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一]
我的申辩王若水（一九八三年三月二十一日）
感谢书记处委托乔木同志和中宣部将“处理意见”报告和决定同我见面。现在将我的意见提出如下：关于乔木同志三月十日谈话“报告”对我的错误概括为两条。第一条是说，在发表周扬同志文章前，作为当面听了乔木同志谈话的王若水，没有提醒此事要请示。
这确实是我的错误，我在检查中已经承认了，还说，“我没有想到事情会如此严重。”这和我未能领会乔木同志的意思有关。三月八日乔木同志打电话给邓力群同志，说周文“问题不少，不是加几句话、删几句话能够改好的”，表示“不宜于在人民日报全文发表”。这个意见并没有向人民日报传达。虽然我在十日听了乔木同志谈话，但这次谈话很婉转，既没有说无法改好，也没有说不能在报上发表，而是说“索性说清楚一些，然后再出单行本；在报上发表时，前面最好加以说明”。“报告”概述了乔木同志这次谈话的内容，似乎很明确，但我想指出几点：第一、“报告”略去了乔木同志说的“人道主义问题，周扬同志的文章讲的比较周到”，“我是赞成人道主义的，我自认为是非常热烈的人道主义者”这样的话，因此没有表达出乔木同志对周文肯定的一面。
第二、“报告”讲到乔木同志对周文的批评意见说，“有些话不够适当”，“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只作了抽象的简单的评论”。经查郁文同志的记录（与两人核对过）和我的记录，都没有这样的话。又如说乔木同志评论周文中的"马克思主义是包含人道主义的，当然，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这句话说："显然并未把两者的关系说清，这是一个很大的缺点。"经查郁文同志和我的记录，乔木同志在这里不是这样说的，而是说"没有展开讲，要展开讲。"还有："笼统地讲应该重视人的价值、人的尊严，讲克服和消除社会主义的异化……"这样的话，乔木同志当时也没有说过。三月八日上午乔木同志对我们谈话时，根本没有提到"异化"（当天下午，乔木同志对郁文同志打电话，补充了对"异化"的意见。这个意见已加进郁文同志的记录中，但也没有向人民日报传达）。还有，说乔木同志指出周文"抽象化的概念比较多，离开了社会主义的实践"，这是根据郁文同志的记录。根据我的记录，乔木同志讲的是："我看了一些文章，抽象化的比较多，离开了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没有直接指周文。
我还想指出，乔木同志那次谈话，自始至终是十分客气的，对周文的批评是十分含蓄的，只有对我的批评坦率一些，但也说了一些鼓励的话。因此，我认为"报告"的转述，把乔木同志的批评突出了，提高了，又加进了一些当时没有说过的话。
第三、“报告”转述乔木同志的话说：“不能离开社会谈人，不能离开社会的人谈人，这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马克思的思想从人转到社会，提出了生产力、生产关系、剩余价值、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等概念，才有历史唯物主义；如果单讲抽象的人，就根本谈不上这些了。”这是针对谁呢？从前后文看，乔木同志是针对人民出版社（郁文同志的记录误为人民日报）出的一本书《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中一篇文章，而不是针对周文，因为周文也批评了抽象的人的概念。"报告"未加说明，把这些话同评论周文的话混在一起，也是会造成误解的。
由于以上的写法，“报告”就造成了一种印象，即乔木同志的谈话本来很明确，而王若水等人听了以后认为“没有提多少批评意见”，这是没有道理的，不可原谅的。
关于我近几年的文章“报告”提出我的第二条错误是：“近几年来，王若水等同志发表了一系列宣扬人道主义、社会主义社会异化等观点的文章，而且由人民出版社收进了专门的文集。王若水题为《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的文章被收近其中的第一本文集，这本文集就以王若水同志文章的题目作为书名。”
这样表述，不知我的错误在哪里？笼统地把“宣扬人道主义”作为错误，是直接违反乔木同志三月十日谈话精神的。我宣扬的是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这不对吗？我在《为人道主义辩护》一文中说得很清楚：“我们所主张的人道主义也不是别的人道主义而是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或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革命的人道主义，等等）。"如果认为我的这些话不过是幌子，实际是宣扬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那就应当说清楚，并且提出证据。
至于我写了《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的文章，被收进了集子，并作为书名，这是什么问题呢？“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这是马克思自己的话，见之于《德意志意识形态》，这是被公认的马克思的成熟著作。乔木同志说，“我认为马克思成熟期主要着眼点当然是人，但主要是社会，这才是根本的变化。……因为从个人转到社会，这才有生产力、生产关系的问题。"我觉得，这并不矛盾。马克思在《费尔巴哈论纲》中说的是："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讲到他是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又说"前提是人，但不是处在某种幻想的与世隔绝、离群索居的状态的人".正是在这本著作中，马克思第一次提出了生产力、生产关系的问题。
不管怎样，这个问题总是可以讨论的。即使我错了，又怎能采取组织措施呢？
下文说：“还应该注意到，有一些人利用这些观点加以引申，发表了许多完全违背马克思主义的怪论，实际上成为当前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核心之一。文艺界也有人宣传超阶级观点，反对阶级斗争的作品已经发表了好些篇。他们用抽象的人道主义观点攻击我们社会主义社会是反人道的。”
我不知道这里说的怪论具体指什么，它是不是从我的观点引申出来的。如果是从“人是出发点”引申出来的，我认为那并不是我的观点，而是马克思的观点。退一步说，即使是我的观点，也要看怎么引申。如果是合乎逻辑地引申出来的，这说明我的观点本身包含着错误，那就应当指出这个错误何在。如果是不合逻辑地引申出来的，那就是歪曲。任何人的观点都可以被歪曲，事实上马克思的观点也常常被歪曲。怎么能叫被歪曲者对歪曲负责呢？“报告”提到“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核心之一”，这究竟指什么？这个话分量很重，但“报告”又没有具体说明。我希望具体说明，否则我无从申辩。
我还要申明，《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那本书，并不是我编的，其中的文章我事先没有看过，到现在也没有全看。那些文章都是探索性的，人民出版社也是把这本书定为“内部发行”的。有的文章中的某些观点，我也不同意，但个人只能对自己的文章负责。
至于文艺界的超阶级观点、抽象的人道主义观点同我的文章有什么关系，“报告”根本没有说。那些错误的观点都是我所反对的，我主管的人民日报文艺评论版也发表过不少这种批评文章。
以上是我对“报告”对我的指责的申辩。我认为，第一条理由是不充分的，第二条理由是不能成立的。根据这两条理由来对我采取组织措施，是不能令人心服的。
其他几点说明在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上，我发表过几篇文章。这些文章既没有违反党章、宪法，也没有违反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的路线方针和四项基本原则。我是把它作为学术问题来探讨的。
我没有利用人民日报这块阵地来宣传我个人的学术观点；我的那几篇文章都是发表在别的报刊上的。“报告”说我想通过周扬同志的文章使自己的观点成为权威性的观点，我没有这样的意思。我认为真理根本不应该通过权威来确立。事实上，周扬同志找我去时，我还曾一再推辞，因为我当时忙于其它一些事情，实在分不开身。我参加的时间总共不过四、五天，主要是对第四部分做了一些修改和补充的工作。周扬同志有自己的见解。例如异化问题，他是讲得最早的，一九六三年在学部的报告就讲了。我记得毛主席在审阅修改他的报告时也讲过：异化是一个好的概念，异化是普遍现象，不仅人类社会有，自然界也有（大意）。关于人道主义问题也是这样，他可能同意我的某些观点（不是全部），但报告的内容只能由他自己定。我一直认为，象这样的学术问题，不论谁讲了话，都是可以提不同意见的。"报告"说："关于人道主义的问题，作为学术问题，今后仍可允许进行不同意见的讨论。"我非常赞成。但与此同时，"报告"却对我的学术观点作了结论，认为是错误的，并且作为采取组织措施的一条理由。这怎么能谈得上是"允许进行不同意见的讨论"呢？今后和我观点相近的人，谁还敢写文章呢？
人道主义是一个大的理论问题，全世界都在讨论。在我们国家，过去就很少讨论，到六十年代又发动了对人道主义的批判，影响很大。这三年来，在拨乱反正的过程中，思想界才重新对这个问题加以研究。这应当说是好事。“报告”说：乔木同志严肃批评了《为人道主义辩护》一文开头和结尾套用《共产党宣言》说的“怪影”，认为这是“给人一种强烈的印象，似乎现在中国的思想界是反人道主义的思想界，中国社会是反人道主义的社会。”对此，我不得不加以解释。我的文章开头说：“一个怪影在中国知识界徘徊___人道主义的怪影。三年来，有关人的问题的论文发表了四百多篇，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探讨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的。……然而一些好心的同志却根本不赞成任何人道主义的口号，认为这是一种异端。"这是说中国知识界对人道主义产生了强烈的兴趣，而有些好心的同志仍然把它视为怪影。（至于这些好心的同志是谁，可参看人民日报今年一月十一日的学术动态。）我的文章末尾说："这种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不是已经存在于我们的实践中，并且日益发展着吗？为什么把它当做陌生的、异己的事物呢？一个怪影在知识界徘徊……'你是谁？''我是人。'"这当然不是说中国社会是反人道的社会，而是说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已经存在于我们的社会中，但还有人不认识它，因而需要告诉他们，这并非怪影。
关于周扬同志问题的内容关于周扬同志的文章，我想也可以说几句话。文章开头回顾了过去的情况，讲到“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我们一直把人道主义一概当作修正主义来批判，认为人道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绝对不相容”。周扬同志在此还作了自我批评。显然，这篇文章是想在人道主义问题上进行拨乱反正，纠正过去“左”的错误。至于乔木同志的谈话，我觉得着重点是在另一个方面，即如何正确地宣传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批判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影响。这是从不同的角度提问题，两者并不矛盾。也正因为这一点，我在听乔木同志谈话时，并不感到是否定周文的。但是，批判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这件事过去也做过，为什么问题未能很好解决呢？我想是用什么来代替的问题。过去是代之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而现在是要代之以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这个口号，在国外已经流行了几十年，而在我们国家还是争论对象。乔木同志最近谈话，是一个中央领导人第一次肯定这个口号，也就是我感到兴奋的原故。乔木同志似乎没有意识到他说这个话的重要意义，而似乎认为这一点已经不成问题，问题只在于如何联系实际，向群众作宣传。乔木同志说学雷锋活动是“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的人道主义高潮”，说十二大提出两个文明是“人道主义的发展”，并责备我们没有这样宣传。可是，这样的话，乔木同志讲可以，我们怎么敢讲？
人家会说你是擅自解释，歪曲雷锋形象，歪曲十二大精神。拿我来说，在这以前只是想为人道主义辩护，为“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争得一个合法地位，还不敢拿到群众中去宣传。所以，我认为乔木同志的谈话是进一步的要求。但是，这并不是周文原定的任务。乔木同志提出的任务很多，在一篇文章（而且是其中的一个题目）里都要讲到，而且要讲得全面、完整，这个要求未免太高了，篇幅也不允许。我想那是以后的另写文章的事。对人道主义要有一个认识过程，要靠大家共同来讨论，共同写文章。
基于上述理由，我认为“报告”中批评周文未讲到这个，未讲到那个，是不能令人心服的。
而且，“报告”一面批评周文讲了社会主义的异化，说这样会引起国内外敌对势力“攻击社会主义社会违反人性”；另一方面又指责周文没有明确谴责和批判“我们社会中各个领域存在的种种犯罪活动的反人道性质”：这两者又如何协调一致呢？难道后者就不会被敌人利用吗？
关于周扬同志文章的动机和效果“报告”还说：“不论作者的主观愿望如何，但其客观效果势必是在思想界引起混乱。”我觉得，对周扬这样一位老革命家的主观愿望都不作肯定，而采用这种表述方式，是很不妥当的。同时，所谓“势必在思想界引起混乱”，也只是一种主观的推论，并没有客观的证据。
稍作调查就知道，实际情况是这个报告获得了广泛的好评。况且，什么叫“混乱”呢？思想界对人道主义的看法，本来就不一致，并不是周文造成的。本来，周扬同志的报告使大家觉得清楚了，倒是后来四位同志的报告，引起了纷纷议论。当然，作为百家争鸣的体现，也可以这样作。但我觉得不解的是，既然肯定了“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概念，为什么恰恰要对赞成这个概念的同志采取如此不同寻常的措施呢？为什么偏偏去找不赞成“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同志去发言呢？既然指责周扬同志和我讲了社会主义的异化，为什么又要让别的同志去大讲异化“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呢？为什么在这里不怕造成更大的思想混乱呢？
“报告”对周扬同志讲话的主观愿望和客观效果采取这样的措辞，看来其根据是乔木同志三月八日的电话。这个电话与三月十日谈话大不相同，讲得坦率而严峻，使我很震动。他说：“这篇讲话目的何在？”“是用来批判文化大革命？是用来批判什么？”“如果是批判‘文化大革命’，现在又没有‘文化大革命’了。”“如离开具体现象去讲，去讨论，会给人以暗示说，我们社会主义社会没有人道。”“现在讲人道主义，给人以什么目的？希望有人在讨论会上做作一个发言，这么讲可以讲到要害”，“不然周扬同志的文章发表了可能成大的问题。”
这就是乔木同志认为周文的目的或“要害”（这个词引起人们某种联想）所在。难怪这篇文章的发表会引起一场轩然大波，这变成政治问题了！当我发现这一点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而当我反复捉摸乔木同志的电话，不得不承认这就是乔木同志的想法，而只有这一点才能解释为什么要采取这样异乎寻常的措施的时候，我又觉得不寒而栗。
乔木同志十日谈话中，讲了不少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的非人道、反人道现象。周文没有讲非人道或反人道，而是讲异化问题；他并没有“离开具体现象去讲”，而且联系到思想、经济、政治。而且周文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异化，同资本主义的异化是根本不同的，其次，我们也是完全能够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来克服异化的。异化的根源并不在社会主义制度，而在我们的体制上和其他方面的问题。”周文把异化和改革联系起来，指出“掌握马克思关于异化的思想，对于推动和指导当前的改革，具有重大的意义。”这怎么是抽象地讲异化呢？
这怎么是批判社会主义或“暗示社会主义社会没有人道”呢？
我觉得乔木同志三月八日的电话，确实提出了一个大的问题。如果周扬同志讲话从动机到效果都是如乔木同志想的那样，那就应当主要处理周扬同志，而不是我，否则不符合党内生活准则。但是，首先要提出站得住的证据。单是三月八日的电话，是不能服人的。怀疑不能作为处理的根据。能不能冷静地、实事求是地把整个事件的起因考虑一下，重新做出判断呢？
如果连周扬同志都不受信任，广大知识分子会怎么想呢？
知识界需要生动活泼，也需要安定团结。我担心这件事的处理将造成的影响。此例不可开。
我以一个党员的身份直率地、无保留地提出以上意见，希望得到考虑。如果我错了，请予以批评和开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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