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序言

如果说，晴雯所呈现的是“自然的”角度之下的率性，发展的是不受束缚的野地精神，并且在现代的个人主义视野下受到赞扬，则袭人便更多是在“社会的”和“人为的”角度下所塑造形成的，因此更为健全，也对人性的提升更具启发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脂砚斋对于书中所有的女性人物，除了红玉曾经一度获得“奸邪婢”[1]的恶评之外，对众家女子的批语乃是毫无贬词，不但完全没有“左钗右黛”的偏倚现象，对袭人还更多赞惜叹美之笔墨，诸如：

•亲密浃洽勤慎委婉之袭人，是分所应当。（第十九回批语）

•唐突我袭卿，吾不忍也。（第二十一回夹批）

•袭人善解忿（纷）。（第三十二回夹批）

•袭卿爱人以德，竟至如此，字字逼来，不觉令人敬听。（第三十四回夹批）

•袭人给裙子，意极醇良。（第六十二回回前总批）

并将宝玉一反常态地不大出房、不与姊妹丫头等厮闹的规矩表现，归因为“袭卿第一功劳”“袭卿第二功劳”（第二十一回夹批）。以致第二十回中，当昏聩背晦的李嬷嬷倚老卖老地排揎袭人时，脂砚斋也一再发出不平，或高呼：“冤枉冤哉！”或大叹：“在袭卿身上去（纷）叫下撞天屈来！”甚至在评价袭人与晴雯的高下时，脂砚斋竟然违反一般读者偏好，认为：

足见晴卿不及袭卿远矣。余谓晴有林风，袭乃钗副，真真不错。（第八回夹批）

也正因为“晴卿不及袭卿远矣”，所以在太虚幻境收纳婢女身份的“金陵十二钗又副册”中，虽然图册的顺序是以晴雯放在首页，后面接着才是袭人，但脂砚斋则认为袭人乃是领衔的魁冠，第十九回的批语指出：

补出袭人幼时艰辛苦状，与前文之香菱，后文之晴雯大同小异，自是又副十二钗中之冠，故不得不补传之。

可见脂砚斋的看法始终如一，袭人都是正宗主子小姐之外的首要人物。袭人在前八十回中出场高达三十五次，晴雯则仅有二十二次，这既合乎脂砚斋的评价，从当时的传统意识，尤其是宝玉自己的心思来看，此一轻重现象也十分合情合理。

只不过，如同别士（夏曾佑）所指出的“作小说有五难”，其中“写君子难”是创作者的首要之难，理由是：

一、写小人易，写君子难。人之用意，必就己所住之本位以为推，人多中材，仰而测之，以度君子，未必即得君子之品性；俯而察之，以烛小人，未有不见小人之肺腑也。……而各书之写小人无不栩栩欲活。此君子难写，小人易写之征也。……若必欲写，则写野蛮之君子尚易，如《水浒》之写武松、鲁达是，而文明之君子则无写法矣。[2]

事实上从阅读层面而言，也可以说是“读君子难”，并且更精确地说，“读野蛮之君子易”而“读文明之君子更难”，此正道出黛玉、晴雯这类率性之辈广受喜爱的原因，至于袭人的“亲密浃洽勤慎委婉”“爱人以德”“极醇良”，就因为是属于“文明之君子”而较不受青睐；再加上同情失败者的心理，于是黛玉、晴雯这类青春夭亡的少女便更多地得到宽容与优待，而基于善恶二元、敌友二分的思想架构的影响，于是宝钗、袭人总是被罗织入罪，任何正面的书写都被套上“褒中贬”或“明褒暗贬”的曲解模式，以坐实既定成见与主观好恶之下的贬抑。

但如此一来，既有失于伟大作家所理解、所创造的复杂度，错违了小说文本的全面性，也不符合分析批评的客观理性。

[1] 庚辰本第二十七回眉批云：“奸邪婢岂是怡红应答者，故即逐之。”页526。但即使如此，事实上“奸邪婢”之说也是片面的评论，因而同时畸笏叟对此又有一条按语：“此系未见‘抄没’‘狱神庙’诸事，故有是批。”显然综观全局之后，红玉也是令人刮目相看的正面人物。

[2] 别士：《小说原理》，黄霖编：《金瓶梅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2004），卷三，页3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