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地之母”的内涵与表现

极为独特的是，虽然同为母神崇拜的对象，但刘姥姥和出身贾府的贾母、王夫人、元妃等大异其趣，小说家在她身上展现出与贵族女性不同的特质，那就是一种具有原始生命力的大地气息。

刘姥姥可以说是真正的大地之母，她来自真正的土地，也确实完成了神话中母神的气魄与力量。如果说女娲是抟土造人，那么刘姥姥则是“抟土助人”，用土地的力量让受苦受难的巧姐儿在乡野中获得新生。

这种大地之母的展现，除最后拯救巧姐儿的功能之外，其实还体现在一些较少被注意到的小小情节中。这些小小情节寓意深长，都是大地之母的母性内涵的精彩表现。

（一）“母体复归”

就赎救巧姐的功能而言，第六回写刘姥姥随着周瑞家的引路初进荣国府时，入院进了正房堂屋之后，随即“来至东边这间屋内，乃是贾琏的女儿大姐儿睡觉之所”，而这就是刘姥姥正式安身会见凤姐的第一个所在，脂砚斋批云：

不知不觉先到大姐寝室，岂非有缘？（第六回夹批）

这一处王熙凤住所中的“东边这间屋”，又出现在第七回周瑞家的送宫花一段，当时周瑞家的“蹑手蹑足往东边房里来，只见奶子正拍着大姐儿睡觉呢”。而刘姥姥到大姐儿寝室的情节，就和刘姥姥的醉卧怡红院一样，呈现出异曲同工之妙，那时大观园已经落成并开放给宝玉和金钗们等入住，刘姥姥则是第二次来到贾府道谢，被贾母带去逛园子，过程中刘姥姥一度脱队如厕，出来后却不幸迷路，一路摸索的过程中恰巧闯进了宝玉的怡红院。第四十一回描写道：

刘姥姥又惊又喜，迈步出来，忽见有一副最精致的床帐。他此时又带了七八分醉，又走乏了，便一屁股坐在床上，只说歇歇，不承望身不由己，前仰后合的，朦胧着两眼，一歪身就睡熟在床上。……袭人一直进了房门，转过集锦槅子，就听的鼾齁如雷。忙进来，只闻见酒屁臭气，满屋一瞧，只见刘姥姥扎手舞脚的仰卧在床上。

精神分析早已指出，“房子”乃是母亲意象的一个具体化身，搬到母亲的卧室更是有如回到母亲生养的子宫中，重新汲取生机，获得再生，如同宝玉被魔法所祟之后，是搬到王夫人房中才得到起死回生的力量；同样地，刘姥姥两次到荣国府来，一次是进入巧姐儿睡觉的寝室，一次是醉卧宝玉起居的怡红院，无形中都转化了这两个地方，使之成为母性的空间。从神话学的角度来说，这两段情节都可以说是“母体复归”的变化形态，也暗示了刘姥姥对贾家子孙的庇佑功能。

其中，刘姥姥之进入巧姐儿寝室与醉卧怡红院，是为了迁就贵族成员不可能降尊纡贵到村野农舍中，于是倒转方向，让来自大地的母性人物进入贾府的深宅大院里。但无论是受保护者搬到母神房中，还是母神进入受保护者的卧室，方式略有不同，本质上却是一样的，都蕴含了“母体复归”的象征意义。

“刘姥姥醉卧怡红院”，《增评补像全图金玉缘》，台湾大学图书馆藏。

（二）“污泥生殖”

关于大观园中有没有厕所？这是一个没有人会去想的问题。不是这个问题不存在，而是以大观园的圣洁美丽、少女们的美丽圣洁，让人根本不会去想这个问题。特别是宝玉和这些少女们，都以嫌脏怕脏来建立自己的高洁，如雪雁就因为黛玉的洁癖，怀疑她的熏香是因为“老婆子们把屋子熏臭了，要拿香熏熏”（第六十四回）；宝玉到天齐庙还愿时，也是命李贵等出去散散，为的是“这屋里人多，越发蒸臭了”（第八十回）；至于比黛玉还极端的妙玉，更因为昂贵的成窑茶杯被刘姥姥用来喝茶，便嫌脏不要了。于是既了解又疼惜这些女孩儿的贾母，在带着刘姥姥一行人到秋爽斋时，就笑向薛姨妈道：“咱们走罢。他们姊妹们都不大喜欢人来坐着，怕脏了屋子。咱们别没眼色，正经坐一会子船喝酒去。”说着大家起身便走（第四十回）。

连身为人的老婆子都被视为一种脏臭的污染物，而导致严重过敏，那么，“厕所”以及与厕所相关的污秽，对于大观园本身以及生活其中的少女们更有如一种亵渎。

虽然从写实的角度来说，大观园中必然是有厕所的，因为《红楼梦》写的是一个人间的故事；但小说家根本可以不必触及，就像其他的很多作者们一样。事实上也几乎确实是如此，《红楼梦》再怎么写实细腻，几乎不曾涉及生命活动与日常生活中的排污现象，尤其对那些少女们更是如此。但其中有两个例外，并且都和母神有关：

第一次是贾母。第十一回王熙凤对贾珍道：“老太太昨日还说要来着呢，因为晚上看着宝兄弟他们吃桃儿，老人家又嘴馋，吃了有大半个，五更天的时候就一连起来了两次，今日早晨略觉身子倦些。”指的就是半夜起来拉肚子。但在这段情节里，贾母的腹泻只是点到为止，甚至含蓄到用语上都没有提到相关字眼，后来却特别在刘姥姥身上放大描写，像凸透镜一样，把相关的具体活动与大观园中一直隐藏不见的这一面突显出来。第四十一回描述道：

一时又见鸳鸯来了，要带着刘姥姥各处去逛，众人也都赶着取笑。一时来至“省亲别墅”的牌坊底下，刘姥姥道：“嗳呀！这里还有个大庙呢。”说着，便爬下磕头。众人笑弯了腰。刘姥姥道：“笑什么？这牌楼上字我都认得。我们那里这样的庙宇最多，都是这样的牌坊，那字就是庙的名字。”众人笑道：“你认得这是什么庙？”刘姥姥便抬头指那字道：“这不是‘玉皇宝殿’四字？”众人笑的拍手打脚，还要拿他取笑。刘姥姥觉得腹内一阵乱响，忙的拉着一个小丫头，要了两张纸就解衣。众人又是笑，又忙喝他“这里使不得！”忙命一个婆子带了东北上去了。那婆子指与地方，便乐得走开去歇息。

那刘姥姥因喝了些酒，他脾气不与黄酒相宜，且吃了许多油腻饮食，发渴多喝了几碗茶，不免通泻起来，蹲了半日方完。及出厕来，酒被风禁，且年迈之人，蹲了半天，忽一起身，只觉得眼花头眩，辨不出路径。……（凑巧闯进怡红院之后）身不由己，前仰后合的，朦胧着两眼，一歪身就睡熟在床上。且说众人等他不见，板儿见没了他姥姥，急的哭了。众人都笑道：“别是掉在茅厕里了？快叫人去瞧瞧。”因命两个婆子去找，回来说没有。众人各处搜寻不见。

袭人掇其道路：“是他醉了迷了路，顺着这一条路往我们后院子里去了。……我且瞧瞧去。”……袭人一直进了房门，转过集锦槅子，就听的鼾齁如雷。忙进来，只闻见酒屁臭气，满屋一瞧，只见刘姥姥扎手舞脚的仰卧在床上。袭人这一惊不小，慌忙赶上来将他没死活的推醒。……忙将当鼎内贮了三四把百合香，仍用罩子罩上。

在这一大段描写中，清清楚楚地第一次出现了“茅厕”，而且地点是在省亲别墅的东北方，与正殿相距不远。从地点来说，由于刘姥姥的腹泻是急性发作，在等不了也忍不住太久的情况下，“忙的拉着一个小丫头，要了两张纸就解衣”，这对神圣的正殿而言简直是不堪到犯罪的地步，于是众人连忙喝斥“这里使不得”，而“忙命一个婆子带了东北上去了”。

但值得注意的是，刘姥姥恣意通泻的“东北”之地，不但依然处于大观园内部，更精确地说，是在园中象征青春之泉、女儿之美的沁芳溪的总源头沁芳闸附近。如第十六回所描述，大观园的基址乃是拆除东侧宁府会芳园墙垣楼阁，直接入荣府东大院中所形成的，其中位处东侧之宁府的“会芳园本是从北拐角墙下引来一股活水，今亦无烦再引”，而此处就是第十七回所说：“至一大桥前，见水如晶帘一般奔入。原来这桥便是通外河之闸，引泉而入者。……此乃沁芳泉之正源，就名‘沁芳闸’。”以整个大观园来度量其方位，正是“东北”之地，这里也是宝、黛共读《西厢记》的地点。[1]第二十三回说明道：

那一日正当三月中浣，早饭后，宝玉携了一套《会真记》，走到沁芳闸桥边桃花底下一块石上坐着，展开《会真记》，从头细玩。正看到“落红成阵”，只见一阵风过，把树头上桃花吹下一大半来，落的满身满书满地皆是。宝玉要抖将下来，恐怕脚步践踏了，只得兜了那花瓣，来至池边，抖在池内。那花瓣浮在水面，飘飘荡荡，竟流出沁芳闸去了。

如此一来，纯净清澈的沁芳溪就和附近厕所里的污水合流，互相渗透，这岂不是暗示了沁芳溪是不可能绝对纯净的？且溷秽归处与清溪源头并存一地，相随而顺流俱下者，遂及于大观园之全幅所在，受污染的又何独怡红院一处？

进一步来看，甚至于刘姥姥通泻半日出厕之后，迷路乱闯以致醉卧怡红院时，更满屋都是她所散发的“酒屁臭气”，这样一种来自人体消化系统排污自清的作用所产生的有形废物与无形恶臭，仿佛是对这女儿的圣地净土最直接而强烈的亵渎与污染。连第六回提到女婿一家与金陵王家的疏远，刘姥姥也用了身体排泄作比喻，对王狗儿说：

当日你们原是和金陵王家连过宗的，二十年前，他们看承你们还好；如今自然是你们拉硬屎，不肯去亲近他，故疏远起来。

以致与刘姥姥之村野形象相连结的，便是这种种浊污不堪的秽物意象，而呈现出一种“溷秽恶臭的视境”（scatological-fetid vision）。如此一来，刘姥姥确实在大观园里上演了一出去神圣化的“脱冕仪式”[2]，冲击了纯净圣洁等等大观园被极力彰显的价值，赤裸裸地展现出生命存在的另一面。

为了活着，身体运作过程中会产生各种代谢后的废弃物，那是令人嫌恶的污秽，是我们不愿意承认的另一面。现代文明中所发展出来的各种卫生设备，都是为了尽量驱逐它们而设计的，好让我们所面对的一切都是洁净的，创造出一种污秽并不存在的假象。

但事实是，无论宝玉和这些少女们再怎样的嫌脏怕脏，只要是人，都不能免除生命要存在延续的基本活动与必要条件，大观园绝无可能祛除与吃食相结合而来的排泄污染。以至我们可以发现，《红楼梦》一书在刘姥姥上厕所这件事的之前之后，都曾经不着痕迹地触及类似的生理排污现象：

一、在此之前，是第二十七回描述小红听令办事后，欲回原处向王熙凤覆命时，却发现王熙凤已经不见人影。在一路寻找的过程中，“见司棋从山洞里出来，站着系裙子”。此时离大观园后期司棋与表哥偷情的绣春囊事件相距尚远，山洞里的卸裙之举所为何来，不言可喻。

二、在此之后，则是身为“绛洞花主”的贾宝玉也是直接就地小解。于第五十四回记载元宵夜宴喝酒唱戏之际，他中途离席回怡红院去，因怕打扰屋内闲谈说体己话的袭人和鸳鸯二人，于是悄悄地出来，“宝玉便走过山石之后去站着撩衣，麝月秋纹皆站住背过脸去，口内笑说：‘蹲下再解小衣，仔细风吹了肚子。’后面两个小丫头知是小解，忙先出去茶房预备去了。”这已经说得清楚不过。

三、更后来的第七十一回，又记述鸳鸯办事后独自一人从大观园出来，刚至园门前，“偏生又要小解，因下了甬路，寻微草处，行至一湖山石后大桂树阴下来。刚转过石后，只听一阵衣衫响，吓了一惊不小。定睛一看，只见是两个人在那里……趁月色见准一个穿红裙子梳鬅头高大丰壮身材的，是迎春房里的司棋。鸳鸯只当他和别的女孩子也在此方便，见自己来了，故意藏躲恐吓着耍”。显然园中就地小解已是各房婢女的惯常习性，既有鸳鸯之自身实例为证，亦复有同理相推的间接表示。

四、在前述各情节的参照支持下，第五十一回提到麝月要宝玉与晴雯“两个别睡，说着话儿，我出去走走回来”，当时是“出去站一站，把皮不冻破了”的冬夜三更，独自特地开了后门出去而不加明言的行径，目的恐怕并非为了欣赏大好月色，而应是解决内急的迫切需要，这也才合理解释了随后麝月被“黑影子里，山子石后头，只见一个人蹲着”的错觉吓一大跳的现象。

五、同样地，第六十三回宝玉对众人说：“我出去走走，四儿舀水去，小燕一个跟我来罢。”走至外边，因见无人，便问小燕有关柳五儿进来怡红院的事，说毕复走进来，故意洗手。这更显然是借如厕以避开众人的障眼法。

值得参考的是，满文中的“我往外头去”即是指“出恭”，而麝月所说的“我出去走走回来”和宝玉所说的“我出去走走”，恰恰又都有出恭的意思。从这个角度来说，“出去走走”不只是汉文的委婉说法，也可能是满文的直接表示，这应该可以算是旗人文化背景的一个反映，同时也泄漏了大观园在生命底层上属于生物性的那一面。甚且还必须注意到，聚容众人排污之秽物的地方，并不是厕所之类的特定所在而已，更是园子里的庭院中、草丛间、山石后，遍及于各地的隐蔽处，这与刘姥姥的随地解放又相差几希？

或许可以说，曹雪芹之所以特别在刘姥姥身上安排这些情节，就是要警示那些高洁的公子金钗以及读者们，其实，污秽是真实存在的，即使看不见或故意忽略，它们依然时时刻刻藏在我们的身体里，是驱除不了的内容物，因为它们与生命活动同时存在；甚至应该说，粪尿直接来自于生命的活动，把食物的能量转化为生命的动力，本质上它们也是生命存在的基础，唯有摄取食物、排出污物的整个过程，才能产生动力，让生命存活，因此可以说，没有这些污秽，就等于没有生命。更何况，这些我们避之唯恐不及的污秽物，壤中孕育的新生命获得滋养，能够壮硕蓬勃、欣欣向荣，构成了生机的完美循环。

再从神话学的角度来说，这些溷秽的物质意象也具有高度的母性意义。它们可以和柏拉图所说的丰产巫术有关，所谓：“在多产和生殖中，并不是妇女为土地树立了榜样，而是土地为妇女树立了榜样。”[3]这又属于瑞士人类学家和法学家巴霍芬（J. J. Bachofen,1815—1887）所说的“污泥生殖”（Sumpfzeugung），也就是“污泥”提供了“生殖”的动能，“污泥”就是孕育生命的摇篮。因此，在巴赫金的狂欢诗学中，“粪尿总是意谓着肥沃的土地，与之紧密相连的，是再生、丰产与生机勃勃的生命形象。……脏物和污秽的粪尿形象是暧昧和双重的，‘它们制造下贱，制造毁灭，同时又孕育新生，再创生命。它们既是祝福，又是羞辱’”[4]。更有甚者，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来看，法国学者克里斯蒂瓦（Julia Kristeva, 1941——，又译克莉丝蒂娃）认为，污秽是从社会理性和逻辑秩序所构成的“象征系统”中逃逸出来的东西，尤其粪便与经血一样都属于母性和（或）女性，而母性便是它们真正的载体。[5]

从这些象征意义来看，刘姥姥在大观园中排放种种粪溺污物及酒屁臭气的描写，就和醉卧怡红院一样，都是母性内涵的特殊展现。

由于“排泄”与“吃食”是直接相关的生理活动，因此连带地也必须涉及刘姥姥的“吃食”现象。

有如在身体排污上，对刘姥姥的刻意放大和金钗们的讳莫如深呈现出极端的对比，连饮食吃喝这种维持生命的基本活动，刘姥姥和金钗们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的对照。第四十回描写凤姐和鸳鸯作弄了刘姥姥之后，贾母等都往探春卧室中去说闲话，李纨则与凤姐对坐着吃饭，凤姐便拉鸳鸯坐下一起用餐，鸳鸯坐下了，婆子们添上碗箸来，三人吃毕。对眼前这一幕，刘姥姥看了以后的感想是：

我看你们这些人都只吃这一点儿就完了，亏你们也不饿。怪只道风儿都吹的倒。

其中，凤姐确实一直都吃得很少，在第六回描写刘姥姥第一次来到贾府打秋风时，就有这样的一幕：

刘姥姥屏声侧耳默候。……听得那边说了声“摆饭”，渐渐的人才散出，只有伺候端菜的几个人。半日鸦雀不闻之后，忽见二个人抬了一张炕桌来，放在这边炕上，桌上碗盘森列，仍是满满的鱼肉在内，不过略动了几样。

连事务繁忙也不讲究文雅的凤姐都只是略动了几样菜，其他的闺秀女儿更可想而知。林黛玉就不用说了，她“平素十顿饭只好吃五顿”（第三十五回），甚至带有少食、厌食的精神取向，其他金钗们也像李纨、凤姐、鸳鸯三人一样，“都只吃这一点儿”，因此和刘姥姥一起用餐时，差异就非常明显。第四十一回说道：

别人不过拣各人爱吃的一两点就罢了；刘姥姥原不曾吃过这些东西，且都作的小巧，不显盘堆的，他和板儿每样吃了些，就去了半盘子。

看在斯文秀气的金钗们眼里，刘姥姥“每样吃了些，就去了半盘子”已经接近于秋风扫落叶的猛吃海喝，这也就是她被林黛玉比喻为母蝗虫的原因。

吃食和排泄加起来，就被追求精神性的人们贬低为动物性的表现，也果然，刘姥姥的人物造型确实混合了不少动物的影像，展现出母神造型的另一个巧妙设计。

（三）“动物造型”

由于“吃食”“排泄”被视为生命最底层的本能需要，因此在“万物之灵”的物种骄傲之下，自认为存在价值超越了生命本能的人类也往往把“吃食”“排泄”等活动直接等同于动物性。于是，有着大地般强韧生命力的刘姥姥，无论是在小说家的笔下，还是在讲究精致高雅的贾府人们的眼中，就常常映现出动物的造型或联想，刘姥姥的人物形象即隐隐浮现了人与动物、昆虫的综合体，而通向一种人体的怪诞造型，虽然丑陋可笑，却也充满强韧的生命力。

统观小说中，不但刘姥姥自己的言语常牵涉到动物，别人对她的形容更直接以动物作譬喻，再加上作者的描写也有不少是动物形象的具体化投射，都很频繁地引发动物形体的想象，简直可以组合出一座动物农庄。

先看刘姥姥自己的言语表达。在第六回中，刘姥姥听到凤姐要给他二十两，喜得又浑身发痒起来，说道：“嗳！我也是知道艰难的。但俗语说的：‘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凭他怎样，你老拔根寒毛比我们的腰还粗呢！”而第四十回逛大观园的筵席中，动物们更是大举列队游行，出现了“老刘，老刘，食量大似牛，吃一个老母猪不抬头”“大火烧了毛毛虫”的比喻，全部所涉及的动物便包括骆驼、马、牛、母猪、毛毛虫等五种。

至于其他人对她的形容，有林黛玉所讥讽的“如今才一牛耳”与“母蝗虫”，而妙玉既然宣称“一杯为品，二杯即是解渴的蠢物，三杯便是饮牛饮骡”，在她眼前大口喝茶的刘姥姥正是活生生的一头“饮牛饮骡”，于是与刘姥姥相关的动物又增加了蝗虫、骡子，总共到达七种之多。

不只如此，除各种清楚提到的昆虫、动物名称之外，刘姥姥的肢体动作与面目表情，也都常常引导出昆虫动物的形象联想。例如第六回被凤姐请吃一顿客饭，“刘姥姥已吃毕了饭，拉了板儿过来，舚舌咂嘴的道谢”，其中的“舚舌咂嘴”正呼应了老母猪的特征；而后来“听见给他二十两，喜的又浑身发痒起来”，“浑身发痒”又对应于毛毛虫。还有第四十一回刘姥姥醉卧怡红院时，袭人一进房门所目睹的，是“只见刘姥姥扎手舞脚的仰卧在床上”，所谓“扎手舞脚的仰卧”岂非和仰倒的昆虫一模一样？再加上她的“猛吃”被类比于母蝗虫，“海喝”被嘲讽为饮牛饮骡，还有吃酒之后闻乐起舞被贾宝玉与林黛玉所讥嘲的样态：“当日圣乐一奏，百兽率舞，如今才一牛耳。”各种动物成分一再地组构、交织，彼此反复皴染、互相迭映，而在刘姥姥的人形上汇融出一种反常的“怪诞”形象。

当然，曹雪芹不只是透过动物造型来传达刘姥姥的农村妇女形象，直接显露出生活底层的面目而未经文饰，更重要的是通过动物造型呈现出强大的原始生命力，也就是在这里，呼应了大母神女娲的形象特征。如同在第二章中，我们提到的女娲“蛇身”“肠”“蛙（或蟾蜍）”的混合造型，刘姥姥人物图像中的动物成分更多，也具有同样的象征意义，那就是这种人类与动物形体交融、重组而共存于一身中的怪异现象，本身就是一种高度生命力的创造性想象，初民相信如此一来就能使动物的力量与人的力量相结合。此一思维方式同样出现在源于15世纪末的欧洲，考古所发现的罗马装饰图案中，将人、动物、植物各种成分精巧地交织、组合在一起，随后更逐渐发展成一种综合性的怪诞绘画风格。对巴赫金而言，这种怪诞风格大胆打破了生命的界限与习见的静止感，因为这些形体互相转化、仿佛彼此产生，展现出异类存在之间流动生发的变换过程。[6]

于是，生命的存在就是永远的进行式，没有终止，绵延不息。而凤姐不正是向刘姥姥借寿给巧姐儿吗？张新之所谓的“老阴生少阳，故终救巧姐”，不也可以说是一种生命转化的表现？刘姥姥把原本生长在公侯富贵之家的小女孩移植到农村大地，这和女娲炼造玉石让宝玉入世投胎于公侯富贵之家，又是一组方向相反却都同样展现母神力量的设计，也因此这两位母神都具有人与动物的混合造型，令人赞叹。

[1] 有学者也指出，宝、黛“读西厢的地点，是在沁芳闸的上游，在大观园的东北隅。地点偏僻，很适合偷读小说的心情”。见葛真：《大观园平面图的研究》，俞平伯等著：《名家眼中的大观园》（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页153。

[2] 借巴赫金对欧洲传统中“狂欢节”的文化诠释，他指出：“狂欢节上主要的仪式，是笑谑地给狂欢国王加冕和随后脱冕。……国王加冕和脱冕仪式的基础，是狂欢式的世界感受的核心所在，这个核心便是交替与变更的精神、死亡与新生的精神。”详见〔俄〕巴赫金著，白春仁、顾亚铃译：《陀斯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收入《巴赫金全集》第5卷，页163。刘姥姥在大观园中种种的粗鄙行为，类似于巴赫金所谓“狂欢式的世界感受的四个范畴”之一的“将神圣脱冕”，在这里，等级被废除，神圣、权威被“脱冕”“降格”。

[3] 引自朱狄：《原始文化研究：对审美发生问题的思考》，页287。

[4] 刘康：《对话的喧声——巴赫汀文化理论述评》（台北：麦田出版公司，1995），页284。

[5] 〔法〕克莉丝蒂娃著，张新木译：《恐怖的权力：论卑贱》（北京：三联书店，2001），页103。

[6] 参〔俄〕巴赫金著，李兆林等译：《弗朗索瓦·拉柏雷的创作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收入《巴赫金全集》第6卷，页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