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對媒體從業人員進行政治教育與思想控制

中國80年代改革開放之初，因鄧小平當時有為自己的立場和政策辯護的必要，曾短暫地放開過壹段新聞管制，在那段時期關於放寬新聞管制、要求盡快立法保護記者采訪權及人身安全等議題都被提上日程。但自從1989年“六四事件”以後，整個情形為之壹變。此後中國政府確立的策略是“收緊”，幾乎每年都要以各種形式強調新聞管制──官方的說法是要“弘揚主旋律，維持社會安定”。

目前中國有近200家新聞研究機構和新聞研究社團，40多家公開發行的新聞專業期刊，出版的新聞傳播學專著已達2,000多種，但其主要作用無非是論證中共的新聞管制如何合理，即“新聞理論研究要為新聞實踐提供正確的理論支持”。例如，由新聞出版總署出版的《新聞戰線》雜誌所起的作用就是對媒體及從業人員進行政治指導，這些政治指導通常以評論員文章形式發出，如1993年第5期評論員文章“認清目標，把握方向”就為以後中共的宣傳確定了4個“有利於”的方向：

“要有利於加強和改善黨對新聞工作的領導；有利於發揮新聞工作者的積極性與創造性，繁榮新聞事業；有利於推動新聞宣傳更好地密切聯系群眾，反映實際；有利於促進氓|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建設。”該文的具體闡述是：“在新聞工作中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就是要遵循新聞規律，對各種新聞媒介實行分級負責，分類指導，宏觀上進行有效的輿論調控。各類、各級媒介，都要力求辦得各具優勢，各具特色。但是，在國內重大原則問題和重大對外方針問題的宣傳上，壹定要與黨中央保持壹致，不能打什麽‘擦邊球’，不能搞什麽‘多元化’。新聞改革，就是要有利於加強黨對新聞工作的領導，而不是削弱這種領導，更不是擺脫這種領導。”

為表示中宣部對此文的重視，《人民日報》1993年5月6日專門發表文章推介此文，與此同時配發內部文件下發各級報社。這種文章幾乎年年都要不斷重復，所謂“全國新聞學術年會”也不過是重復政府的這種老調。久而久之，中國的不少新聞從業人員養成了高度“自律”的習慣，總是以黨和政府的要求作為媒體必須遵循的原則。以2001年“中國第四屆新聞學術年會”為例，整個會議所有的發言都是談要堅持“三個代表”思想，為黨與社會主義服務。如果僅僅從新聞學術年會討論的內容來看，人們無法弄清楚這到底是新聞學術年會，還是中國共產黨的宣傳工作會議；也無法弄清楚這些與會的“專家與學者”是否具有關於新聞傳播媒體的專業知識。他們即使是專門談論新聞改革，所議的也還是如何堅持政治上的正確性，緊跟共產黨的宣傳綱領走，而不是真要朝向“新聞”本身應該具有的獨立性、真實性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