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宝、黛之间的裂变

对于黛玉的成长变化，或许有很多人会感到惋惜，认为这就像走出伊甸园一样，是一种人类在社会化过程中所共有的失落纯真的不幸。从某个方面来说，此亦诚然有其见地，以人类成长发展过程中最称为“真”的儿童阶段而言，此时的赤子之心与坦诚无伪，为它赢得“童真”以及“童年的乐园”这样的赞誉，因而“失落纯真”往往被视为乐园之失落的关键因素之一，如在宗教、神话与文学中，与“乐园之创建”形成二元论述的“乐园之失落”，都包含了“失落纯真”的仪式。 [103] 由此以观林黛玉在后期阶段回归封建传统、走向世俗礼教的种种转变，当然可以从“失落纯真”（fall from innocence）的角度来看待。

但“纯真”毕竟难免单薄，因为那仅止于对某一种性格价值或世界成分的理解，故而丰子恺在缅怀儿童纯真之美，并感叹童年乐园必然会在成长后失落的同时，也不否认它具有“贫乏低小”的缺憾，承认道：“所谓‘儿童的天国’，‘儿童的乐园’，其实贫乏而低小得很，只值得颠倒困疲的浮世苦者的艳羡而已，又何足挂齿？” [104] 换句话说，童真之纯美事实上必然也兼具“贫乏低小”的性质，而往往成为那些社会适应不良者的怀乡症候群。只不过，当宝玉还一味地抗拒长大，黛玉却早熟一步，逐渐投向群体而发生变化时，在两人彼此互动的关系中，或许还会带来价值观裂变、人生意趣分歧的隐忧。

（一）同途殊归的分歧

首先可以注意到，适逢黛玉突破个人封界而与宝钗亲好如手足，甚至扩及其周边人士而一无芥蒂时，宝玉的反应颇为奇特，第四十九回描述道：

宝玉素习深知黛玉有些小性儿，且尚不知近日黛玉和宝钗之事，正恐贾母疼宝琴他心中不自在，今见湘云如此说了，宝钗又如此答，再审度黛玉声色亦不似往时，果然与宝钗之说相符，心中闷闷不乐。因想：“他两个素日不是这样的好，今看来竟更比他人好十倍 。”一时林黛玉又赶着宝琴叫妹妹，并不提名道姓，直是亲姊妹一般。那宝琴年轻心热，且本性聪敏，自幼读书识字，……又见林黛玉是个出类拔萃的，便更与黛玉亲敬异常。宝玉看 着 只是暗暗的纳罕 。……宝玉笑道：“那《闹简》上有一句说得最好，‘是几时孟光接了梁鸿案？’这句最妙。‘孟光接了梁鸿案’这五个字，不过是现成的典，难为他这‘是几时’三个虚字问的有趣。是几时接了？你说说我听听。”黛玉听了，禁不住也笑起来，因笑道：“这原问的好。他也问的好，你也问的好。”宝玉道：“先时你只疑我，如今你也没的说，我反落了单 。”

对于黛玉与薛家姊妹前所未见的亲密友好，习惯了黛玉旧有处世模式的宝玉，感到无比诧异而疑惑，不只是“暗暗的纳罕”，对黛玉之融入人群的改变并未感到欣慰、鼓励之情，反而引发“闷闷不乐”的情绪表现与“落了单”的孤弃之感，此中未尝言喻的微妙心理，正是一种彼此同调合拍之深厚默契发生错歧的失落反应，也是双方生命步伐开始不一致的前兆。

但在分析价值观裂变、人生意趣分歧这个问题之前，首先应该说明的是：早期的黛玉沉浸于个人世界，对外在世界根本上是漠不关心，也不感到兴趣的。而所谓“不关心”“不感兴趣”的真正意涵，其实并不是否定或不赞同，而是既不鼓励也没有反对，完全缺乏主观积极的好恶之情，因此严格说来，在“读书功名”“经济世务”一事上，她并非宝玉真正的知己与支持者。虽然书中提到：

史湘云说经济一事，宝玉又说：“林妹妹不说这样混帐话，若说这话，我也和他生分了。”（第三十二回）

独有林黛玉自幼不曾劝他去立身扬名等语，所以深敬黛玉。（第三十六回）

两人情意之相投合契固然毫无疑义，不过，在这几段文字中，明明白白指出黛玉对经济功名之事从来只是“不说”“不曾劝”，其中并未有反对、排斥之意涵，与宝玉积极反抗、强烈否定的态度，在本质上与程度上都是十分不同的，两者完全不能相提并论。事实上，“不说”“不曾劝”乃是一种不置可否、消极被动的反应，其心理上的根源，恐怕还是出自一种漠不关心所致。

因此，早期的黛玉才可以在宝玉初次上学时，对前来辞行的宝玉笑道：“好，这一去，可定是要‘蟾宫折桂’去了。”（第九回）其中径以“蟾宫折桂”这代表科举及第的成语作为临别赠言，显见对读书功名并无排拒之意。一旦宝玉因不积极追求功名仕宦，在价值取舍上又与父亲贾政发生严重冲突，以致酿造出一场“不肖种种大承笞挞”的风暴而挨打受苦时，黛玉也才会一改原来不说不劝的态度，而带着肿得核桃一般的眼睛，抽抽噎噎地要他“从此可都改了罢”（第三十四回），显见她对读书功名之事毫无特定的坚持。后来听说宦游在外的贾政即将回家时，黛玉和其他担心宝玉被查考功课而吃亏的女儿们一样，不但捉刀代写字帖，并且因为料得“贾政回家，必问宝玉的功课，宝玉肯分心，恐临期吃了亏，因此自己只装作不耐烦，把诗社便不起，也不以外事去勾引他。”（第七十回）此处将“功课”凌驾于诗社之上，又将功课之外包括结社做诗诸事视为“外事”，其间之主从关系或价值取舍更是明显可见。由此诸事以观之，如果说黛玉是宝玉价值观的积极支持者，那么所谓“这一去，可定是要‘蟾宫折桂’去了”的笑语，和“从此可都改了罢”的劝说，以及“不以外事去勾引他”的做法无疑都十分突兀，甚且将造成黛玉言行的矛盾而破坏其人性格的统一。

据之我们认为：黛玉对代表了世俗追求之最的读书功名、仕宦经济诸事，其态度之是非可否，完全都是根据宝玉之需要而来，亦即当读书仕宦会造成宝玉之厌恶不喜时，她便不加以劝说；而一旦对读书仕宦之否定所带来的却是宝玉的不幸重创，所谓“恐临期吃了亏”，那么她便反过来祈求他“都改了罢”，以免再度因此而受难。这就清楚显示林黛玉唯一关切的，乃是贾宝玉个人感受的快乐幸福，对于仕途经济一事实在是可有可无，并无主观好恶。由此也再度证明黛玉对于外在群体世界之事，本质上并不是否定与厌恶，而是真正的漠不关心，因此也绝对谈不上积极的支持或强烈的排斥，黛玉先前所谓“不说”“不劝”所展现的真正意义，乃是一种不带价值判断的不置可否。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与性格的发展，林黛玉的价值观也缓慢却本质地产生变化，即使在率性任情的前期阶段，黛玉其实已不失“自幼之心机”“心机眼力”“行权达变”的一面，而这一点，其实也得到精明干练的王熙凤金口直断的肯定：

我正愁没个膀臂，虽有个宝玉，他又不是这里头的货，纵收伏了他也不中用。大奶奶是个佛爷，也不中用。二姑娘更不中用，亦且不是这屋里的人。四姑娘小呢。兰小子更小。环儿更是个燎毛的小冻猫子。……再者林丫头和宝姑娘他两个倒好，偏又都是亲戚，又不好管咱家务事。况且一个是美人灯儿，风吹吹就坏了；一个是拿定了主意，“不干己事不张口，一问摇头三不知”，也难十分去问他。（第五十五回）

在这段完全是以现实俗务能力（所谓“这里头的货”）为评准的话语中，相对于宝玉、李纨、迎春、贾环的“不中用”，以及惜春、贾兰的稚幼无知，林黛玉和薛宝钗则同时得到了“他两个倒好”的肯定，这就显示了在王熙凤那“穿心透肺”的知人之明中，林黛玉处理俗务的能力完全是可以和宝钗相提并论的。可见黛玉的隔绝于现实俗务之外，乃是“不为也，非不能也”，是因为身体健康的娇弱、外姓亲戚的距离，而不是因为能力的不足。

到了后期阶段，黛玉的心思不再纯然聚焦于个人身上，不仅直接关心现实事务的运作，更明确肯定务实理事的重要性。试观对于探春治理大观园一事，宝、黛二人的对话：

黛玉便说道：“你家三丫头倒是个乖人，虽然叫他管些事，倒是一步也不肯多走。差不多的人早就作起威福来了。”宝玉道：“你不知道呢。你病时，他干了好几件事。这园子也分了人管，如今多掐一草也不能了。又蠲了几件事，单拿我和凤姐姐作筏子禁别人。最是心里有算计的人，岂只乖而已。”黛玉道：“要这样才好，咱们家里也太花费了。我虽不管事，心里每常闲了，替你们一算计，出的多，进的少，如今若不省俭，必致后手不接。”（第六十二回）

此处所言“替你们一算计”的“算计”一词，进一步呼应了前述第三十五回她对凤姐处事手腕的“盘算”之说，只是对象改为对整个家族用度收支状况的关心与忧虑；同时，此中所算计的“出的多，进的少，如今若不省俭，必致后手不接”，又恰恰符应于置身权力核心的王熙凤所坦承的：“家里出去的多，进来的少，……若不趁早儿料理省俭之计，再几年就都赔尽了。”（第五十五回）比观两段话之一致性，简直是从字句到意义都完全贴合，有如王熙凤出以经管家计者的立场所发之言论的翻版。

黛玉因贾家入不敷出的现实考虑而表示赞同，宝玉却停留在延续乐园的主观理想而横加抗拒，这就开始出现两人不再如先时一般“略无参商”（第五回）而微微错榫的迹象。若果此处两人的不同看法可以说是第一次较隐而不显的价值判断之分歧，则接下来第七十九回所记的一段情节，便是两人之间第二次的价值判断之裂变，而且比诸第一次更鲜明突出，更意义重大。

第二次宝、黛之间严重的价值裂变，发生在第七十九回两人论证修改《芙蓉女儿诔》的几句诔词之后。当诔文中的“红绡帐里，公子多情；黄土垄中，女儿薄命”被反覆修改为“茜纱窗下，我本无缘；黄土垄中，卿何薄命”之际，因敏感察觉其中来自诗谶的不祥意味而不禁忡然变色的林黛玉，一方面是一反常态地在言行上表现出过去所罕见的表里不一，“心中虽有无限的狐疑乱拟，外面却不肯露出，反连忙含笑点头称妙，说：‘果然改的好。’”如此对内心澎湃激动之情强加压抑遏制，一变而为表面含笑以对的修养功夫，显然与她过去率直无讳的作风大相径庭；而另一方面，她脸上含笑所说的事，竟是转告他王夫人所吩咐叮嘱的家族往来、世道应酬之类的“正经事”，这也与过去她对这类人际酬酢之事不说、不劝的态度迥然有别。作者叙述道：

（黛玉）反连忙含笑点头称妙，说：“果然改的好，再不必乱改了，快去干正经事罢。才刚太太打发人叫你明儿一早快过大舅母那边去。你二姐姐已有人家求准了，想是明儿那家人来拜允，所以叫你们过去呢。”宝玉拍手道：“何必如此忙？我身上也不大好，明儿还未必能去呢。”黛玉道：“又来了。我劝你把脾气改改罢。一年大二年小，……”一面说话，一面咳嗽起来。……便自取路去了。宝玉只得闷闷的转步。

人家前来求亲拜允而加以接待，不过是交际应酬之类的俗世虚礼，黛玉却称之为“正经事”，如此岂非与宝玉之厌恶人际酬酢，乃至连手足弟兄之间也只不过是“尽其大概的情理就罢了”（第二十回）的价值观有所悖离？尤其此说又是紧接在宝玉以至情至性、至悲至痛之心，倾其全部才华作一新奇诔文以祭奠爱婢晴雯之后，就更透露出一种比较的意味，亦即与宝玉之私祭作诔相比，前去与上门拜允的亲友见面叙礼乃是一件“正经事”，则私祭作诔的“非正经”意涵亦不言可喻。而此一“礼重情轻”的价值判定，岂非又与宝玉“情重礼轻”的取舍标准分驰而对反？尤其微妙的是，将黛玉所称的“正经事”，衡诸宝钗诸人曾经规劝宝玉的“正经话” [105] ，不但内容相符，连用语也都一致，共同指涉于人情世道、往来应酬的范畴，则黛玉价值观的转变实已潜露出来，而与宝玉呈现分歧乃至对立的现象。

事实上，先前经过贾政死命笞挞的父子严重冲突之后，在贾母颁布有如圣旨般之护身符的庇荫下，宝玉堪称彻底获得了全面的个性自由。书中清楚点明：

那宝玉本就懒与士大夫诸男人接谈，又最厌峨冠礼服贺吊往还等事，……不但将亲戚朋友一概杜绝了，而且连家庭中晨昏定省亦发都随他的便了，日日只在园中游卧。（第三十六回）

后来他也曾在“寿怡红群芳开夜宴”的场合中，针对庆生时穿大衣裳、轮流安席的礼节，再度向众人宣称：“知道我最怕这些俗套子，在外人跟前不得已的，这会子还怄我就不好了。”（第六十三回）而这样极端厌恶与士大夫诸男人接谈，又最厌峨冠礼服贺吊往还的贾宝玉，于此依然积习不改，照旧要依其素昔秉性推病不去时，对“宝玉一生行为，颦知最确”（第二十二回脂批）的林黛玉竟一反以往不置可否、不劝不阻的淡漠态度，不以为然地表示：“又来了。我劝你把脾气改改罢。一年大二年小，……”其说未完，却已充满弹压箴告的意味，若非被一阵咳嗽打断，底下顺理成章的谈话内容，大旨应该是不会偏离袭人、宝钗、湘云等曾经苦劝过的道理罢！ [106] 何况，这番言语又恰恰呼应了第五十七回紫鹃对宝玉所说的：

一年大二年小的，……还只管和小时一般行为，如何使得。姑娘常常吩咐我们，不叫和你说笑。你近来瞧他远着你还恐远不及呢。

事略有别，理出一源，而主仆两人异口同声“一年大二年小”的说法，更一字不差地同时指出：人不可能永远活在童年的乐园里抗拒长大，终身过着以自我为中心的任性遂情的生活，“时间岁月”正是促使人们必须成长的关键因素！

为了不至于显得过露、过显，而保有含蓄蕴藉的叙事风格，作者在此特地安排了一阵咳嗽，让黛玉弹压箴告的话语自然而然地中断，实在是煞费苦心的设计。然而，黛玉形象的转变和与宝玉之间价值观的二度分歧，却已然透出玄机：当话未说完的黛玉因风冷咳嗽而紧接着家去歇息后，我们看到的是“宝玉只得闷闷的转步”的后续景象，此一举动所反映的心头的怅闷不顺，主要即是源于与黛玉之扞格不合而来，其中的怅闷苦涩实在无以言宣，遂转而透过肢体动作来表现。而此一现象与以往两人之间“言和意顺，略无参商”（第五回），对方说话“竟比自己肺腑中掏出来的还觉恳切”的水乳交融，甚至达到“有什么可说的，你的话我早知道了”（第三十二回）这样心照不宣而不落言诠的境界，显然是不可同日而语，从而真正落实了第四十五回黛玉于雨夜独处时所依稀感到的不安：“宝 玉虽素习和睦，终有嫌疑 。”原来所谓的“嫌疑”，并不只是来自一般的礼教之防、男女之别，还隐含了彼此在不同的成长速度之下，所导致的价值观上的分歧与裂变！

而与人群团体接了案、通了轨的林黛玉，也就逐渐跨出前期“在幽闺自怜”（第二十三回）的生活方式，顺着这座桥梁不断地向世俗走去，离宝玉越来越远。虽然在大观园生涯的末期，黛玉对于宝玉的真心不改，二玉之间的相契未变，神瑛侍者与绛珠仙草的神界盟约依然两相魂牵梦系，然而这时与真情挚爱并行不悖的，还有双方各自不同的成长速度，以及因不同的成长速度所带来的对现实世界的不同应对方式。至此，透过宝、黛之间的分歧，足见那建立于神界的水石相依之情，在“一年大二年小”之说词所蕴含的时间因素之下，已开始受到俗界的冲击而面临内在质变的考验；而林黛玉的立体化，也几乎触及底线。

我们无法预测，宝玉与黛玉这“二玉”之间在大观园生活的末期所初步展露的分歧，日后将会发展到怎样的地步，而这些分歧又会在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上造成“神界木石盟约”的裂变，但从曹雪芹对林黛玉的偏爱，以及前八十回如同音乐动机一般不断再现的“还泪”预言，我们大致可以推断：林黛玉的改变应该仅止于呈现人物的立体化，而不致任其无限制地发展到了脱胎换骨的地步，乃至变成了另一个作为对立面而存在的薛宝钗，否则人物的统一律与二元对立的均衡原则势必都将面临破坏的危机；同时，就算林黛玉的改变一直持续下去，其命定夭亡的命运，也会在二玉之间本质性的裂痕发生之前就阻止了问题的发生。

换句话说，为了维系《红楼梦》的神话架构与美学原则，林黛玉的早逝乃是必然而然的，一方面这可以彻底完成贾宝玉那奇特的价值观，也就是透过第五十九回所谓：女子未嫁时乃是无价的宝珠，既嫁之后成为黯淡的死珠，久嫁而老时则沦为枯瘪的鱼眼睛，所谕示的“女性价值毁灭三部曲”，使宝玉与黛玉终究有缘无分，而得以免除亲手将挚爱的黛玉葬送为“死珠”乃至“鱼眼睛”的美学困境，让黛玉能够永保其无价宝珠的神界形象。另一方面，青春享乐的乐园生涯毕竟短暂有限，在粗糙琐碎、甚至磨难重重的现实因素入侵之前，林黛玉的年少殒落、泪尽而逝，也使得两人之间未来可能产生的价值分歧乃至爱情褪色等问题，在来不及发生时便告结束，使二玉之间动人的爱情冻结在永恒不尽的完美境界里，没有变化，因此也长保美丽。

当然，透过黛玉之丧亡所带来的灵魂之割离，还更是促发宝玉大彻大悟、完成悟道历程的动力之一，因而黛玉的夭亡也是孕育宝玉从幻梦中彻底觉醒之契机的重大助缘，从而让宝玉最后选择了“悬崖撒手” [107] ，实践他弃世绝俗、回归空门的终极命运。而这种由黛玉之死所造成的灵魂之割离，也必定是在黛玉身为宝玉之灵魂伴侣（soul mate）的关系尚存之际才能成立。因而黛玉的青春夭逝，从各个角度来看都成为一种必然，黛玉的夭亡就等于宝、黛之神界爱情无限延续的契机；在这里，死亡成就了一种绝对的美丽。

（二）续书的如实继承

由于《红楼梦》未完，黛玉的生命史必定是在续书中走到终点的，于是对黛玉的形象刻画便成为衡量续书之是非功过的范畴之一。然而，所谓“是非功过”就意味着有一个正确的标准，一旦将黛玉的转变纳入考虑，原先的评价框架便必然松动甚至瓦解，产生了不同的结果。

以《红楼梦》前八十回曹雪芹自己的手笔为范围，我们看到的是他对林黛玉立体化塑造的诸多侧面，这些面相已足以交织出其全貌。然而，达到极限之后的立体化改变，接下来又会为她带来何种形象表现，毋宁还是永远错失残稿的读者与评论家所关心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只有系诸后四十回的续作才能取得解答，或解答的可能性；同时，我们还可以借由对人物发展轨迹的掌握程度，来提出衡量续书者功过成败的新标准。

续书者高鹗对《红楼梦》艺术价值之完成的功过问题，一直是红学界聚讼不休的焦点之一。 [108] 如果从林黛玉立体化转变的角度以观之，后四十回中有关林黛玉与前文似乎矛盾歧出的行为表现，或许也可以有另一种理解，而未必像大部分红学家所以为的全然是败笔。 [109] 续书里主要有两段关于林黛玉之形象变化的描写，但往往被视为续书者塑造人物时最大的缺失所在，其中最受到争议的情节之一，乃发生于第八十二回“老学究讲义警顽心”一段：

宝玉接着说道：“还提什么念书，我最厌这些道学话。……目下老爷口口声声叫我学这个，我又不敢违拗，你这会子还提念书呢。”黛玉道：“我们女孩儿家虽然不要这个，但小时跟着你们雨村先生念书，也曾看过。内中也有近情近理的，也有清微淡远的。那时虽不大懂，也觉得好，不可一概抹倒。况且你要取功名，这个也清贵些。”宝玉听到这里，觉得不甚入耳，因想黛玉从来不是这样人，怎么也这样势欲熏心起来？又不敢在他跟前驳回，只在鼻子眼里笑了一声。

而第二段启人疑讼的情节，则发生于第九十四回“宴海棠贾母赏花妖”之时：

“怡红院里的海棠本来萎了几棵，也没人去浇灌他。……忽然今日开得很好的海棠花，众人诧异，都争着去看。连老太太、太太都哄动了来瞧花儿呢，……”黛玉也听见了，知道老太太来，便更了衣，叫雪雁去打听，“若是老太太来了，即来告诉我。”雪雁去不多时，便跑来说：“老太太、太太好些人都来了，请姑娘就去罢。”黛玉略自照了一照镜子，掠了一掠鬓发，便扶着紫鹃到怡红院来。……大家说笑了一回，讲究这花开得古怪。……李纨笑道：“……据我的糊涂想头，必是宝玉有喜事来了，此花先来报信。”……黛玉听说是喜事，心里触动，便高兴说道：“当初田家有荆树一棵，三个弟兄因分了家，那荆树便枯了。后来感动了他弟兄们仍旧归在一处，那荆树也就荣了。可知草木也随人的。如今二哥哥认真念书，舅舅喜欢，那棵树也就发了。”贾母王夫人听了喜欢，便说：“林姑娘比方得有理，很有意思。”

这两段历来饱受挞伐的情节，尤其让爱护黛玉的读者与批评家扼腕叹息，因为两者在表现手法上都失之于粗率露骨，文字浮浅、人物轻薄，不但完全与林黛玉清新的诗人气质与深厚的艺术素养背道而驰，甚至也与《红楼梦》前八十回叙事风格中所特有的含蓄蕴藉大为抵牾。 [110] 先前就算是薛宝钗、史湘云所说那些被贾宝玉批评为“沽名钓誉，入了国贼禄鬼之流”（第三十六回）的言论，也都还保有一定程度的含蓄美感和苦口婆心的关怀之情，为宝玉未来幸福着想的意义实在远远大于利害得失的考量，未尝如此粗率露骨而令人感到尖锐刺耳。试看前一则黛玉所言“况且你要取功名，这个也清贵些”的说词，已丝毫不见任何对“人”的关心，只留下对“前途”的计较，因此被宝玉视为“势欲熏心”而感到“不甚入耳”；至于后一则更完全是趋奉讨好的表现，黛玉不但是特地等到贾母来到才出门，势利之算计已呼之欲出，后来更借“荆树应人”之故典以比喻“宝玉读书，贾政欢喜”的虚情，来向长辈凑趣邀欢，似乎都丧失了与前书之价值观与美学意识的联系统一，更损害了令人品尝玩味的无穷余韵。

不过，表现手法的粗率露骨并不一定等同于表现内容的错误失当，续书者的笔调虽未能克绍曹雪芹的功力，但对人物发展变化的轨迹却很可能有所会心，而掌握得不失大体。平心而论，如果抽离了表达方式上的粗率浅露，林黛玉的表现其实还是与前书顺势发展的性格转变一脉相承的，这并不只是林语堂所说的扭捏害羞，所谓：黛玉“仍是多心，但已是长大模样儿，不肯随便见宝玉”。 [111] 而是一种整体上由变而正、由我而群的性格转向。既然原作者让林黛玉在第四十二回开始对宝钗“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深相叹服，从而于第四十八回、第六十四回多次表现出“内言不出”的闺阁态度，并于第五十一回做出“咱们虽不曾看这些外传，不知底里”的不实表态，则此处所谓“我们女孩儿家虽然不要这个”之说，岂非顺理成章？既然曹雪芹让林黛玉在第七十回以“读书功课”为重，视诗社诸事为“外事”，在第七十九回又认为宝玉已年纪不小，应该干些“峨冠礼服贺吊往还”之类的“正经事”，则后来何以不能发生黛玉规劝宝玉读书应举、以经济为务的情节？既然于第七十六回中原作者让黛玉可以在不明就里的情况下，便先对妙玉的诗才加以揄扬褒美，而不怕言过其实、失之谬奖，又让林黛玉在第五十二回表现出对赵姨娘虚礼周旋之情态，则后来何以不能发生黛玉为了体贴长辈趋吉避凶之心意，而以美言软语稍加安慰承奉的故事？

既然在大观园的后期已经隐微出现了宝、黛的分歧现象，若在此一基础上进一步来看，性格发展至此的林黛玉，不但已经与贾宝玉产生裂变的情况，还会出现另一个更为深远而值得深思的问题，亦即这样一位向传统价值观大为趋近的女性，在进入婚姻关系之后，是否还能长保清新优美的神性样态？尤其在贾宝玉那奇特的审美标准中，由“女子未嫁时乃是无价的宝珠，既嫁之后成为黯淡的死珠，久嫁而老时则沦为枯瘪的鱼眼睛”（第五十九回）所谕示的女性价值毁灭三部曲，可见“婚姻”乃是女性所禀赋的无上之美感与价值沦丧失落的关键所在；则此一定义势必会让进入婚姻的黛玉面临“死珠”乃至“鱼眼睛”的美学困境。

这个困境一方面来自于“定义”本身即是一个无从争议的前提，只要这个定义或前提一被接受，其结论也就成为必然；而除了定义的层面之外，续书者还从实际的层面提供了一段意味深长的情节，足以呈显林黛玉在婚姻中势将化为死珠的可能性。第八十二回记载：薛家因为薛蟠所娶之正室夏金桂十分泼辣无耻，导致阖家上下鸡犬不宁，身为婢妾的香菱首当其冲，尤其遭受到百般的凌辱与折磨，令闻者皆为之骇异不忍，贾府中人亦皆议论纷纷。某日，袭人至黛玉处谈及此事，与香菱同为偏房的袭人不免有物伤其类的忧虑，因此话语中暗示妻妾之间应该和睦相处，何必至于你死我活的惨况，所谓：“想来都是一个人，不过名分里头差些，何苦这样毒？外面名声也不好听。”而黛玉听说之后的反应却是不以为然，有别于袭人言外所偏取的道德观点，黛玉采取的乃是十分务实的立场，说道：

这也难说。但凡家庭之事，不是东风压了西风，就是西风压了东风。

她将妻妾比拟为东风、西风，认为彼此并非齐心协力、和谐共处的同体股肱，而是互相较劲、敌对颉颃的两股势力，其中一再重复出现的“压”字，便透露了二者之间既不能相容，更无法并存的紧张关系，将那誓不两立、不共戴天的对立性质充分具体化；而“但凡”一词，更显示出一种本质性的、理所当然的判断，使得其认知内容被赋予永恒普遍的意义。

由此可见，对妻妾之间的家庭纷争，黛玉采取的是视竞争为自然常态的世俗立场，属于成王败寇、适者生存的现实主义者，则嫁为人妻的林黛玉在不能阻止丈夫纳妾的状况下，恐怕也不免会卷入妻妾争权夺利的纷扰中，在日复一日勾心斗角、相刃相靡的耗损消磨之后，逐渐沦为失落性灵的凡妻俗妇，步上死珠乃至鱼眼睛的后尘。评点家二知道人也认为：

黛玉之醋，心凝为醋也，因身为处女，不肯泼之于外，较熙凤稍为蕴藉耳。设使天假之年，木石成为眷属，则闺中宛若，凤、黛齐名矣。 [112]

而一旦凤、黛齐名，其情况应如钱锺书所推测的：

当知木石因缘，徼幸成就，喜将变忧，佳偶始者或以怨偶终；遥闻声而相思相慕，习进前而渐疏渐厌，花红初无几日，月满不得连宵，好事徒成虚话，含饴还同嚼蜡。 [113]

就此，林黛玉以现实主义看待妻妾关系的态度，比观前述向长辈美言邀欢、劝宝玉读书应举等诸般言行，其实都是根源于“世俗化”的一体表现，是以世俗化为核心而辐射出来的同质现象。而林黛玉性格之立体化发展的程度，也就在先前曹雪芹的多方铺垫之下，被善体人意的续书者从极限的底线拉攀到了极限的顶峰。

以下便以第四十二回“蘅芜君兰言解疑癖”所展现的价值观转变作为分水岭，把前八十回林黛玉前后期不同的言行表现暨续书之相关描述列表以观之，俾清楚展现林黛玉立体化的形象设计。

可以说，后期的黛玉符合了晚明出现的才、德、貌合一的新“理想女性” [114] ，也体现了“盛清”才女的典范，即早慧才女（如谢道蕴）与博学“道德训诫师”（如班昭）的合一，如果没有“因才早夭”，就会成长而担负起道德训诫与家庭管理的职责。 [115] 但黛玉之死中断了这一段成长史，留下了一个永恒的少女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