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中國的“變”與“不變”

中國這些年來發生的變化中，資源分配方式與經濟體制的變化最大，經濟體制由原來的公有制壹統天下變為多種所有制並存，但資源分配的權力仍然掌握在各級政府官員手中，結果政治精英集團成了經濟改革中最大的得利集團。中國的政治體制其實沒有任何本質變化，仍然是壹黨專政。近幾年總是被不少人鼓噪的那些所謂的“政治體制改革的前奏”，最多只能算是行政體制改革，與政治體制變革無關。行政體制改革與政治體制改革最本質的區別在於：前者改變的是政府的管理方法和部門設置、人事任命方式等，而後者要改變的則是政府權力的來源，即政府權力源自暴力奪權後建立的壹黨專制還是源自民主選舉。

2003年12月10日，中國總理溫家寶在美國哈佛大學演講，面對聽眾的提問時答道：“中國人民至今還未做好選舉領導人的準備”。這句話的真實含義是：中國民眾素質太低，所以不具備選舉國家領導人的能力。這壹說法與20世紀中國歷代政治精英拒絕實行民主政治的借口如出壹轍。然而，過去20多年中國的現實演變卻完全駁斥了上述借口：正是在中國人口總體素質最低的農村裏，當局為了建立適應於農戶單幹狀態下的基層政治結構，不得不允許10億農民實行村委會選舉；但在人口素質相對要高的城市裏，政府至今仍不允許任何形式的自由選舉。這說明，中國沒有民主政治，並非國人素質太低，而是當局至今還未“做好放棄壹黨專制的準備”。

就政治體制的特質來看，中國現在奉行的威權政治與毛澤東時代的極權主義體制壹脈相承。毛時代的極權主義體制是步蘇聯後塵建立的。

政治學家漢娜·阿倫特（HannahArendt）曾非常精確地描述過這種極權主義政治的特點：“極權主義當權，它必然發展出壹套嶄新的政治制度，也在它權力所及的地方，摧毀壹個國家所有的社會、法律和政治的傳統。不論任何壹個民族的特有傳統，或者其意識形態的精神泉源為何，極權政府往往把階級轉變為群眾，而且，藉著群眾運動，依賴壹黨專制體制取代政黨制，同時把權力核心從軍隊轉移到警察手裏，也建立起壹個以征服、統治全世界為導向的外交政策。……傳統的立法、道德，或者是普通常識，以功利為目的諸種範疇都無法幫助我們處理、判斷，或者預測它們的活動途徑。”因為漢娜·阿倫特的著作對極權體制的剖析壹針見血且深入骨髓，所以她的著作至今未能在中國翻譯出版，因為這些分析會讓人產生許多對當局不利的聯想。而那些對“貧困者不能享受民主政治”論表示充份理解的外國政治學者，卻能在中國獲得不少被介紹的機會。比如，原美國芝加哥大學政治系教授鄒讜（美籍華人，已故），因為他在著作中反復表示能充份地理解“中國的專制政治存在之合理性”，所以曾很早就成為中國政府的座上賓。這位政治學者對中國“文化大革命”的深情贊美與向往，會讓每壹個經歷過“文革”的中國人瞠目結舌。

以漢娜·阿倫特概括的特點來觀照當今中國，就會發現她所歸納的極權政治的本質特點在中國其實未曾發生變化：

首先，壹黨專制仍然是中國政治的基本特征。從世界各國現有的憲法來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可能是世界上最奇怪的壹部“憲法”：憲法由中共起草，經其提名產生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而這壹憲法則賦予中共以“中國人民的領導核心”之永久地位；於是中共及其控制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互相賦予對方以權力的合法性，中共繞了壹個彎，把最高政治權力永久性地授給了自己。壹旦中共認為憲法條款不符合它的政治需要，會立刻按照自己的意願加以修改。中國的制憲歷史是世界上最長的。日本於1868年明治維新中確立的君主立憲政治體制，曾經成為清王朝效法的榜樣；日本1945年以後的“和平憲法”更是促使日本走上了現代民主政治之路。中國在這壹百多年當中雖然有過幾部以“憲法”為名稱的文獻，卻從未建立過真正的憲政。很難想象，由堅持壹黨專政的中共領導人關起門來自說自話主持修訂的“憲法”可能將中國帶入“憲政民主”。

中共扶持了8個“民主黨派”，它們的所有辦公經費、幹部的工資福利開支甚至辦報刊雜誌的費用，卻全部由中共中央統戰部編列預算撥給，從政府的財政預算中開支。這些“民主黨派”的主要幹部任命、級別確定與升遷也全由中共的統戰部們掌管。多年來，這8個“民主黨派”作為“政治花瓶”，為“社會主義民主”裝點門面，對中共的任何荒謬決定（如鎮壓1989年“六四”民主運動和1999年鎮壓法輪功）都無條件地支持。除了這8只“政治花瓶”之外，中國民間的任何組織，哪怕是單純的學社，都被共產黨懸為厲禁。中共統治的最大“政治成就”之壹，就是摧毀了中國社會的中間組織──宗法組織，將原來的“政府─宗法組織─個人”這種社會關系簡化為由“政府─個人”，從而消滅了任何民間的組織資源。

其次，依靠國家暴力工具仍然是中國領導人保持權力地位的最後手段。鄧小平名義上從未擔任過中國的黨政最高職務，依照憲法和中共黨章也沒有最高領導人的地位，但只要他把持了軍委主席的位置，他就能超越憲法和中共黨章而成為事實上的最高決策者。由此可見，不管中國的憲法和黨章對最高權力作什麽樣的規定，只有掌握軍權的人才能成為中國的最高決策者，雖然這種狀況明顯地違憲。

蘇聯共產黨依靠臭名昭著的“克格勃”全面監控社會，這被視為極權國家的壹個重要特徵。從90年代開始，中國的國家安全部秘密警察對社會公共生活的幹預也越來越多。他們不僅把監控對政府持批評意見的知識分子及其他異議人士作為日常工作，而且普遍滲透到機關事業單位，整個因特網(Internet)系統更是全部由國安部掌控。與此同時，中國各級政府解決社會諸種矛盾的手段也越來越借助於警察系統的暴力鎮壓，警察執行公務時則越來越隨意地使用暴力。2003年的孫誌剛暴死事件即著名壹例，許多黑社會組織背後的撐腰者就是警察系統的官員。

中國是壹個有5000年文明的古國，但現在的主流意識形態卻正好與傳統文明呈斷裂狀態。世界上從來沒有壹個國家的執政者對本國的傳統文化否定得如此徹底。即使在斯大林時期，蘇聯共產黨也還對俄羅斯自彼得大帝以來的文明進步表示尊敬並引以自傲。而中共卻將自己國家的文明作為“封建主義的垃圾掃進歷史垃圾堆”。從某種意義上來看，被斬斷文明之根的中國人其實已經喪失了精神家園，漂泊無依。

對外開放是國人引以自豪的改革成就，但頗具諷刺意義的是，也正是源源不斷湧入的外資為中國的專制政府輸血，才使這個政權得以延續生命力。從引進外資中得益多的主要是中國大城市的居民，而9億農民生活於其中的農村卻正在痛苦地掙紮。到2003年初中國的失地農民已經高達8千萬人。中國的農民為了擺脫毫無希望的痛苦生活，不少人選擇自殺來結束自己的生命。據統計，中國農村的自殺率是城市自殺率的3倍，每年有15萬農民服毒自殺，50萬人服毒自殺未遂，而貧困的煎熬與基層政府濫用權力壓迫農民則是他們自殺的主要原因。

不少國人現在也正在為自己的權利作艱苦的鬥爭，其中以農民的反抗最為悲壯。自90年代後期以來，農民的有組織抗爭每年高達1萬多起，但都被政府武裝鎮壓下去。不少農民悲憤地說，現在政府擁有的武力實在太強大，農民們“斬木不能為兵，揭竿不能為旗”（“斬木為兵，揭竿為旗”是中國古語，意謂“砍斷樹木作為武器，舉起壹根木棍作為義旗，號召天下受壓迫者反抗暴政”），只能忍了再忍。中國政府就是坐在這樣的火山口上，迫使中國的媒體集體撒謊，謳歌“太平盛世”的“繁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