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大观精神：宰相器识

（一）秋爽斋的人格化身

秋爽斋是探春迁入大观园之后的住处，人、屋合而为一，其中的布置与各种摆设都显示出屋主的性格内涵。第四十回描述道：

探春素喜阔朗，这三间屋子并不曾隔断。当地放着一张花梨大理石大案，案上磊着各种名人法帖，并数十方宝砚，各色笔筒，笔海内插的笔如树林一般。那一边设着斗大的一个汝窑花囊，插着满满的一囊水晶球儿的白菊。西墙上当中挂着一大幅米襄阳“烟雨图”，左右挂着一副对联，乃是颜鲁公墨迹，其词云：

烟霞闲骨格　泉石野生涯

案上设着大鼎。左边紫檀架上放着一个大观窑的大盘，盘内盛着数十个娇黄玲珑大佛手。右边洋漆架上悬着一个白玉比目磬，旁边挂着小锤。……东边便设着卧榻，拔步床上悬着葱绿双绣花卉草虫的纱帐。

从整体的格局摆设，在在展现出一种恢弘阔大的气度，除利用“大理石大案”“斗大的一个汝窑花囊”“一大幅米襄阳‘烟雨图’”“大鼎”“一个大观窑的大盘”“数十个娇黄玲珑大佛手”等各式用品，一连以八个“大”字为描述关键字（包括大理石、大观等专有术语），更包括房内东边所设的拔步床。作为一种有着立柱、横架、隔窗、顶篷、平台等的大型卧榻，拔步床不同于怡红院中那悬着大红销金撒花帐子的“小小一张填漆床”（第二十六回），也摆不下“小小两三间房舍，一明两暗”（第十七回）的潇湘馆，只有秋爽斋将三开间都打通的格局才不会显得局促，而恰如其分。

可以说，秋爽斋这三间屋子并不曾隔断就已经展现出开阔恢弘、坦荡磊落的大器风范，那整一宽敞的通透自如正是探春“素喜阔朗”之心胸的具体化。衡诸贾府的三春众芳，其中唯有探春能如湘云般同为一股清流，以明爽豁朗之气洗污去浊，没有心理的曲折失衡乃至阴暗扭曲，因此既无机关算计更无不可告人的隐衷，脂砚斋便说道：

湘云探春二卿，正事无不可对人言芳性。（第二十二回眉批）

这种“事无不可对人言”之“芳性”，所表现的性格特质之一便是诚实不伪，第四十九回邢岫烟、李纹、李绮、薛宝琴四人结伴来到贾府，薛宝琴尤其受到贾母赏爱，探春转述道：

“老太太一见了，喜欢的无可不可，已经逼着太太认了干女儿了。老太太要养活，才刚已经定了。”宝玉喜的忙问：“这果然的？”探春道：“我几时说过谎！”

探春确实从不说谎，但她与湘云仍然同中有异。比较起来，湘云的“英豪阔大宽宏量，……好一似，霁月光风耀玉堂 ”（第五回）主要是来自天赋自然，因此颇有一种不假雕琢的率性；探春则是源于一种自觉的人格追求，因此处处于日常中实践，成为一种具有鲜明表征的生活模式。

试看那一大幅“烟雨图”“烟霞闲骨格，泉石野生涯”的对联，以及“插着满满的一囊水晶球儿的白菊”，可见其超逸自在、不求闻达的淡泊性格，连床上所悬挂的都是葱绿双绣花卉草虫的纱帐，据板儿的指认，上面点缀的草虫包括蝈蝈、蚂蚱在内，竟有一种来自土壤的清新韵味，和可卿的同昌公主制的联珠帐（第五回）、宝玉的大红销金撒花帐子（第二十六回）、宝钗的青纱帐幔与水墨字画白绫帐子（第四十回）都大异其趣。而从“案上磊着各种名人法帖，并数十方宝砚，各色笔筒，笔海内插的笔如树林一般”，又可知她追企古人而勤于摹效的敬谨向学之心；再看大盘中所盛的数十个娇黄玲珑大佛手，日后将成为联系巧姐与板儿之姻缘的凭借 [9] ，则可见她温情慈善的柔软心怀，于是成为慈悲引渡之潜在场域；至于洋漆架上所悬的一个白玉比目磬，以及旁边所挂的小锤，则呈现出探春严谨有度、知法守理的另一面性格。可以说，恢弘坦荡的秋爽斋整体上有类乎宰相器识，探春则是庙堂之上的大雅君子。

只是在整部小说中，探春的人格表现大致是以第五十五回为界分，在第五十五回受命理家前，属于怀才不遇、韬光养晦的沉潜阶段，但她甘于恬淡，优游于个人生活中怡然自得，一无怨天尤人的穷酸气，还充分品尝各种清新自然、优雅精美等同归于脱俗的不同品味。例如第二十七回探春对宝玉笑道：

“这几个月，我又攒下有十来吊钱了。你还拿了去，明儿出门逛去的时侯，或是好字画，好轻巧顽意儿，替我带些来。”宝玉道：“我这么城里城外、大廊小庙的逛，也没见个新奇精致东西，左不过是那些金玉铜磁没处撂的古董，再就是绸缎吃食衣服了。”探春道：“谁要这些。怎么像你上回买的那柳枝儿编的小篮子，整竹子根抠的香盒儿，胶泥垛的风炉儿，这就好了。我喜欢的什么似的，谁知他们都爱上了，都当宝贝似的抢了去了。”宝玉笑道：“原来要这个。这不值什么，拿五百钱出去给小子们，管拉一车来。”探春道：“小厮们知道什么。你拣那朴而不俗、直而不拙者，这些东西，你多多的替我带了来。”

可见探春对一般人所喜欢的绸缎、吃食、衣服毫无兴趣，除了体现人文精神气韵的好字画之外，还欣赏那些“朴而不俗、直而不拙”的清新事物——所谓柳枝儿编的小篮子、整竹子根抠的香盒儿、胶泥垛的风炉儿，都是在自然之物上添加巧思，成本低廉、甚至不用成本的小巧玩意，因而没有人工经营的匠气，却又充满创意。并且，她是唯一将审美趣味延伸到贾府以外的人，因此也是唯一主动拜托出得了大门的宝玉，去替她带回这些东西的金钗，那不甘为闺阁所限的性格，已呼之欲出。

再者，第三十七回袭人回到怡红院准备拿碟子盛东西，却发现碟槽空着，于是问道：

“这一个缠丝白玛瑙碟子那去了？”众人见问，都你看我我看你，都想不起来。半日，晴雯笑道：“给三姑娘送荔枝去的，还没送来呢。”袭人道：“家常送东西的家伙也多，巴巴的拿这个去。”晴雯道：“我何尝不也这样说。他说这个碟子配上鲜荔枝才好看。我送去，三姑娘见了也说好看，叫连碟子放着，就没带来。”

鲜荔枝是红艳饱满的，诗中多所赞颂，如唐代诗人戴叔伦《荔枝》的“红颗真珠诚可爱”、郑谷《荔枝》的“晚夺红霞色”，白居易《题郡中荔枝诗十八韵兼寄万州杨八使君》一诗更是连续以“丹实夏煌煌”“深于红踯躅”“燕支掌中颗”等等渲染其艳丽色泽，放在白玛瑙碟中，红白相映、晶莹剔透，极其赏心悦目，显出在平凡生活中处处发现美的灵心慧眼。平民出身的袭人、晴雯自不能领略这分美感意趣，宝玉与探春这对贵族兄妹则心有灵犀，一个在送去时费心组合，一个则留下细心赏玩，这种有别于“朴而不俗、直而不拙 ”的精致娇艳、清丽脱俗，同样表现出非比寻常的审美眼光，与高超的艺术修养。

无怪乎，探春是诗社的第一个发起人，号召姊妹们的文书中除典雅的古文之外，还兼用中国传统文学中最精致的骈文，如专函递送给宝玉的花笺上写道：

娣探谨奉

二兄文几：前夕新霁，月色如洗，因惜清景难逢，讵忍就卧。时漏已三转，犹徘徊于桐槛之下，未防风露所欺，致获采薪之患。昨蒙亲劳抚嘱，复又数遣侍儿问切，兼以鲜荔并真卿墨迹见赐，何痌惠爱之深哉！今因伏几凭床处默之时，因思及历来古人中处名攻利敌之场，犹置一些山滴水之区，远招近揖，投辖攀辕，务结二三同志者盘桓于其中，或竖词坛，或开吟社，虽一时之偶兴，遂成千古之佳谈。娣虽不才，窃同叨栖处于泉石之间，而兼慕薛林之技。风庭月榭，惜未宴集诗人；帘杏溪桃，或可醉飞吟盏。孰谓莲社之雄才，独许须眉；直以东山之雅会，让余脂粉。若蒙棹雪而来，娣则扫花以待，此谨奉。（第三十七回）

宝玉看了，不觉喜得拍手笑道：“倒是三妹妹的高雅，我如今就去商议。”探春不仅一招皆到，立竿见影，而且剑及履及，当下便订定完善的社规并开咏海棠诗，从成立到运作一气呵成，既开先锋又立下良好的基础。探春游心诗词的雅兴、推动事务的才干，都由此可见。

同时，花笺中所提到的“前夕新霁，月色如洗，因惜清景难逢，讵忍就卧。时漏已三转，犹徘徊于桐槛之下”，正透显出探春赏爱自然清景的襟怀与生活情韵，竟可以为了珍惜如洗的月色而徘徊流连直到中宵，遥承苏轼《记承天夜游》的“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 [10] ，大大有别于黛玉的流泪到半夜，以及宝钗的灯下女工常至三更，那月光所勾勒的身影绝非柔弱、娴静的一般闺秀，只有高旷清朗的雅士足以当之。如此种种，与王羲之于兰亭曲水流觞、挥毫写序，以及苏轼月色下欣然夜游的风雅岂非同一心源？正符合其生日所隐含的象征意义之一，而探春正是大观园中的王羲之与苏东坡。

并且，这些情节都出现在第五十五回受命理家前怀才不遇、韬光养晦的沉潜阶段，在没有机会的时候安于隐逸、自得其乐，处处展现脱俗的审美意趣、高洁的人格操守，以及理性清明的眼光，这就是她“才自精明志自高”的“志”的展现。证诸明代洪应明所言：

思入世而有为者，须先领得世外风光，否则无以脱垢浊之尘缘；思出世而无染者，须先谙尽世中滋味，否则无以持空寂之苦趣。 [11]

可见探春的性格不只是一般但求快意自适的文人逸士，还更是无入而不自得的大雅君子，既能积极入世，谙尽世中滋味却脱垢浊之尘缘；又能退隐山林，领得世外风光而持清空之逸趣，可谓进退皆宜、动静自如，实为儒家“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论语·述而》），“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孟子·尽心》）的君子典范。

（二）法理的客观精神

大雅君子必是有为有守，沉潜时独善其身，守其朴真、为其所乐；得志时则兼善天下，守其节度、为其所能，探春便是如此。特别是在第五十五回的“用行”阶段开始后，探春这一方面的性格特质更充分地显现出来，如烟火般绚丽夺目；然而，即使还在“舍藏”的早先时期，这分注重法理分寸的精神仍然表现在生活的细节里，秋爽斋中洋漆架上所悬的一个白玉比目磬，以及旁边所挂的小锤，便是用以象征探春严谨有度、知法守理的另一面性格。

此乃因磬者，作为法器或乐器，无论是报时或度曲，其共同性都是展现一种客观公正的权威，代表了律令、法度、法统、规范、分寸等不可违乱之行为准则，但玉之温柔润泽又适度软化其刚硬严峻；相对而言，其锤之“小”对反于其他摆设之“大”字，则是隐喻其谨守分寸的安分克己，当握有权力、大刀阔斧之际，也是不多走一步失了本分，不少做一分失了责任，绝不失于王熙凤的“逸才逾蹈”（第五十六回脂批），落入滥权渎职的局面。

其次，细察整个大观园中，也只有探春的秋爽斋附设了一处独立的、公共用途的“晓翠堂”，以供群体活动之用，其他姊妹们则多如贾母所说的：

都不大喜欢人来坐着，怕脏了屋子，……我的这三丫头却好，只有两个玉儿可恶。（第四十回）

可见探春也是能够与人和谐共处，具有合群的能力，这却又无碍于“烟霞闲骨格，泉石野生涯”之潇洒恬淡，以及芭蕉、梧桐般卓尔不群之高洁脱俗。可见探春是一个公私平衡的人物，达到人生涵盖面的扩大与完整，既安顿了自我，也安顿了周遭群体，将“大观园”实践为“大观世界”，而绝佳地体现了在自我认定性中所具有的“社会特性与个体特性紧密交织”的双重性，故能施展出整顿大观园的兴利除弊之举，这或许就是探春合乎“大观”精神之所在。

此所以在大观园的世界里，除了这座园子本身、元妃省亲时所驻跸的正楼被赐名为“大观园”“大观楼”，此外，唯一在命名上拥有“大观”之称者，则仅见于探春房中一系列以“大”字为共通符号的各式摆设之一的“大观窑”。其屋内各式用品一连以八个“大”字为描述关键字，既与“这三间屋子并不曾隔断”的阔朗格局一样，都是用以彰显一种开阔恢弘、坦荡磊落的大器风范，却也是顺势带出“大观”一词的绝妙修辞策略。若仔细比较，获取小说家以“大观”一词为描述者，不见于贾宝玉那精美绝伦仿若迷宫的怡红院，也未施诸林黛玉犹如上等书房的潇湘馆，以及薛宝钗如雪洞般的蘅芜苑，却单独用在探春的秋爽斋中，这岂非十分耐人寻味的现象？

尤其是根据考证，虽然清人的“大观窑”其实就是古籍中一贯说的宋代官窑而已， [12] 但既然在清代陶瓷专书中，“大观窑”往往被联系到宋徽宗的“大观”年号为说，如《南窑笔记》载：“出杭州凤凰山下，宋大观年间命阉官专督，故名内修司。……为宋明十大名窑。”《景德镇陶录》亦指出：“大观，北宋年号。”则《红楼梦》之取材于“大观窑”，仍是透过宋徽宗的“大观”年号而承继了传统的政治意涵，通过窑名而与园名、楼名一致，隐隐然亦有借探春以彰显大观精神之意。

据此，则探春似乎被视为大观园中唯一真正具有“大观”之实者，并证成了何以“玉原非大观者”（第十九回脂批）的真正意涵，实为发人深省。换句话说，当第十七回宝玉在抗议稻香村“似非大观”之际，即已暴露其偏泥一端的局限，以如此“原非大观者”的局限性，宝玉在探春管家之后屡屡表现出的异议，不仅不是小说家的批判，实则适得其反，是用来加强宝玉的自私与不肖。例如第六十二回黛玉和宝玉二人站在花下，遥遥看探春理事，黛玉便说道：

“你家三丫头倒是个乖人。虽然叫他管些事，倒也一步儿不肯多走。差不多的人就早作起威福来了。”宝玉道：“你不知道呢。你病着时，他干了好几件事。这园子也分了人管，如今多掐一草也不能了。又蠲了几件事，单拿我和凤姐姐作筏子禁别人。最是心里有算计的人，岂只乖而已。”黛玉道：“要这样才好，咱们家里也太花费了。我虽不管事，心里每常闲了，替你们一算计，出的多进的少，如今若不省俭，必致后手不接。”宝玉笑道：“凭他怎么后手不接，也短不了咱们两个人的。”黛玉听了，转身就往厅上寻宝钗说笑去了。

可见连黛玉都已经看出家庭的严重问题，宝玉却一味抱着事不关己的态度，参照第七十一回宝玉道：“谁都像三妹妹好多心。事事我常劝你，总别听那些俗语，想那俗事，只管安富尊荣才是。”显示出只顾眼前享乐而从不忧心后患的短视，以及对“覆巢之下无完卵”之理的无知；只要自己和黛玉的所得不会短缺，别人的短缺乃至整个家族的窘困都不放在心上，这种心态更流于自私自利。探春身为致力回天的孤臣孽子，既忧心家族的存亡兴衰，更尽其所能地深谋远虑，必然只能做一个“最是心里有算计的人”，何况连世外仙姝的黛玉也都“心里每常闲了，替你们一算计”了，宝玉这个更应肩负责任的继承人不仅推卸责任，还对苦心补天、让他得以一味无知自私的人妄加批评，只是自曝其短而已。小说家在此安排了二玉的分歧，正隐含了谴责宝玉的弦外之音。

至于黛玉对探春所形容的“乖人”，有人据传统文献而整理出三种含义，一是“离人”，如刘桢《赠徐幹》的“乖人易感动，涕下与衿连”；二是机灵、乖巧之人，见《初刻拍案惊奇》卷一；三是奸滑之人，如李渔《奈何天·闹封》中的“笑乖人，枉自用心机”，并认为黛玉所言，兼含前两者之意，而归结为“处世能手”。 [13] 实则黛玉当时的语境中，不可能有“离人”之意；至于机灵、乖巧之“处世能手”，不仅不切合探春的性格特质，也不符合黛玉的上下文用法。

推敲黛玉与宝玉对话的整个语脉，应该说，黛玉所谓的“乖人”，其实指的是谨守原则分寸，不逾矩、不滥权，所以下面才会说“虽然叫他管些事，倒也一步儿不肯多走。差不多的人就早作起威福来了”。宝玉接着所说的“最是心里有算计的人，岂只乖而已”，则是在同意“乖人”的描述与判断后的进一步补充，指出在“乖”之外的另一面，也就是探春固然“一步儿不肯多走”，却绝不只是墨守成规，而是在算计之下还动手改革，展现出积极进取的作为。换言之，黛玉所说的“乖人”是赞美探春掌权后“有守”的一面，因此没有得意忘形、作威作福；宝玉则是从自己权利受损的角度批评探春“有为”的一面，这正是“有为有守”的另一种说法。

可以说，宝玉一心陷溺于主观私情，故被贬为“原非大观”；探春则公私兼具，并且在维系纲纪秩序的补天过程中，往往以客观法理凌驾于主观私情，表现出真正的大观精神。进一步来看，在小说中，探春也属于“受得富贵，耐得贫贱”，也就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一位高格女子，但与同样达到此一境界的宝钗又有所不同。宋代的洪迈曾指出：

妇人女子，娩娈闺房，以柔顺静专为德，其遇哀而悲，临事而惑，蹈死而惧，盖所当然尔。至于能以义断恩，以智决策，斡旋大事，视死如归，则几于烈丈夫矣。 [14]

以此为标准，探春正是不折不扣的“烈丈夫”，绝非娩娈闺房的妇人女子；相较之下，宝钗固然没有一般妇人“遇哀而悲，临事而惑，蹈死而惧”的软弱无知、情绪化反应，也达到“以智决策，斡旋大事”的品识高度，但毕竟主要还是“以柔顺静专为德”，由此也注定了“以义断恩”的缺乏。

探春则不然，粗略地说，不同于黛玉的个人主义、宝钗的人文主义、凤姐的现实主义，探春是《红楼梦》中唯一的理性主义者。而理性主义追求的是客观公正，因此帮理不帮亲、对事不对人，处事以“法理”为优先。“法理”是超越人性偏私的社会准绳，先秦慎子云：

故蓍龟所以立公言也，权衡所以立公正也，书契所以立公信也，法制礼籍所以立公义也，凡立公所以弃私也。 [15]

汉文帝时任廷尉的张释之也说道：

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倾而天下用法皆为轻重，民安所措其手足？ [16]

只可惜，探春生于极端重视人情的中国传统社会，所谓“法律不外乎人情”，大众往往因此而徇私徇情，导致是非不分，读小说时更是只求感觉的满足，以致清代评点家即认为：“《红楼梦》只可言情，不可言法。若言法，则《红楼梦》可不作矣。” [17] 但这其实是在常识层面下的偏颇之见。《红楼梦》固然是“大旨言情”，但所言之情绝不限于儿女私情，更多的是人际关系中的各种感情；并且更正确地说，即使涉及儿女私情，若不在法理的限度内以达到情、理兼备，该儿女私情也是受到谴责与罪惩。其中，探春的法理优先可以说是小说家对于女丈夫的绝大颂扬，唯一给予“大观”之名便是清楚的证明之一。

就这一点而言，探春最具有代表性的作为，是在抗拒生母赵姨娘的血缘勒索时，对宗法制度的坚持上，请见下文的分析。

一、一种灵苗异三、入世干才：才志兼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