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报》事件
6月9日，胡乔木突然来到报社，在党员干部大会上讲话。
这次他有些反常，情绪低沉，精神不振。他事先准备了讲话稿，一字一句地照念，声音很校这种情况我是第一次看到。
胡乔木说，他是受胡耀邦同志和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副主任薄一波同志的委托来讲话的。去年十月底，他和力群同志来到报社，传达中央关于胡绩伟同志、王若水同志工作问题的决定。
那次讲话，是根据书记处和中纪委七位同志共同讨论的意见讲的。这个讲话，他曾经作了认真的准备，内容是正确的、说理的和以事实为根据的。但是，现在想起来，也有些方面说得不够周到、透澈。如：对《人民日报》和胡绩伟同志、王若水同志的优点和成绩是说了，但是说得很不够、不够充分。又如：他着重说了胡绩伟、王若水两位同志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主要是四项原则问题上，跟中央没有保持一致，这是正确的。但是没有讲他们不是在一切问题上跟中央不保持一致。还有，他对王若水同志在新闻研究所讲异化的问题，说的事实也不准确。
胡还说，他的讲话，是传达书记处的决定，和七位同志讨论结果，事先事后都没有向耀邦同志报告。耀邦同志以后在与秦川、穆青、冷西同志谈话中，在一些问题上与他的讲话或其他一些意见有些出入。耀邦同志更能看重别人的优点，对同志更为宽厚，这是他所不及的。他应当向耀邦同志学习。他在跟耀邦同志谈话时曾经当个笑话说：你是“宰相肚皮能撑船”。
胡乔木强调说：我对同志并不刻薄，从无害人之心，不过有时说话有些尖锐，或者尖锐些、或者过于尖锐些。有个别同志认为我要陷害某些同志，这是传闻。我向大家保证，这完全是误解。如果是事实，我愿受党纪的处分。我们党内不能允许这样的情况发生。我的话是不是事实，请大家听其言而观其行。顺便说，既然有人对我有这样的误解，也有值得我自己警惕的地方。
胡乔木又谈到香港的反动刊物登了邓力群要推翻胡耀邦这样的谣言。听说，美国之音都广播了，弄得全世界都知道了。他说：同志们，这是一个严重的教训。希望我们全党同志，中央党报每一个工作人员都永远牢记在心。
最后胡乔木说，他听说报社的整党进行得很认真，感到高兴。不过他说，除了刚才说到的事情外，还有一些事不那么符合整党的要求，例如和中宣部的关系不正常。他又讲了几句勉励的话。
胡乔木一面念他的稿子，一面还在斟酌措辞。他在说到自己“从无害人之心”时又掉了眼泪。
他的声音如此之小，以至大部分听众都没有听清。陪同胡来的邓力群又照他的稿子念了一遍。
他也聪明，一句话都不多说。
当时我并不知道这次讲话的背景。很久以后，我才获悉，胡耀邦对胡乔木1983年10月底在报社的讲话很不满意，批评胡乔木不应该那样讲。胡绩伟主动提出辞职，这就很好，中央同意了；为甚么还要到报社去批评一通呢？我推测胡耀邦的批评受到了邓小平的支持，因为胡乔木在讲话前和讲话后都没有向胡耀邦报告，根本没有把胡的意见放在眼里，这做得太过分了。现在，胡乔木别无选择，只能到人民日报来作使自己丢脸的自我批评，尽管他同时也温和地批评了人民日报。他赌咒发誓地说他不想陷害什么人，否则愿受党纪处分，可见事情闹得很严重了。胡乔木泄露了在处理人民日报问题上他和胡耀邦之间的争论。他为自己的话和总书记不一致而辩解，虽说他不允许人民日报和他不一致。我不知道香港《争鸣》（也有人说是《七十年代》）是怎样报道的，不过，中央领导人讲话不一致，特别是胡耀邦讲话和胡乔木（还有邓力群）不一致，是编委会常常议论的话题。这是很自然的，因为报纸要宣传中央的精神，当然要"吃透"（用当时流行的话来说）中央领导人的讲话，加以比较。编辑部对中央的不一致是最敏感的。我的同事在编委会上议论过：中央领导人要求报纸和中央保持一致，可是中央自己就不一致，我们听谁的？我猜想，是不是有人，或者就是秦川或者胡绩伟，把胡乔木邓力群讲话和胡耀邦讲话不一致的地方向中央反映了呢？我从来没有问过他们，不过我觉得这是可能的。至于邓力群的野心，如果说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可能夸大一些，不过政界许多人都有这种感觉，香港报刊议论，没有什么奇怪。
编委会布置编辑部讨论。中宣部还派人来收集反映。可是大家说，弄不懂胡乔木这次讲话是什么意思，不知如何讨论。
胡乔木的讲话中有这样一句话：人民日报“对中央委托领导人民日报包括整党的中宣部，关系也不正常”（原话如此）。所谓关系不正常，是指秦川常常不买中宣部的账。但我们没有人听说过中央有这样的委托，只知道去年10月底胡乔木邓力群来人民日报社时，邓力群曾主动表示过愿意来帮助作一些工作，可是没有人重视他的这个表示。胡乔木这句话，一不注意就会滑过去了，可这对人民日报社是件大事。邓力群这个图谋已经很久了，过去曾对胡绩伟暗示过。可是胡绩伟说："你作为书记处书记来领导人民日报，我们当然欢迎；但是一个中央机关领导另一个中央机关，恐怕是不合适的。"我在会上讲了一段话，大意是：乔木同志说他对胡、王两人的成绩和优点是讲了，但是没有讲够；我没有这种感觉。我不能和胡绩伟同志比，他的确有很多成绩和优点；至于我，乔木同志对我讲的好话并不少，有时还使我惭愧。我的主要意见是要说明一些有关事实和澄清自己的论点。
我仍在埋头修改我的文章。在这之前，胡乔木还找秦川和李庄谈话说：我和胡绩伟、王若水是多年的老朋友，请向他们致意。在他们作适当的自我批评后，还是老朋友。
我感觉，这是对我发出“休战”的信息，希望我不发表反驳文章。可是我不管这个。
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事，使得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香港杂志《镜报》6月号突然登出了我的文章。
胡乔木立即向秦川打电话查询，他的声调很严厉。
秦川说他不清楚这篇文章是怎么传到香港的。他只是说，王若水告诉他，这篇文章是乔木同志让他写的。
“我根本没有要他写！”胡乔木否认说。“为什么不早问我？你多大岁数了？还这么天真！
真是马大哈！王若水说什么你就信什么。“
胡还说，中央很关心这件事。他指示人民日报立即追查。
《镜报》编者在文章前加了按语，说：王若水“近况如何，海外殊为关注”。据称该文是“内地一读者”投寄的，“文如其人，虽长不赘，颇值一阅”。还称我是“理论界有名的硬骨头”，“虽在‘清污’中受到批判，被撤销人民日报副总编之职，而锐气不减”。最使内地读者感到僭越不恭的，是居然把王若水的照片放在胡乔木的上面！胡乔木看了当然很生气。他把《镜报》上的文章复制了若干份，分送中央其他同志，还附了信。
报社气氛紧张起来。6月20日，编委会为此召开会议。我在会上说明了事情的原委。我说，我不会蠢到这种地步，给自己找这种麻烦。我的文章不是没有地方发表；胡乔木、邓力群都审阅过我的稿子，并同意在《哲学研究》上发表。当中虽经过一段曲折，但胡乔木并没有改口说不登，我也没有说撤回。既然如此，我为什么要把稿子拿到香港去呢？大陆的读者当然比香港多，而且，大陆发表后，香港也会转载的。
关于胡乔木否认是他要我写这篇文章的问题。我说，我说过“这篇文章是胡乔木同志同意我写的”，也说过“这是胡乔木同志让我写的”。两者的意思是一样的。“让”字可以解释为“允许”，也可以解释为“要”。也许因为这个缘故，秦川的报告说成“要”。实际情况是，我先表示想写答辩文章，然后乔木说可以，接着《哲学研究》又向我组稿。但是我说，是乔木首先表示欢迎争论，然后我才表示愿意写文章的。因此，我无法理解这怎么会成为一个大问题。即使乔木同志要我写文章，那也是表示他的高风格，并不意味他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另一方面，即使没有人约我而我写了，那也不算是违反了党纪国法。
“乔木同志文章出来后，到现在我还没有看到什么从理论上进行商榷的文章。这是否说明思想界人士全都心悦诚服了呢？恐怕不是，而是有不同观点的人有顾虑，不相信‘欢迎争论’这样的话。至于我，是认真对待乔木同志的表态的。就这一点说，我自认为我还是尊重乔木同志的。”
同事们对我进行严厉的批评。大家都说我缺乏自我批评。有人提到，《镜报》把王若水的照片放在胡乔木的上面，这是明显的挑拨。有些人对我那种满不在乎的态度很反感，甚至气愤。
还有人称这件事为“一起严重政治事件”，说我出来争论“客观上是对安定团结的政治大局很不利的，是同党中央、小平同志对着干”。
不过多数人相信我不至于把这篇文章投到香港去。有人说，可能传出去的渠道不止一条：王若水分送给一些人征求意见固然是可能的渠道；《哲学研究》印了十万份，也难保不传出去。
编委会把这次会议的情况出了简报送中央。
胡乔木找到了一个摆脱困境的借口。他对中宣部指示说：王若水同志的文章既然在香港登出来了，国内就不发表了。即使他本人要求，也应予以拒绝。
我想这件事证明胡乔木本来是不想发表我的文章的。如果他觉得我的文章给提供了一个靶子，那么他为什么放弃这个进一步批判我的机会呢？现在胡乔木这样做，表明他不是要批判我的观点，而是改为对我进行政治迫害了。他虽然没有掌握真理，可是掌握了权力；当正常的辩论无法取胜时，他就要采取高压手段了。
不过我的文章既然在香港发表，胡乔木还是觉得有在香港清除影响的必要。他授意汝信给香港方面写一篇反驳文章。汝信借口要出国，推辞了。苏绍智对汝信说：“如果你的这篇文章在香港发表，那你就臭到香港去！”
《哲学研究》编辑部接到指示，检查我的文章是不是从他们那里泄露出去的。编辑部把我交给他们的原稿和《镜报》上的文章做了仔细的核对，得出结论说：《镜报》的文章确系王若水写给《哲学研究》的那一篇；但又不完全相同。《哲学研究》校对改正了的一些错误（主要是引文），《镜报》文章没有改过来。另外，《镜报》的文章又有一些新的改动，这些改动在思想内容上和文风上都衔接得很好，看不出是出自旁人之手。
编辑部写了报告，意思是《镜报》文章不是从《哲学研究》传出去的。
我的稿子在交给了《哲学研究》后，又继续作了修改。看来传出去的是修改稿。胡乔木自以为，有把握断定是我传出去的了。他再也不说我是他的“老朋友”了，他再也没有那副与人为善的面孔了。现在他一下子变得气势汹汹，声色俱厉。6月23日这一天内，他给秦川来了两个电话，批评秦川对我太软，说：王若水之所以这样大胆，就是因为人民日报有许多人（或许就是你们）同情他。
据说北京的“不同政见者”（或“地下组织”）最近有重新活动的迹象。书记处讨论了这个问题，还谈到党内有人（谁？）支持。书记处指示要坚决采取措施，发现一个解决一个。我早就被怀疑和所谓地下组织有联系，现在胡乔木进而断定我和香港报刊有某种秘密联系，甚至和海外的敌对势力有联系。他要把这件事作为突破口，彻底审查我的问题。
安全部门奉命立案审查。
当得知国家安全部有人来到报社时，我很气愤，说：这样的事同国家安全部有什么关系？危害了国家安全吗？凭什么动用安全机关来对付我？
那些天，看到我的同事都说我明显地瘦了，下巴尖了，眼眶有黑圈，脸色很不好，担心我有玻我量了一下体重，整整掉了15斤。
胡绩伟和秦川相继到我的办公室来。胡绩伟很恳切地对我谈了一番话。他说，现在看来，他们的策略就是放过周扬和胡绩伟，集中力量整你，因此，你应该特别谨慎。他批评我不该把文章印发那么多份，以至传到香港。他说：对你的学术观点，我们从没有强迫你作自我批评。
在我们看来，你是政治上受迫害的，难免情绪有些不正常。不过，发表这篇文章不是你一个人的事，牵涉到人民日报。他们就是想从你身上打开一个缺口，把你往“不同政见者”那里引。你现在的任务，就是使自己无声无息，被人忘记。然后专心致志写真正有战斗性的文章，现在不能发表，总有一天能发表的。现在出了这件事，万一邓大人发脾气，讲几句话就可能使你受不了，也许会开除党籍。胡绩伟甚至担心会把我抓起来。
秦川的话不多。他说，最近的会表明，人民日报不是“不敢批王若水”。他的情绪有些低落，说不想干了，人民日报的第一把手，到他这一任时丢权了，降为受中宣部领导了。他已经就这个问题写信给中央。习仲勋和陆定一都作证说，他们当部长时，中宣部并不领导人民日报。
我知道，秦川和胡绩伟都尽了最大的努力来保护我，我对他们是由衷感激的。
1984年7月初，《人民日报》编委会向中央呈送了报社整党工作的总结报告。书记处开了两次会进行讨论。
胡耀邦主持会议。他肯定了这个报告。他说，三中全会以来，《人民日报》做了大量工作，如批判“两个凡是”，拨乱反正，农村生产责任制等等。编辑部大多数同志是好的。近几年也出现了一些缺点错误，但从总体看，成绩是主要的，主流是好的。
胡耀邦再次提到，对思想问题，一般不要轻易戴政治帽子，要采取谈心和疏导的办法。
其他人讲话，也都纷纷肯定《人民日报》的成绩，特别是万里、杨尚昆。
使《人民日报》同仁感到安慰的是，这次会议挫败了胡乔木邓力群的图谋，重新肯定了《人民日报》是中央直属单位，不属中宣部领导。
不消说，会议讨论了胡绩伟和王若水的问题。胡乔木、邓力群集中攻我，但我不知道他们具体说了什么。秦川讲话时，胡耀邦说，“不要吞吞吐吐，有什么话敞开来说嘛！”
会议《纪要》这样说：“对胡绩伟、王若水的问题要认真对待，但他们两人有区别”。胡绩伟的主流是好的，属于“好人犯错误”，而“王若水的问题与胡绩伟不同”。——这意思很清楚，王若水不是好人。《纪要》接着说：“他在近几年发表了一系列宣扬资产阶级思想的言论”，“对于他与非法组织的联系，他的文章在香港《镜报》发表的问题，应该彻底调查清楚，作出应有的处理。”
判断我不是好人，本来应该根据我和所谓“非法组织”的联系的调查结果。现在说要把这些事情“彻底调查清楚”，那就是还没有彻底调查清楚，那么怎么就下了结论呢？
报社开编委扩大会讨论这个《纪要》时，有人向胡绩伟开了炮，说他不该重用王若水。
会上，在对我的批评中，有一些异常激烈、份量很重的话，如说王若水“欺骗中央”，“对中央有重要隐瞒，政治面目可疑”，“来往密切的人中有美国特务”。我认为这些话报社的人是说不出来的；我能够听出，这是被传出来的胡乔木的话。
胡乔木如此慷慨激昂，旁的中央领导人很难为我辩护，何况他们大都和我没有接触。
我想象不出，胡乔木说这些话时是什么样子；在公开的场合，他总是显得温文尔雅的。
7月13日，编委会开会。我在会上保证五点：一、我和《镜报》没有任何关系，我不认识该刊的主编或其他编辑记者；二、我没有把自己的文章交给《镜报》；三、我也没有委托、授意或暗示任何人把这篇文章交给《镜报》；四、我不知道是谁把这篇文章送给《镜报》；五、《镜报》发表这篇文章之前，没有征求我的同意，我对此事一无所知。
我还说，我不同意说这是一次“严重政治事件”，因为我的文章一没有反动内容，二没有泄露党和国家机密，再说《镜报》也不是反动刊物（社长徐四民是全国政协委员）。其实香港登的是我的未定稿，我还要修改。不登就算了，还要当着一件严重的政治事件来追查，我不能理解。这样不是影响更坏了吗？我相信乔木同志欢迎争论的说法不是“引蛇出洞”；我相信小平同志批语说的“允许辩论，不打棍子”是算数的；我相信书记处同意的中宣部三号文件是要贯彻执行的。由于我相信这些，我才决定写答辩文章。难道编委会认为党中央、小平同志确定的方针是不算数的吗？
“如果我出来争论是不利于安定团结，那么，首先乔木同志就不该在文章中那样恳切陈词地欢迎争论，也不该同意我写答辩文章并批准在《哲学研究》上发表。不错，乔木同志文章是中央书记处讨论通过的，也是小平同志高度赞扬的。但是他们并没有建议乔木同志删去文中‘欢迎争论’的话，而是同意这个意思的。难道他们没有考虑‘对安定团结大局不利’这种可能性吗？我认为是考虑了的。……乔木同志的文章大约印行了两千万份；我的文章即便发表，也不过是在《哲学研究》上，而《哲学研究》发行量只有区区几万份；这怎么能比呢？
所以，书记处和中宣部显然都认为这种讨论不会不利于安定团结，相反，他们还希望通过这种讨论‘在我们的思想界造成一种平等商讨的、民主的、活跃的气氛，并把这种好的风气传下去。’显然，这样一种好的气氛，将会再国内外得到良好的反应。那么，我出来和乔木同志商榷，不是有利于造成这种气氛吗？“
“小平同志赞扬乔木同志的文章，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小平同志对文艺、理论界，遵循‘百家争鸣’‘三不主义’的方针，提出‘允许辩论，不打棍子’，这正是表现了一种领袖人物的容量和气魄。我记得胡乔木同志在1983年7月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说过：小平同志反对'两个凡是'，当然也反对对他实行'两个凡是'.乔木同志还举了好几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我觉得小平同志的这个批语，又一次说明了这一点，而这一点是意义重大的。"最后我希望不要因为这件事而影响中央的既定方针的贯彻，不要由于这次追查而造成一种紧张的气氛。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还应当继续允许探讨和争论。应当继续力求在思想界造成一种民主的、活跃的空气。
我用了这种比较激烈的语调，表面上是同编委会争论，实际上是反驳胡乔木的。
我讲完后，其他人有的表示“很失望”，有的表示“很惊讶”，还有的表示“很愤概”。他们还说，这不象个检查，而象个法庭上的辩护词。秦川也把我狠狠批评了一通。
这样好，我的发言和编委会的批评合在一起，那些批评秦川和编委会是“包庇王若水”的人就无话可说了。
开这个会的前一天，就有一个编委对我说：“现在是审查你，你知道不知道？”
我说：“欢迎！不审查清楚，我也不答应！”
但这次讨论的《简报》发到编辑部，却引起议论纷纷，说为甚么对王若水“上纲”这样高。
有人怪整理简报的同志，她向我表示委屈，说她还提了意见，没有用，有一个领导在审阅清样时，还删去了我的名字下面的“同志”两字。秦川和胡绩伟怕我受不了，还来安慰我。其实我完全理解。我对那些“上纲”过高的话一一反驳，实际上也是借题发挥。
书记处的会议《纪要》还在修改，据说对我的调子升高了，说我是资产阶级自由化代表人物。
秦川为此很不高兴，一夜没睡好，写了一封长信给中央。后来可能把这句话删掉了。
编辑部很多同志对《纪要》也不满意，讨论会上意见纷纷。说：《纪要》高度评价了报社，又肯定了老胡，接着说“报社绝大多数同志是好的”。怎么会来这一句呢？这种话是对那种烂掉了的单位说的。说：去年处理人民日报，给人的印象是人民日报改组，犯了大错误。中央这么多部，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没有一个单位是这样做的。说：过去说老胡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太重了；现在说他对宣传四项基本原则消极，可是前面肯定的东西也属于四项原则。说：现在《人民日报》威信很高，走到那里，人们都打听，老胡怎么样？王若水怎么样？
大多数人表示了对我的同情。有人说：《纪要》说“不要轻易戴政治帽子”，可是说王若水“宣扬了一系列资产阶级观点”，这是不是戴政治帽子？还有人说：《纪要》说老胡是好人犯错误，接着说王若水不同，那么王若水就不是好人犯错误？关于我和“地下组织”联系的问题，有人说：那时是叫“群众组织”，还没有叫“地下组织”这个名称啊！他们是在地上，不在地下。那时人民日报是奉中央之命了解西单民主墙的情况，这才去联系的。
我在会上说：我不怕承认自己的缺点错误，不过《纪要》给我戴的帽子太大，我无法违心地承认。去年乔木同志还说我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不过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今年6月又说对我肯定得不够；不知怎么《镜报》事件一来，我又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了。"宣扬了一系列资产阶级观点"指的是什么？我要求把我受到批评的文章印出来，请大家看看，给我帮助。
对我的审查从多方面进行，首先是调查我的那篇文章是怎样传出去的。我的文章印了一百份，送了六十多份，现在我必须把这些收回，还要交代给了那些人。我拒绝交出名单。虽然对我一再催促，我仍然不肯。最后我得到警告：并不是编委会要这个名单，而是安全部门要，虽然他们没有直接出面。如果我继续拒绝的话，就可能要对我采取强硬措施了。
我只得说：这些文章，有些是我主动送别人的，有些是别人来取走的。我这里没有名单，我只有尽可能地回忆。
我想出了一个办法：名单上可以写上一些大人物，如周扬、夏衍、胡绩伟等。这些人的名字不用我说，旁人也想得到，因为我向他们征求意见是非常自然的。人们不会怀疑他们把这篇稿子送到香港。另外我还可以写上一些无足轻重的年轻人的名字，他们也不会被怀疑为和香港有任何联系。我去找了冯媛和她的朋友，她们同意我这样做。当然，名单上还远远不够六十多人，但我说实在记不起来了。
为了找出这个送稿人，有关方面一直查到香港《镜报》。《镜报》说明不是我给他们的，但他们拒绝说出送稿人的名字，声称他们有责任保护他。
空气中隐隐有一种恐怖。有人提醒我收拾一下东西；有人关照我打电话时要小心；有人要我注意有没有跟踪。有人担心会把我抓起来；但另外的人说，大概不至于，如果逮捕我，国际上会哗然。也许他们是太紧张了，但我毫不怀疑我在暗中受监视。
调查的人还到了上海。市安全局认为，很可能是从上海传到香港的。和我有接触的人都受到了询问。但在找王元化时，被他顶了回去，说要调查就要有正式手续。
《镜报》7月号又登了一篇《王若水答辩胡乔木后的动态》。当我听说后，第一个反应是不快：我不想成为新闻人物，干吗老在我身上作文章，给我添麻烦！后来我看了一下，他们还是想替我澄清。报道说："据朋友推断，王若水这个人是不会把他的文章寄到香港去发表的，但读者却怀有强烈的希望，可能认为他这篇文章可起抛砖引玉的作用。"调查进行了不少时间，最后仍然找不到证据能证明是王若水把稿子交给了《镜报》。我后来听说胡乔木埋怨安全部门没有尽力。然而始终不肯宣布这件事了结。
从9月开始，我感到风向有了变化。
1984年9月6日，《人民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发表了一篇评论员文章《杜绝整人恶习》，其中说："整人的人，如果不是有野心，至少也是有私心。他们给人家扣帽子是为自己捞桂冠，打倒人家是为自己踩着上。""'文革'结束八年了，'阶级斗争为纲'，'实行全面专政'的极左口号早已取消，四化建设成为全党全国的中心任务。党中央多次强调今后再不搞运动，三令五申实行'三不主义'.可是，总有一些人念念不望重操整人旧业，其结果往往是整人没整倒，反而整了自己。""要作工作，要改革，错误难免。要是存心整人，抓人辫子，谁脑袋后头都有几条。而且，越是有见识、有能力的人，越是工作干得多的人，辫子往往越容易抓。如果允许有些人这样抓下去，谁还敢去改革、去探索、去创新？""整人不得人心，整人的恶习必须根绝".这篇评论开门见山，直截了当，一针见血，一般评论很少有这样的风格。我当时读了感到很痛快。我不知道这篇评论的背景，但可以猜想是来自上面的“精神”。
胡乔木又变得开明了。他让两个经济学家写了一篇论文，想以他的名义发表，送给胡耀邦看，征求意见。胡耀邦觉得为难，批了几句话，大意说他从没有给《人民日报》批发文章，这样的事，还是同他们商量好，请仲勋办。习仲勋告诉秦川，秦川不同意，最后不发了。两个作者中的一个因为写文章主张减少指令性计划，曾遭到胡乔木批评。现在胡乔木又肯定这个主张了。十二届三中全会快开了，胡乔木大概想抢在三中全会前面。据说文章的内容是谈改革，和三中全会的文件内容不少雷同。如果发表，不知是谁抄谁。
贺敬之还在卖力地搞他的“左”的一套。中宣部召开84年文艺工作座谈会，贺敬之要大家讨论：一、"反精神污染"正确不正确？二、当前文艺界的主要错误倾向是"左"还是右？
会议预定由贺敬之作小结。本来调子是反右，实际上把矛头对着胡耀邦。可到了最后一天，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变为反“左”了。习仲勋、胡乔木、邓力群都出席。习仲勋对贺敬之说：“怎么样，敬之同志？还是请你勉为其难念一念吧！”稿子是中央改过的，一念，全场怔住了。
讲话中传达了胡耀邦在9月初的全国企业领导班子建设工作会议上的一段话："前几天，我跟一个同志谈话，我说：你说人家'反对四项基本原则'，这个帽子比'三反'还厉害。……中央书记处有一次会议上讨论了，不要轻易戴帽子。我的意思，就是'三种人''经济犯罪分子''刑事犯罪分子'这三顶帽子，别的不轻易戴帽子。"胡耀邦还说，不要轻易说人家"不同中央保持一致。"据说习对贺说，“幸亏秦川和冯牧反映了情况，否则还不知你们这个会走到哪里去呢！”
邓力群绷着脸，一言不发，见人也不打招呼。胡乔木却表现得恭恭敬敬，鞠躬如也。习对胡说，我该去看你。胡说，哪里，应该是我去看你，我最近犯了很多错误……。
周扬住院了，我去看他。自从受批判以来，他的心情很不愉快，健康状况逐步恶化。他说话困难，顶多只能讲上三五句，而且说不完整。冯牧说过，“清污”一年，就把这样一个思想敏捷、才华出众的人毁了，真是痛心。
周扬念念不忘的是他受批判的事。他还想继续做研究，说：“若水，什么时候我们再搞一搞异化问题吧。”
苏灵扬告诉我，她对中宣部秘书长把胡乔木、邓力群大骂了一通，骂了两个半钟头。她说她到处说这件事，她不怕，反正她离休了，年纪也老了。邓力群也去看周扬，苏灵扬当面顶了他几句，邓力群停留不到五分钟就灰溜溜地走了。
中宣部内部人心浮动，议论纷纷，大家都在等待着更换部长。事情闹得沸沸扬扬，以至外电发了一个消息。这一下反倒帮了邓力群的忙，他的位置又突然不动了，以证明帝国主义在造谣。前一段中宣部批李洪林，现在李洪林走到哪里，人们都争着同他握手。
胡耀邦向秦川问到，王若水怎么样了？秦川回答说：他的那些事，查了多年也没有查清；至于言论是认识问题；王若水没有敌我性质的问题。胡耀邦说，那就好。
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平对我说：“你不会有什么事。”
习仲勋表示说：王若水的问题虽然和胡绩伟不同，但仍是认识问题，要帮助。
也许是要表示我“不是坏人”，我得到了一张国庆节的观礼卷。在观礼台上，我遇见了新近离休的前人民出版社总编辑曾彦修。他气愤地对我讲了胡乔木对人民出版社打棍子的事。他说他正在写信告胡乔木，要求胡乔木对人民出版社道歉。曾彦修是1937年入党的老党员，他对胡乔木可是毫无畏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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