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届二中全会：整党还是"清污"？
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快要召开了，中心议题是整党。邓小平需要在会上做一次讲话，他接受了胡乔木、邓力群的建议，利用这次机会把意识形态问题提出来。
1983年10月11日至12日，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举行。11日，通过了整党的决定。
这个决定列举了党内存在的各种需要整顿的问题，如党风不正，纪律松弛，组织不纯等，但放在首位的任务是“统一思想”。《决定》说："党的每一个组织和每一个党员必须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的基础上同中央保持一致，这是党的政治纪律。"接着说：目前，党内在这个问题上，存在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一些党员和党员干部还没有从过去"左"倾思想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他们歪曲四项基本原则，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和基本政策持抵触态度，有的甚至阳奉阴违、公开抗拒；一种是一些党员和党员干部经不起历史挫折的考验和资本主义思想的侵蚀，他们怀疑和否定四项基本原则，背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和基本政策，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这种"左"和右的错误倾向，都是同党的性质、纲领和党所肩负的历史使命不相容的。}《决定》还说，犯这种错误的人多数是思想问题，但是"对少数坚持错误的政治立场而拒绝改正的，不但要进行严肃的批评和思想斗争，还要给予必要的纪律处分".看到这句话，我毫不怀疑这是胡乔木的观点。他是一贯认为党内不能允许有不同意见，否则要作为纪律问题来惩罚的。
12日上午，邓小平发表题为《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的迫切任务》的讲话。邓讲了两个问题，一是整党，一是"清除精神污染".下面是邓小平的涉及“清污”的话：“理论界文艺界存在着相当严重的混乱，特别是存在精神污染现象。”“精神污染的实质是散布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思想，散布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和对于共产党领导的不信任情绪。”
“人道主义和异化论是目前思想界比较突出的问题”，“有一些同志热衷于谈论人的价值、人道主义和所谓异化，他们的兴趣不在批评资本主义而在批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作为一个理论问题和道德问题，当然是可以和需要研究讨论的。但是人道主义有各式各样，我们应当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宣传和实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在革命年代我们叫革命人道主义），批评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资产阶级常常标榜他们如何讲人道主义，以攻击社会主义是反人道主义。我没有想到，我们党内有些同志也抽象地宣传起人道主义、人的价值等来了".”（有些同志）说社会主义存在异化，经济领域、政治领域、思想领域都存在异化，认为社会主义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由于社会主体自身的活动，不断产生异己的力量。他们还用克服这种所谓异化的观点来解释改革……这实际上只会引导人们去批评、怀疑和否定社会主义，使人们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前途失去信心，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一样没有希望。"“有些人大肆鼓吹西方的所谓‘现代派’思潮，公开宣扬文学艺术的最高目的就是‘表现自我’，或者宣传抽象的人性论、人道主义，认为所谓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人的异化应当成为创作的主题，个别的作品还宣扬色情。这类作品虽然不多，但是它们在一部分青年中产生的影响却不容忽视。”}邓的这个讲话很长，除了谈到人道主义和异化外，还谈到其他理论问题，除了涉及哲学以外，还涉及新闻学和文学。可是，这些都不是邓所熟悉的领域。邓的讲话，无论从观点上看，还是从语言上看，都是和胡乔木一样的。这不奇怪，胡乔木替邓小平起草了这个讲话稿；胡乔木不过是借邓小平之口，讲出他自己的观点罢了。但是这样一来，胡乔木的观点就具有了最高的权威性。
同一天，陈云也讲了话。他说："必须充分看到对外开放后带来的问题。""有些人看见外国的摩天大厦、高速公路等等，以为中国就不如外国，社会主义就不如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就不灵了。对于这些人，我们要进行批评教育；对其中做意识形态工作的同志，经过教育不改的，要调动他们的工作。"本来，这次二中全会的议题是整党，是要克服党内的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如以权谋私、挥霍浪费、侵吞国家财物、贪污受贿、官僚主义等等，这些现象早已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整党的任务还包括清理那些在“文革”期间紧紧追随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干坏事的人。这个问题在二中全会的预备会上已作了讨论，所以在二中全会正式举行的第一天（10月11日），就通过了整党决定。12日是全会结束的一天。13日的报纸上已经发表了全会的公报，宣布会议结束。可是由于邓小平在12日的讲话中提出了"清污"的问题，再加上胡乔木邓力群在会上煽动，实际上会议延长了三天，并转而讨论"精神污染"的问题，而所谓的"精神污染"，就是人道主义和异化理论。
在这样的形势下，我的命运也决定了。
10月12日当天下午的会上，邓力群作了长篇发言，集中批判我近年的言论。他说："很多错误观点，就在北京，就在我们眼皮底下，我们没有注意。'异化'是个怪名词。怎么来的？我来介绍一下材料。讲异化讲得最多的是王若水同志。多年以来，他不是作为学术问题来讨论，而是作为现实政治问题来提出自己的主张。"邓力群对周扬也做了一些批评，但他把周扬和王若水区别开来，说周扬还承认社会主义的异化和资本主义的异化有根本的不同，前者的根源不在制度本身；而王若水没有这样说过。
邓力群指责说，王若水所讲的异化的一个内容就是个人崇拜。
“王若水同志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有个长篇发言，集中批毛泽东同志。他说，他怀疑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还反复举例，从毛泽东同志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个人关系来说明‘文化大革命’。听了以后，给人这么个深刻的印象：毛泽东同志个人品质很坏。港台报纸基本上把他的发言内容全文登载了，还说是'批毛第一炮'，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发言'."”说政府也异化，党也异化，或者叫权力异化，政治异化，这很值得注意。有些非法组织，对我国社会主义的分析，沿用这个提法，讲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大众和特权官僚阶级的矛盾，因此煽动进行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照王若水那样讲下去，很难避免不得出和非法组织相同的结论。“
“在王若水看来，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只是人道主义各家中的一家，马克思主义内部也有好多家。这样讲，实际是为各种错误思想、非无产阶级思想、非马克思主义思想、资产阶级思想和各种剥削阶级思想敞开大门，使它们都能在我们国内、党内合法存在，自由泛滥，动摇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国家中的指导地位，使党内不能有统一的思想，可以你说你的，我说我的。这是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泛滥提供理论根据。”}接着邓力群详细地评述了我在1978年以后发表的言论。他从西单民主墙讲起，说那时王就写文章讲解放思想不能以"四个坚持"为前提条件。后来，王又反对提"坚持毛泽东思想".还有：王说过"列宁主义只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学派"；王反对把打击经济罪犯说成是阶级斗争，等等。他归纳出了王若水的言论中的八个问题，加上人道主义和异化论，一共十个问题。
邓力群对我在什么时候发表过什么文章，说过什么话知道得很清楚，因为他属下的书记处研究室早已把我的材料收集整理好了。
发言人又说，王若水同志确实有一套自己的思想体系。在许多重大的政治问题、思想问题、理论问题上，他认为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他的思想体系符合的，就保持一致，不符合的，就不保持一致。
王若水同志用自己的思想体系来对待各种问题，赞成什么，反对什么，态度是鲜明的。他在文章、讲话中，是不隐瞒自己的观点的，一直坚持不愿改变的。尽管中央领导同志反复对他进行批评，进行劝告，他还是不愿改变。}邓力群的这个发言好象是放了大炮，震动了整个会常会议还发了邓力群所主持的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编印的《几年来<人民日报>理论版宣传中的问题》和《王若水同志关于“社会主义异化”和“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的基本观点》两份材料。前面一份材料指责说，“《人民日报》理论版最突出的问题是不积极宣传四项基本原则，甚至还宣传一些违背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言论。”作为例子，它举出：《人民日报》刊登过有关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关系问题的讨论情况介绍；刊登过李洪林、郭罗基的文章。
胡乔木在这次会上施展了他的一招。他选中两篇文章做靶子：一篇是王雅林、毕治国、张奎良合写的《论社会主义社会人的价值问题》；另一篇是林伟健的《社会主义异化问题探讨》。第一篇文章说："异化是社会主义一切弊端的集中表现，是对社会上大量存在的丑恶现象所能给以的最科学的说明。"第二篇文章说，"社会主义社会的权力异化产生的根本原因，恰恰就在于社会主义制度本身而不是相反。"胡乔木写了"请看两篇猖狂攻击社会主义的文章"的批语，把这两篇文章的摘要作为参考材料印发给与会者。
胡乔木在会上发言说：搞精神污染，不仅是思想问题，而且是一个现实的政治问题。象“异化”问题，说得严重一些，就可以形成一个持不同政见者的纲领，一个反对派的纲领。从“四人帮”倒台后，就有人到处宣传“异化”；参加周扬同志文章写作的王若水，就是其中非常卖力的一个。
胡乔木的话虽不长，但给这个问题升了级。以前他主要是说人道主义和异化论对文艺界和青年的影响，现在和非法组织联系起来了。在中国大陆，在当时，"不同政见者"这个名词刚刚使用，这是一个很严重的字眼，如果还不是反革命的话，也差不多了。
在这之前，胡乔木、邓力群是把批判人道主义作为重点的；至于"异化"，他们只是作为一个次要的问题来对待。无论是在3月8日给中宣部的电话中，在3月10日对周扬的谈话中，或是在7月13日全国宣传会议上，胡乔木都没有否认社会主义社会有异化现象，只是说不象我们说的那样严重。在这次会上，胡乔木、邓力群才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异化问题采取断然否定的态度，并且把"异化"问题看得比人道主义问题更严重。于是，那些发表过这一类观点的人就倒霉了。胡乔木后来还批评中宣部，说这么一个重要问题，中宣部都没有发觉。胡这样批评，当然显示了他自己的理论水平高和敏锐。
参加这次会的中央委员，大多数是上了年纪的老革命，从未听说过“异化”这个词。为了帮助他们了解，又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选择了“异化”这一条，印发给与会者。实际上这未必有多大帮助。不过，既然邓小平批评了，那么使用“异化”这个概念当然是错的，许多委员也就义愤填膺地声讨起来了。
杨献珍在会上搬出了苏联的权威观点。他说：安德罗波夫讲过，在苏联，劳动异化本身已经消灭了，但“劳动异化的后果仍然存在”，主要表现在意识形态领域，如个人主义。安德罗波夫讲异化，只限于这一点，这和我们党报的某位负责同志讲的异化是不相同的。杨献珍还揭发和批评了我的一些其他言论。
贺敬之在发言中说到吉林有一个被逮捕法办的青年作者，就是进行煽动，要对已经异化成为“官僚主义特权阶级”的党的领导进行斗争的*.*这个青年叫曲有源，原是《长春》文学月刊诗歌组编辑。他写过《我歌颂西单民主墙》的长诗，宣称国内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官僚特权阶层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说共产党已经由公仆变成人民的老爷。他在1983年5月被捕。我看过关于他的材料，他没有用过"异化"这个词。}在接着召开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中央顾问委员会上，继续批判了“精神污染”。
公安部门的负责人把“精神污染”和淫秽联系起来，他说，犯罪分子大多看黄色录像、淫书、淫画，而这些反动黄色的东西，又与“异化”论有关。
虽然二中全会没有提淫秽物品也是“清污”的对象，可是这个负责人这样联系也是很自然的。
大家感觉不到人道主义和异化的危害在哪里，可是对淫秽物品的危害是很了解的。既然“污”就是“秽”，那么“清污”当然要清除淫秽。不过这样一来，“清污”就变成打击犯罪了。
另一个人说，所谓“精神污染”，就是放毒，搞“精神污染”的人实际起了教唆犯的作用。
还有人慷概激昂地提出："必须斗争，严重的还要绳之以法！"周扬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的会议上试图为自己辩护。他没有谈人道主义，只谈异化。他说：关于异化问题，三十年来，他有过一些想法和看法，而他的思想也是有变化的。但他一直认为马克思恩格斯讲这个问题，是有道理的，对我们今天仍有意义。周追述说，他在1963年的讲演《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中就肯定了"异化"的普遍性，而这个讲演稿是经过了毛主席审阅并亲自修改的。当然，当时他的思想还是很左的，那个讲话主要是批评南斯拉夫和苏联。他还提到他在1982年6月23日《人民日报》上发表的《一要坚持，二要发展》一文中，已经谈到当前的社会主义还有异化，而这篇文章是经过中宣部长邓力群审阅过的。
周扬继续说：我这次提出异化问题，和二十多年前的情况相比，是对我过去左的思想有所自我批评。讲话中我力图配合三中全会以来的党中央所提出的一系列改革方针。我党经过半个多世纪斗争取得了胜利，但在胜利后十七年还出现了十年浩劫。这虽有许多客观原因，但对社会主义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严重的异化现象。现在我党要肩负实现四化建设的历史重任，而在各个领域里仍存在着各种阻碍四化的路障，其中有不少是和社会主义相背离、相异化的现象。但由于社会制度本身的性质，它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异化有本质的不同，它能依靠自身的力量克服这种异化，而目前我党所推行的一系列改革的方针，正是克服这些异化现象以及其他错误现象的可靠的保证。我认为只有这样联系当前的改革，谈论异化才不至于流于空谈。可能我这样联系不一定恰当，但我是真心想要使自己的讲话对当前的改革有所裨益，我是紧紧跟随中央的路线方针提出这个问题的。}周扬的这个辩护只是引来更多的批评，最后他只得作检讨。他说：我拥护小平、陈云的讲话。小平批评了我讲异化的理论，前天小组会上有几位同志也就这个问题批评了我。这些批评是对的。我诚恳地接受小平批评和同志们的帮助。我考虑这个问题很复杂，认识有个过程。我前天在小组会上的发言没有作修改，承认有异化，但并不是不承认错误。第一，根本问题是对形势估计不正确。我只看到消极现象，对形势的估计有偏差，脑子里只有反“左”，对右的倾向看不到，因此才会轻率地、不慎重地写了一篇有错误的文章。纪念马克思逝世百周年的文章，尽管是学术性的，但也是严重的政治性问题。……第二，对思想政治工作的责任认识不足……我是严重失职的，深感有负于党的委任。}在这些会上，受到批评的还有人民日报和社长胡绩伟。胡绩伟发表的“党报不仅要有党性，还要有人民性”的论点，被认为是“精神污染”的一个例子。
中顾委委员于光远没有人云亦云。他说摆在马克思主义者面前要研究的问题很多，不应把异化问题当成中心问题来讨论。世界上许多国家共产党都在讨论异化，这是一个已经形成的事实，还是应当有人去研究这样的问题。
胡耀邦在中顾委做了一个讲话，调子还是比较温和的。他讲话的大意是：已经平平安安地走过了七年；能不能再平平安安地过七年？那时就到1990年了。我们这些人也到时候了。到87年开十三大，希望完成三个根本好转。到90年，超额完成"七五"，能否做到翻一番？……首先决定于党的首脑机关，要有清醒的头脑。我在特定的条件下当总书记，两种错误都有；如软弱涣散，我有账。
有些同志在“文革”中受过考验，表现很好，出来工作后也表现不错，为什么这次犯错误？他们对中央的观点有保留。如何总结历史经验？中央六中全会回答了这个问题：左倾、唯心主义、破坏民主集中。恰好在这个问题上，有的同志有保留，认为没有从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分析，因此找到了"异化".于是失足了：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把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概念，夸大为一个大的问题。
书记处不会故意同谁为难。有些同志认为中央理论水平低，这是缺乏自知之明。他们的毛病是从概念出发。要解决认识问题，批评要讲究质量。首先打态度，我不赞成。给一年半年时间也不迟。}胡耀邦对周扬和我的批评，仅止于此。他的意思是六中全会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已经正确地总结了经验，有人有保留，自以为比中央更高明，因此提出“异化”问题。这是接受了胡乔木的说法。后来胡乔木在他的文章中又重复了这个批评。实际上，六中全会决议是在1981年6月通过的，而异化问题是在1980年甚至1979年就提出来了。中央的决议也是经过大家讨论，吸收了许多党员的意见。如果中央在任何问题上都比任何人高明，那还要民主干什么？周扬的文章中还说到我们党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缺乏理论准备，这大概也使中央的领导人不高兴。
整党和反对“精神污染”是两个不同范畴的问题。整党是针对党内的腐败作风和组织不纯；而被视为"精神污染"的人道主义和异化理论，是知识分子中的意识形态问题。中共本来是应该集中力量整党的，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可是，中共党内有些人对整党不感兴趣，他们要通过打击有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来动摇胡耀邦的地位，并控制思想文化界。二中全会决定并没有提出"清除精神污染"的任务；它提出的"统一思想"主要是从政治上和路线上说的，而且是把"左"的和右的两种错误倾向并重的。"不搞精神污染"是邓小平在讲话中提出的，二中全会原来决定，这个问题可留到以后召开思想工作会议上讨论再作决定。可是胡乔木邓力群利用邓小平的讲话大做文章，不但使反右压倒了反"左"，而且使"清污"冲淡了整党。
这只能使那些党内腐败分子高兴。"清污"清不到他们头上，因为他们通常是不发表理论文章，也不发表文艺作品的。
受胡乔木邓力群控制的《红旗》杂志，在二中全会后出版的第20期发表了一篇社论，其中说："现在，有些领导机关和领导同志缺乏积极性和创造性，特别在领导思想工作方面软弱无力，对于违背四项基本原则，违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的错误倾向，听之任之，不敢抵制，不敢批评和斗争。必须迅速改变这种同党的原则根本不相容的软弱无力状况。"另外在一篇署名的评论《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中说："针对精神污染的严重存在和危害，我们应该清醒而明确地认识到，当前思想战线首先要着重解决的问题，是纠正右的、软弱涣散的倾向，坚决地把清除精神污染的庄严任务担当起来。"这是公然对党的决定作了修改。
《红旗》的文章引起了外国记者的注意。南斯拉夫通讯社在10月19日的述评中说：《红旗》的评论强调在中国的思想战线上，党必须主要同右的危险作斗争。这是自中国党的三中全会以来"第一次把右的危险放在首要地位"，"措辞和语调十分严厉"."值得注意的是，文章把写出有资产阶级思想的作品的社会科学和哲学界作者和文学作家同其他散布色情货色等人相提并论。""评论把这些表现同社会主义的敌人和追求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联系起来".南斯拉夫《政治报》记者说：《红旗》激烈攻击中国一部分文人，"他们在哲学论文中谈论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异化"，还批评一些人"把资产阶级关于民主、自由和人道的一类陈词滥调当做时髦并奉为圭臬。"这是自白桦事件以来"一次最激烈的攻击"."从我们的观点看来无疑这种评论太简单化了。""显然是不容分说地对一部分文人的当头一棒"，暴露了"理论界艺术界的严重思想分歧，而这也直接意味着政治界的严重分歧".日本《每日新闻》记者猜测说："这次整党的方向是，旨在打击'右的思潮'，这也许是表明有可能调整自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确定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开放政策。"1983年的情况，和1957年的情况相似。1957年中共进行整党，可是毛泽东把知识分子为了帮助整风而提的批评意见看做是"右派进攻"，发动了"反右派斗争".于是，斗争矛头转移了，没有人敢向党提批评意见了。在1983年，人道主义也好，异化理论也好，都是对中共的批评，特别是对"文革"的反思。这本是和中共的改革方针一致的，也是和中共整党的目标一致的。但是"清污"口号提出后，"原告"成为"被告"，连那些党内的腐败分子和官僚主义者也可以理直气壮地指责那些批评他们的知识分子是"不信任党的领导"和"怀疑社会主义"了。
10月18日，邓力群在中央宣传文教单位领导干部会议上传达二中全会精神。他说：“同志们一定关心周扬同志的态度。周扬同志作了自我批评，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念周扬的自我批评）我认为周扬同志有这样一个态度很好。我一直把他当做党内兄长一辈的老同志看待，一向尊敬他。不容讳言，围绕3月7日的讲话，我同他发生了比较尖锐的争论。现在周扬同志有了这样一个好的态度，我保证继续把他当做党内兄长一辈的老同志来尊敬，继续同他合作，继续向他的一切好的方面学习。"邓力群指示，在学习过程中，各单位都要清理本单位从1981年以来发表过文章和出版的书刊，还要检查工作人员在各种讨论会上的讲话。他重复胡乔木的话说，异化和人道主义问题是不同政见者的纲领，对它的危害性要作足够的估计。他又说要整顿各级领导班子，首先整顿宣传部门、文艺团体，还要整顿刊物。这些可能带来暂时的不景气，但不要怕，从长期看会带来景气的。要写出一批"打硬仗"的文章，在《人民日报》和《红旗》发表。党员拒绝批评的，要在整党中解决。
谈到“三种人”的问题时，邓力群又把郭罗基大骂了一通，说这种人在“文革”时左得反常，现在又右得反常。“过去搞现代迷信，这些人没有份？现在又批评毛主席，批评得简直不象话。……在我们理论界、文艺界，确有一些这样的人，从各方面向党吐唾沫，向毛主席吐唾沫。
小平说这些人过去是'踢开党委闹革命'，现在是'踢开党委闹民主'.反正要实现个人野心，自己上来。这些人仔细一查，都品质恶劣，是投机分子、冒险分子、野心分子。"谁是野心家？在那样的条件下，真正的野心家会选择另外一条道路，就是装出一幅坚决维护党的利益的样子，靠钻营逢迎的办法，靠整人的办法爬上去。这种办法岂不容易得多，也安全得多？然而现在是胡乔木和邓力群这些人左右着局势。
10月20日，《中国青年》杂志社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茶话会，纪念杂志创刊60周年。胡乔木到会讲话。他希望《中国青年》发扬过去的光荣传统，坚持正确的方向。使编辑部人员惊讶的是，胡乔木批评了关于人生观的讨论，而他一句也没有提到他到编辑部来表示支持这个讨论的事，好象他从一开始就反对这场讨论似的。编辑部没有什么可辩护的：他们只能准备检讨。
后来，《中国青年》编委会向中宣部写了检查报告，说“在抵制精神污染方面做得不够，特别是‘潘晓讨论’引导得不好，在广大青年中和社会上造成了不良的影响”。
这个报告在列举编辑部的错误时说到，“潘晓的信本来是一种右的思潮，编辑部掌握的侧重点却是反‘左’。甚至把《‘为自我’又岂能‘为别人’》文章中的正确观点，当成‘左’来批判。”还说到“在潘晓问题讨论期间，党中央的领导同志就打过招呼，提出了批评。”
人们不知道除了胡乔木以外还有哪一位中央领导人关心过这场讨论。胡乔木在对《中国青年》编辑部讲话时是批评了《‘为自我’又岂能‘为别人’》这篇文章的，他的整个讲话精神是反“左”的，现在这变成完全是《中国青年》编辑部的过错了：他们没有听取中央领导人的批评。
10月24日，中央书记处发出了《转发邓小平同志、陈云同志讲话的通知》。其中要求各单位抽出一段时间学习两个讲话，检查资产阶级影响和精神污染，统一党内各部门对其严重危害的认识。《通知》说，这里所说的各部门不限于思想工作部门，因其他各部门各行业以至中学生和青少年中也都有受精神污染和传播精神污染的问题，特别是黄色录像、手抄本等。理论、文艺、教育、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群众文化馆、工、青、妇等单位，应当作为重点。问题严重的单位，上级可以派工作组对他们的领导班子进行必要的整顿，并可以撤换或调动那里的领导人员。各系统、各部门、各单位都要检查自己的思想问题和精神污染的实际情况。每个党员都要认真检查自己近几年的言行。《通知》还谈到要发现、培养和提拔积极分子（这意味着要重用那些追随者）。对于错误严重而又拒绝检讨以及对中央方针进行歪曲和攻击的同志，要降免他们的领导职务或给予其他纪律处分。
这个《通知》措辞严厉，令人想起“文革”。什么是“精神污染”，什么不是，没有一个严格的界限，就象“文革”时期的“四旧”一样。我原来听到的这个《通知》的内容并没有这样厉害，我想是胡乔木、邓力群利用他们掌握笔杆子的机会，加进了“左”的东西。
各大学、学术单位都感到紧张。北京大学有的教师头一天看到报上登出关于“清除精神污染”的讲话，第二天就把教案抱到系里让审查。上海复旦大学哲学系、中文系在清理刊物时，凡涉及到“异化”的论文，凡涉及到描写人性的文学作品，都要登记上报，弄得人心惶惶。某省的社会科学院党委觉得要清查的文章太多了，于是找到一个简便办法：凡是题目中带"人"字的先检查。有人开玩笑说，现在是"谈人色变".有的图书馆觉得这么多书，实在不好清理，就采取了发信的办法。郑州市图书馆给一些出版社和编辑部发出了信函，其中说："为了禁止内容错误的出版读物流传于市，散布精神污染，毒害读者的灵魂，我们正着手对馆藏图书进行认真清理。由于种类繁多，一时不易鉴别清楚，特请您给予协助，把由您编辑出版的有严重问题的图书资料、画册、杂志等，开列出条目，说明处理要求，迅速函告我们。"在二中全会闭幕后的一个短时间内，报纸上还是以整党为主题的，但很快变了。
10月19日，报纸报道李先念在全国工会十大上的致词，其中提到职工应当"抵制和克服各种精神污染".接着，10月22日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出现大字标题《保持工人阶级本色，抵制各种精神污染》。次日，《人民日报》的社论也谈到了"精神污染".24日，《人民日报》头版报道了两条重要消息，一条标题是"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彭真受党中央委托就整党和清除精神污染做重要讲话"，一条是"王震在中国社会主义学院成立大会上指出，清醒认识当前思想理论战线形势，坚决防止和清除各种精神污染".25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新闻是："王震在两个会议上传达邓小平同志的指示，高举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旗帜，防止和清除思想战线精神污染".这条消息第一次透露了"清污"是邓小平提出的。本来我们听说，邓小平的讲话不向党外传达，现在全国皆知了。新华社报道王震的话说："我们从事科学社会主义研究和教学的理论工作者，面对上述错误观点的挑战，是共鸣、欣赏？是无动于衷，听之任之？还是进行批评斗争？显然，第一种态度是完全错误的，第二种态度也是不能容许的。唯一正确的态度，就是要积极地开展对错误思想的批评、斗争。"王震的这个讲话稿是邓力群找人替他起草的。邓力群通过这个办法来给"清污"造声势。头版另一条消息是关于党外人士拥护整党和"清污".同天的《人民日报》还报道了中国文联召开的一次会议，谈到要"勇于清除精神污染".26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继续报道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发言，其中内容是说有些党外人士把"黄色、荒诞、反动的"的书刊、录音录像都看做是"精神污染"的例子。一位党外人士说："一些人搞精神污染的危害性很大，如果任其自由泛滥，可能会出现帝国主义所希望的和平演变".报纸不加评论地报道这些观点就表明这些观点都是当局同意的。
以后，报纸上关于“清污”的报道和评论越来越多，整党退居次要的地位了。
11月1、2、3日三天，广播了十个省的领导人的有关讲话。仅11月2日的新闻节目，就发了六条省委领导人讲话和三条其他有关消息。
一件小事很能说明情况："精神污染"一词用得如此之多，以致《人民日报》排字房的这四个字的铅字都不够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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