甚至说，三中全会以后的一整套正确办法，是理论界走在党中央的前面，理论界提出理论，制造舆论，然后压迫中央接受这些意见……"看来，邓力群很可能就是这样向胡耀邦汇报的。我想我还没有骄傲到说"一整套正确办法"和"压迫中央接受"的地步。我没有说"理论界走在中央前面"；我说的是"理论界走在前面".但我觉得，即使说"理论界走在中央前面"也不见得就是骄傲。不过，我也没有写信向胡耀邦作解释。
但不管怎样，从这时起，“清污”运动就如强弩之末，失去了最初那种吓人的气势了。
周扬没事了，他可以继续在报刊上发表文章。1983年12月22日的《人民日报》登载了他为《邓拓文集》写的一篇序言。他在分析邓拓的内心矛盾时说：一个作家发现自己在思想认识上同党的观点有某些距离，这是一件痛苦的事。……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党员作家首先应当相信群众、相信党，以严肃认真，积极负责的态度向党陈述自己的意见，绝不可隐瞒和掩盖自己的观点，更不可把自己摆在党之上，以为自己比党还高明。
另一方面，作家也应当在党的正确方针和政策的引导下改变自己不正确的认识，……从而在思想上政治上达到同党中央的认识一致。
我想周扬的这一番话是经过反复推敲的，从党的正统观点看是无懈可击的。他在评论邓拓，他也在表白自己。他的有些话是真情流露，但另一些话又象是在给自己涂上一层保护色。至于他内心究竟是怎样想的，这就不是我所知道的了。“以为自己比党还高明”是别人批评他的话，现在他用来作为一种一般的告诫。“相信党”——这个“党”是抽象的。在这样的理论问题上，谁代表党？邓小平吗？可是邓小平是听胡乔木的，“相信党”实际上就是相信胡乔木。难道周扬真以为，他不可能比胡乔木更高明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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