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霸道(王若水)

一九七二年底，由于我上书毛泽东，支持周恩来批左，反对张春桥和姚文元，引起毛的不悦，批评我"也不高明".随后，在《人民日报》掀起了一场对我的大批判。毛对姚文元谈到这件事时，追述了他在一九五七年对《人民日报》的领导干部的一次谈话，说他当时讲过汉宣帝批判太子刘示的故事。毛说，看来他们没有听进去，或者没有听懂。

姚文元叫《人民日报》的负责人把当年的谈话整理一份记录给他。当年聆听过那次谈话并仍然健在的人有四个：胡绩伟、王揖、袁水拍、王若水。我们在一起回忆谈话的内容。虽然时隔十五年，但因为是毛泽东的谈话，印象还很深。我们四人都不记得毛在一九五七年讲过这个故事，看来是毛泽东自己记错了。但大家都记得，毛说到西汉后期的几个皇帝——"元、成、哀、平"，每况愈下；并说邓拓象汉元帝，"你要是当了皇帝，非亡国不可！"汉元帝即刘示，史称他"柔仁好儒".毛泽东讲的那个故事，《汉书》和《资治通鉴》中都有记载。刘示作太子时，有一次谈话中建议他父亲宣帝用儒生。宣帝变了脸色，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用德教，用周政乎？"宣帝批评了一通儒生的无用，说："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妄托".说完叹了口气："乱我家者，太子也！"毛泽东有没有在一九五七年讲过这个故事，并不重要，反正毛两次提到了汉元帝；重要的是他讲这个故事的意思是什么，他自己从这个故事中悟到了什么。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据史书记载，汉宣帝对太子这一次讲的话如此老大不高兴和忧心忡忡，以至于从此对太子疏远而喜欢好法律的次子刘钦，甚至一度有意改立刘钦为太子。然而刘示是在什么情况下提出建议的呢？他看到"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大臣杨恽、盖宽饶等坐刺叽辞语为罪而诛"，因此说他父亲"持刑太深".刑名之学属于法家。颜师古引刘向《别录》说，"申子学号刑名。刑名者，以名责实，尊君卑臣，崇上抑下".刘示认为他父亲"持刑太深"是因为采用了法家办法，所以建议他用儒生。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对这件事发表了一通议论。他说，王道霸道并没有根本上的区别。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称为"王"；诸侯结盟讨伐背叛的封国以维护王室的，则称为"霸".不论"王"或"霸"，都是本于仁义，任贤使能，赏善惩恶，禁暴诛乱；只是"名位有尊卑，德泽有深浅，功业有巨细，政令有广狭耳，非若白黑、甘苦之相反也".他对汉宣帝的"王道不可行，儒道不可用"的观点很不满意，说俗儒固然"不足与为治"，但真正的大儒还是有的，云云。他说了这一大篇，都没有说到点子上，只是在和稀泥。

汉宣帝和太子的分歧是法家和儒家的分歧。在如何进行统治的问题上，儒家和法家是争论很激烈的。儒家主张复古，法家主张改革；儒家主张礼治，法家主张法治。法家认为"仁义不足以治天下"，主张用严刑重罚治国，而儒家强调仁义教化，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意识形态的功能。想要富国强兵，采用法家是必要的。商鞅见秦孝公，第一次大讲"帝道"，孝公听得打磕睡。第二次讲"王道"，还是听不进去。第三次讲"霸道"，这才听出味道来。商鞅后来终于受重用，使秦国富强。

秦始皇统一天下是法家的胜利，焚书坑儒是对儒家的沉重打击。

汉初接受秦朝暴政亡国的教训，与民生息，实行黄老之治。到汉武帝时，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虽然如此，汉武帝自己却是不大遵守儒家那一套的。武帝杀人如麻，每年处决的囚犯达数万人之多。某一官员有罪，部下要连同处罚。使用酷刑，判刑宁重毋宽。冤枉好人的，没有关系，从宽处理；对罪人判轻或放走的，就要杀头。这种苛政是违背儒家教导的，以至后来宣帝想给武帝的祭庙定庙号时，还有大臣从儒家的观点表示反对，说武帝把老百姓害得太苦，"无德泽于民".宣帝身世特殊，从小在民间长大，了解百姓受酷吏之苦，即位后采取了一些缓和措施。他听说河南太守黄霸为人宽厚，执法公平，就任命他为延尉正。他还征召了儒家知识分子夏候胜。可见宣帝并非不用儒家学派的人。路温舒曾上书宣帝，说：秦王朝犯了大错误，其中的九项汉王朝都改了，只有一项还存在，就是任用狱吏。

审判和囚禁是天下的大事，因为死了的人不能复生，被砍掉的肢体不能重新长出来。希望皇帝"省法制，宽刑罚，则太平之风可兴于世".宣帝对路温舒的建议比较欣赏，不久下诏要求审判公平，而且亲自裁判一些大案。但并没有根本的改革。他自己后来又滥杀好人。被杀的或是能臣，或是贤人，不过是讲了几句不中听的话，就惨遭杀身之祸，包括大臣盖宽饶、杨恽。

盖宽饶是司隶校尉，此人刚直清廉，多次冒犯皇帝。当时宣帝正用刑法，信任宦官。盖宽饶上书反对，说这是把刑余之人（宦官）当做周公、召公，把法律当做《诗》、《书》，又引《易经》的话，主张"公天下"而不是"家天下".宣帝恼火了，认为这话充满了怨恨诽谤，要查办。有的官员挑拨说："盖宽饶是想宣帝把天下禅让给他了，这是大逆不道！"谏大夫郑昌认为盖宽饶是忠心正直的人，只是词不达意，上书为盖宽饶辩护，说：盖生活朴素，"居不求安，食不求饱"，是爱国的忠臣；由于他的职务是察隐侦私，又由于他的性情耿直，得罪了许多人，求皇上宽耍宣帝没有理会，下令逮捕。盖宽饶用佩刀自刎。百姓无不痛惜。

杨恽的父亲当过宰相，他本人是个廉洁无私的人。他因为对宣帝杀了不当杀的人有些不满，背后议论了几句，大意是正派的人未必有好下常这事被人揭发，贬为平民。杨在家赋闲后，大肆购买产业，靠财富过舒服日子。有人写信劝他："你原为大臣，罢了官以后，应当闭门不出，做出一副惶恐可怜的样子，怎么还大兴土木，广交宾客，毫不收敛呢？"杨恽回信说："我自问罪过很大，行为也有欠缺，决心当一辈子农夫，所以带着妻子儿女种田。现在我受到惩罚满三年了，自己过过快活日子，也不图富贵了，不知道有何不可？"这封信稿后来被查出来，于是被判大逆不道，腰斩。

盖宽饶、杨恽都不过是小小地冒犯了皇帝的尊严，宣帝就容纳不下，非要置人于死地，也难怪刘示要劝父亲了。宣帝批评儒生的话也许不无道理，但这不能为他的"持刑太深"辩护。他杀盖宽饶和杨恽，主要是因为他们冒犯了他的尊严，是因为他要用重刑来使臣下对他诚惶诚恐。"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这种话，本来是不能公开说的，只因为要教导儿子，怕儿子心太软，将来坐不住皇位，才脱口说出来。可这一句话，道破了汉朝皇室的统治秘诀。其实，这不仅是"汉家制度"，以后各个朝代，莫不如此；所谓"阳儒阴法"是也。鲁迅说的好："在中国，其实是彻底未曾有过王道。"王道"看去虽然好象是和霸道对立的东西，其实确是兄弟，这之前和这之后，一定要有霸道跑来的。"（《且介亭杂文集，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平心而论，法家并不是只要刑罚，而是要有赏有罚；刑罚也不是越重越好，而是要公平。所谓刑名，就是循名责实，而定赏罚。刑罚的目的是消灭犯罪，"以刑去刑"，而不是"残民以逞".所以，不当罪而诛，是违反法家精神的。不过，法家是主张以言定罪的。《韩非子》中第一篇《初见秦》说："臣闻：'不知而言，不智；知而不言，不忠。'为人臣者不忠，当死；言而不当，亦当死。"这真是吓死人。可这种话，当皇帝的是高兴的。专制君主并不在乎哪家哪派，他只拣其中对他有用和他所喜欢的来实行。至于儒家希望君主行仁义，法家希望君主依法办事，那就不那么容易了。在专制制度下，儒家和法家的理想都是不能实现的，只不过成了王朝统治的两种互相补充的工具而已。

一九五七年四月毛泽东召见《人民日报》编委会成员（当时我不是编委，因毛点名叫我去，所以也忝居末座），当众批评邓拓。那是为"百花齐放"方针宣传的事，本和汉帝批评太子的事扯不上，不知毛怎么会冒出一句："你要是当了皇帝，非亡国不可！"我看他满屋都是线装书，床上也是一大堆，心想大概是读得入迷了，看到邓拓温和，就想起刘示。对汉宣帝的枉杀良臣，毛无动于衷；可看到宣帝批评太子的话，他就很欣赏。当时正强调双百方针。毛大概也在实行"霸王道杂之"：人民内部实行"王道"（批评自我批评）；对敌人实行"霸道"（专政）。可是，尽管他提倡什么"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一旦知识分子讲的话触恼了他时，他就马上把他们当敌人对待，实行"霸道"了。在这次批评邓拓后不久，毛就发动了"反右派斗争".毛泽东另一次谈到王道霸道是在一九五九年六月十三日，当时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会议，议题是工业、农业、市场等问题。在李富春讲话时，毛插话说："工农商都要挂帅，只是工挂帅，李先念不挂帅不行，要有点霸道，不要太王道。"（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845-846页。）其实，这个问题和什么"王道""霸道"不相干，加上这一句，只是表明毛的心态。不久毛泽东就在庐山会议上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斗争，"霸道"起来了。

毛泽东自称把《资治通鉴》读了十七遍，可说读破了，还觉得不够；再加上读《二十四史》和其他古书，他在这上面花的时间是多得惊人的。在中南海那样的环境，他整天埋头读古书，沉湎于帝王将相的故事，不知不觉把自己想成皇帝，用封建时代的思维框架来设想当代中国的事情。他把各省委书记称为"诸侯"，把党内的文字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称为"秀才".文化革命前，有一次他对邓小平的讲话不满意，就质问："哪个皇帝讲的？"毛也象皇帝一样，要维护他的绝对权威。谁冒犯了他的尊严，谁对他不够顺从，就毫不手软，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对彭德怀是这样，对刘少奇也是这样。固然，他不主张杀人，可他是用阶级斗争的办法把人整得家破人亡。谁主张温和一点，他就把谁看成是儒生。一九七二年他批评我在信中提出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说"并不高明".可是我是援引周恩来的话；他直接批评我，间接批评周恩来。尽管周恩来忠实地执行了毛在文化革命中的许多指示，可是毛看出来周在内心中是不同意文化革命的。所以，周提出批极左思潮，毛就怀疑这是要纠正文革的错误。他讲汉宣帝批评太子的故事，就是为他的霸道辩护。这和五十年代骂邓拓，是一脉相承的。

同时毛泽东讲这个故事还表明，他对周恩来不放心，不愿意周当他的继承人。从这以后，我预感到周恩来的厄运。果然，隔了一年，毛泽东就授意江青搞"评法批儒".毛泽东欣赏法家，只是因为他认为法家讲专政，并不是要实行法治（当然法家的法治也不是现代意义的法治），他是不受法律约束的。他不但不从秦始皇的暴政接受教训，反而自夸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不如他，用这来恐吓知识分子，叫他们闭嘴。在文化革命后期，毛已经意识到文革搞糟了，可他就是坚决不承认错误，还要"反击右倾翻案风".当时的"大批判"文章用恐吓的语气说：焚书坑儒是"镇压奴隶主复辟的一场革命".就是说，谁敢说文革不好，就准备活埋吧！

毛对毛远新表示过："任何时侯我都不下罪已诏。"这句话透露出：他清楚地知道文革是场大灾难，可他绝不后悔。"罪已诏"这个词，再次泄露出他把自己想象成皇帝，可他连一些有自我批评精神的皇帝都比不上。

毛泽东是共产党人，可是从一九四九年取得政权后，他不大读马克思主义经典，更谈不上读现代西方的政治思想著作，而是一头栽进了故纸堆中，从《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中学治国之道，而他学的还是一套权术和霸道，这是可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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