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出身与性格

作为一般人家出身的女儿，自然缺乏受教育的条件，袭人和晴雯一样，都是不识字的，第六十三回“寿怡红群芳开夜宴”一段情节中，对于宝玉提出行酒令的建议，袭人道：“斯文些的才好，别大呼小叫，惹人听见。二则我们不识字，可不要那些文的。”但幸运的是，袭人一直是家庭健全的，父母俱在，还有长兄，此外更有其他亲戚族人，同辈的堂表姊妹成群，而袭人与家人的关系更是十分亲密深厚，与“不记得家乡父母”（第七十七回）的晴雯不同。

虽然第十九回补述袭人的过往时，提到“自我从小儿来了”，似乎自幼便卖入贾府，但参照晴雯进入贾府时已经十岁，仍被宝玉说是“他自幼上来娇生惯养”“晴雯也是和你一样，从小儿在老太太屋里过来的”（第七十七回），则袭人被卖时应该也不是不晓世事的幼童，大约十岁。再看袭人回家省亲时，听见母兄要赎她回家的话题，追述道：

当日原是你们没饭吃，就剩我还值几两银子，若不叫你们卖，没有个看着老子娘饿死的理。

从“若不叫你们卖，没有个看着老子娘饿死的理”之说，当时袭人已是成长到具有认知能力、意志决断的懂事孩子，因了解家境窘况，愿意为家人牺牲，因此并未抗拒卖身为奴，孤身一人忍受离散失亲、寄人篱下之悲，脂砚斋便一再夹批云：“孝女义女。”这种只有独自一人在贾府的仆婢，不同于府中世代为奴的“家生子”，因此贾母便说“他又不是咱们家根生土长的奴才，没受过咱们什么大恩典”（第五十四回）[1]，袭人也曾感叹：“我一个人是奴才命罢了，难道连我的亲戚都是奴才命不成？”（第十九回）就此而言，已经初步显示袭人的性格是顾全大局、委曲求全，尤其愿意为至亲牺牲奉献。

袭人的卖身是“卖倒的死契”，也就是终身卖断的意思，应该属于清代旗人契买奴婢的“红契”一类。清代旗人契买奴婢分为“红契”与“白契”，“红契”是经过官衙注册加盖印章的卖身契约，卖身者被载入“奴档”；“白契”则未曾经官用印，仅由买主和卖身人凭中签立，卖身者未曾登入“奴档”，有赎身的权利。[2]至于鬻女所得的救急之资，从“就剩我还值几两银子”而言，其金额还并不明确，参照第二十回李奶娘辱骂袭人所说的“你不过是几两臭银子买来的毛丫头”，以及第八十回薛姨妈因为媳妇夏金桂泼辣生事，而动怒“命人来卖香菱”，道：“快叫个人牙子来，多少卖几两银子。”这两处所谓的“几两银子”很可能只是一般性泛说的不精确之词，而不是如实指十位数以下的个位数字，但即使如此，虽不中亦不远矣。

在人口贩卖市场上，从当事者的条件、派任的工作性质而言，包括容貌姿色、女红才艺甚至言语谈吐等的素质等级，当然都会影响买卖的价格，第四十七回写贾赦强娶鸳鸯不成，“只得又各处遣人购求寻觅，终久费了八百两银子买了一个十七岁的女孩子来，名唤嫣红，收在屋内”，这是最昂贵的一笔纪录。袭人并非这等一开始就以纳妾为目的之人选，主要是以家务劳役为用，若参考学者对《金瓶梅词话》之主仆关系所做的研究，约略可知西门庆一家所代表的当时社会上一般豪富之家中，仆人和丫头多半是以很低代价买来的贫家子女，其身价平均是十二两银子。[3]再根据刘姥姥第一次进荣国府时，获得了凤姐给予二十两银子的资助，就足以使一家五口免于冬末的冻馁之危，还使得接下来的一年温饱无虞[4]。同样的，袭人卖身的这笔钱不仅让一家度过饿死的难关，也争取到苦尽甘来的机会，“如今爹虽没了，你们却又整理得家成业就，复了元气”（第十九回），因此才会想要利用贾府的宽厚，将袭人赎回一家团圆。

袭人既是终身卖断的“红契”，本来是一辈子不可能回家，但花家母兄有心要赎回袭人，“明仗着贾宅是慈善宽厚之家，不过求一求，只怕身价银一并赏了这是有的事呢”，而袭人的认知也是“只怕连身价也不要，就开恩叫我去呢”（第十九回），可见这是众所公认的常态，故脂批云：“又夹带出贾府平素施为来，与袭人口中针对。”果然这个原则在贾府中多所实践，“幸而卖到这个地方，吃穿和主子一样，也不朝打暮骂”，“贾府中从不曾作践下人，只有恩多威少的。且凡老少房中所有亲侍的女孩子们，更比待家下众人不同，平常寒薄人家的小姐，也不能那样尊重的”，比起回家过庶民生活，自是更好的出路，而这一点，其实是所有仆婢们的共同心态，例如芳官等人在老太妃薨逝时被遣发出放，“倒有一多半不愿意回家的”（第五十八回），晴雯也没有例外，请见上一章的说明。

于是袭人依法、依情，便留在贾府，但对于府外的亲人仍然心系挂念，有机会便回家省亲，还可以送终尽孝，完成了女儿的伦常情分，为此而感到心安。第五十四回说：

鸳鸯叹了一声，说道：“可知天下事难定。论理你单身在这里，父母在外头，每年他们东去西来，没个定准，想来你是不能送终的了，偏生今年就死在这里，你倒出去送了终。”袭人道：“正是。我也想不到能够看父母回首。太太又赏了四十两银子，这倒也算养我一场，我也不敢妄想了。”

“袭人常常思母含悲”（第五十三回），更显出袭人的孝心甚虔、亲情甚厚。从以上的这些描写，对于袭人的家庭史与家庭关系，可以还原出一个大概轮廓，即：花家虽曾一度遇到严重的危难，但并不是家人品格败坏、吃喝嫖赌所致，应该是一时意外的天灾人祸，因此一旦获得了袭人卖身所得的几两银子救了急，便同心协力地整顿家业，短短几年之间，“又整理得家成业就，复了元气”，可见勤奋努力的程度。不仅如此，他们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卖出袭人以后，却始终惦记着一个人在外受苦的妹妹、女儿，即使于法不合，也巴望着可以赎回，其中自有补偿回报的愧疚心意在内，则袭人所感受的亲情诚然一直是温暖浓郁的。

由此可见，花家是一个父慈子孝、手足情深的家庭，还有各房亲戚往来互动、守望相助，袭人更是孝顺父母，可以说是伦理健全、情义深厚的一家人。袭人自幼成长在亲情洋溢、伦理关系稳固的环境里，也随之培养出成熟的社会意识，乐于分享、慷慨大方，并且能够从大局着眼，而这样的性格正是小说家与贾宝玉分别给予“解语花”“花袭人”之别名的原因所在。

（一）“解语花”的别称与意义

正如昂贝多·艾柯（Umberto Eco，1932—2016）所强调的，“诠释文本”（interpreting A text）与“使用文本”（using A text）并不相同，读者固然可以根据不同的目的自由“使用”文本，但是，如果想“诠释”文本的话，就必须尊重他那个时代的语言背景，一个敏锐而有责任心的读者，有责任去考虑作品时代之语言系统的基本状况。[5]对《红楼梦》的研究亦然，第十九回的回目“情切切良宵花解语”明确以“花解语”为袭人张本，这正是从唐代以来精英文人对女性内外兼美的最佳比喻。

从袭人位列于太虚幻境中“择其紧要者录之”的金钗簿册，同为登籍于仙界的女性，其美丽优秀自不待言。尤其贾母本身“尤爱品貌美、会说话的女孩”[6]，基于对美丽少女的偏好，袭人必然具备“品貌美”的优点，否则万难获得贾母的欣赏；宝玉又是个以貌取人的贵公子，则深受贾母信赖、宝玉倚重的袭人，相貌必属出众不凡。故小说中也一再写道：

•宝玉亦素喜袭人柔媚娇俏。（第六回）

•模样儿自然不用说的。（第三十六回）

•模样虽比晴雯略次一等，然放在房里，也算得一二等的人。（第七十八回）

虽然在晴雯的比较下略逊一筹，但选美的第二等绝不可能是相貌平庸，其具体容态则是“细挑身材，容长脸面”（第二十六回），参照小说中以类似语词所形容的其他人物，包括：

•宝玉看时，只见这人（案：指贾芸）容长脸，长挑身材，年纪只好十八九岁，生得着实斯文清秀。（第二十四回）

•（红玉）容长脸面，细巧身材，却十分俏丽干净。（第二十四回）

可见“细挑身材，容长脸面”的长相体态是“斯文清秀”“十分俏丽干净”的，袭人的美也属于此类，与晴雯的妖艳丽有别。

其次，袭人固然并不符合“会说话”的条件，如第七十八回贾母说道：“袭人本来从小儿不言不语，我只说他是没嘴的葫芦。”且这一点也得到过其他人的认证，第五十九回就说小丫头春燕的母亲“来了几日，见袭人不言不语，是好性的”，可见袭人确实不以说话伶俐为长，甚至被王夫人形容为“宝玉房里常见我的只有袭人、麝月，这两个笨笨的倒好”（第七十四回）。但如此一来，虽无舌灿莲花之谈笑风生，却也不致言语伤人、妄词贾祸，甚至激发无谓的口舌之争。第五十八回袭人对麝月道：“我不会和人拌嘴，晴雯性太急，你快过去震吓他两句。”这种“不会和人拌嘴”的情况也许是缺乏临场反应的机智与口才，但更可能是不愿口出恶言的厚道与自我节制，毕竟“袭人本是个聪明女子”（第六回），又一进贾府便受到贾母的调教，以其资质要发展口才并不困难，她的“不言不语”很可能是“不为也，非不能也”之类，未必就是缺点。因此，犹如贾母也曾明言：

不大说话的又有不大说话的可疼之处，嘴乖的也有一宗可嫌的，倒不如不说话的好。（第三十五回）

宝玉听了立刻举例证明，笑道：“这就是了。我说大嫂子倒不大说话呢，老太太也是和凤姐姐的一样看待。”从这个角度而言，贾母的识人之明极少被个人好恶所限，甚至所误，依然能从各人的真正优点给予公平的待遇，因此，袭人能够在卖到贾家后便服侍老祖宗贾母，若非有超凡的能力，实不足以致之。第三回道：

贾母因溺爱宝玉，生恐宝玉之婢无竭力尽忠之人，素喜袭人心地纯良，克尽职任，遂与了宝玉。

以贾母的识人之明，这段话中的“竭力尽忠”“心地纯良”“克尽职任”十二个字，正是贾母欣赏任用的原因，也可以说是对袭人的春秋定评。

值得思考的是，每一个人的工作表现会因为身份地位、职务性质而有所不同，在已经选择或无法选择的情况下，都应该对其所担负的职责全力以赴，这才是评价人品的标准。基于被卖入贵家为奴的关系，袭人的“竭力尽忠”“克尽职任”势必表现为仆婢的周全服侍，这与一个人是否有奴性并没有关联性。其次，“竭力尽忠”“克尽职任”的品行又使得她专注于当前的主人，全心全意、面面俱到，因此作者描述道：

这袭人亦有些痴处：伏侍贾母时，心中眼中只有一个贾母；如今伏侍宝玉，心中眼中又只有一个宝玉。只因宝玉性情乖僻，每每规谏宝玉，心中着实忧郁。（第三回）

其实，这里所说的“痴处”便是“竭力尽忠”“心地纯良”“克尽职任”的概括，意指对当前的工作事务与责任对象全力以赴，因专注而成痴，体现出有别于一般常识的另一种“真诚”。犹如莱昂内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1905—1975）所指出：

英国的真诚并不要求直面一个人的卑劣或羞耻，英国人要求一个真诚的人在交流时不要欺骗或误导，此外就是要求对手头承担的不管什么工作专心致志。不是按照法国方式认识自己并公开自己的认识，而是在行为、举止，即马修·阿诺德所谓的“差事”方面与自身保持一致——这就是英国的真诚。[7]

我们认为，洞察人性的曹雪芹不可能像天真的少年一样，以为人性的“真诚”只有黛玉、晴雯式的率性而为的一种简单定义，而是深刻体认到人性的多样与复杂，因此了解到“真诚”可以有许多种形态，还会因文化的差异而大有不同，因此薛蟠也是真诚的，属于法国式的真诚；袭人也是真诚的，属于英国式的真诚，那便是“对手头承担的不管什么工作专心致志”“在行为、举止、差事方面与自身保持一致”，此所以“这袭人亦有些痴处”句旁有夹批云：“世人有职任的，能如袭人，则天下幸甚。”

必须说，这种境界其实是一种更深刻的真诚——“心”或“自我”与外在的要求一致，而不是把“心”或“自我”当唯一的标准。后者即是个人主义式的真诚，把自我当做宇宙中心，要周遭社会配合或接纳自己，从而产生一个率性自如，甚至不受规范的“超级主体”；但前者则是把“心”或“自我”加以开放，去接纳、理解、适应、配合外界的要求，于是在人、我的一致中达到自我的扩大与升华。因此，比起率性而为的任真，这种英国式的“真诚”实在要困难得多，如同特里林发人深省地指出：

如果真诚是通过忠实于一个人的自我来避免对人狡诈，我们就会发现，不经过最艰苦的努力，人是无法到达这种存在状态的。[8]

换言之，“真诚”的意义不应是顺其自然的言所欲言、为所欲为，在表达上表里如一，那只是自我放纵的任性而已；恰恰相反，只有“经过最艰苦的努力”才能真正达到“忠实于一个人的自我来避免对人狡诈”，这也就是传统儒家的君子如此之任重道远的原因。

“心地纯良”的袭人当然是“经过最艰苦的努力”的。第十九回中，宝玉为袭人所留的酥酪被奶娘李嬷嬷自作主张地吃了，宝玉才要说话，袭人便忙笑道：“原来是留的这个，多谢费心。前儿我吃的时候好吃，吃过了好肚子疼，足闹的吐了才好。他吃了倒好，搁在这里倒白遭塌了。我只想风干栗子吃，你替我剥栗子，我去铺床。”宝玉听了信以为真，方把酥酪丢开，取栗子来，平息了一场即将爆发的风波。如此之周全各方，正如脂砚斋所指出：“通部袭人皆是如此，一丝不错。”接着宝玉赞叹了袭人的两个姨表妹，笑道：“我因为见他实在好的很，怎么也得他在咱们家就好了。”袭人冷笑道：

我一个人是奴才命罢了，难道连我的亲戚都是奴才命不成？定还要拣实在好的丫头才往你家来。

可见袭人身为丫鬟，在尽忠职守的负责中自然深刻感受到服侍别人、周应各方的无奈，却又基于“心地纯良”而不愿制造或扩大纷争，尽力保持自我与环境的平衡，其委曲求全的辛苦乃至自称为“奴才命”。试看第二十回中一段辛酸的描述：

宝玉见他这般病势，又添了这些烦恼，连忙忍气吞声，安慰他仍旧睡下出汗。又见他汤烧火热，自己守着他，歪在旁边，劝他只养着病，别想着些没要紧的事生气。袭人冷笑道：“要为这些事生气，这屋里一刻还站不得了。但只是天长日久，只管这样，可叫人怎么样才好呢，时常我劝你，别为我们得罪人，你只顾一时为我们那样，他们都记在心里，遇着坎儿，说的好说不好听，大家什么意思。”一面说，一面禁不住流泪，又怕宝玉烦恼，只得又勉强忍着。

袭人一方面承受奶娘不公平的排揎，一方面又要面对晴雯嫉妒的尖刺，另一方面还要顾虑宝玉的感受而不敢表现委屈，极力压抑自己的苦楚而勉强忍耐，这和晴雯“自幼上来娇生惯养，何尝受过一日委屈”（第七十七回）的心态实为天差地别。客观地说，袭人为其真诚所付出的努力，实在是远远超乎晴雯，晴雯的真诚不过是小孩子式的任性而已。

也正因为如此，袭人之所以被小说家比喻为“解语花”，就绝不是在“会说话”的条件上，而是在体贴、温暖、无私、可靠的品格上，“解语”的意义不是“会说话”，而是“善解人意”或“善作解人”，甚且更进一步地说，善解人意要比容貌美丽重要得多。张潮说：

美人之胜于花者，解语也；花之胜于美人者，生香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香而解语者也。[9]

这是对名花与美人的取舍之论，美人胜在“解语”，以此强过于名花，可见美丽仅是次要的，更重要的是那来自心灵的体贴关怀，故第三十七回宝钗亦云：“菊如解语，使人狂喜不禁。”而追踪“解语花”的典故来源，乃出自唐玄宗对杨贵妃的比喻：

明皇秋八月，太液池有千叶白莲数枝盛开，帝与贵戚宴赏焉，左右皆叹羡久之。帝指贵妃示于左右曰：“争如我解语花！”[10]

可见“解语”确实是“美人之胜于花”的关键，“知心知音”正是杨贵妃之所以赢得唐玄宗之挚爱的主因。而“解语”又与牡丹相关涉，第六十三回众人掣花签时，宝钗所配得的诗句出自晚唐罗隐《牡丹花》的“若教解语应倾国，任是无情也动人”，则“花解语”的袭人又与宝钗的代表花牡丹花相呼应，再参照唐代还有“牡丹花香气袭人”的文献记载：

穆宗皇帝殿前种千叶牡丹，花始开，香气袭人，一朵千叶，大而且红。上每睹芳盛，叹曰：“人间未有。”[11]

如此一来，透过“袭人─解语花─牡丹─杨贵妃─薛宝钗”的彼此定义、共构等同，更加确立了两人的重像关系，“解语”亦是两人形成重像关系的基础。据此而言，袭人便兼具了“生香”“解语”这两大优点，可谓完美至极。

必须了解的是，“解语”的能力并不在于伶俐的口才，否则以口齿著称的黛玉、晴雯就应该得到此一称号，可实际上并非如此，则曹雪芹对“解语”一词明显是另有定义。既然“情切切良宵花解语”一段情节就是对袭人的聚焦与概括，写的是袭人规劝宝玉，以及第二十一回“贤袭人娇嗔箴宝玉”叙写“原来袭人见他无晓夜和姊妹们厮闹，若直劝他，料不能改，故用柔情以警之”的描述，可知“解语”作为“善解人意”的表现都与袭人对宝玉的劝谏有关，果然，脂砚斋的定义也是如此。“情切切良宵花解语”中写袭人规劝宝玉的几件事，包括：不可信口荒诞之说、要作出个喜读书的样子来，“再不可毁僧谤道，调脂弄粉。还有更要紧的一件，再不许吃人嘴上擦的胭脂了，与那爱红的毛病儿”，至此便告一段落，唯因宝玉还继续急切地追问，于是最后袭人又再做了一个原则性的总结，说道：“只是百事检点些，不任意任情的就是了。”脂砚斋在此批云：

总包括尽矣。其所谓“花解语”者大矣，不独冗冗为儿女之分也。

由此完全可以推断，“解语”的意义是存在于“总包括尽”的种种劝谏中那份规引入正的苦心，故称之为“大”。在此一大、小的界定下，配合“二者不可得兼，舍生香而解语者”的标准，则第十九回的回目“情切切良宵花解语，意绵绵静日玉生香”，便不只是将“解语”的袭人与“生香”的黛玉并列，而是在各呈其美的情况下略有高下之分，黛玉的“意绵绵静日玉生香”属于娇俏可人的“儿女之分”，偏于个人私情的“小”，因而与袭人的“情切切良宵花解语”的“大”相区隔、相对照。

其次，同样在“情切切良宵花解语”一段中描述道：

宝玉笑道：“你在这里长远了，不怕没八人轿你坐。”袭人冷笑道：“这我可不希罕的。有那个福气，没有那个道理。纵坐了，也没甚趣。”

此处脂砚斋又批云：

调侃不浅。然在袭人能作是语，实可爱可敬可服之至，所谓“花解语”也。

可见袭人的出发点是大公无私，并无个人的利害考虑，甚且即使因此而获益，也宁愿坚守分际，拒之度外。这种不稀罕不属于自己的福气，不贪求非分的特权与好处，甚至在得到了人人妄想的优越地位时，也会因为“没有那个道理”而感到“没甚趣”，由衷展现出高亮的品格，岂非正是坦荡的君子？参照“贤袭人娇嗔箴宝玉”一段中，宝钗听了袭人对宝玉厮混内闱而不受劝诫的一番怨叹，所谓：

“姊妹们和气，也有个分寸礼节，也没个黑家白日闹的！凭人怎么劝，都是耳旁风。”宝钗听了，心中暗忖道：“倒别看错了这个丫头，听他说话，倒有些识见。”宝钗便在炕上坐了，慢慢的闲言中套问他年纪家乡等语，留神窥察，其言语志量深可敬爱。

宝钗所感到的“言语志量深可敬爱”正与脂批所说的“实可爱可敬可服之至”如出一辙，并且脂砚斋还针对“深可敬爱”批云：

四字包罗许多文章笔墨，不似近之开口便云非诸女子之可比者。此句大坏。然袭人故佳矣，不书此句是大手眼。

明确指出“袭人故佳矣”，则袭人是脂批中除宝钗之外，唯一得到“佳”字给予赞赏的金钗，可谓实至名归。毋怪乎，当第三十六回王夫人私下拔擢她为姨娘的消息传来时，袭人才会如此之淡定，或者对于别人的道喜视为“那些顽话，有什么正经说的”，或者在凤姐正式通告之后“倒把袭人不好意思的”，人前人后都平常以待，“至夜间人静，袭人方告诉了宝玉”，全无一丁点的张扬自喜。此所以脂砚斋赞美她“实可爱可敬可服之至”，成为“花解语”的进一步定义。

袭人此花之所以能“解语”，除原生家庭的环境影响之外，卖到贾府后的际遇也大有关系。也就是说，袭人必有高人一等的优秀之处，若无这等资质，被卖入贾府后也不可能分派到贾母身边，进而受到最高权威的重用，然后再转给心爱的宝玉使唤。如贾母所叹道：“我想着，他从小儿伏侍了我一场，又伏侍了云儿一场，末后给了一个魔王宝玉，亏他魔了这几年。”（第五十四回）显然在既有的心性基础上，又加上后天的种种磨练，经由服侍贾母、湘云、宝玉的各种经验，学习到如何与不同性格者的共处之道，第七十八回所谓的“性情和顺举止沉重”“行事大方，心地老实”，呼应了“竭力尽忠”“心地纯良”“克尽职任”十二字定评，正是对袭人的春秋之论。

通过严格考验的袭人，果然获得贾母、王夫人的欣赏任用与府中上下的一致好评。第三十四回王夫人就对袭人说道：“近来我因听见众人背前背后都夸你……”第三十九回也提到，众千金评论起家中贴身服侍主子的大丫鬟们，宝钗笑道：“我们没事儿评论起人来，你们这几个都是百个里头挑不出一个来，妙在各人有各人的好处。”其中被点名赞扬的出类拔萃的佼佼者，便包括平儿、鸳鸯、彩霞以及袭人，李纨指着宝玉道：“这一个小爷屋里要不是袭人，你们度量到个什么田地！”因此，不仅宝玉说她是“头一个出了名的至善至贤之人”（第七十七回），小说家借由第二十一回的回目“贤袭人娇嗔箴宝玉”，也以“贤”字阐述袭人对宝玉的规箴开解。依据各回回目的拟定原则，凡有关人物性格的描述用语，都是表里如一的据实反映而非表里不一的反讽，所谓“红楼之制题……皆能因事立宜，如锡美谥”[12]，其客观性可谓曹雪芹对该人物的春秋褒贬，脂砚斋也说“贤袭人”一词是“当得起”（第二十一回夹批），则“贤”字作为曹雪芹所给予袭人的一字定评，诚是名副其实。

然而，正如真正的君子是有为有守，必有客观的道德底线，也不流于迂腐冬烘的蠢拙呆板，袭人并不是没有个性或原则的乡愿或滥好人。因此不仅脂砚斋评论袭人是：“不独解语，亦且有智。”“可谓贤而多智术之人。”（第十九回批语）薛姨妈对袭人的描述更是：

模样儿自然不用说的，他的那一种行事大方，说话见人和气里头带着刚硬要强，这个实在难得。（第三十六回）

参照孔子的“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论语·述而》），这种“和气里头带着刚硬要强”庶几近乎“温而厉”，诚然是实在难得。因此，当凤姐儿笑道：“姑妈倒别这样说。我们老祖宗只是嫌人肉酸，若不嫌人肉酸，早已把我还吃了呢。”大家被逗得哈哈大笑起来，宝玉在房里也撑不住笑了，袭人却笑道：“真真的二奶奶的这张嘴怕死人！”（第三十五回）当面直言不讳，既表示双方友好、无虑触犯，但袭人的坦率也已超乎众人。而当贾赦强逼鸳鸯为妾时，袭人听了平儿转述的话，竟然忍不住批评道：

真真这话论理不该我们说，这个大老爷太好色了，略平头正脸的，他就不放手了。（第四十六回）

表现出不愿吞忍的正义感，比起现场的平儿、鸳鸯都还更直言无讳，岂非正是“温而厉”的表现？这种温和却不随便，柔软却不可侵犯，谨守分寸却不俯首帖耳，由此才能焕发出行事大方的气度，堪称“实在难得”。因而脂砚斋又特别提醒：

若一味浑厚大量涵养，则有何令人怜爱护惜哉。然后知宝钗袭人等行为，并非一味蠢拙古版，以女夫子自居。当绣幙灯前，绿窗月下，亦颇有或调或妒，轻俏艳丽等说。不过一时取乐买笑耳，非切切一味妒才嫉贤也，是以高诸人百倍。不然，宝玉何甘心受屈于二女夫子哉，看过后文则知矣。（第二十回批语）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比较晴雯与袭人都有过“论理不该”的言行作为，但相较于晴雯是做出“论理不该如此”的违礼举动，和宝玉交换贴身信物（见第七十七回），终究落入私情密意的勾引之举；袭人则是“论理不该我们说”而发抒了义愤，是为他人打抱不平，毋怪乎脂砚斋给予“足见晴卿不及袭卿远矣”的评价。

总而言之，袭人的人品性格是以“恭而安”为主调，其基底则是“温而厉”，由此“解语”的意义才算完备。

（二）“花袭人”的命名意涵

论及世间万物之美，花总入列；花能解语，最为完美。解语之人温暖宜人，如花香扑鼻，令人如沐春风、赏心悦目，这应该就是袭人得名的原因。

小说理论家早已指出：“当人物被赋予名字时，这就不仅确定其性别（作为一条规则），而且还有其社会地位、籍贯，以及其他更多的东西。名字也可以是有目的的（motivated），可以与人物的某些特征发生联系。”[13]而《红楼梦》之创作更将此一特权充分发挥，如清人洪秋蕃所说：“《红楼》妙处，又莫如命名之切。他书姓名皆随笔杂凑，间有一二有意义者，非失之浅率，即不能周详，岂若《红楼》一姓一名皆具精意，惟囫囵读之，则不觉耳。”[14]据此而言，袭人的命名所蕴含的深层意涵实至关紧要。袭人在贾母身边时被唤为“珍珠”（第三回），不确定是在本家时的本名，还是卖入贾府后贾母所改；待与了宝玉后，始更名为袭人。关于其改名的事由，小说中一共写了两次，但镶嵌其名且与其人并论的诗句，则总共出现三次，连带地，陆游的诗句“花气袭人知骤暖”作为典故来源，也因此成为整部小说中被引用次数最多的一句诗词，可以说是绝无仅有，则袭人的重要性可想而知。

第一次是第三回黛玉初至贾府，夜间就寝时袭人陪侍在外面大床上，两人初次相谈，作者介绍这位大丫鬟道：

宝玉因知他本姓花，又曾见旧人诗句上有“花气袭人”之句，遂回明贾母，更名袭人。

第二十三回又将这一段因由重述一遍，当贾政问道：“袭人是何人？”宝玉见瞒不过，只得起身回道：

因素日读诗，曾记古人有一句诗云：“花气袭人知昼暖。”因这个丫头姓花，便随口起了这个名字。

到了第二十八回，蒋玉菡行酒令时，于酒底的部分念道：“花气袭人知昼暖。”此时，

众人倒都依了，完令。薛蟠又跳了起来，喧嚷道：“了不得，了不得！该罚，该罚！这席上又没有宝贝，你怎么念起宝贝来？”蒋玉菡怔了，说道：“何曾有宝贝？”薛蟠道：“你还赖呢！你再念来。”蒋玉菡只得又念了一遍。薛蟠道：“袭人可不是宝贝是什么！你们不信，只问他。”说毕，指着宝玉。宝玉没好意思起来，说：“薛大哥，你该罚多少？”薛蟠道：“该罚，该罚！”说着拿起酒来，一饮而尽。冯紫英与蒋玉菡等不知原故，云儿便告诉了出来。蒋玉菡忙起身陪罪。众人都道：“不知者不作罪。”

可见在亲友们的心目中，袭人是宝玉的“宝贝”，而这又和其特殊身份与深厚情分是分不开的。让蒋玉菡无意中念出袭人的芳名，就如同蒋玉菡送给宝玉的茜香罗无意中系上了袭人腰间，都是小说家刻意设计的一种冥冥定数，暗示两人将来结褵的夫妻姻缘。

这三回中所引的诗句，出自宋代陆游《村居书喜》：“花气袭人知骤暖，鹊声穿竹识新晴。”[15]“花气”即“花香”，一相比对，可以注意到小说中的引述与陆游原诗的“花气袭人知骤暖”有一字之差，“骤”字改为“昼”字，属于音近之误，但意义近似，都是正面欣赏袭人的美好。参照第二十一回宝玉生气时所说的反话，道：“明儿就叫‘四儿’，不必什么‘蕙香’‘兰气’的。那一个配比这些花，没的玷辱了好名好姓。”但其实他尊爱女儿如兰蕙春花，引述古人之著名诗句为袭人改名，正是因为她“配比这些花”，足以承担“好名好姓”，因此脂砚斋在第八回描写冷香丸散发出“一阵阵凉森森甜丝丝的幽香”这句之下，又评道：“这方是花香袭人正意。”以花为骨、以诗为名，内外兼美。

也由于“袭人”这一芳名的来历再三明说，给予理解这个人物的确切范围与意义限定，因此，舍“花气袭人知骤暖”而取其他不相干的诗句，诸如“飞来飞去袭人裙”之类[16]，或增字解经[17]，或孤立一个“袭”字断章取义[18]，给予负面批评乃至尖刻嘲讽，都是带有成见之下的穿凿附会。必须说，从小说文本到脂砚斋的批语，在在说明了“花袭人”与“解语花”的互文关系，而袭人的“解语”则根源于“实可爱可敬可服之至”的品格，其表现除“竭力尽忠”“克尽职任”之外，最主要的乃是“心地纯良”，因此不念旧恶、不计前嫌（见下文），还表现在对人慷慨大方、对己俭省朴实，以及与人为善上。

就对人慷慨大方而言，第六十二回香菱与一干女伶们斗草戏耍，遭不服输的对手嘲讽以致推挤跌倒，崭新的石榴裙被旁边的积水坑污湿了半扇，担心薛姨妈生气，于是宝玉想到袭人也有一条一模一样的裙子，建议借来替用以解燃眉之急，香菱一听甚喜，宝玉便“来至房中，拉了袭人，细细告诉了他原故。香菱之为人，无人不怜爱的。袭人又本是个手中撒漫的，况与香菱素相交好，一闻此信，忙就开箱取了出来折好，随了宝玉来寻着香菱”。小说中说“袭人又本是个手中撒漫的”，意指其为人不计较得失、不吝惜财物，因此慷慨助人。又第五十八回芳官干娘克扣她的月钱，用剩水给她洗头，由此引发一场纷争，对于宝玉的转托，袭人道：“我要照看他那里不照看了，又要他那几个钱才照看他？没的讨人骂去了。”说着，便起身至那屋里取了一瓶花露油并些鸡卵、香皂、头绳之类，叫一个婆子来送给芳官去，叫她另要水自洗，不要吵闹了。如此之照顾完全自掏腰包，不愿用月钱交换，“没的讨人骂”固然是一种应有的顾忌，关键还是在于不乐计较、与人为善的心性。

至于与人为善者，不只是物质上的照应，更在于由衷的赤诚，以及名声的顾惜。试看第三十二回，宝钗一提醒她要注意湘云居家的艰难辛苦，袭人便立刻后悔自己劳烦湘云帮做女红，“想来我们烦他不好推辞，不知他在家里怎么三更半夜的做呢。可是我也胡涂了，早知是这样，我也不烦他了”；接着金钏儿跳井自尽的消息传开之后，不禁感伤泪下者只有袭人一个，善体人意的真诚罕有其匹。第六十一回柳五儿因为舅舅私赠的茯苓霜被误会而遭到拘禁，为了王夫人房中遗失玫瑰露之事，玉钏儿和彩霞又吵得阖府皆知，眼看即将勾出赵姨娘的贼偷之弊，连带伤害了探春，正是牵连多方，难以善了之际，宝玉便出面承揽，说道：

“也罢，这件事我也应起来，就说是我唬他们顽的，悄悄的偷了太太的来了。两件事都完了。”袭人道：“也倒是件阴骘事，保全人的贼名儿。”

由此才大事化无，平息了一场即将掀腾的万丈风波，而袭人也赞同宝玉的瞒赃做法，可见善良的并非宝玉一人，主仆两个都善用自己的优越地位，为他人解除危难、保全名声，后者尤其难能可贵。

更可贵的是，对人慷慨大方者往往自己更是挥霍无度，算是不吃亏的另类心理，袭人却是对己俭省朴实，安之若素。例如第五十一回袭人的母亲病重，哥哥花自芳来求恩典，接袭人家去望候，王夫人听了，便道：“人家母女一场，岂有不许他去的。”一面就叫了凤姐儿来，命她酌量去办理，凤姐儿便命周瑞家的安排车队排场，以符合贾府的体面，又特别交代道：

“那袭人是个省事的，你告诉他说我的话：叫他穿几件颜色好衣裳，大大的包一包袱衣裳拿着，包袱也要好好的，手炉也要拿好的。临走时，叫他先来我瞧瞧。”周瑞家的答应去了。半日，果见袭人穿戴来了，两个丫头与周瑞家的拿着手炉与衣包。凤姐儿看袭人头上戴着几枝金钗珠钏，倒华丽；又看身上穿着桃红百子刻丝银鼠袄子，着绿盘金彩绣绵裙，外面穿着青缎灰鼠褂。凤姐笑道：“这三件衣裳都是太太的，赏了你倒是好的；但只这褂子太素了些，如今穿着也冷，你该穿一件大毛的。”……又看包袱，只得一个弹墨花绫水红绸里的夹包袱，里面只包着两件半旧棉袄与皮褂。凤姐儿又命平儿把一个玉色绸里的哆罗呢的包袱拿出来，又命包上一件雪褂子。

所谓“那袭人是个省事的”，意指袭人是个不讲究排场气派的人，对于自己的事一切简单就好，因此深知其性的凤姐才会事先交代，务必要选用好的衣裳、手炉、包袱，毕竟身为贾府的准姨娘，必须符合贾家的势派，论者甚至发现袭人回家与元妃省亲有许多类似之处[19]；然而即使尽量符合凤姐的要求，准备好行李的袭人还是多处未能达到标准，外罩的褂子不仅太素净而且太单薄，包袱和里面装的两件半旧棉袄与皮褂也过于简朴，于是凤姐拿出成色更高级的包袱与褂子，添加返家的装备，至此凤姐才放行。由此可见，袭人并无荣归故乡、骄其亲友的虚荣心，平日也完全不同于晴雯的“十分妆饰”，对一个身为超级丫鬟、准姨娘的人上之人而言，这更显出“富贵不能淫”的绝佳人品，也才真正触及“解语”“袭人”的核心意义。而“解语”与“袭人”两个由“花”字延伸出来的词汇，更是彼此互相定义的同义词。

[1] 以明代的奴仆为例，主家养育奴仆的小孩至成年约需耗费四十两，花费较直接买奴为高，故世仆的产生维系在主仆的恩养关系上。吴振汉：《明代奴仆之生活概况：几个重要问题的探讨》，《史原》第十二期（1982），页27─64。尤其以贾府宽柔待下的门风，故称“家生子”是受过“大恩典”。

[2] 参陈文石：《清初的奴仆买卖》，《食货月刊》第一卷第一期（1971），页29─38，收入《明清政治社会史论》下册（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91），页579─597；韦庆远等：《清代奴婢制度》，《清史论丛》第二辑（北京：中华书局，1980），页1─55；经君健：《清代社会的贱民等级》（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第五章“清代的奴婢买卖”，页138─165。

[3] 参王孝廉：《金瓶梅研究》，《神话与小说》（台北：时报文化公司，1987），页189、206─207。吴振汉制表分析奴婢价格，则在五六两间，但奴仆拥有私财，生活并不特别贫困。吴振汉：《明代奴仆之生活概况：几个重要问题的探讨》，《史原》第十二期（1982），页27─64。

[4] 从第三十九回刘姥姥二进荣国府时，对于一顿螃蟹宴所估算的：“一共倒有二十多两银子。阿弥陀佛！这一顿的钱够我们庄家人过一年了。”可知其价值所在。

[5] [意]昂贝多·艾柯：《在作者与文本之间》，收入艾柯等著，[英]柯里尼（Stefan Collini）编，王宇根译：《诠释与过度诠释》（北京：三联书店，1997），页83。

[6] 萨孟武：《红楼梦与中国旧家庭》（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页109。

[7] [美]莱昂内尔·特里林著，刘佳林译：《诚与真：诺顿演讲集，1969─1970》，页59。

[8] [美]莱昂内尔·特里林著，刘佳林译：《诚与真：诺顿演讲集，1969─1970》，页7。

[9] （清）张潮著，王名称校：《幽梦影》，页11─12。

[10] （五代）王仁裕纂：《开元天宝遗事》，卷下，“解语花”条，页23。中唐诗人李涉《遇湖州妓宋态宜二首》之二亦云：“陵阳夜燕使君筵，解语花枝在眼前。”

[11] （唐）苏鹗：《杜阳杂编》（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9），页14─15。

[12] （清）姚燮《读红楼梦纲领》云：“红楼之制题，如曰俊袭人，俏平儿，痴女儿（小红也），情哥哥（宝玉也），冷郎君（湘莲也），勇晴雯，敏探春，贤宝钗，慧紫鹃，慈姨妈，呆香菱，酣湘云，幽淑女（黛玉也），浪荡子（贾琏也），情小妹（尤三姐），苦尤娘（尤二姐），酸凤姐，痴丫头（傻大姐），懦小姐（迎春），苦绛珠（黛），病神瑛之类，皆能因事立宜，如锡美谥。”一粟编：《红楼梦资料汇编》，卷三，页171。

[13] [荷]米克·巴尔（Mieke Bal）著，谭君强译，万千校：《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页95。

[14] （清）洪秋蕃：《红楼梦抉隐》，转引处一粟编：《红楼梦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2008），卷三，页238。另外，稍早于洪秋蕃的周春《阅红楼梦随笔》亦曰：“看《红楼梦》有不可缺者二，就二者之中，通官话京腔尚易，谙文献典故犹难。倘十二钗册、十三灯谜、中秋即景联句，及一切从姓氏上着想处，全不理会，非但辜负作者之苦心，且何以异于市井之看小说者乎？”（一粟编：《红楼梦资料汇编》，卷三，页67。）

[15] （宋）陆游著，钱仲联校注：《剑南诗稿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卷五○，页3002。

[16] 此句出自初唐卢照邻《长安古意》末联：“独有南山桂花发，飞来飞去袭人裙。”完全脱离文本的指定；并且即使以《全唐诗》为范围，其中的“袭人”一词除此之外全属“花气袭人”的正面意义，诸如：“涧芳袭人衣，山月映石壁”（王维《蓝田山石门精舍》）、“柄裁沈节香袭人”（卢纶《和赵给事白蝇拂歌》）、“翻影初迎日，流香暗袭人”（贾谟《赋得芙蓉出水》）、“山前有熟稻，紫穗袭人香”（皮日休《橡媪叹》）、“独爱池塘畔，清华远袭人”（张友正《春草凝露》），更可见“飞来飞去袭人裙”是瘖弱的唯一孤例，且其本身也没有负面指涉，反倒是对清高之士的赞扬，以此扭曲袭人的命名意义，实属穿凿太甚。

[17] 这类的做法很多，如谓：“盖‘花袭人’者，于‘似桂如兰’的‘花’气中偷‘袭’无辜之‘人’，奸而近人情者也。”张锦池：《略论〈红楼梦〉形象体系内部构成的特点及其代表人物》，《红楼梦考论》（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页155。

[18] 刘伯茹、邓天中：《从贾宝玉对袭人的重命名看袭人》，《浙江学刊》2007年第四期，页113─117。

[19] 参舒芜：《红楼说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页216─220。