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高傲的小鸟

并且，应该进一步追问的是，即使这种“率性任真”具有所谓“反正统”之类的“本真性”，但它的价值是否就是最高、最重要的人性内涵？也许在个人主义当道的现代思维中答案是肯定的，但如果超越以“个人”为核心的思考框架，必须说，人的无限性是建立在“超越个人”上的。无论是儒家经由“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工夫，而达到内圣外王的境界，因此倡言“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论语·子罕》）；或佛家透过断舍出离的修为，如《大乘起信论》所云：“一切邪执，皆依我见，若离于我，则无邪执。” [40] 破除“人我攻中，忘大守小”的陷溺，以追求“身心相离，理事俱如，则何往而不适” [41] 的出世；还是道家也同样借“吾丧我” [42] 的心斋坐忘，以臻及齐物逍遥的精神自由，无不可见任何一种宏大人格的塑造，都必须从超越自我开始，而远远断离那个天然的、血气性情的、较低层次的“我”。

然而，包括黛玉、妙玉、晴雯在内的这些所谓“本真性人物”，却都恰恰是建立在自我中心上的，最执着也最摆脱不掉的就是她们自己，也因此深深为自我的习性所束缚，落入自矜自是的个人张扬；这固然谈不上儒家的圣贤气象，也与庄子的逍遥自适相去甚远。《庄子·逍遥游》写一只小鸟和大鹏的对话，发人深省：

故九万里，则风斯在下矣，而后乃今培风；背负青天而莫之夭阏者，而后乃今将图南。蜩与学鸠笑之曰：“我决起而飞，枪榆枋，时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之二虫又何知！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灵者，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闻，众人匹之，不亦悲乎！ [43]

就此而言，刘禹锡的“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44] 比起苏轼的“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悲田院乞儿”， [45] 就显得骄矜狭隘；而妙玉自喻为“畸人”，也确确实实是一种“小知”的表现，带有聪明人的沾沾自喜，却没有智者的宏大深沉，都固着于自我的优越感，而缺乏超越个人的宽广。归根究底，人的率性任真都只能是庄子所写的小鸟的恣意适志，有小才而未见君子之大道。若不想只做小鸟，还是少率性任真的好。

[1] 曼素恩指出，在18世纪的中国，尼庵被认为是贫穷女孩最后的求助对象。[美]曼素恩著，杨雅婷译：《兰闺宝录：晚明至盛清时的中国妇女》，第3章“生命历程”，页137。

[2] 见巫仁恕：《品味奢华：晚明的消费社会与士大夫》（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7），第2章“消费与权力象征——以乘轿文化为例”，页115。

[3] （清）顾禄撰，王迈校点：《清嘉录》，卷2，页42—43。

[4] 可参[美]高彦颐著，李志生译：《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Ellen Widmer & Kang-i Sun Chang（eds．），Writing Women in Late Imperial China（Stanford，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

[5]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26《宋弘传》，页904—905。

[6] 参邱天助：《布尔迪厄文化再制理论》（台北：桂冠图书公司，2002），第5章“再制理论的建构”，页131。

[7] 参见[英]布赖恩·特纳（Bryan Stanley Turner）著，慧民、王星译：《地位》（台北：桂冠图书公司，1991），页1—11。

[8] 引自[美]保罗·福塞尔（Paul Fussell）著，梁丽真、乐涛、石涛译：《格调：社会等级与生活品味》（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1），第2章“解剖等级”，页23—24。

[9] 邱天助：《布尔迪厄文化再制理论》，第5章“再制理论的建构”，页110—111。

[10] Pierre Bourdieu，Distinction：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translated by Richard Nice（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84），pp.1-7．中译见[法]皮埃尔·布尔迪厄著，黄伟、郭于华译：《〈区分〉导言》，参见罗钢、王中忱主编：《消费文化读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页41—50。

[11] 参见[英]布赖恩·特纳（Bryan Stanley Turner）著，慧民、王星译，顾晓鸣校阅：《地位》，第1章“关于地位的争论：马克思和韦伯”，页8。

[12] Pierre Bourdieu，Distinction：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translated by Richard Nice，pp.1-7．中译见[法]皮埃尔·布尔迪厄著，黄伟、郭于华译：《〈区分〉导言》，罗钢、王中忱主编：《消费文化读本》，页50。

[13] （南宋）范成大著，富寿荪标校：《范石湖集》，卷28，页390。

[14] （唐）王梵志著，项楚校注：《王梵志诗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卷6，页751、758。

[15] （战国）庄子著，（清）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第1册，卷3《大宗师》，页273。

[16] （明）洪应明：《菜根谭》，“评议”，页47。

[17] [波兰]简·斯特里劳著，阎军译：《气质心理学》，页322。

[18] 薛瑞生：《恼人最是戒珠圆—妙玉论》，《红楼梦学刊》1997年第1辑，页52。

[19] （清）涂瀛：《红楼梦论赞·妙玉赞》，一粟编：《红楼梦资料汇编》，卷3，页130。

[20] 见（清）顾禄撰，王迈校点：《清嘉录》，卷5，页119。

[21] （明）张岱：《陶庵梦忆》（台北：台湾开明书局，1957），卷3“禊泉”，页31。

[22] （明）张岱：《陶庵梦忆》，卷8“露兄”，页114。

[23] （五代）王仁裕纂：《开元天宝遗事》，卷上，页6。

[24] 引自（明）田艺蘅：《煮泉小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谱录类第80册（台南：庄严文化公司，1995），页8。

[25] 唐圭璋编：《全宋词》第3册，页1877。

[26] （元）谢宗可：《咏物诗》，《文津阁四库全书》第1220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页609。

[27] （元）舒頔：《贞素斋集》，卷5，《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17册，页621。

[28] （元）叶颙：《樵云独唱》，卷4，《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19册，页89。

[29] 关于“高雅”文化的意义，参Pierre Bourdieu，“Field of Power，Literary Field and Habitus，”The Field of Cultural Production：Essays on Art and Literature，edited and introduced by Randal Johnson（Cambridge：Polity Press，1993），p.75。

[30] 《礼记》，《十三经注疏》，卷28“内则篇”，页538。

[31] 其品种也许是花色深红的红千鸟、桃红色的寒红梅。

[32] 固然帖子本为此色，但小说中几次写到了名帖，见第三回、第十回、第十一回、第十八回等，却仅有此次涉及颜色。参照第七十四回抄检大观园时，司棋与表哥偷情的信物中就有同心如意与“大红双喜笺帖”，可见非为无端，既不是纯然写实，更不是偶然。

[33] （清）姜祺：《红楼梦诗·缀锦十二梦·妙玉》，一粟编：《红楼梦资料汇编》，卷5，页481。

[34] （清）周澍：《红楼新咏·笑妙玉》，一粟编：《红楼梦资料汇编》，卷5，页493。

[35] Mary Douglas，Purity and Danger：an Analysis of the Concepts of Pollution and Taboo（London：Routledge，1966），pp.114-129．

[36] （清）陈其泰：《红楼梦回评》，第三回评，朱一玄编：《红楼梦资料汇编》（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页717。

[37] [荷]米克·巴尔著，谭君强译，万千校：《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页97—98。

[38] 参周汝昌：《红楼梦新证（增订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页1052—1053。引自陈庆浩：《新编石头记脂砚斋评语辑校（增订本）》，页603。

[39] （宋）李昉：《太平广记》（北京：中华书局，2003），卷3《神仙三》，页15。

[40] 马鸣菩萨造，（梁）天竺三藏法师真谛译：《大乘起信论》（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3），页43。

[41] （唐）王维著，陈铁民校注：《王维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7），卷11《与魏居士书》，页1095—1096。

[42] （战国）庄子著，（清）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第1册，卷1（齐物论），页45。

[43] （战国）庄子著，（清）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第1册，卷1，页7—11。

[44] （唐）刘禹锡：《陋室铭》，（清）董诰等奉敕编：《钦定全唐文》第13册（京都：中文出版社，1976），卷608，页7804。

[45] （宋）高文虎：《蓼花洲闲录》引《沧浪野录》载苏轼自言，《丛书集成初编》第2867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36），页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