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五]

有关孙月才文章的反应王若水1997年7月《百年潮》1997年第3期上发表了龚育之的一篇文章，题为《几番风雨忆周扬》。作者以他的亲身经历，提供了不少关于周扬的史料，值得一读。

龚育之文章后面说到一件事：1988年，上海理论界的一本在内部很小范围送阅的刊物，发表了一篇文章，论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赞成乔木文章的许多意见，但是认为乔木同志的批评把问题过分政治化了。这个刊物很想知道乔木同志的意见，我向乔木转达了。乔木告诉我，他已经看过这篇文章，他同意作者的观点，的确是过分政治化了。证据是，后来就没有不同意见的文章在报刊上发表和讨论了。

这本刊物是《上海理论（内刊）》（1988年第3期）。文章的作者是孙月才，题目是《人道主义、异化问题与百家争鸣》，副题是《重读胡乔木<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我认为这是一篇好文章。文章的观点是和我们一致的；作者只提出了一点不同意见，就是他认为与其说马克思主义"包含"人道主义，不如说"渗透"人道主义。我认为，说"包含"和说"渗透"都是可以的，理由不能在此详说。

孙月才并没有说“赞成乔木文章的许多意见”，而是说“既有同意的，也有保留的”，不过这个话带有客气的性质。他提出三个问题来讨论：一、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的人道主义能不能批判继承？二、社会主义社会是否存在着异化现象？三、是百家争鸣，还是定于一尊？在这三个问题上，他都是不同意胡乔木的观点的，而这三个问题正是争论的主要问题；至于还有哪些观点是他同意的，文章中并没有说。我想同意的地方总是可以找出来的，但和上面三个问题比较就无关重要了。

三个问题中，第一个和第二个是胡乔木文章的重点。至于第三个问题，胡乔木的文章并没有说不要争鸣，相反，他还表示“欢迎争论”。那么作者为甚么还要提出这个问题呢？因为实际表现出来的不是这样，正如作者所说，"《问题》一发表，我们看到的不是百家争鸣，而是一家独唱。"胡乔木说他同意孙月才文章的观点，“的确是太政治化了”。我想他只是指第三点，并不是同意整篇文章。我查对了孙文，作者的第三点批评的是"把学术问题政治化".他说：三十多年的历史证明，一个学术问题一旦为政治所涉，人们避之唯恐不及，何谈争鸣。不仅如此，这个学术问题还会在许多年中引不起人们的研究兴趣。从《问题》看，‘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是一个被鼓励的研究课题。现在看来，除个别十分有勇气的同志外，没有多少人有兴趣去做认真的研究，说明上述经验还在起作用。由此也可以看出，把学术问题政治化，对科学的发展会起多大的危害作用。

在我看来，就人道主义和异化这个具体问题来说，问题并不在“把学术问题政治化”，甚至也不在“太政治化”。在八十年代初的中国的具体条件下，提出这个问题，是有政治意义的；周扬和我都不讳言这一点。提出人道主义，是对"文革"进行痛苦的反思的结果，是对"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全面专政"的反弹。指出异化，是为了克服它：克服政治的异化，要靠民主；克服经济的异化，要靠改革；克服思想的异化，要靠思想解放（这里不涉及能否彻底克服的问题）。这些意思，都是在我们的文章中说得很明白的。在1983年10月的十二届二中全会后召开的中央顾问委员会上，周扬有一个为自己辩护的发言，他说：我这次提出异化问题，和二十多年前的情况相比，是对我过去左的思想有所自我批评。讲话中我力图配合三中全会以来的党中央所提出的一系列改革方针。我党经过半个多世纪斗争取得了胜利，但在胜利后十七年还出现了十年浩劫。这虽有许多客观原因，但对社会主义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严重的异化现象。现在我党要肩负实现四化建设的历史重任，而在各个领域里仍存在着各种阻碍四化的路障，其中有不少是和社会主义相背离、相异化的现象。但由于社会制度本身的性质，它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异化有本质的不同，它能依靠自身的力量克服这种异化，而目前我党所推行的一系列改革的方针，正是克服这些异化现象以及其他错误现象的可靠的保证。我认为只有这样联系当前的改革，谈论异化才不至于流于空谈。可能我这样联系不一定恰当，但我是真心想要使自己的讲话对当前的改革有所裨益，我是紧紧跟随中央的路线方针提出这个问题的。

周扬在这里清楚地说明了他的政治目的。不管人们赞不赞同异化这个概念，总不该怀疑他的良好用心。

但是胡乔木是从另一个视角来提政治问题的，他说："宣传人道主义世界观、历史观和社会主义异化论的思潮，不是一般的学术理论问题，而是关系到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能否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实践的有重大现实政治意义的学术理论问题。"我同意胡乔木说的这是一个“有重大现实政治意义的学术理论问题。”。不过他用的“宣传”一词不确切，应当是“探讨”；周扬文章的题目就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几个问题的探讨》。

那么是否因为这个问题牵涉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或者牵涉到"能否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实践"的政治问题，就不能探讨了呢？胡乔木自认他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不过他了解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或世界观，是排斥人道主义原则和异化概念的，而这正是有争论的问题。

谁对谁错，是应该通过平等的讨论来解决的。孙月才说的"一个学术问题一旦为政治所涉，人们避之唯恐不及"的现象，并不是一种正常的、健康的现象，是不符合我们的宪法规定的科学研究的自由的。政治问题也象其他问题一样，可以是，而且应该是科学研究和学术讨论的对象。既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那么人民怎么不能讨论政治问题呢？胡乔木也说“欢迎讨论”，但为甚么没有讨论起来呢？在我看来，除了别的原因外，还因为胡乔木文章中有一些别的话，是和他在结尾处表示的“欢迎讨论”的态度不兼容的；除了他在前面说的话以外，他还说提出这个问题会"诱发对社会主义的不信任情绪"，而理论工作者未能阻止这股思潮的蔓延，以至"党中央不能不出来讲话".这是代表党中央来下政治结论的口气。在说了这些话之后，再来说"欢迎讨论"，就没有什么作用了。

提出这个问题，会“诱发对社会主义的不信任情绪”，因此就不能讨论吗？我认为，信任社会主义，不等于信任苏联式的中央集权的社会主义模式；对这种模式，我们就是要怀疑；正因为怀疑，所以要改革，要走带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当然，胡乔木有表达他的意见的自由。问题在于，胡乔木不是普通人。一个普通人在文章中有这种批评语句，对方还可以顶回去；胡乔木的身份不同，而且又是以那样一种权威的语调来说话，就不可能不妨碍争鸣了。

所以，我的意见是：问题并不在于讨论内容的政治化，而在于讨论的方法。如果双方是站在真正平等的立场上，纯粹靠理论的力量来说服人，而不是凭借学术以外的政治因素来加强自己的地位，不使对方感到有政治的压力，那么，讨论内容的政治化，是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甚至学术批判也没有什么可怕，只要不是以政治权力为后盾的、有组织的批判，只要保证有反批评的自由。

孙月才在文章的结尾提出了具体要求，他说：人们常问学术界的黄金时代何时到来？按笔者愚见，这决定于能否公开讨论《问题》一文。本来，这应该是不成问题的问题。《问题》象任何别的文章一样，是不可能十全十美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文章都可以讨论，胡乔木的文章当然也可以讨论。连他本人都一再'恳切地希望大家指正"，别人没有理由怀疑这种诚意。我们不是主张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吗？可为甚么在这个人道主义异化问题上非要定于一尊？我们不是常说学术研究无禁区吗？可为甚么非要把这个学术问题一再列为'禁区'？胡乔木虽然说他同意孙月才的观点，但这只是私下的表示，而且表示以后就没有下文了，这是令人遗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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