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由“个人”到“合群”的转化

但普遍为人所忽略的是，以上所描述的林黛玉固然非常鲜明而强烈，构成了读者印象深刻也根深蒂固的经典造型，然而严格地说，那只是黛玉生命史的早期表现，是小说前半部所呈现的形象风貌，不足以涵盖她的全部内涵。

并且进一步来说，黛玉那被视为带有叛逆意义的率真，不仅只是限于前期的人格特质，其形成原因也不是一种价值层次上的自觉追求，所谓：“林黛玉则是由个人的放纵天性和自由恋爱而逸出了封建礼教的轨道，她的叛逆意识是不自觉和无意识的，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一些偶然的因素造成的。” [84] 换言之，率真是宠儿顺其自然的任性，无意于叛逆；若仔细考察，甚至还可以发现，黛玉其实并不喜欢这样的自己。

（一）林黛玉喜欢自己吗

第一回石头听了那僧要在玉石上再“镌上数字，使人一见便知是奇物方妙”，喜不能禁，于是问道：“不知赐了弟子那几件奇处？”此时脂砚斋特别提醒一个道理：

可知若果有奇贵之处，自己亦不知者。若自以奇贵而居，究竟是无真奇贵之人。

黛玉亦然，她的高傲被自怜的眼泪所柔化，并且由于聪慧善良的缘故，还产生了客观面对个人缺失的自省能力。第六十三回黛玉抽得的花签词为“莫怨东风当自嗟”，“当自嗟”即清楚提供了黛玉应反求诸己的暗示，其“怨”无关东风，而是出于自寻烦恼，从芙蓉签主见了这句诗语的当下“也自笑了”，可见黛玉领略了这分暗示，也欣然采纳。因此，第三十四回写黛玉洞悟了宝玉赠帕的心意之后，不觉神魂驰荡，五内翻腾，如打翻了调味盘一样地五味杂陈，百感交集中除可喜、可悲、可笑、可惧之外，还又自思：

我自己每每好哭，想来也无味，又令我可愧。

可见黛玉对自己的每每好哭，以及导致这个现象的多心敏感是有所自觉省察的，也觉得“无味”而感到惭愧，绝不是把这种性格当成一种价值而自矜自尚；甚且黛玉并不喜欢自己的性格，只是在成长过程中性格已然不自觉地养成，难以照理想形态脱胎换骨，亦无可奈何之事，因此心思不免更添曲折。

至于透露出黛玉之不喜欢自己性格的最奥妙的一段情节，出现在第四十回贾母领着刘姥姥与一众逛大观园的过程中。有一段水路是乘船行舟，秋塘中的残枝败叶无法让船畅行无阻，宝玉便抱怨道：“这些破荷叶可恨，怎么还不叫人来拔去。”黛玉却竟然说道：

我最不喜欢李义山的诗，只喜他这一句：“留得残荷听雨声。”偏你们又不留着残荷了。

然而，令人诧怪的是，林黛玉的性格与诗风却是最接近李商隐的，“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陷溺执着与缠绵悲凄，都属于同一血脉。如此一来，黛玉最不喜欢一个有如自我影像的诗人与诗歌，就如同最不喜欢自己！而这如何可能呢？事实是：这是可能的，而且合情合理，世间的复杂与人性的奥秘正是令人惊叹的神奇所在。

若加以剖析，黛玉宣称最不喜欢李商隐的诗，原因至少有两个：其一，源于整部小说所持的正统诗学观，在“诗必盛唐”的格调派价值观之下，中晚唐诗都是被贬抑的，例如第七十五回贾政对宝玉、贾环的诗作不悦道：“可见是弟兄了。发言吐气总属邪派，将来都是不由规矩准绳，一起下流货。妙在古人中有‘二难’，你两个也可以称‘二难’了。只是你两个的‘难’字，却是作‘难以教训’之‘难’字讲才好。哥哥是公然以温飞卿自居，如今兄弟又自为曹唐再世了。”温庭筠、曹唐都是晚唐诗人，却被比作难以教训的难兄难弟，同理，李商隐也以同代同气的特质受到排斥，是为晚唐诗人的共同命运。黛玉的宣称乃是统一立场之下的顺势表态。 [85]

其二，在风格、意象、心灵向度等各方面，黛玉又确实是李商隐的知音同调，从心理学而言，黛玉最不喜欢李商隐的这个现象，反映了分析心理学家卡尔·古斯塔夫·荣格（Carl G．Jung，1875—1961）所提出的“心理投射”理论，亦即：

如果人们在他人身上看到自己没意识到的倾向，那就是“投射”。……投射是一种无意识的心理机制，每当我们的某个与意识无关的人格特征被激活之际，投射心理便趁势登场。在无意识投射的作用之下，我们往往从他人身上看到这个未被承认的个人特征，并作出反应。我们在他人身上看到的某些东西。事实上也存在于我们身上，然而我们却没有察觉自己身上也有。 [86]

作为人性底层的“阴影”（shadow），人们投射在他人身上的特征都是负面的，而且属于自己所有，但因为意识上不愿承认而压抑成为无意识中的阴影，并不自觉地借机转移给自己不喜欢的人，如此一来，既保障自我的清高，又合理化自己对某人的厌恶；当这种心理机制发动时，可供辨识的一个征象是“当投射发生时，我们常常在投射者身上发现强烈的情绪、言语或行为反应 ”。 [87] 就此以观之，黛玉对一个与她没有直接互动经验和现实利害关系的唐代诗人，竟以强烈的情绪和言语表达出“最不喜欢”的态度，便应该是投射心理所致，恰恰反映出她其实拥有李商隐式的性格倾向，也极不喜欢这样的自己。这和“自己每每好哭，想来也无味”是近似的，只是一个为无意识的不自觉流露，一次则是理性反省的自觉表示。

正因为黛玉具有这种自省的能力，才能在宠儿的处境下高傲而不狂妄、矜持而不自私，虽然自我却不自大，一如宝、黛争执中的一段对话所呈现的：

林黛玉啐道：“我难道 为叫你疏他？我成了个什么人了呢 ！我为的是我的心。”宝玉道：“我也为的是我的心。难道你就知你的心，不知我的心不成 ？”林黛玉听了，低头一语不发。（第二十回）

由此可知，固然黛玉在性格不够成熟的情况下，往往因为“我为的是我的心”而不免自我中心，但作为一个正派人物，所拥有的是“不叫你疏他”这绝不卑劣自私的正面情操，以及在理解自己的盲点之后“低头一语不发”的间接认错，是故脂砚斋曾就其“自悔莽撞”特别指出：“若无此悔，便是一庸俗小性之女子矣 。”（第十八回批语）

因此，黛玉也会在控制不住自己之后，真诚地道歉求饶。第四十二回写惜春受命绘制大观园图，宝钗替她拟出一长串的画器单子，这时黛玉忍不住淘气，看了一回单子后，笑着拉探春悄悄地道：

“你瞧瞧，画个画儿又要这些水缸箱子来了。想必他糊涂了，把他的嫁妆单子也写上了。”探春“嗳”了一声，笑个不住，说道：“宝姐姐，你还不拧他的嘴？你问问他编排你的话。”宝钗笑道：“不用问，狗嘴里还有象牙不成！”一面说，一面走上来，把黛玉按在炕上，便要拧他的脸。黛玉笑着忙央告：“好姐姐，饶了我罢！颦儿年纪小，只知说，不知道轻重，作姐姐的教导我。姐姐不饶我，还求谁去？”众人不知话内有因，都笑道：“说的好可怜见的，连我们也软了，饶了他罢。”宝钗原是和他顽，忽听他又拉扯前番说他胡看杂书的话，便不好再和他厮闹，放起他来。黛玉笑道：“到底是姐姐，要是我，再不饶人的。”宝钗笑指他道：“怪不得老太太疼你，众人爱你伶俐，今儿我也怪疼你的了。”

由“要是我，再不饶人的”之说，也清楚显示黛玉有着高度的自知之明，深刻了解自己的缺点，只要她不是在赌气任性的情绪下，甚至也会因此赞美别人的优点。唯有如此，才能赢得“老太太疼你，众人爱你伶俐”的宠儿地位。

就此而言，一味美化黛玉的心窄口尖、率性莽撞，既是忽略了也误解了黛玉的优点并不在这里，更把黛玉贬低为一个不知反省自制的“庸俗小性之女子”。何况，黛玉虽然常常表现出心窄口尖、率性莽撞的缺点，但毕竟都是当面为之，固然有失温柔敦厚的大家教养，却总未落入道人长短、背后伤人的小人行径，否则也必定得不到读者的喜爱。小家气而不小人，正是小说中这类真率人物的重要条件。

（二）成长的“过渡仪式”

正因为黛玉具有这种自省的能力，因此拥有自我超越的潜在空间，可以逐渐成长变化。事实上，小说家对这位少女的描绘也是与时俱进的，幼年来到贾府的林黛玉，随着年龄的增长，心灵与性格也逐渐成熟，只要仔细阅读，小说后半部中的黛玉诚然已大非昔比。除了“还泪”作为先天的宿命，以及为了让好哭显得合情合理，还必须“多愁多病”，因此这依然是她生活表现的主要特征之一；但在此之外，实际上黛玉的价值观、人际关系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几乎可以说是与前期截然不同。

这一场变化的里程碑，发生于第四十二回“蘅芜君兰言解疑癖”，并延续到第四十五回“金兰契互剖金兰语”的相关情节，不但是长期以来钗、黛不和之关系面临根本性调整，而大幅转向的关键点所在，更是区分林黛玉性格前、后期不同发展的分水岭，当时黛玉十五岁，正是标志女性成长的及笄之年。

这一场破冰之旅是由宝钗善意开启的，因而宝钗也成为黛玉成长仪式的启蒙导师。第四十二回“蘅芜君兰言解疑癖”有一大段描述，所有的细节都非常重要：

往贾母处问过安，回园至分路之处，宝钗便叫黛玉道：“颦儿跟我来，有一句话问你。”黛玉便同了宝钗，来至蘅芜苑中。进了房，宝钗便坐了笑道：“你跪下，我要审你。”黛玉不解何故，因笑道：“你瞧宝丫头疯了！审问我什么？”宝钗冷笑道：“好个千金小姐！好个不出闺门的女孩儿！满嘴说的是什么？你只实说便罢。”黛玉不解，只管发笑，心里也不免疑惑起来，口里只说：“我何曾说什么？你不过要捏我的错儿罢了。你倒说出来我听听。”宝钗笑道：“你还装憨儿。昨儿行酒令你说的是什么？我竟不知那里来的。”黛玉一想，方想起来昨儿失于检点，那《牡丹亭》《西厢记 》说了两句，不觉红了脸，便上来搂 着 宝钗 ，笑道：“好姐姐，原是我不知道随口说的。你教给我，再不说了。”宝钗笑道：“我也不知道，听你说的怪生的，所以请教你。”黛玉道：“好姐姐，你别说与别人，我以后再不说了。”宝钗见他羞得满脸飞红，满口央告，便不肯再往下追问 ，因拉他坐下吃茶，款款的告诉他道：“你当我是谁，我也是个淘气的。从小七八岁上也够个人缠的。……后来大人知道了，打的打，骂的骂，烧的烧，才丢开了。所以咱们女孩儿家不认得字的倒好。男人们读书不明理，尚且不如不读书的好，何况你我。就连作诗写字等事，原不是你我分内之事，究竟也不是男人分内之事。男人们读书明理，辅国治民，这便好了。……你我只该做些针黹纺织的事才是，偏又认得了字，既认得了字，不过拣那正经的看也罢了，最怕见了些杂书，移了性情，就不可救了。”一席话，说的黛玉垂头吃茶，心下暗伏，只有答应“是”的一字。

从回目上来看，小说家将宝钗的这番晓以大义定为“兰言”，而黛玉误引禁书的心性则被称为“疑癖”，已经清楚作了是非的定位，因此连黛玉都自认这是“失于检点”的行为，一旦被提醒而意识到自己一时不察的犯行，便立刻“满脸飞红，满口央告”，前所未见地上前亲密地搂着宝钗，一再昵称宝钗为好姐姐，同时保证“以后再不说了”，并且对于随后男女有别的正统观念感到心悦诚服，从此，黛玉就步上了回归传统妇德的方向，无不可见礼法才是《红楼梦》的核心坐标。

其次，从黛玉是在宝钗说明之前就以“失于检点”定义自己的行为，并为此“满脸飞红，满口央告”，可见黛玉的价值观本就与宝钗完全一致，只是在率性成习之下偶有脱逸放失的情况；黛玉并不天真无知，宝钗也不是老谋深算，若真有心为敌，放任这个“千金小姐”“不出闺门的女孩儿”满嘴说那些邪书自召其祸，岂非更合情合理？若真有意于金玉良姻，收揽这个没有自主能力的少女实属白费力气，皆非真正的阴谋家所为。必须说，宝钗纯然是爱人以德的无私提点，否则对黛玉这个“心较比干多一窍”的聪慧女子，实难以突破多疑、猜忌的坚固心防，遑论由此很快地结成情同姊妹的“金兰契”，因此脂砚斋也说：

黛玉因识得宝钗后方吐真情，宝钗亦识得黛玉后方肯戏也。此是大关节大章法，非细心看不出。（第四十五回批语）

也正因宝钗的提点出于真诚护卫之心，又与黛玉既有的意识形态相合，才能在十五岁这个成年的关卡发挥重大的影响力，黛玉的性格从此有了飞跃性的进展。

进一步而言，黛玉的“疑癖”何以致之？“解疑癖”之后又有何转变？这些都是深入了解这个人物所必须解释的问题。

先以“疑癖”来看。黛玉的自省能力使她清楚把握到导因何在，于第四十五回“金兰契互剖金兰语”中提供了中肯的表述，她对宝钗叹道：

你素日待人，固然是极好的，然我最是个多心的人，只当你心里藏奸。从前日你说看杂书不好，又劝我那些好话，竟大感激你。往日竟是我错了，实在误到如今。细细算来，我母亲去世的早，又无姊妹兄弟，我长了今年十五岁，竟没一个人像你前日的话教导我。怨不得云丫头说你好。……比如若是你说了那个，我再不轻放过你的；你竟不介意，反劝我那些话，可知我竟自误了。

这一段“金兰语”呼应了第四十二回的“兰言”，只是说话主体从宝钗变成了黛玉，双向交流形成了“互剖”的肝胆相照。黛玉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疑癖来自多心猜忌，因此错失良友、自我耽误，而解除疑癖的这场劝说，最大的意义是让黛玉体认到一种只有亲人才会有的真爱——不是长辈的宠爱纵容、朋辈的友爱宽容，更不是情人的爱恋逢迎，而是以人格的整体成长为责任、以人生的未来幸福为着眼点，因此包含教导、管束、劝谏的苦口婆心乃至忠言逆耳。但是宠儿/孤儿的处境，却使黛玉只能获得宠爱与宽容，所谓“母亲去世的早，又无姊妹兄弟，我长了今年十五岁，竟没 一个人像你前日的话教导我 ”，意谓黛玉不仅因母亲早逝而缺乏母教，并且没有手足的互动经验，丧失了分享、互助、付出的学习机会，以致在孤立中受限于个人世界，这是“孤儿”的处境使然。

但这只是部分的原因。黛玉六岁左右便来到贾府，从此的教养便不是原生家庭的责任，而与贾府有关。则黛玉之所以“长了今年十五岁，竟没一个人像你前日的话教导我 ”，显然是贾母的过分宠爱所致，以致黛玉在宠儿的光圈下无人胆敢予以指正，以免多心的黛玉气恼以致惹祸上身，遂尔形成了这般的状况：

（黛玉）有时闷了，又盼个姊妹来说些闲话排遣；及至宝钗等来望候他，说不得三五句话又厌烦了。众人都体谅他病中，且素日形体娇弱，禁不得一些委屈，所以他接待不周，礼数粗忽，也都不苛责 。（第四十五回）

可见在失去了母教之后，黛玉又获得更多带有补偿性质的宠爱，一般对儿童所应有也必须有的宠爱（coddling）与训诲管束（discipline）的双重力量 [88] ，在黛玉身上却是倾斜的、片面的。持续在专宠溺爱的环境中生活，缺乏儿童成长中所需的“管束”范畴，导致了黛玉自幼长到十五岁，竟然都处在无人教导的情况下，于是将她与生俱来的情性以顺其自然的方式率直发展，在个人世界里唯我独尊，才形成了读者所最熟悉的形象。

据此更引人深思的是，受尽宠爱的自然率性固然快意，却不能真正填补心中的空虚，那些多到满溢的宠溺并没有带来内心的稳定与充盈，黛玉依然充满了不安全感；直到宝钗的兰言开解，这才第一次体认到以人格的整体成长为责任、以人生的未来幸福为着眼点的真正的爱，以致蓦然顿悟到今是昨非，黛玉会对宝钗敞开心扉，真正的关键正在于此。也因此黛玉后来会进一步主动希望认薛姨妈作娘，除了以此满足渴望亲情的寂寞心灵，更重要的是获得这一种“亲人式的爱”。

果然，领略到这一种真爱之后的黛玉，从荒寂的心蛹中破茧而出，性情言行也都出现了不同的转变，从整体的宏观角度来看，宝钗的“兰言解疑癖”引领黛玉经历了“通过仪式”（the rites of passage），成为成长的转捩点。根据阿诺尔德·范·热内普（Arnold van Gennep，1893—1957）的界定，“通过仪式”包含了三个阶段：

一、分离：个人从原先的生活脉络中分离出来；

二、过渡（转变）：个人发生最戏剧性的身分地位变化；

三、再统合（并入）：个人以新身分加入新的地位团体成为其成员。 [89]

据此以对应林黛玉的转变过程，可谓十分相合：她从原先的生活脉络中脱离出来，以新的姿态加入团体成为其成员，中间所经过的“最戏剧性的变化”，就是第四十二回宝钗的“兰言解疑癖”。一如脂砚斋对此回所做的回前总批云：“钗、玉名虽二个，人却一身，此幻笔也。今书至三十八回时已过三分之一有余，故写是回，使二人合而为一。”所谓“二人合而为一”的说法，毋宁可以视为钗、黛冰释和好、二人日趋近同的象征性表示。

就在这一场戏剧性的变化之后，黛玉的身分地位固然形式上照旧，再加入的也不是新的地位团体，然而，就一个态度迥异、应对模式也大幅调整过的成员而言，她的自我定位与原来相处的团体所具备的意义，实质上都已与过去有别，而不啻是新的团体组合。相关的各种情节历历可见黛玉的转变，值得重新观看。

（三）成熟：后期的大幅转变

宝钗以她的善意，不自觉地引领黛玉完成了成年礼。性格成熟之后的黛玉，也出现了诸多言行上的改变，确实与前期为人所熟悉的样态大为不同，可以称为后期阶段。但由于前期所展现的特质过于鲜明，甚至被视为黛玉的“典型性格”，在此一强大成见的遮蔽下往往忽略了情节上的明显讯息，因此，以下将从几个方面举例说明之。

1．由孤绝的个体到和睦的群体

早期的林黛玉，因为自卑情结所产生的不安全感，使她“从未把他的兴趣扩展至他最熟悉的少数几个人之外” [90] ，因此书中明白说道：“黛玉本性懒与人共，原不肯多语。”（第二十二回）但这样自我封闭的孤绝状态，到了后期却明显地破除了，因为克服了自卑情结的林黛玉开始相信：她“能凭自己的努力，在家庭的范围之外，赢取温暖和爱情” [91] ，而其最主要的做法便是破除心防，解消人我之间的敌对意识，进而与周遭环境建立友谊关系乃至拟亲缘关系。于是我们看到：“此时黛玉已好了大半，见香菱也进园来住，自是欢喜”（第四十八回），“一时林黛玉又赶着宝琴叫妹妹，并不提名道姓，直是亲姊妹一般”（第四十九回），接着更从姊妹关系扩及亲子关系，在第五十七回“薛姨妈爱语慰痴颦”一段中，黛玉趁着薛姨妈对她摩娑抚爱并同时表示疼惜之情时，提议道：“姨妈既这么说，我明日就认姨妈做娘，姨妈若是弃嫌不认，便是假意疼我了。”而从后文所记述，她“也一头伏在薛姨妈身上”，要求打那取笑她的薛宝钗，以及后来薛姨妈借便“挪至潇湘馆来和黛玉同房，一应药饵饮食十分经心。黛玉感戴不尽，以后便亦如宝钗之呼，连宝钗前亦直以姐姐呼之，宝琴前直以妹妹呼之，俨似同胞共出，较诸人更似亲切”（第五十八回）。乃至当宝钗分赠薛蟠从江南带回来的土仪之后，也以“自家姊妹不必见外”为由，向宝玉说明无须拘礼特意前去道谢（第六十七回），在在可见黛玉已然开始打破血缘上孤绝的疆界，与自我之外的他者勾连扣结，如锁链般从情感上扩大了拟亲族的人际关系，而共同形成和睦的群体。

然后，我们便不免惊讶地发现这样的情节：黛玉竟然会为了“大家热闹些”的理由，而与同住的薛姨妈都往宝钗那里去，连饭也端了那里去吃（第五十九回）。这就显示出在情感上扩大了亲族关系的表现，根本上还是建立在性格质变的基础上的，因为由“大家热闹”一语中所内蕴的群体取向，正是对过去“懒与人共”“喜散不喜聚”之个体主义的否定，是悲剧之孤绝感受趋向喜剧之团圆意识的逆转，意味着在“自卑/优越”情结所造成的围篱撤销之后，林黛玉终于能够以平等善意的姿态去追求与“他者”的连结。因此与薛氏姊妹手足相称、同桌而食，只是出于个体封界消融之后一种自然而然的结果，以致当“海棠社”改为“桃花社”时，大家乃议定“林黛玉就为社主，明日饭后，齐集潇湘馆”（第七十回），第二天宝琴就说“在园里林姐姐屋里大家说话的”（第七十一回），意义在此。换句话说，黛玉那只用“才情”与“爱情”所建构的狭小的个人世界，已开始突破而向外打开，以足够的宽广容纳别人的优点，接纳来自宝玉以及贾母之外的他者的情谊，从而与世界握手和解，进入到由“人伦关系”与“世俗价值”所建构的群体世界中，真正与大观园的人际社会融为一体。

2．由洁癖守净到容污从众

另外，生性好洁的黛玉，不但曾经掷回宝玉珍重转赠的北静王所赐的鹡鸰香串，理由是：“什么臭男人拿过的！我不要他。”（第十六回）后来当宝玉左边脸上被贾环故意以滚热蜡灯油烫出一溜燎泡，而黛玉得知后赶来探视时，宝玉也是连忙把脸遮着，不肯要她看，因为“知道他的癖性喜洁，见不得这些东西。林黛玉自己也知道自己也有这件癖性，知道宝玉的心内怕他嫌脏。”（第二十五回）可见其喜净好洁已到了孤绝不谐的地步，以至于会在幽僻无人之处洒泪歌吟“质本洁来还洁去”之诗句（第二十七回《葬花辞》），而那“过洁世同嫌”（第五回《世难容》）的妙玉正是黛玉的极端化表现。

但林黛玉如此纤尘不容的洁癖，却也随着胸界的开展而逐渐模糊松解，让“好洁”不再成为阻碍人际之间汇流融通的障壁。试看以下这段有关饮茶的描写：

袭人便送了那钟去，偏（黛玉）和宝钗在一处，只得一钟茶，便说：“那位渴了那位先接了，我再倒去。”宝钗笑道：“我却不渴，只要一口漱一漱就够了。”说着先拿起来喝了一口，剩下半杯递在黛玉手内。袭人笑说：“我再倒去。”黛玉笑道：“你知道我这病，大夫不许我多吃茶，这半钟尽够了，难为你想的到。”说毕，饮干，将杯放下。（第六十二回）

身为黛玉之重像的妙玉，曾经因为嫌脏而打算将刘姥姥用过的杯子丢弃（第四十一回），这毋宁是好洁太过、孤介骄世的行为，以至于“世同嫌”而“世难容”，终究落入“终陷淖泥中”“到头来，依旧是风尘肮脏违心愿”（第五回人物判词）的悲剧收场；相较之下，黛玉能够直接以宝钗喝过的茶杯就口饮干而不以为意，此一做法与其背后所隐藏的心态便随和得多。纵然这是与宝钗尽释前嫌之后的友好表示，但就黛玉的性格而言，毋宁更蕴含了性格转变的一个微妙契机；而袭人对林黛玉的了解显然还停留在前期阶段，为了怕唐突这位敏感多心的小姐，因此在话语中一再表示“我再倒去”，当其目睹眼前奇景之际，心中的惊异意外之情应是可以想见！

3．由尊傲自持到“明白体下”

在前期孤绝的封闭状态时，林黛玉以“孤高自许，目无下尘”（第五回）的姿态，总是毫不保留地逞露个人自卑自尊而敏感多疑的脾性，所谓“林黛玉素习猜忌，好弄小性儿”（第二十七回），对平辈已然率性而为，对佣仆者流更是无所顾忌。以下人而言，于周瑞家的送来宫花一事，林黛玉在确定宫花的客观美丑与自己的主观好恶之前，首先关心的，乃是潜藏在送花先后顺序中的尊卑关系，因此她只就宝玉手中看了一看，便问道：“还是单送我一人的，还是别的姑娘们都有呢？”当她获得的答案是“各位都有了。这两枝是姑娘的了”，随之便当场冷笑道：“我就知道，别人不挑剩下的也不给我。”几句话说得周瑞家的一声儿不敢言语（第七回）；后来更因为贾宝玉的奶娘李嬷嬷扫了大家的玩兴，而一面悄推宝玉，使他赌气，一面悄悄的咕哝说道：“别理那老货，咱们只管乐咱们的。”随即更针锋相对地加以尖刻反讽，惹得李嬷嬷又急又笑地说：“真真这林姐儿，说出一句话来，比刀子还尖。”（第八回）种种锋芒都莫不是“目无下尘”之性格的显露。

然而，对待下人态度的改变，同样也在林黛玉的成长史上留下了鲜明的一页。试看她如何在同样的一件事情上，从早期的“娇生惯养”转变成后来“明白体下”的姑娘：

（佳蕙）坐在床上：“我好造化！才刚在院子里洗东西，宝玉叫往林姑娘那里送茶叶，花大姊姊交给我送去。可巧老太太那里给林姑娘送钱来，正分给他们的丫头呢。见我去了，林姑娘就抓了两把给我，也不知多少。”（第二十六回）

蘅芜苑的一个婆子，也打着伞提着灯，送了一大包上等燕窝来，还有一包子洁粉梅片雪花洋糖。……（黛玉）命他外头坐了吃茶。婆子笑道：“不吃茶了，我还有事呢。”黛玉笑道：“我也知道你们忙。如今天又凉，夜又长，越发该会个夜局，痛赌两场了。……难为你。误了你发财，冒雨送来。”命人给他几百钱，打些酒吃，避避雨气。（第四十五回）

比较以上两段时间断面不同的叙述，可以看到前者还在黛玉成长的初期阶段，因此只是在凑巧分钱的情况下，见者有份地抓了两把给刚好撞来的丫头；而且除了抓钱分享的举动之外别无余话，可见若非当时正在分钱给丫头，送茶叶过去的佳蕙恐怕也享受不到这一意外巧遇的横财，所谓“可巧老太太那里给林姑娘送钱来”中的“可巧”一语，恰恰点出此事完全是出于因缘凑巧的机运。而也正因为此事乃非常态的难得之举，突破了过去为林黛玉服务之往例，所以意出望外的丫头佳蕙才会惊喜地呼之为“好造化”。故此一情节所表现的，仅只是直接而不假修饰的单纯善意，而此一直接单纯的施惠做法，主要应该还是出于小姐对下人的一般礼数使然，在“凑巧分钱”的前提之下，一时顺手的无心之举。

但到了后一例则不同了，林黛玉除了特地（而不是凑巧）给送燕窝来的婆子几百钱之外，还外加命茶寒暄，其中所蕴含的刻意招待之迹宛然可见；慰劳婆子的内容则又充满了对下人之生活嗜好的理解，与对下人之劳动奔波的体贴，甚至对于贾母都视为罪大恶极而动怒申饬的设局聚赌一事（见第七十三回），都不但能够寄予同情的理解，还更充满包容尊重的顺任之情，所谓“难为你，误了你发财”的说辞，已然直逼生意人的口吻，也只有人情练达、世事洞明之人才能道出。这样的做法，实与宝钗、探春、袭人等较具有俗务经验而世故圆熟的人物已大为趋近。以袭人为例，第三十七回记载下人们送来贾芸所孝敬的两盆海棠花，袭人问明缘故后便即命坐慰劳、赏钱犒奖：

便命他们摆好，让他们在下房里坐了，自己走到自己房内秤了六钱银子封好，又拿了三百钱走来，都递与那两个婆子道：“这银子赏那抬花来的小子们，这钱你们打酒吃罢。”那婆子们站起来，眉开眼笑，千恩万谢。

如此描述，比诸宝钗、探春两位正宗主子小姐的做法也是差相仿佛，本质上乃出于同一机杼。第六十一回透过掌管厨房的柳家的说道：

前儿三姑娘和宝姑娘偶然商议了要吃个油盐炒枸杞芽儿来，现打发个姐儿拿着五百钱来给我，我倒笑起来了，说：“二位姑娘就是大肚子弥勒佛，也吃不了五百钱的去。这三二十个钱的事，还预备的起。”赶着我送回钱去，到底不收，说赏我打酒吃，又说“如今厨房在里头，保不住屋里的人不去叨登，一盐一酱，那不是钱买的。你不给又不好，给了你又没的赔。你拿着这个钱，全当还了他们素日叨登的东西窝儿。”这就是明白体下的姑娘，我们心里只替他念佛。

其中所谓“明白体下的姑娘”，指的是可以理解下人工作处事的辛苦与难处，并能够待之以宽容大方的主子小姐；而除了茶酒之招待、金钱的额外赏赐之外，其宽容大方还表现在言语之体恤、对其生活方式的体认与尊重等方面，这才真正是“明白体下”一词的深义。两两相较比观，黛玉与宝钗、探春、袭人的做法又相去几希？林黛玉所谓的“我也知道你们忙”云云，正是“明白”的同义互文；而接下来的命茶赏钱之举，也完全是“体下”的具体作为，连赏钱给下人时，用的一样都是“数百钱”的定额以及“给你打酒吃”的理由，显然属于口径一致的官方说词，人为之迹宛然可见。这就与先前抓钱给佳蕙时的“可巧”成为鲜明的对比。

从而，当贾母为了下人夜间聚赌之事而动怒申饬时，一同出面为迎春之乳母向贾母讨情的姑娘中，除了宝钗、探春之外，还有一位便是黛玉（第七十三回），三人在此相提并论，异口同声地为下人关说开脱，这样的情节发生在林黛玉性格发展的后期阶段，也就不会那么突兀而顺理成章了。于此，开始称得上是“明白体下的姑娘”的林黛玉，所表现的正是“社会兴趣”中对他人的思想、情感、经验给予理解的能力，以及平时帮助他人的准备状况 [92] ，这岂非也是从孤立之个体突破至外在群体世界的结果？

4．从口角锋芒到自悔失言

如前文所见，黛玉之原初形象乃是争强好胜、不落人后，是故往往流于言语尖刻、口角锋芒，每每“说出一句话来，比刀子还尖”（第八回），“嘴里又爱刻薄人，心里又细”（第二十七回）、“忙中使巧话来骂人”（第三十七回）。而此一尖言利语又往往如散弹一般扫射身边眼前之众人，正如湘云所不满的：“他再不放人一点儿，专挑人的不好。你自己便比世人好，也不犯着见一个打趣一个。”（第二十回）这种“专挑人的不好”的打趣方式，结果必然是刺激别人的隐痛、提醒别人的自卑感，甚至是在别人的伤口上洒盐，其性质已近乎“虐”而非“谑”；而且用比刀子还尖的话打趣（甚至伤害）别人之后，黛玉也并不曾自以为有过，往往在口角风波之后，有的只是在受到他人反击时所产生的赌气自伤而已。但自第四十二回开始，我们所看到的黛玉就有了收敛自持的不同风范，虽然一时之间不能完全改掉这“打趣别人”的习惯，如同一回在“蘅芜君兰言解疑癖”之后，黛玉立刻又旧习复发地讥讽刘姥姥是“母蝗虫”，并取笑惜春画才迟钝，随后竟嗔赖李纨不务正业地招令大家玩笑，接着再编派宝钗所开的画具单子有如办嫁妆，种种表现都清晰展现人性中的“惯性原理”依然强韧地发挥作用。

但值得留意的是，虽然在惯性原理的强韧作用之下，林黛玉却已懂得自省自制，不继续纵情顺性地放任自己的性格惯性脱缰而去，以致同时伤害了别人与自己。试看以下诸例：

（宝钗）走上来，把黛玉按在炕上，便要拧他的脸。黛玉笑着忙央告：“好姐姐，饶了我罢！颦儿年纪小，只知说，不知道轻重，作姐姐的教导我。姐姐不饶我，还求谁去？”（第四十二回）

黛玉笑道：“他（指湘云）倒有心给你们一瓶子油，又怕挂误着打盗窃的官司。”众人不理论，宝玉却明白，忙低了头。彩云有心病，不觉的红了脸。宝钗忙暗暗的瞅了黛玉一眼。黛玉自悔失言，原是趣宝玉的，就忘了趣着彩云。自悔不及，忙一顿行令划拳岔开了。（第六十二回）

两段情节中，俱见黛玉“见一个打趣一个”的习惯一时之间不能尽去，以偶发的残留状态出现，这正是作者对人性的深刻了解之处。但随着情节的发展，黛玉“打趣嘲讽”和“口角锋芒”的做法不但在次数上已经逐渐稀少，不似前期般令人动辄得咎，甚至可以说是到了完全消失的程度；即便那少数几次的偶然发作，其后也都伴随着认错自悔的心理反应，从“饶了我罢”的软语央告，和“自悔失言”“自悔不及”的惭愧心理，在在可见黛玉对自我的调整以及性格的转变，实在是十分用心而颇具成果的。尤其让她“自悔失言”“自悔不及”的对象，乃是身为女婢的彩云，这就更加印证了前述“明白体下”的表现，与周全圆融的心态乃是一体同源的本质性关联。

5．从率性而为到虚礼周旋

因此，这样一种从口角锋芒到自悔失言的改变，不仅仅只是表面上的不逞口舌之快而已，更积极的意义在于：林黛玉对外界之“他者”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内在质变，因此解消敌对竞争的抗衡心态，而融入更多善意的了解与接纳。例如对于贾府中最昏聩愚贪的赵姨娘，林黛玉原本是视而不见、嫌恶不屑的，而且往往不加掩饰地直接表露，一如赵姨娘所觉察的：“若是那林丫头，他把我们娘儿们正眼也不瞧，那里还肯送我们东西？”（第六十七回）但到得后来，却也懂得稍加文饰，改为以礼相待：

只见赵姨娘走了进来瞧黛玉，问：“姑娘这两天好？”黛玉便知他是从探春处来，从门前过，顺路的人情。黛玉忙陪笑让坐，说：“难得姨娘想着，怪冷的，亲身走来。”又忙命倒茶，一边又使眼色与宝玉。（第五十二回）

黛玉一向自尊自傲，因而行事往往“也只瞧我高兴罢了”（第十七回），要不便是鼓励同调的宝玉“咱们只管乐咱们的”（第八回），后来却能够在面对愚顽鄙吝、阴微自私的赵姨娘时好言相迎，并在洞识其顺路人情的虚情假意之余，还能顾及陪笑让坐倒茶之类的情面虚礼，其中的周旋之态已大非昔比。

更往后发展，到了大观园生活的晚期，林黛玉应对人情的表现便越加圆熟，例如她对写出《如梦令·柳絮词》而心中得意的史湘云，不但没有任何竞技的较劲心理，反而还谦说：“好，也新鲜有趣。我却不能。”（第七十回）其中“我却不能”的说法，在她缠绵悲戚的《唐多令》写成后便不攻自破，显见为一种社交客套之谦词。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后来她与湘云于中秋夜的凹晶馆联诗，中途随现身止住的妙玉一起前往栊翠庵休息、论诗之时，才会发生以下的情节：

妙玉……自取了笔砚纸墨出来，将方才的诗命他二人念着，遂从头写出来。黛玉见他今日十分高兴，便笑道：“从来没见你这样高兴。我也不敢唐突请教，这还可以见教否？若不堪时，便就烧了；若或可改，即请改正改正。”妙玉笑道：“也不敢妄加评赞。只是这才有了二十二韵。我意思想着你二位警句已出，再若续时，恐后力不加。我竟要续貂，又恐有玷。”黛玉从没见妙玉作过诗，今见他高兴如此，忙说：“果然如此，我们的虽不好，亦可以带好了。”（第七十六回）

细观此一叙述，比诸前述对湘云谦称“我却不能”的一段情节，足见是出以类似的模式而犹有过之。我们清楚看到黛玉已掌握到世俗人际关系中，对不知底蕴的对象先加客套一番的做法，因为她居然会对从未见过作诗的妙玉谦言“唐突请教”，并请慧眼评价、或烧或改，已然令人耳目一新；最后那“我们的虽不好，亦可以带好了”的奉承说词，更是让只习惯林黛玉孤僻高傲之性情的读者大感意外。

回顾初来贾府的黛玉乃是“孤高自许，目无下尘”（第五回），尤其在众人逞才竞艳的场合中，往往存心“大展奇才，将众人压倒”，更因“未得展其抱负，自是不快”（第十八回），将才情视为自我价值的最大实践，因而丝毫不肯让人。彼时对与之势均力敌的薛宝钗尚且往往拈酸讥刺、不以为然，如今却能对完全不知虚实的妙玉毫不吝惜地倾其美言，两两相较之下，的确落差甚大；而且若非妙玉之续诗果然足可称道，让黛玉、湘云深感相见恨晚，惋惜过去竟错失了这样一位“诗仙”，则黛玉这些预先的称扬颂赞岂不都沦为“谬赏”与“过奖”？而如此奉承溢美的说词，正与前述黛玉针对婆子夜间聚赌之事所说的“误了你发财”一样，是连宝钗这种娴熟人情世故者都未曾有过的客套话，这正足以显示黛玉的学习之路走得太过用力，因此产生“过犹不及”的现象。

其次，在这段描写中，我们还可以注意到与妙玉客套往来的整个过程中，一直都只有黛玉一人出声对答，却不见同在的湘云单独发话；只有在妙玉的续诗写成之后，湘云才和黛玉异口同声地赞赏道：“可见我们天天是舍近而求远。现有这样诗仙在此，却天天去纸上谈兵。”据此可知，其中玄机实在是大可推敲——很显然，黛玉的虚心客套的确是源于其个人性格改变之后外显的一个面相，尤其是史湘云依然秉持其一贯坦率无伪、实事求是之素性，而心口如一地保持沉默，只在后来有凭有据的情况下才出言推美，这就恰恰与黛玉的言行形成鲜明的对比，而更加突兀地彰示了黛玉已经懂得在人际关系中以退让相接、以虚礼客套的道理。

6．对传统女性价值观的回归

更特别的是，上述这样一种虚礼谦退的客套做法，并不仅仅只是出于人情世故的考虑而已，其中还蕴涵了黛玉对自我实践之女性价值观的转变。

试看初期的林黛玉，在其孤绝幽独的个人世界里乃是以“才情”与“爱情”为生命价值之所系，因此她往往“安心今夜大展奇才，将众人压倒”，也会因“未得展其抱负，自是不快”（第十八回），诗歌才情可以说是她争取优越感、实践自我价值的重要凭借，因此往往表现得“露才扬己”。但是在第四十二回之后，林黛玉对诗歌创作的看法，明显已非前期那般视之为自我生存价值的指标，试观以下三段情节：

黛玉笑道：“既要作诗，你就拜我作师，我虽不通，大略也还教得起你。”（第四十八回）

探春黛玉都笑道：“谁不是顽？难道我们是认真作诗呢！若说我们认真成了诗，出了这园子，把人的牙还笑倒了呢。”宝玉道：“这也算自暴自弃了。前日我在外头和相公们商议画儿，他们听见咱们起诗社，求我把稿子给他们瞧瞧。我就写了几首给他们看看，谁不真心叹服。他们都抄了刻去了。”探春黛玉忙问道：“这是真话么？”宝玉笑道：“说谎的是那架上的鹦哥。”黛玉探春听说，都道：“你真真胡闹！且别说那不成诗，便是成诗，我们的笔墨也不该传到外头去。”宝玉道：“这怕什么！古来闺阁中的笔墨不要传出去，如今也没有人知道了。”（第四十八回）

黛玉说道：“我……才将做了五首，一时困倦起来，撂在那里，不想二爷来了就瞧见了，其实给他看也倒没有什么，但只我嫌他是不是的写给人看去。”宝玉忙道：“我多早晚给人看来呢。昨日那把扇子，原是我爱那几首白海棠的诗，所以我自己用小楷写了，不过为的是拿在手中看着便易。我岂不知闺阁中诗词字迹是轻易往外传诵不得的。自从你说了，我总没拿出园子去。”宝钗道：“林妹妹这虑的也是。你既写在扇子上，偶然忘记了，拿在书房里去被相公们看见了，岂有不问是谁做的呢。倘或传扬开了，反为不美。自古道‘女子无才便是德’，总以贞静为主，女工还是第二件。其余诗词，不过是闺中游戏，原可以会可以不会。咱们这样人家的姑娘，倒不要这些才华的名誉。”（第六十四回）

我们看到此时的林黛玉，一方面是向香菱自认对作诗“不通”，一方面与探春同时发言，视自己的文字书写为“不认真作”而“不成诗”的闺中游戏，从而认定“出了这园子，把人的牙还笑倒了”；另一方面则认为这些出于女子之手的笔墨“也不该传到外头去”，故而对宝玉在外“写给人看去”以传扬众姝诗才的行为横加责难，乃至斥之为“胡闹”。如此一来，林黛玉对创作的态度已大大趋近于传统“内言不出” [93] 的女性价值观，甚至在宝玉拿起案上《秋窗风雨夕》看后叫好之际，竟“忙起来夺在手内，向灯上烧了”（第四十五回），乃近乎明清时代某些观念极度保守的女性不惜焚稿以示此志的作为 [94] ，相较于书中身为正统女性之代表，而一贯奉守“女子无才便是德”之价值观的薛宝钗，则几乎已经是完全叠合。

宝钗曾说：“作诗写字等事，原不是你我分内之事。”（第四十二回）又谓：“一个女孩儿家，只管拿着诗作正经事讲起来，叫有学问的人听了，反笑话说不守本分的。”（第四十九回）既然作诗并非女性分内之事，所谓“究竟这也算不得什么，还是纺绩针黹是你我的本等”（第三十七回），甚至于“自古道‘女子无才便是德’，总以贞静为主，女工还是第二件。其余诗词，不过是闺中游戏，原可以会可以不会”（第六十四回），则黛玉与探春同时自承“谁不是顽？难道我们是认真作诗呢”，这显然正是传统价值观的反映。而如此之女性价值观也无形中连带渗透到黛玉的生活形态中，试看初期的林黛玉，对于针黹女红之事的态度乃是兴致缺缺，有时偶尔同紫鹃、雪雁做了一回针线，便“更觉烦闷”（第二十五回），阑珊之情溢于言表，因此其整体情态正如袭人所称：“他可不作呢。饶这么着，老太太还怕他劳碌着了。大夫又说好生静养才好，谁还烦他做？旧年好一年的工夫，做了个香袋儿；今年半年，还没见拿针线呢。”（第三十二回）而这用了一年才做成的唯一一个香袋儿，恐怕还是在宝玉的央请之下才动手剪裁的 [95] ，可以说是专力于作诗而无意于纺绩女红的反传统价值观。

但后期的林黛玉，却在薛姨妈过生日时，“自贾母起，诸人皆有祝贺之礼。黛玉亦早备了两色针线送去”（第五十七回），如此以两色针线为薛姨妈庆生的做法，正与史湘云“将自己旧日作的两色针线活计取来，为宝钗生辰之仪”（第二十二回）若合符契，显然是回归于传统主流价值观之后的自然表现。由此我们也可以进一步了解，当故事发展到后半期时，林黛玉为何往往谦抑自己的诗才，其原因究竟何在。如第七十回对史湘云所填的《如梦令》笑说：“好，也新鲜有趣，我却不能。”更有甚者，后来于第七十六回与史湘云在凹晶馆联诗时，对妙玉中途现身加入的续作，林黛玉居然可以在不明就里的情形下，不断以“我也不敢唐突请教，这还可以见教否？若不堪时，便就烧了；若或可改，即请改正改正”，或者“果然如此，我们的虽不好，亦可以带好了”等说词来加以自我谦抑乃至于贬低，此一做法不单单是虚礼周旋的客套而已，其实也必须在这样回归传统，以致“抑才尚德”的观念转变的背景之下才能成立，并获得更深的理解。换句话说，林黛玉将原本视为自我实践之主要凭借的诗歌横加贬抑的做法，就是受到主观因素（抑才尚德的女教）与客观因素（虚礼周旋的社会规范）的双重影响，因而可以显得那么自然而然、顺理成章。

同时，也就是在这种向传统女教回归的基础上，我们对第五十一回中，紧接着薛宝琴作《怀古绝句》十首之后的一段情节有了新的体认。当时宝钗对题材分别出自《西厢记》与《牡丹亭》的《蒲东寺怀古》《梅花观怀古》这两首诗发出异议，表示：“后二首却无考，我们也不大懂得，不如另作两首为是。”随即林黛玉立刻表示反对，认为如此刻意撇清已沦于“胶柱鼓瑟，矫揉造作”，仿佛是宝钗所持传统价值观的对立者，因此才会如此迅速地大唱反调而针锋相对。但进一步综观文本细加分辨的话，从她接下来所申述的说法中，我们可以发现：其实她主张保留那两首诗作的原因并非出于对礼教的反对，而正好相反，其本质恰恰不脱传统女教妇德的立场，完全属于宝钗、探春、李纨之辈的同道。所谓：

咱们虽不曾看这些外传，不知底里，难道咱们连两本戏也没有见过不成？那三岁孩子也知道，何况咱们？

此说明显是以说书唱戏老少咸宜的普及性来维护这类创作题材的正当性，却依然谨守闺训女教中不得看这些“淫辞小说”的分际，由此也才接连获得探春、李纨的赞同，纷纷就此抒发类似之议论。如李纨以同样的逻辑仲裁道：“这两首虽无考，凡说书唱戏，甚至于求的签上皆有注批，老小男女，俗语口头，人人皆知皆说的。况且又并不是看了《西厢》《牡丹》的词曲，怕看了邪书。这竟无妨，只管留着。”此说堪称为对黛玉之说的进一步引申，也就是在黛玉所提出的观念基础之上添加了更形充分而具体的论证，终究让建议另做的宝钗让步作罢，而保留住宝琴的原诗。而第五十四回描写荣府元宵夜宴时，贾母在众姊妹都在场的情况下，叫来梨香院的女戏子所搬演的戏曲中，即包括芳官唱一出《牡丹亭》的《寻梦》、葵官唱一出《西厢记》的《惠明下书》，而其随后追忆少女时代也听过史家戏班所弹奏的《西厢记》的《听琴》、《玉簪记》的《琴挑》，更恰恰印证了说书唱戏之为这类题材的合法管道，因此闺中并无禁忌。则在保留与否的表层问题上，钗、黛二人虽是意见相左，然而在根本性的传统价值观的部分，其实当场诸人都具备了本质上的一致性，就此而言，黛玉并非宝钗之对立者，已然明白可见。

更何况在这段话中，另外还蕴含了殊堪玩味的讯息。实际上，林黛玉明明已经读过全本《西厢记》，早在迁入大观园之初，就不但“将十六出俱已看完，自觉辞藻警人，余香满口。虽看完了书，却只管出神，心内还默默记诵”（第二十三回），而且此后更屡次于幽居独处或公开场合中忘情引用 [96] ，斑斑皆是其证；然则，此刻她却宣称“咱们不曾看这些外传，不知底里”，显然是违背事实的说法，而与同样声言“我们也不大懂得”（第五十一回）、“我竟不知那里来的”（第四十二回）的宝钗同一旨归。由此亦可见其人随着年龄递增而逐渐迈入成长后期，回归于传统主流价值观之一端。

综合这些“和群认亲”“自悔失言”“陪笑让坐”“虚礼周旋”“谦逊自抑”“容污从众”“明白体下”“抑才尚德”“经济为务”等等言行表现，再参照前面受教于兰契之诤言，赞同探春之务实做法，与算计贾府家计之入不敷出等等这些情节，其中随着岁月迁变所带来的成长之迹宛然可见。因此有学者把林黛玉称为“封建传统的回归者” [97] ，认为：“这是一个介于贾宝玉和薛宝钗之间，具有独特审美价值的‘第三种人’，如果以第四十二回为分水岭，就可以看出，在前半段，她是贾宝玉的同路人，在后半段，则成为薛宝钗的同归者” [98] ，大体是不错的；而这里要更进一步指出的是，此乃出于林黛玉对生活意义或人生价值的认知发生变化之后，所带来的直接影响与外在表现，也就是她在生活意义的认知上，从属于个体的“私人的意义”——只对个人有价值的意义，逐渐发展到属于群体的“共同的意义”——它们都是别人能够分享的意义，也是能被别人认定为有效的意义。 [99] 对应于《红楼梦》的世界来看，所谓“私人的意义”，指的是才情与爱情，乃个人先天禀赋或内在具足而无待于外者；所谓“共同的意义”，则是指用以调节社会、抟和人群的世俗价值与人伦关系，是为薛宝钗之辈所秉持的后天文化教养。由追求“私人的意义”到接受“共同的意义”这一内在价值观的改变，就是林黛玉在岁月的延展中，逐步发生立体化转变的心理机制所在。

由此也正足以进一步说明，何以林黛玉前期总是表现出一夫当关式的特立独行，到了后期阶段却往往与他人异口同声地同时发话的原因。试看她与探春口径一致地对宝玉声称“内言不出”之理（第四十八回），与湘云一起对宝玉所作“寻春问腊到蓬莱”之诗句点头笑道“有些意思”（第五十回），又在薛姨妈讲明当票之原故后，齐声表示：“原来为此。人也太会想钱了，姨妈家的当铺也有这个不成？”（第五十七回）更与宝钗、探春一起出面为迎春之乳母说情（第七十三回），复与湘云同时出言赞赏妙玉是“诗仙”（第七十六回）；尤其当宝玉动身往栊翠庵乞红梅之际，黛玉不但与湘云一齐说道：“外头冷得很，你且吃杯热酒再去。”且在湘云执起壶时，立即递了一个大杯，满满斟与宝玉（第五十回），展现出彼此配合的绝佳默契，于是更有“黛玉湘云二人斟了一小杯酒，齐贺宝琴”（第五十回）的一体行动。这些都意味着友好的情绪、共同的参与、一致的信念，绝非“目无下尘”“懒与人共”之性格所能做到。

此外，黛玉前期往往在“也只瞧我高兴罢了”（第十七回）的行事原则下，展现出诸般如“啐了一口”（第二十回、第二十五回、第二十八回、第三十回、第五十七回）、摔帘子（第二十五回）、甩手帕（第二十八回、第三十回）、撂剪子（第十七回、第二十八回）、掷香串诗稿（第十六回、第十八回、第三十七回）、“蹬着门槛子”（第二十八回）之举动，以及口出“放屁”之粗话（第十九回），无不可以看到其他姊妹身上极其罕见的质胜于文的粗率； [100] 再考虑到“拨弄鬓发”的天然之举也只见诸前期，如第十九回的“一面理鬓”、第二十六回的“一面抬手整理鬓发”、第四十二回的“两鬓略松了些，……对镜抿了两抿”等等，就“毛发代表的不仅是接近动物性，也代表了所有温血动物的特性。冷血动物如爬虫类，并没有毛发，所以毛发代表了哺乳类动物特有的热烈天性，例如暴怒、冲动、情绪化、凶猛、善妒等等” [101] 而言，则显示其自然率性的状态，但到了后期，此种突显热烈天性的动作已一无所见，如此种种，也隐隐然呼应其收摄自我、合乎群体礼仪的变化。

这些微妙的现象所蕴含的意义，便是无形中呈现出林黛玉已经能够以团体中之一员的身分立场，与其他成员秉持相同理念而一致行动，展示了属于群体的“共同的意义”。如此一来，从第四十九回开始，黛玉所发现到的：“近来我只觉心酸，眼泪却像比旧年少了些的。心里只管酸痛，眼泪却不多。”除了象征其还泪的宿命已经逐渐走到终点，还隐含了另一层不同的意义，犹如心理学家所言：

眼泪与抱怨——这些方法我称之为“水性的力量”（water power）——是破坏合作并将他人贬为奴仆地位的有效武器。 [102]

这样一种“水性的力量”虽然被曹雪芹的“还泪神话”妆点得十分优美动人，但在现实世界里，却实实在在是一种“破坏合作并将他人贬为奴仆地位的有效武器”，它不但是自卑感的表露，其真正意涵与实质效果却又等于是对他人与世界的不满与谴责，足以将众人隔离而造成阻绝。因此，后期的黛玉眼泪变少了，便意味着与生俱来的感伤性格虽然难以根除，但人格的逐渐成熟却已经不再需要太多的眼泪。其间的细腻奥妙之处，真可谓不落言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