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马克思的风波
1983年是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为了纪念，中共中央决定召开一个大会，由总书记胡耀邦做讲演。此外，再召开一个由中宣部、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教育部联合举办的学术报告会。中宣部提名，由周扬来作主要报告人，题目是有关马克思主义和文化问题的。贺敬之挑选了几个文艺方面的意识形态专家来帮助周扬起草报告稿。周扬同意做报告，但他不满意这个题目，认为范围太狭窄了；他也不满意中宣部挑选的助手，认为他们有些保守。他决意要从更广阔的视野来阐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并亲自物色了三个人来做他的助手：王元化（文艺评论家，曾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顾骧（中宣部文艺处干部）和我。
周扬在天津迎宾馆找了几间房子，让我们和他住在一起。迎宾馆是过去天津市委为毛主席修建的“行宫”，占地很大，有好几座楼。这里树木繁盛，景色宜人，环境安静，没有干扰，是理想的写作地方。
我们几个人讨论了三天。周扬说这个讨论对外保密，让我们每个人都畅所欲言，无所顾忌。
最后让周扬来确定报告的基本思想。我建议周扬讲讲人道主义，但是周扬似乎对异化更有兴趣。他对异化问题是有研究的，曾在中央党校作过有关这个问题的报告。为考虑这个问题，有一夜他没有睡好觉。第二天他说，他决心讲异化问题。我对他说：“你决心讲异化，我很高兴。”我原来想，以周扬的身份，可能会觉得谈异化这样的敏感和有争论的问题是不合适的。他下这个决心需要勇气。
周扬根据我们的讨论，决定挑选四个问题来讲：一、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学说；二、要重视认识论问题；三、马克思主义与文化批判；四、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
第一个问题由顾骧起草，第二和第三个问题由王元化来写。第四个问题本来是准备分配给我写的，我因为还有一大堆事情，推卸给顾骧，提前回北京了。但稿子写成后，周扬又要我修改人道主义这一部分。我在北京对这一部分做了大的修改，不少地方是重写。因为时间匆忙，我只能把我过去的文章中的一些现成的话照抄上去。其他两位大概也是这样做的。我们向周扬说明了我们的不得已，但周扬似乎不以为意。
周扬报告中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的绝大部分观点也就是我的观点，但有些地方是按照他的意思写的。他并不完全同意我的观点。
周扬曾经私下对王元化和顾骧说，他觉得我的观点过激。
报告会3月7日在中央党校礼堂开幕。中央党校校长王震、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宣部长邓力群出席开幕式。
我没有参加这个会，因为头一天晚上和王元化一起对讲稿进行最后的润色，工作到凌晨，弄得很疲劳。讲稿在《人民日报》印刷厂排印；我们就在排字房修改，边改边排，第二天早晨才匆匆忙忙送到会场上（周扬对我们很放手，让我们替他最后定稿）。因此，事先送审是来不及了。邓力群也似乎很放心地说："先讲吧！"在开幕词之后，第一个也是主要的报告人是周扬。周扬本是出色的演说家，他的报告常常是很吸引人的，但现在他已年迈，只简单地作了一个开场白，就由一个广播员代念讲稿。据参加报告会的记者回来告诉我，这个广播员很有本事，事先没有看讲稿，拿起来就念，居然念得顺顺畅畅，抑扬顿挫，声调铿锵。当时，台下鸦雀无声，大家聚精会神地倾听。
这个报告的最后一个问题主要内容如下：过去我们一直把人道主义当做修正主义批判，认为人道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绝不相容。我过去也发表过有关文章和讲话。现在看来，这些批判是片面的或错误的。“文革”中，林彪四人帮一伙把对"人性论"、人道主义的批判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为他们灭绝人性、惨无人道的封建法西斯主义制造舆论根据。这个教训必须记龋人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目的，也是我们一切工作的目的。
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在历史上起过进步的作用。它的根本缺陷，是用抽象的人性、人道观念去说明和解释历史。"我不赞成把马克思主义纳入人道主义的体系之中，我不赞成把马克思主义全都归结为人道主义；但是，我们应当承认，马克思主义是包含人道主义的。当然，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关心人、重视人的，是主张解放全人类的。当然，马克思主义讲的人是社会的人，现实的人，实践的人；马克思讲的全人类解放，是通过无产阶级解放的途径的。
“异化”是一个辩证的概念，不是唯心的概念。马克思理想中的人类解放，不仅是从剥削制度下解放，而且是从一切异化形式的束缚下解放，即全面的解放。承认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和反对异化，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社会主义社会比资本主义有极大的优越性，但这并不是说，社会主义社会就没有任何异化了。承认有异化，才能克服异化。社会主义的异化，同资本主义的异化是根本不同的。异化的根源并不在社会主义制度，而是我们的体制上的问题。
现在进行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就是为了克服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异化。}报告结束时，全场一片热烈的掌声。这是这次会上最受欢迎的报告。王震和邓力群都走上前和周扬握手，向他祝贺。王震说：“讲得很好！我还有一个问题想向你请教：你说的‘YIHUA'，这两个字是怎么写的？"《文汇报》驻京记者马上要求周扬把这个讲话给他们发表。我说，《人民日报》有优先的权利。周扬当然希望能在中央党报上刊载。当天晚上发会议的新闻，着重报道了周扬讲话的要点。我特地在新闻后面加了一句预告，说：”全文本报另行发表。“这是为了防止别的报纸来争夺。
周在报告后马上把报告稿分送给胡耀邦和胡乔木审阅。胡耀邦是党的总书记，胡乔木是政治局中分管意识形态的委员。送给胡耀邦的稿子退回来了，那上面有胡耀邦在文章中划的记号，但是没有注上意见（后来胡耀邦解释说，他还没有看完，秘书误以为看完了，就把稿子退了回来）。
在一篇赞扬声中，只有胡乔木一个人的反应与众不同。不过这一点人们是逐步知道的。
最初的一个不祥的迹象是：原定在3月9日结束的会议突然宣布延长，据说是因为有些同志还有不同意见要发表。可是10日和11日这两天都没有开会，看来是所谓"不同意见"还没有准备好。
我后来得知，那两天里中宣部理论局的人四处奔忙，找人上台去发表不同意周扬观点的意见。
3月10日，我按照事先接到的通知，到了周扬家中。胡乔木要和我们谈他对周扬文章的意见。
去的人还有中宣部副部长郁文、贺敬之以及文联副主席夏衍。胡乔木正在住医院，他没有把周扬叫到医院而是登门造访，因为尽管胡乔木在党内的官职比周扬高，他的资历却没有周扬那样老，三十年代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还曾受周扬领导。
胡一开始说：“关于人道主义问题，周扬同志讲的比较周到，但有些问题没有鲜明讲出来，就这么讲会发生误会。”他说，他看了我的两篇文章（《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和《为人道主义辩护》）。他感到要谈这个问题需要看很多书，可是他现在没办法看书，脑子响嗡嗡。
“我是赞成人道主义的。”胡声明说，“我自认为是热烈的人道主义者。但是我看到一些文章，抽象化（的议论）比较多，离开了社会主义的实践。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书《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其中有许多奇奇怪怪的论点。我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出发点是社会。
马克思早期强调人，后期更强调社会。从资产阶级观点看，他们认为社会主义是反人道主义的。这个话很流行，例如‘大赦国际’批评苏联和中国，他们就是人道主义者。托尔斯泰也是人道主义者。人道主义中有各种糊涂观念。我们现在提人道主义，究竟指什么？很难给人以明确概念。如果不在‘人道主义’前面加一个限制词‘社会主义’，就容易引起误解，好象社会主义和人道主义是两件事。当然周扬的文章讲到了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但没有展开讲。要展开讲。不能说服资产阶级讲人道，不去剥削。只有经过阶级斗争才能达到人道主义。很可惜，这方面的道理，在宣传人道主义时没有很好讲。只讲马克思关于人的观点，没有和马克思的整个观点相联系，如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才是真正的人道主义。消灭了剥削，这是极大的人道主义的胜利。如不着重提一下，就好象我们斗争了几十年都不是为人道主义。
人道主义本身实际有不同的立常不讲这个问题，单讲从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到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从马克思早期的人道主义到马克思成熟期的人道主义，不容易使读者了解到提出这个问题的真实意义（这是在批评我的《为人道主义辩护》）。
“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必然是一个长时间的发展过程，不可能一个早上全部实现。在这个过程中要有艰苦斗争，有时从表面上看可能不符合人道主义。如开矿，有时是不重视安全生产，但不管怎样也有危险。更不用说抗美援朝那样的牺牲了。对这种事情采取什么态度？不能给人以暗示：社会主义不人道。社会主义社会中，不可避免地存在许多非人道主义的、反人道主义的现象。还不讲‘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是一种反动。如果为了批判‘文化大革命’而提出这个人道主义的问题，就没有多大意思了。我们现在的社会，已经清算了‘文化大革命’，但在某种范围内，还生长非人道主义的东西。……"胡讲了许多，但还没有提到异化这个词。周扬忍不住了，抓住机会插话说：”我没有讲非人道主义，我用了异化的概念，所以我找了若水。你觉得怎样？“
胡乔木没有答复，继续说：“例如遗弃女婴、拐骗妇女，在我们社会都是犯法的。但要一下解决还不是那么容易。因此，我想一方面社会需要人道主义，另一方面要说明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需要一个长期的斗争过程。”
胡宣称十二大提出的“两个文明并举”，就是人道主义的发展。今天全国广泛开展的学雷锋活动是“人类历史上、世界历史上空前未有的人道主义高涨”。这些都应该宣传，不应该视而不见。“不谈这些，是很大的缺陷。这使哲学家和人民群众隔离开来了……"周扬插话说：”我找了若水，我觉得要谈改革，要落实到改革，当然还强调得不够……"我解释说，“没有时间加以发挥了。”
周扬点到了一个关键问题。我们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异化现象，是为了说明改革的必要，把改革当做克服异化的重要手段。胡乔木却说宣传党的建设精神文明的方针和全国开展的“学雷锋”运动本身就是人道主义的发展和高涨，避而不谈改革；即使周扬把这个问题提到他面前，他也回避了。
接着胡乔木说到要对现在社会中的非人道主义的、反人道主义的现象做分析，要说明哪些是官僚主义产生的，哪些是旧社会遗留的，哪些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能克服的。“讲一讲这些，才能使青年人搞清楚。不然说社会主义不是人道主义，青年人就会起来反对现社会。”
谈到这里，胡乔木批评我了。
“若水同志在《文汇报》上发表文章，开头用了《共产党宣言》上的话，说人道主义是一个怪影。结尾说：”你是谁？‘’我是人。‘这种套用就是说我们是资本主义社会，起码是反对人道主义的社会，似乎中国思想界是反人道主义的思想界。我不愿这样发挥，但是很难避免这种联想。这么一头一尾用《共产党宣言》上的话，给人的印象太强烈了。“
胡乔木又说现在还离不开阶级斗争，有些地方表现形式还很残酷。我们现在还不能放弃专政。
“有朝一日要打仗。人道主义怎么解释战争？如果笼统地提出人道主义而不加分析，会引起思想混乱。”
胡乔木把身体略为前倾，对着周扬说：“周扬同志年高德劭，年老体衰，两样都有。‘宜将剩勇追穷寇’，是不是可以再辛苦一次，把讲话修改一下，把文章中没有涉及的地方，或者没有说清楚的地方，索性说清楚一些，然后出单行本……"周扬打断说，”我还要交给《人民日报〉发表呢！“
胡乔木显然没有料到周扬的态度如此坚决，只好说：“那没有关系……如果在报纸上发表，是不是在前面加一个说明。"”我闭门家中坐，未参与这件事“，胡乔木接着说。”临时想到一些意见，也没有想得周到。
这个问题是长时间讨论的问题，世界上讨论得更多。如果把文章写得全一些，就更好了。若水同志如认为我的意见对，可以再写一篇文章。你写文章比我们容易。你的文章也有文采，生动，有逻辑力量。“
后面胡乔木批评了一些文艺作品，包括张笑天的《离离原上草》、李陀的《自由落体》等小说，还点到了《晚霞消失的时候》。他也批评了文艺理论中的“人性论”和“自我表现”等观点和现代派的文艺理论。所有这些，他认为是反左和宣传人道主义的结果。
“说我们反左反得好，可现在什么都出来了。这是同西方思潮的接触分不开的。”
“我们宣传人道主义，不能不指出有人借宣传人道主义、人性论之名，来反对社会主义。”
“《离离原上草》是宣传人道主义的。淮海战役的一个国民党军官，同我们一个女战士搞恋爱，她受了一个农村妇女的影响。同国民党军官搞恋爱，这是宣传什么？《庐山恋》也多少有一些。”
“左倾的人也不是没有一点根据。他看到有人宣传这种思想，而我们领导没有坚决表示。这些同志也是好同志。左倾要继续反对，可是刚才说的那种思想，在文艺界不一定比主张左倾的人少，而且多是年轻人，正处在创作的旺盛时期。”
胡乔木用这种口气说话，似乎他自己不是左倾分子。他最后说：“周扬同志在文艺界是很有影响的，周扬同志的文章发表出来也会影响很大的，因而希望周扬同志能将论点搞得更完整一些，修改好了，再正式发表。”
在门口告别时，胡乔木向周扬作了九十度的鞠躬。
这次胡的谈话时间很长，也很杂乱无章。上面的话都是他的原话，但经过我的整理。我花了不少气力从谈话记录中找出实质性的东西，抓住他的意思。他自始至终没有正面批评周扬的讲话，至多只是说周扬的讲话对有些问题还不够完整、不够清楚。他主要是批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或“抽象地阐述人道主义”，我不觉得这是对我们的批评，因为这不是我们的观点。胡乔木虽然批评了我的文章，但比较温和。他不轻易表扬别人的文字，现在他居然赞扬起我的文风来了，这还是第一次。
我弄不清胡乔木的思维逻辑。他说“抽象地”谈人道主义会引导人们反对社会主义，那么具体地谈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违反人道主义现象不是更会如此吗？他说遗弃女婴、拐骗妇女在我们社会都是犯法的，以此来说明社会主义社会是人道的，可是这种事情在资本主义社会不也是犯法的吗？他不是对人道主义的倡导取欢迎态度，相信人道主义的普及有利于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建设，而是对讲人道主义抱着无穷的忧虑，唯恐弄得青年人反对社会主义。他以一个卫道者的面孔出现，可是他如此忧心忡忡，就暴露了他自己对社会主义没有信心。在他看来，叫青年人相信社会主义符合人道主义是很难的；相反，让他们觉得社会主义不人道却是很容易的。他心目中的社会主义是经不起一点批评的，是十分脆弱的，在宣传方面稍有不慎，人们就会起来反对社会主义。他并不去进一步想想，如果情况确实是这样的话，那么为什么会这样，这种思想反映了什么样的现实。他强调不能因为讲人道主义就否认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但他并不去反思一下过去搞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出了什么问题，以至使人们觉得社会主义不人道。他只知道靠宣传的办法来使人们相信社会主义不是不人道，如果有不人道的地方也是不可免的；但他从不想用改革的办法使社会主义社会在实际上变得更人道一些。
以后的事情使我明白，胡乔木自己也对他提出的问题没有想清楚，确切地说，他并没有固定的想法；他只是要整周扬和我们这些人，如果没有理由的话，他也要找出理由来。不过，对于维护统治集团的利益这一点，他却是很自觉的。
中宣部提名周扬来做纪念马克思的学术报告是考虑欠周；周扬接受这个任务也是不够慎重。
这样的报告人理应是除了党的领袖外的马克思主义最高权威。周扬如果谦让一下，说这样的报告不应该由他来做，而应该由胡乔木同志来做，那样就好了。周扬不但当仁不让，还不满足于讲文化问题，而要讲马克思主义理论这样的大问题，这就更犯了忌。
夏衍后来对周扬说：“你那篇文章什么错误都没有——只有一个错误，那就是它是你写的。”
可谓一语破的。
在周扬受批判后，周扬的夫人苏灵扬大骂胡乔木，说他是“白衣秀士王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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