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犧牲者墓園
90年代以來中國媒體的處境越來越微妙：壹方面媒體漸漸失去了政府的財政來源，有些媒體由全額財政撥款變成了差額財政撥款，有些因為地方財政困難而減少撥款，有些新創辦的只有創辦資金而缺乏後續資金，需要“創收”（賺錢），因此媒體之間的競爭越來越激烈；另壹方面，政府有關部門又實施諸多限制，新聞來源相對匱乏，讓媒體每天為填充版面、維持銷路而發愁。這種狀況被媒體形容為“又要將我們捆住手腳，又要將我們踢下海”。為了生存，不少媒體只好打“擦邊球”，尋找壹些既能吸引讀者又不至於遭禁的題材。即便如此，還是屢屢有報紙和雜誌被封、出版社停業等消息傳出。盡管這些消息比較零散，但還是羅列於下，希望能為讀者提供大致情況：1989年停刊的報刊雜誌有：《世界經濟導報》、《海南紀實》、《書林》、《文匯月刊》、《新觀察》、《東方記事》，《走向未來》叢書與雜誌，《國情研究》，剛從美國移回大陸出版的《知識分子》雜誌。
1990年代被陸續懲罰的媒體有：北京《青年報刊世界》因1996年5月開辟文革回憶欄目被國家新聞出版署責令停刊。
遼寧《當代工人》雜誌1996年某期發表了上海作家葉永烈撰寫的有關“五·壹六”的文章，國家新聞出版署責成遼寧新聞出版局要求該刊作檢查。
《嶺南文化時報》1998年12月30日被迫停刊。《方法》雜誌1999年1月被關閉。
《東方》雜誌1999年宣告正式停刊（此前已經被停刊整頓了兩年）。
《北京文學》1999年因發表廣東作家林賢誌“五四之死”壹文被勒令檢討。“今日中國出版社”因為出版何清漣的《現代化的陷阱》壹書，1999年5月被關閉，該書的策劃者與責任編輯從此被禁止再從事文化工作。
1999年11月初，《工人日報》頭版登載了時任中華全國總工會主席的尉健行對中國工會組織發表的長篇講話，因該文中有這樣的話，如果“工會與黨完全壹致的話，就沒有存在的必要”，此語被視為“嚴重的政治錯誤”。雖然第二天該報登載了聲稱前壹日所登文章“嚴重失實”的“修正版”，將當初尉健行講話中提到的有關工會與黨組織及政府關系的那段話全文刪除，《工人日報》社長翟祖庚和主編張弘遵還是被指控失職而遭撤職處份。
《書屋》雜誌2000年3月號因發表何清漣的“當代中國社會結構演變的總體性分析”而受到整肅，總編周實及編輯部成員均被撤職調離。
《百花洲》雜誌2000年因發表山西作家謝泳的文章遭到批評。
《南風窗》2000年多次被勒令檢討。《蘭州晚報》2000年11月因報導批評軍內某些問題，遭軍方指為有損解放軍形像被查處，報社正副總編、新聞主管分別被處份和撤職，兩名責任編輯被開除。
《百年潮》雜誌多次被警告乃至總編換人。
《廣西商報》因拒絕並入黨報《廣西日報》，2001年被廣西自治區黨委勒令關閉。《羊城晚報》的《新聞周刊》2001年5月2日發表對何清漣的專訪，中共中央宣傳部發文要求中共廣東省委宣傳部對其進行“嚴厲處理”。
廣西的“漓江出版社”也因出版何清漣的文集《我們仍然在仰望星空》，被中宣部稱其書中文章諷刺了“三個代表”理論而停業整頓，責任編輯被出版社除名。
《經濟早報》2001年6月被勒令停刊，原因是該報在“證券”版刊登了壹篇“性格決定命運，人性決定股性”的文章，文中有段文字：“深本地股經常敢為天下先，常有逆大盤的黑馬，在大熊市中救民於水火，有特區的拓荒者色彩；最近兩年底氣不足，可能是‘在南海邊畫了壹個圈的老人’（作者註：壹首歌的唱詞，指鄧小平）走了，江總書記馬上在‘黃浦江上畫了另壹個圈！’政策優惠沒了，有點象後娘養的，大家從中央決定今後主板合並到滬市，就能看出究竟──不過風水輪流轉，壹旦錦濤同誌接過革命的紅旗，壹定是團幹部領導‘新移民’‘走進新時代’。”中宣部下令，稱該文“竟用中央領導人來調侃，實屬昏頭”，勒令停刊。
還有壹些出版社因出版有“問題”的圖書或與私營書商合作而屢遭整頓。其中“著名”的有，改革出版社、電影出版社、海天出版社、汕頭大學出版社、陜西師範大學出版社、貴州人民出版社、新疆青少年出版社、長江文藝出版社、今日中國出版社、大象出版社、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中國工人出版社、群眾出版社、遼寧教育出版社、新華出版社、南方出版社、中國文聯出版公司、海南出版社、春風文藝出版社等等。
被中宣部指為有“問題”的圖書則包括：《山坳裏的中國》、《歷史的先聲》、《中國左禍》、《烏托邦祭》、《雪白血紅》、《顧準文集》、《官場秘經》、《中國的道路》、《古拉格群島》、《沈淪的聖殿》、《中國底層訪談錄》、《遇羅克遺作與回憶》、《鄧小平的三上三下》、《文化大革命的中國軍隊》等等；還包括壹些“新新人類”的文學作品，如《上海寶貝》等等。當然，還有更多的圖書因“敏感”而無法出版。
值得特別提出的是《歷史的先聲》壹書。壹位筆名為“笑蜀”的知識分子將1949年以前中共《新華日報》和《解放日報》鼓吹民主自由的文章匯集成冊，取名為《歷史的先聲》出版。這兩張報紙是中共自己的重要媒體，《新華日報》就是新華社與《人民日報》的前身，當時在國統區重慶出版，《解放日報》則是當時延安的中共中央喉舌，1949年後成為中共華東局的黨報。書中搜集的兩報文章有不少就是中共領導人撰寫的，中共在與國民黨爭奪政權時，指責國民黨“壹黨專政”，控制新聞輿論，破壞民主自由等，同時大力贊揚美國的民主制度。例如，該書第四部份“讓思想沖破牢籠”中收集的當年中共黨報的文章，就使用了如下標題，“報紙應革除專制主義者不許人民說話和造謠欺騙人民的歪風”，“駁‘灌輸’理論”，“反對國民黨反動的新聞政策”，“記者風格：威武不屈，秉筆直書”，“言論自由和民主”，“新聞自由──民主的基礎”，“為筆的解放而鬥爭”等。耐人尋味的是，現今的中共當局對此書的出版非常惱火，中宣部與國家新聞出版總署專門就此書開了壹個會議，認為該書“借我黨領導人早期批評國民黨的文章攻擊我黨與政府，居心叵測”，“應當嚴厲禁止今後再出版這類借歷史影射攻擊現實的書”。於是出版該書的汕頭出版社被停業整頓，編者也被迫離開原來任教的學校。由此可見，中共顯然只是將民主自由作為奪權的宣傳工具，壹旦政權到手，不需要這個“工具”了，它就把“民主自由”從民眾的權利中刪除，不準提及，誰再提“民主自由”就是“借歷史攻擊現實”，就懲罰誰。
2001年5月《南方周末》被整頓，原有編輯記者被清洗是壹很有代表性的事件。《南方周末》以敢於批評社會腐敗現象，經常發表壹些很有深度的報導而聲譽雀起，享有盛名，被中宣部視為“自由主義思潮陣地”，對其銜恨已久，中宣部“月評”經常點名批評該報。90年代後期，李長春（現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主管宣傳工作）剛到廣東省任省委書記時，就在壹次宣傳工作會議上發話：“廣東的媒體太過於自由化，鬧得太不像話。我來這裏的主要任務是整頓《南方周末》等幾家報紙。我在家裏就從不準我的孩子看《南方周末》。”此話壹度被廣東傳媒界傳為笑談。李長春的整頓措施中最重要的壹條是讓廣東省委宣傳部下令，將《南方周末》主編江藝平調離（2000年1月）。該報記者開玩笑說，向中宣部寫檢討是《南方周末》主編的基本功之壹。
由於《南方周末》這個記者群體是中國傳媒界公認比較有社會責任感的，江藝平被調離後，該報雖稍有收斂，但仍然繼續堅持對其他地方腐敗問題的報導。2001年5月，中宣部找到了壹個借口對《南方周末》實行大規模整肅。此前不久召開的全國宣傳部長會議期間，廣東省委宣傳部受到了其他“兄弟省市”的集體“圍攻”。首先是湖南省的宣傳部長向廣東的該報發難，指控它在報導搶劫銀行殺人罪犯張君集團案時，把犯罪的根源歸咎於湖南省的社會環境，矛頭直接指向湖南省委、省政府。接著江西省委宣傳部長也指責該報在報導江西萬載爆炸案時，不遵守黨的新聞紀律，不用新華社記者的通稿，擅自派記者往現場采訪，刊登不同於新華社通稿的報導，將爆炸的責任歸咎於當地教師強迫學生手工造鞭炮，嚴重敗壞了當地政府的聲譽。河南省的宣傳部長則不滿該報披露河南艾滋病蔓延的報導。四川、海南、雲南、湖北等省的宣傳部長也紛紛群起圍攻，怒責該報長期以來大量刊登揭露當地黑暗面的報導，給當地黨和政府“抹黑”，嚴重影響黨和政府的威信和聲譽，並強烈要求中宣部和廣東省委宣傳部嚴厲處罰該報。據說他們齊聲責問廣東省委宣傳部：“妳們廣東難道沒有腐敗？妳們那裏難道沒有這些問題？為什麽妳們不報導自己的問題？想學習美國的霸權主義，當太平洋警察（意為管得寬）？”於是中宣部乘機下令整頓《南方周末》，整頓辦法是：代理總編錢鋼調離，副主編陳明洋撤職，記者部正副主任撤職，幾位主要骨幹記者除名，從主管單位《南方日報》社調來壹位“政治上可靠的人”任新總編；其他記者留報社察看半年，視其“表現”（即對黨與政府的工作態度）決定是否留用。此後，《南方周末》的老記者星流雲散，被中國視為“第壹周報”的這張報紙逐漸失去了它原有的光彩。
本章分析的事例僅僅涉及到政府鉗制新聞自由的兩種手段：危及生計與司法迫害。其他的手段如動用國家安全局對上述人士中社會影響較大者進行跟蹤、電話監聽、監視電子郵件、偷拆扣留信件、監視居住、秘密搜查等特務手段，以及對壹些人士通過壟斷輿論或專政手段從事“國家誣陷”來敗壞異議人士與對政府持批評態度的知識分子的名譽，均不在本書分析之列。同時還必須指出：上述名單並不完全，只是記載了眾多犧牲者中的壹小部份而已。有充足的事實表明：這塊犧牲者的墓園正在不斷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