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嘉年华式的“狂欢精神”

只不过，刘姥姥这种大地之母的形象形态，虽然和女娲形成了神、俗二界的呼应，但又注定了和贾母在本质上有所不同。

比起贾母是优雅而睿智地老去，刘姥姥则是顽强而睿智地老去的另一种类型。她和贾母一样睿智、坚毅、慈悲，唯一缺乏的就是精英文化的艺术涵养，包括举手投足、言语谈吐的优雅气质，她那大地之母的形态，使其生活实用性较强，几乎是欠缺审美能力。例如贾母喜欢下雨下雪，而下雨下雪对刘姥姥来说，很可能只是造成麻烦；贾母欣赏梧桐的树姿之美，但看在刘姥姥眼里，梧桐最大的功能大概是用来当木柴、做家具；妙玉用旧年蠲的雨水所烹煮的银针茶“老君眉”，刘姥姥一口吃尽后的反应，是笑说：“好是好，就是淡些，再熬浓些更好了。”贾母众人听了都笑起来。而其他有关“软烟罗”、《双艳图》、雀金呢、凫靥裘之类高度艺术化的精品，刘姥姥更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更谈不上相关知识的养成了。

再和林黛玉作比较，从两人对落花的反应就更可以清楚看出截然不同的心灵向度。林黛玉对落花是感伤的、悲哀的，她看到的是美的凋零、生命的死亡、价值的毁灭，在悲剧感的心理投射之下，落花所负载的便是一种大化同归于尽的宇宙共感，所谓“试看春残花渐落，便是红颜老死时。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葬花吟》就是最典型的写照；而刘姥姥看到落花所想到的却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自然规律，开花、结果彼此循环并存的关系，使得花落意味着丰收，在她所行的酒令里便清楚说：“花儿落了结个大倭瓜。”（第四十回）果实是落花的赠礼，花落是丰收的必经仪式，因而看到落花便充满期待和喜悦。

很显然，林黛玉和刘姥姥的生命态度与观照方式判然有别：一个是悲剧的，一个是喜剧的；一种是审美的，一种是实用的。这两种不同的态度，在李叔同（弘一大师）的《落花》这首词中有清楚的反映：

花满庭，花满庭，怎奈风声又雨声。

也可喜，也可惊，一样看花两样情。

有人但惜好花落，有人且喜结果成。

很明显，林黛玉是“有人但惜好花落”的这一种，而刘姥姥则是“有人且喜结果成”的那一种，果然是“一样看花两样情”。林黛玉的悲观郁结和刘姥姥的乐观开朗，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对比。

当然，也因为刘姥姥这种大地之母的顽强形态，使她可以通过原始形象扮演小丑，插科打诨，制造笑料，在第四十回“史太君两宴大观园”的那一幕最是脍炙人口。作者描述道：

凤姐儿偏拣了一碗鸽子蛋放在刘姥姥桌上。贾母这边说声“请”，刘姥姥便站起身来，高声说道：“老刘，老刘，食量大似牛，吃一个老母猪不抬头。”自己却鼓着腮不语。众人先是发怔，后来一听，上上下下都哈哈的大笑起来。史湘云撑不住，一口饭都喷了出来；林黛玉笑岔了气，伏着桌子嗳哟；宝玉早滚到贾母怀里，贾母笑的搂着宝玉叫“心肝”；王夫人笑的用手指着凤姐儿，只说不出话来；薛姨妈也撑不住，口里茶喷了探春一裙子；探春手里的饭碗都合在迎春身上；惜春离了坐位，拉着他奶母叫揉一揉肠子。地下的无一个不弯腰屈背，也有躲出去蹲着笑去的，也有忍着笑上来替他姊妹换衣裳的。

再加上第四十一回的“众人笑弯了腰”“众人笑的拍手打脚”等等，这真是刘姥姥非常成功的一次演出，让大家一块儿来点疯狂，连优雅矜持的千金小姐也平生第一次、很可能也是唯一的一次出现这么脱序失控的身体语言，而全场便出现了一种较平等自由、无分贵贱的开放气息，具备一种突破富贵簪缨之家繁文缛节的“反规范性”；这种反规范性、脱离体制随即促进了热烈欢快的气氛，以及集体情绪的昂扬高张，可以说是贾府空前绝后的一次“嘉年华会”。

对这场嘉年华会，我们或许可以从平民的角度声称其中带有一种对贵族礼教的讽刺。例如，第四十九回的一段情节提到：芦雪庵诗社活动开始前，史湘云与贾宝玉要来生鹿肉自己烧着吃，仿佛野炊般一地的火炉铁叉，群聚围凑的众人皆卷袖攘臂赤手取食，宝琴不免辞让道：“怪脏的。”而黛玉更是讥嘲大嚼烧肉的一群人，笑道：

“史太君两宴大观园”，《增评补像全图金玉缘》，台湾大学图书馆藏。

那里找这一群花子去！罢了，罢了，今日芦雪庵遭劫，生生被云丫头作践了。我为芦雪庵一大哭！

所谓的“芦雪庵遭劫”恰恰与“怡红院劫遇母蝗虫”共一“劫”字，其出于正统、精英、精神的洁净立场如出一辙，以至领头又玩又吃的史湘云就毫不客气地冷笑反击道：

你知道什么！“是真名士自风流”，你们都是假清高，最可厌的。我们这会子腥膻大吃大嚼，回来却是锦心绣口。

相对之下，黛玉的嘲讽显露出一种对食物厌憎的斥弃心理。所谓的“斥弃”（abjection），是法国精神分析学者克莉丝蒂娃所提出的理论，意味着种种因身体无法超越食物、秽物或性别差异所引起的强烈拒斥、嫌恶的反应，是个体在划定自我疆域上必然涉及的过程。[1]而洁癖成性的黛玉自然斥弃过甚，这一宣示就被史湘云反唇相讥为“假清高”，便有如另一场狂欢诗学具体而微的体现。参照史湘云身上也被作者皴染了动物造型，在“打扮成个小子的样儿”之后“越显的蜂腰猿背，鹤势螂形”，而被黛玉谑称为“孙行者”，可见黛玉与形下世界的对立是一贯的，呈现出精神性与动物性或物质性的某种争辩；史湘云的反击则是消弭精神性与动物性的界线，将形而上的“锦心绣口”与形而下的“腥膻大吃大嚼”融合为一，与黛玉的偏执大异其趣，所以才会称之为“假清高，最可厌”。

另外，第四十一回刘姥姥醉卧怡红院时，在这一副最精致的床帐上扎手舞脚地仰卧，睡得鼾齁如雷、酒屁臭气满屋的场景，除展现母体复归的神话思维之外，也不免带有一种微妙的讽刺。脂砚斋即批评道：

此回栊翠品茶，怡红遭劫。盖妙玉虽以清净无为自守，而怪洁之癖未免有过，老妪只污得一杯，见而勿用，岂似玉兄日享洪福，竟至无以复加而不自知。故老妪眠其床，卧其席，酒屁熏其屋，却被袭人遮过，则仍用其床其席其屋。亦作者特为转眼不知身后事写来作戒，纨袴公子可不慎哉。

话语中所潜藏的寓意，就是妙玉判词中所说的“欲洁何曾洁，云空未必空”，过度的偏执就容易落入虚矫和虚伪。因此可以说，过度洁癖的人拒绝承认自己必然也有污秽的成分，对体内随时存在的污秽视而不见，把它当作和自己完全无关的陌生人；但刘姥姥的出现即是园中人自我之内的那个“驱逐不尽的陌生人”的巨大显形，是园中生活被压抑、被忽视、被升华，但又真实确切、根深柢固的那一面的堂堂揭露。而在金钗们与刘姥姥互动的过程中，一方面彰示了园中人身为“水作的骨肉”，为追求干净合宜之身体想象所引发的斥弃心理，一方面更显豁“干净合宜”之身体毕竟只是想象中的虚影，这就逼使园中人面对污秽终究无法袪除的深沉恐惧，而这种恐惧即变形为贱视刘姥姥的精神胜利，把刘姥姥贬低为昆虫或动物，与自己所属的“人类”断绝关系。

不过，当我们颂扬农妇村姑如同大地之母一般的强韧生命力时，也千万不要矫枉过正，以为文明与精致文化只是不堪一击的虚伪和假清高。必须说，强韧的生命力可以延续生机，克服现实险阻，让人在“生存”的层面上充满力量，但却不能提升生命品质，在“生活”的层面上发展精神性、艺术性。

对这一点而言，妙玉主张的“一杯为品，二杯即是解渴的蠢物，三杯便是饮牛饮骡”固然是太过极端，但其中所提到的差异确实是存在的。因此，嘉年华会的另一面，就是刘姥姥虽然具有大地的力量，却无缘于风雅精致的文化境界，犹如宝钗所说的：“不拿学问提着，便都流入市俗去了。”（第五十六回）如此一来，巧姐儿虽然幸运获救也得到终身归宿，但她过着“荒村野店，有一美人在那里纺绩”的生活，将全部心力用在维持基本生存上，即使有良好的血统与天赋，却也只会像香菱一样，无法读书、不会写字，更没有能力作诗，与艺术风雅绝缘，以致被宝玉感叹：“我们成日叹说可惜他这么个人竟俗了。”（第四十八回）“俗”的结果虽是非战之罪，却是理所必然。幸而香菱还有进入大观园拜师学诗的机会，成为第四十八回回目中“慕雅女雅集苦吟诗”所说的“雅女”；但“荒村野店”的纺绩生活，很容易便落入刘姥姥所说的“成日家和树林子作街坊，困了枕着他睡，乏了靠着他坐，荒年间饿了还吃他，眼睛里天天见他，耳朵里天天听他，口儿里天天讲他”（第四十一回）的贫困粗俗，连带地对心灵的影响则如《四琏子格言》所说：

谚曰：“乡间柴火贱，只怕子孙愚。”居住乡村所见所闻，无非种田事业，袒褐课程，习惯自然，城中街坊大道，衣冠束带，不失斯文之体。[2]

则巧姐儿将很难像黛玉、宝钗、湘云、探春等等阿姨、姑妈们一样，结社吟诗、品茶赏雪，被春花秋月所触动，于是那一份“只钟于女儿”的“山川日月之精秀”，也终将葬送在为结了倭瓜而喜、为冬事未办而愁的现实人生里。

于是，林黛玉批评刘姥姥说：“他是那一门子的姥姥，直叫他是个‘母蝗虫’就是了。”就是对这一种市井的“俗”的反感。从大家听了都笑起来看，显然金钗们也都是心有戚戚，以笑表示默认和同意。而先前第四十一回作者所拟的回目“栊翠庵茶品梅花雪怡红院劫遇母蝗虫”，足见曹雪芹也认可“母蝗虫”的比喻，视刘姥姥的醉卧是怡红院“遇劫”，和“栊翠庵茶品梅花雪”的优美雅致相比，诚然是天壤之别。所以，刘姥姥之来到贾府，其实也是一种精神的提升，让她看到精致文化所可以达到的高度和审美程度，见识到贵族世家超越了生存层次的“有教养的生活”。[3]而实际上，刘姥姥自己也是这么认为的，第六回姥姥前往荣国府求助之前，就对于此举的成败结果有一些盘算，包括：

果然有些好处，大家都有益；便是没银子来，我也到那公府侯门见一见世面，也不枉我一生。

换言之，即使没有得到财物的实质帮助，但能够接近公府侯门增广见识，仍然是无形的收获，足以让人不虚此生。而这种可以让人不虚此生的高雅精致文化，确实是贵族世家能够提供的，所以在第四十回刘姥姥逛大观园时，就不断提到这一点，例如她看着李纨与凤姐对坐着吃饭，便叹道：“别的罢了，我只爱你们家这行事。怪道说‘礼出大家’。”

另外，到了沁芳亭时，贾母倚柱坐下，命刘姥姥也坐在旁边，因问他：“这园子好不好？”刘姥姥念佛说道：

我们乡下人到了年下，都上城来买画儿贴。时常闲了，大家都说，怎么得也到画儿上去逛逛。想着那个画儿也不过是假的，那里有这个真地方呢。谁知我今儿进这园里一瞧，竟比那画儿还强十倍。怎么得有人也照着这个园子画一张，我带了家去，给他们见见，死了也得好处。”

后来行酒令时，鸳鸯宣布游戏的法则是：“如今我说骨牌副儿，从老太太起，顺领说下去，至刘姥姥止。比如我说一副儿，将这三张牌拆开，先说头一张，次说第二张，再说第三张，说完了，合成这一副儿的名字。无论诗词歌赋、成语俗话，比上一句，都要韵。错了的罚一杯。”刘姥姥听了众人的实际操作后，便说道：“我们庄家人闲了，也常会几个人弄这个，但不如说的这么好听。”

由此可见，雅俗之间确实是存在着巨大差别的。就这一点来说，刘姥姥以外的平民的反应也可以作为参考印证，第十五回便通过一般平民的眼睛描述道：

那些村姑庄妇见了凤姐、宝玉、秦钟的人品衣服，礼数款段，岂有不爱看的？

宝玉等人优雅精致的形貌举止深深吸引了村姑庄妇的目光，那是一种物质文明和文化涵养所形成的优美；而除人品衣服、礼数款段之外，其余如诗词吟咏、丝竹书画的精致文化，以及品花票戏、奇玩古珍的游艺癖好，都莫不是奠基于大量的财富基础上。但精致文化却又不只是大量财富就能造就，而要有精神涵养作为核心力量，这在传统社会中，就有赖于贵族来达到。诚如牟宗三先生所指出的，“贵族有贵族的教养，当然他不是圣人，但是有相当的教养，即使他的私生活也不见得好。……贵族有其所以为贵的地方。……贵是属于精神的（spiritual），富是属于物质的（material）……由此可知，贵是就精神而言，我们必须由此才能了解并说明贵族社会之所以能创造出大的文化传统。周公制礼作乐，礼就是form（形式），人必须有极大的精神力量才能把这个form顶起来而守礼、实践礼”，以之振拔生命并有所担当。因而“我们不能轻视贵族社会，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 1880—1936）就知道这个道理。他认为一切能形成一大传统（great tradition）的文化都是贵族社会的文化”。[4]

因此，我们必须平衡地、从各方面来认识刘姥姥这位母神的真正价值，不要套上意识形态给予过度赞扬或过度贬低，从而便可以发现其中仍然有着令人赞叹的复调精神。

[1] 〔法〕克莉丝蒂娃著，张新木译：《恐怖的权力：论卑贱》，页97—146。

[2] 见《荥阳郑氏大统宗谱》，卷3。引自冯尔康：《顾真斋文丛》（北京：中华书局，2003），页37。

[3] 此乃德国人恩金于1932年撰文盛赞《红楼梦》与《金瓶梅》之不同时所言，而周汝昌也认为“这话重要极了，教养就是中华文化的最美好的表现，其品格风调，方是人类最高的境界”。见周汝昌：《红楼小讲》，页167。

[4] 牟宗三：《中国哲学十九讲：中国哲学之简述及其所涵蕴之问题》（台北：学生书局，1983），页160—1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